【特别关注】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逝世930周年再谈“王安石变法”
作者：姜锡东《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4日 14版）
编者按
王安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他治理地方和变法改革的举措和思想，不仅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价值。关于“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争论不已，在王安石逝世93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宋史专家姜锡东著文，分析当时究竟“该不该变法改革”“如何变法改革”，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有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又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甚至认为他是中国三代以后的唯一“完人”。就王安石研究来说，最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最聚讼纷纭看法不一的是“王安石变法”问题（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有的基本肯定，有的基本否定，南宋以来的否定者中，甚至有人把王安石及其变法改革视为北宋亡国的根源和罪魁祸首。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和日本学者东一夫等为正确研究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已经作出巨大贡献。本文在前贤基础上，再就“王安石变法”问题谈几点看法。
该不该变法改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远虑，都有忧患意识。当时，激烈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就是对于现状完全满意或基本满意，认为“不须更张”（文彦博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司马光语），“徒使契丹之疑”（韩琦语）。当然，一些保守派也看到北宋社会有
问题和弊病，但认为不太严重，只需要小改小革。与此相反，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洞察力的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一系列法规制度漏洞百出；到北宋中期，“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上皇帝万言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上时政疏》）；形势非常严峻，危机四伏，因此，他主张必须锐意改革，必须赶快大变法。王安石的同时代人、南宋学者、近现代的专家学者，看到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危机四伏、应该改革的官员和学者不乏其人。对此，已故宋史权威专家邓广铭先生和漆侠先生分别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两部著作中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由此可知，王安石发动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相当明显、不容置疑。在当时多多少少主张改革、支持改革的人中，像王安石那样不顾个人身家安危而勇往直前，力行新政，敢于发起一场惊动全国、影响东亚的改革运动的人，并不多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奋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不仅要全面革除北宋中期的各种弊病，富国强兵，恢复汉唐旧疆，而且要以古代先王之法，特别是以《周礼》为参考，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其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不仅在两宋时期无与伦比，而且在周公、孔子、孟子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上也实属罕见，堪称一位具有“大气魄的政治家”（贺麟语）。
如何变法改革
在900多年前的北宋中期，以官僚地主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级中的愚蠢自私、因循守旧者人数众多，发动一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重大改革“与战无异”（《长编纪事本末》王安石语）。在此背景下，只是敢于改革，固属不易，但是，善于改革才是更加重要的硬道理、真本事。王安石等改革派的改革方法和思路，颇为值得称道的先进之处至少有五项。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宋朝社会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农业发展了，农副产品丰富起来，其他一切事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北宋“三农”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贫困农民面临四大直接威胁：⒈水灾旱灾频发。⒉严重
缺乏资金，因此很容易陷入高利贷的魔掌。⒊官府当差（“职役”）极易耽误农时、赔耗钱财而倾家荡产。⒋公共事业负担（税役）严重不均，富贵家庭田多负担轻，平民百姓田少负担重。王安石等人显然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和“三农”遭受的四大威胁具有清醒认识，因此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三农”问题。在推行的十几项新法中，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并且就是针对上述四大威胁的有四种，即“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另有几种新法与“三农”问题间接相关，无疑这些改革的大方向都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大力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宋代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明显超越汉唐，这是宋代社会经济最有潜力和前途的发展方向。但是，城市和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的发展面临三大直接威胁：⒈大商人垄断市场，操纵物价。⒉官府服役和摊派对于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的骚扰剥削。⒊城乡中小工商业者缺乏资金。为此，王安石等人推行了“市易法”“免行法”“均输法”。在北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几种新法的基本宗旨是正确无误的。
