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
它是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最爱，“英雄”里的一幕：一片满是金黄色的树林里，两个对峙的女子，飘逸的衣衫，颜色，是大红，飞雪的剑嗖地刺进了对方的身体，让她的血染红了曾经的一片金黄……，风吹过，旋飘起火红的树叶，那样的火红，让人心醉。很凑巧，这位导演也曾将《红高粱》搬上荧幕。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 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
新路。
《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
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
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
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 “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
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
在《红高粱》中有一个鲜明的意象就是红高粱，它代表着莫言所向往的洋溢着生命力度的充满狂欢色彩的酒神精神，是生命强力的象征。作品中多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人的生命强力。这部作品以红高粱为名，而且第一章也以红高粱命名，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红高粱世界，到处弥漫着红高梁的气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喜食高粱的乡亲们也都具有了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挺拔、坚韧、坚固、团结、伟岸、生气蓬勃、狂放不羁、英勇无畏。作者结合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变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重点来突出、渲染象征本体的寓义，使之紧密结合作品的思想内容并形成更多更深的联系，从而也使象征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除相当静态地描写了那些景致之外，还把象征景物的描写同人物、情节的发展变化节奏结合起来，从而使象征寓义表现得丰富充沛、多姿多彩、酣畅淋漓。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的叙述者表现出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她) 们健壮的体能、强壮的气魄，敢爱敢恨，重生轻死的民间情
怀。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由此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 尚飨!”
通红的高粱地里，洒遍了爷爷奶奶们、我父亲的、刘罗汉、刘副官、方六，“刘吹手”们的鲜血，也留下了他们辉煌的战果——鬼子们的鲜血。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城，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威然屹立的民族精神。
读罢莫言的《红高粱》，脑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红，无边无际。
红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
它是著名导演张艺谋的最爱，“英雄”里的一幕：一片满是金黄色的树林里，两个对峙的女子，飘逸的衣衫，颜色，是大红，飞雪的剑嗖地刺进了对方的身体，让她的血染红了曾经的一片金黄……，风吹过，旋飘起火红的树叶，那样的火红，让人心醉。很凑巧，这位导演也曾将《红高粱》搬上荧幕。
《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篇奇作。小说以一块块的感觉画面组合而成，形成一个以独特感觉为基础的“红高粱”世界。从题材看，小说取材于作者家乡的抗日生活，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在小说里，作者以家乡的红高粱作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觉记忆为笔锋，游犁般地描写着家乡的抗日生活画面。无边无际的高梁地红成 洋的血海，血海中，有着生命的野合，有着活剐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没，有英勇的伏击。与以往的“抗日文学”不同，《红高粱》摒弃了种种思想框框的制约，抹去了单纯乐观的色调，把家乡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发展和充满血腥的历史过程中去。后来有人惊叹地评价，《红高粱》把抗日题材“拖出了困海”。不仅如此，《红高梁》还为我国当代的“战争文学”拓出了一条
新路。
《红高粱》中充满对于人的个性和生命强力的热烈赞美。莫言在写作《红高粱》时就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们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人格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意志。
在这里，莫言引出了一个关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题。这一主题首先可以通过其所描写的野生的“红高粱”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确立。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们赖于生存的物质食粮，又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红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北方中国农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红高粱》显然超越了其题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观念的含义，而是展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关于生命力的寓意。与此主题
相关，莫言笔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种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人群。在《红高粱》中，参与那场英勇的战斗的主角是一帮由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之流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然而，正是在这些粗鲁、愚顽的乡下人身上，莫言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统的文化立场上看，这些人是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他们的生存方式和行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规。他们随意野合、杀人越货、行为放荡、无所顾忌，是未被文明所驯化的野蛮族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生命力的破坏性因素。莫言赋予这种破坏性和生命强力以精神性，升华为一种“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
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
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 “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民俗文化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
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
在《红高粱》中有一个鲜明的意象就是红高粱，它代表着莫言所向往的洋溢着生命力度的充满狂欢色彩的酒神精神，是生命强力的象征。作品中多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人的生命强力。这部作品以红高粱为名，而且第一章也以红高粱命名，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红高粱世界，到处弥漫着红高梁的气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喜食高粱的乡亲们也都具有了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挺拔、坚韧、坚固、团结、伟岸、生气蓬勃、狂放不羁、英勇无畏。作者结合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变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重点来突出、渲染象征本体的寓义，使之紧密结合作品的思想内容并形成更多更深的联系，从而也使象征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除相当静态地描写了那些景致之外，还把象征景物的描写同人物、情节的发展变化节奏结合起来，从而使象征寓义表现得丰富充沛、多姿多彩、酣畅淋漓。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红高粱》的叙述者表现出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她) 们健壮的体能、强壮的气魄，敢爱敢恨，重生轻死的民间情
怀。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由此莫言在《红高粱》的题尾中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孝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 尚飨!”
通红的高粱地里，洒遍了爷爷奶奶们、我父亲的、刘罗汉、刘副官、方六，“刘吹手”们的鲜血，也留下了他们辉煌的战果——鬼子们的鲜血。这些血性的生命，向世人展示了普通平凡的中国人光明磊落、直率坦城，不避生死、敢爱敢恨的人格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威然屹立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