三是迅速扭转“积贫积弱”的被动危险局面，富国强兵。当时的“积贫”，一方面是指普通老百姓普遍贫困，另一方面是指政府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安石的指导原则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前面所说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大力促进中小工商业者发展，从根本上巩固扩大税源；强迫逃避税负成性的大地主大商人和特权阶层多交税费，强迫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市民、未成丁、单丁、女户、佛寺道观和官员家庭缴纳免役钱。在千方百计开源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节流。节流的最大举措是精简军队，几年时间裁减军队30多万人。北宋的“积弱”，对内而言是宋政府对于“唐宋中国变革”大背景下形成的“有机沙土型社会”的统治控制能力比较弱，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对外而言是面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萎靡不振，被动挨打。为了变弱为强，王安石等人在精简军队的基础上，推行“将兵法”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增设“军器监”以制造精良武器；在北方推行“保马法”以增加军马数量；对外谋划战略进攻，特别是推行南北有别的“保甲法”以大规模增加北方民兵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联防联治，大大改善了基层社会一盘散沙的混乱乏序局面。
四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宋初三朝的教育事业不仅远不及汉唐盛世，而且“比五代时期还要萧条”（袁征：《宋代教育》）。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庆历兴学”，情况有所改善，但多数官办学校骤兴骤衰，王安石等人大规模兴教办学，成效显著且持续发展。
五是调整政府机构，整顿官僚队伍。尤其是在给原来没有薪俸的众多吏员发放薪俸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增加待遇的同时，制定力行“古今之所无”（苏轼：《论仓法札子》）的“仓法”，严厉打击官吏贪污受贿行为。
上述大多数新法，不是王安石等人坐在屋里空想而来，是从前代和北宋前期已有的做法中学习借鉴吸收并且加以认真研究、补充完善而来。更可贵的是，王安石等人非常注意倾听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议助役已及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长编》王安石语）。面对争论纷纷、权贵横加指责的形势，他该硬则硬，该软则软，并非所谓“拗相公”。
“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南宋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包括“熙丰改革”）失败了。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失败了，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历史时段却取得了很大成效，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就“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来看，治理黄河决口改道确实失败，但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发动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的兴修水利的高潮，六七年间就修理或新建了1万多处水利田，这是几百年不见的重大成绩和成功。在竭力开源节流的基础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官库丰盈，一举扭转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在此有利条件下，持续大力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制造了巨量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开始谋划战略进攻，并且开始了局部进攻。
从避免亡国、恢复汉唐旧疆、重塑社会等远大理想和目标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失败了，并且是惨不忍睹的大败。对此，王安石和宋神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重大失误在于
没有从根本上科学解决皇帝接班人和宰相执政团队的选任及权力运行与监督问题。结果，宋神宗死后，以曹太后和宰相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上台执政，轻而易举地废除了很多新法，并且贬斥、迫害变法派，开启了北宋晚期越来越惨烈的打击报复的“党争”魔盒……新法本身确有缺陷，实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新问题，理应实事求是地仔细甄别，及时纠错补缺。虽然曹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并非邪恶之人，主观上也是希望宋朝稳定繁荣，但是其倒行逆施行为却导致财政恶化，激发严重的内讧报复，造成恶劣影响。更加严重、极端令人遗憾的是，王安石新法的内在缺陷未能加以完善却横遭破坏，使古老伟大的中华民族痛失战略机遇期。本来，确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有条件、也有可能再创辉煌，产生划时代的跨越。王安石和宋神宗死后300多年，亚欧大陆西端的欧洲开始逐步强势崛起，而他们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制瓷术等冲破封建社会门墙的革命性技术，恰恰来源于宋朝。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900多年前的王安石确非“常人”，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从不追求奢靡，“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语）。他既勤奋研习学问，又经常深入基层，“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学识渊博，且能学以致用，讲求事理，“唯理之求……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无怪乎古人称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刘安世、程颢语）。最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国家的乱局危局，王安石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用雷厉风行的改革给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坛注入一股强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许多新法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也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到灾难深重的清末民国时期，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可贵可佩。他的新法还启发过美国政府推出新政以克服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以至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深深感佩并且“誉王安石
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言：“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他忧国爱民的人文情怀，兴利除弊的改革创新精神，重视农业生产、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开源与节流并举、抑制贫富分化、重视教育文化、加强国防等主张，仍具有借鉴价值。再纪念王安石，再研究王安石变法，再探讨宋代和这一时期全球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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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逝世930周年再谈“王安石变法”
作者：姜锡东《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4日 14版）
编者按
王安石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他治理地方和变法改革的举措和思想，不仅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价值。关于“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争论不已，在王安石逝世93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宋史专家姜锡东著文，分析当时究竟“该不该变法改革”“如何变法改革”，再论“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最有名、最重要的改革家之一，又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甚至认为他是中国三代以后的唯一“完人”。就王安石研究来说，最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最聚讼纷纭看法不一的是“王安石变法”问题（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有的基本肯定，有的基本否定，南宋以来的否定者中，甚至有人把王安石及其变法改革视为北宋亡国的根源和罪魁祸首。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和日本学者东一夫等为正确研究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已经作出巨大贡献。本文在前贤基础上，再就“王安石变法”问题谈几点看法。
该不该变法改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远虑，都有忧患意识。当时，激烈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就是对于现状完全满意或基本满意，认为“不须更张”（文彦博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司马光语），“徒使契丹之疑”（韩琦语）。当然，一些保守派也看到北宋社会有
问题和弊病，但认为不太严重，只需要小改小革。与此相反，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洞察力的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一系列法规制度漏洞百出；到北宋中期，“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上皇帝万言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上时政疏》）；形势非常严峻，危机四伏，因此，他主张必须锐意改革，必须赶快大变法。王安石的同时代人、南宋学者、近现代的专家学者，看到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危机四伏、应该改革的官员和学者不乏其人。对此，已故宋史权威专家邓广铭先生和漆侠先生分别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两部著作中做了非常精辟的阐述。由此可知，王安石发动变法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相当明显、不容置疑。在当时多多少少主张改革、支持改革的人中，像王安石那样不顾个人身家安危而勇往直前，力行新政，敢于发起一场惊动全国、影响东亚的改革运动的人，并不多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奋力追求的理想目标，不仅要全面革除北宋中期的各种弊病，富国强兵，恢复汉唐旧疆，而且要以古代先王之法，特别是以《周礼》为参考，重新塑造国家与社会。其宏伟目标和远大理想，不仅在两宋时期无与伦比，而且在周公、孔子、孟子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上也实属罕见，堪称一位具有“大气魄的政治家”（贺麟语）。
如何变法改革
在900多年前的北宋中期，以官僚地主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阶级中的愚蠢自私、因循守旧者人数众多，发动一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重大改革“与战无异”（《长编纪事本末》王安石语）。在此背景下，只是敢于改革，固属不易，但是，善于改革才是更加重要的硬道理、真本事。王安石等改革派的改革方法和思路，颇为值得称道的先进之处至少有五项。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宋朝社会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农业发展了，农副产品丰富起来，其他一切事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北宋“三农”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贫困农民面临四大直接威胁：⒈水灾旱灾频发。⒉严重
缺乏资金，因此很容易陷入高利贷的魔掌。⒊官府当差（“职役”）极易耽误农时、赔耗钱财而倾家荡产。⒋公共事业负担（税役）严重不均，富贵家庭田多负担轻，平民百姓田少负担重。王安石等人显然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和“三农”遭受的四大威胁具有清醒认识，因此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三农”问题。在推行的十几项新法中，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并且就是针对上述四大威胁的有四种，即“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另有几种新法与“三农”问题间接相关，无疑这些改革的大方向都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大力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宋代城市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明显超越汉唐，这是宋代社会经济最有潜力和前途的发展方向。但是，城市和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的发展面临三大直接威胁：⒈大商人垄断市场，操纵物价。⒉官府服役和摊派对于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的骚扰剥削。⒊城乡中小工商业者缺乏资金。为此，王安石等人推行了“市易法”“免行法”“均输法”。在北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几种新法的基本宗旨是正确无误的。
三是迅速扭转“积贫积弱”的被动危险局面，富国强兵。当时的“积贫”，一方面是指普通老百姓普遍贫困，另一方面是指政府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安石的指导原则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就是前面所说的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大力促进中小工商业者发展，从根本上巩固扩大税源；强迫逃避税负成性的大地主大商人和特权阶层多交税费，强迫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市民、未成丁、单丁、女户、佛寺道观和官员家庭缴纳免役钱。在千方百计开源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节流。节流的最大举措是精简军队，几年时间裁减军队30多万人。北宋的“积弱”，对内而言是宋政府对于“唐宋中国变革”大背景下形成的“有机沙土型社会”的统治控制能力比较弱，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对外而言是面对契丹和西夏的侵扰萎靡不振，被动挨打。为了变弱为强，王安石等人在精简军队的基础上，推行“将兵法”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增设“军器监”以制造精良武器；在北方推行“保马法”以增加军马数量；对外谋划战略进攻，特别是推行南北有别的“保甲法”以大规模增加北方民兵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联防联治，大大改善了基层社会一盘散沙的混乱乏序局面。
四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宋初三朝的教育事业不仅远不及汉唐盛世，而且“比五代时期还要萧条”（袁征：《宋代教育》）。宋仁宗时范仲淹等人“庆历兴学”，情况有所改善，但多数官办学校骤兴骤衰，王安石等人大规模兴教办学，成效显著且持续发展。
五是调整政府机构，整顿官僚队伍。尤其是在给原来没有薪俸的众多吏员发放薪俸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增加待遇的同时，制定力行“古今之所无”（苏轼：《论仓法札子》）的“仓法”，严厉打击官吏贪污受贿行为。
上述大多数新法，不是王安石等人坐在屋里空想而来，是从前代和北宋前期已有的做法中学习借鉴吸收并且加以认真研究、补充完善而来。更可贵的是，王安石等人非常注意倾听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议助役已及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长编》王安石语）。面对争论纷纷、权贵横加指责的形势，他该硬则硬，该软则软，并非所谓“拗相公”。
“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南宋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王安石变法”（包括“熙丰改革”）失败了。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失败了，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历史时段却取得了很大成效，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就“农业的命脉”——水利建设来看，治理黄河决口改道确实失败，但是，通过“农田水利法”发动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的兴修水利的高潮，六七年间就修理或新建了1万多处水利田，这是几百年不见的重大成绩和成功。在竭力开源节流的基础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官库丰盈，一举扭转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在此有利条件下，持续大力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制造了巨量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开始谋划战略进攻，并且开始了局部进攻。
从避免亡国、恢复汉唐旧疆、重塑社会等远大理想和目标来看，王安石变法确实失败了，并且是惨不忍睹的大败。对此，王安石和宋神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重大失误在于
没有从根本上科学解决皇帝接班人和宰相执政团队的选任及权力运行与监督问题。结果，宋神宗死后，以曹太后和宰相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上台执政，轻而易举地废除了很多新法，并且贬斥、迫害变法派，开启了北宋晚期越来越惨烈的打击报复的“党争”魔盒……新法本身确有缺陷，实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新问题，理应实事求是地仔细甄别，及时纠错补缺。虽然曹太后和司马光等保守派并非邪恶之人，主观上也是希望宋朝稳定繁荣，但是其倒行逆施行为却导致财政恶化，激发严重的内讧报复，造成恶劣影响。更加严重、极端令人遗憾的是，王安石新法的内在缺陷未能加以完善却横遭破坏，使古老伟大的中华民族痛失战略机遇期。本来，确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有条件、也有可能再创辉煌，产生划时代的跨越。王安石和宋神宗死后300多年，亚欧大陆西端的欧洲开始逐步强势崛起，而他们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制瓷术等冲破封建社会门墙的革命性技术，恰恰来源于宋朝。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900多年前的王安石确非“常人”，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从不追求奢靡，“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语）。他既勤奋研习学问，又经常深入基层，“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安石学识渊博，且能学以致用，讲求事理，“唯理之求……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无怪乎古人称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刘安世、程颢语）。最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国家的乱局危局，王安石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用雷厉风行的改革给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坛注入一股强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许多新法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也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到灾难深重的清末民国时期，严复、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可贵可佩。他的新法还启发过美国政府推出新政以克服
1929—1933年的大萧条危机，以至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1944年深深感佩并且“誉王安石
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言：“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他忧国爱民的人文情怀，兴利除弊的改革创新精神，重视农业生产、扶持中小工商业者、开源与节流并举、抑制贫富分化、重视教育文化、加强国防等主张，仍具有借鉴价值。再纪念王安石，再研究王安石变法，再探讨宋代和这一时期全球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