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汪曾祺的官司谈起
几年前，一套厚厚的《汪曾祺文集》，摆在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的自选书架上。书里除了收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之外，还有京剧剧本《沙家浜》。但是由于疏忽，收入文集中的剧本，却没有注明原著的出处和原著者的姓名。众所周知，汪曾祺是在接手该剧之后，重新进行了局部段落的改编和唱段唱词的改写，结果，汪曾祺被原著者的遗孀告上了法庭。
本来一本新书的面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广大读者来讲，都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想不到由此节外生枝，引发官司，这是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一向息事宁人、处事低调的汪曾祺，不愿意通过这个毕竟不是很光彩的“官司”，来为此书宣传和促销。他当时就与原告联系，要求庭外和解，承认自己的疏忽，愿意将文集样书和稿费奉送给原告，以表示深深的歉意。照理说，此事因汪曾祺主动赔礼认错，而且还甘愿付给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官司本可以了结；原著者的遗孀还未来得及表态，岂料汪曾祺到四川泸州酒厂参加一个文坛笔会，因多饮了几杯老窖大曲，引发肝脾的不适，回到北京以后，又在家中吃萝卜丝榨酱面时，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再堵呛到喉道的血管里去，引发大出血，而于1997年5月16日不幸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一生坎坷。1957年，在北京市文联就职的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962年，因良好表现，才被摘掉“右派帽子”。他早年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酷爱京剧，被重新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后，心存感激，视为组织上给他的第二次生命。他发愤努力，利用三年的时间，系统的研读了中国传统的京剧曲目，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将华北戏剧会演的优秀剧目《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专项创作小组，从而与《沙家浜》结下了不结之缘。 江青下达了改编令
1963年的冬天，刚刚从香港澳门演出回来的北京京剧团，意外地从上级有关部门那里，接到了经江青之手转来的一个沪剧剧本《芦荡火种》，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改编成现代京剧。
沪剧《芦荡火种》，取材于崔左夫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文章重点记述了当时谭震林部队属下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编剧文牧执笔，集体创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以回忆录为素材，创作出一台完整的沪剧剧本《碧水红旗》，并迅速投入了排练。沪剧根据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的真实事件，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人物形象。1960年公演时，剧名更改为《芦荡火种》，由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扮演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邵滨孙扮演剧中男主角郭建光。
《芦荡火种》上演后引起很大轰动，受到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北京京剧团得知改编剧本的任务是“第一夫人”亲自下达的，自然全力以赴，将剧团演员队伍中的“四
2 梁”——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四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李世济等蜚声京剧界的名角全部动员起来，并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四人联合改编，重点突出地下斗争的主线。剧本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萧甲、迟金声担任导演，赵燕侠扮演阿庆嫂，高宝贤扮演郭建光，周和桐扮演胡传魁，万一英扮演沙奶奶。当初，汪曾祺参加剧本改编，还是从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回来后，被北京京剧团临时拉进来的。
因为突击改编剧本，时间仓促，排戏的周期又很短，在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负责主抓文艺的江青等人应邀观看首场彩排时，大家深感不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见演员时，紧绷着脸不说一句话，随后屁股一拍，到南方疗养去了。而彭真等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却意见一致地认为这出戏的基础相当不错，白白丢下实在可惜。他们多次打电话到京剧团来，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十年磨一戏”，改好再重新排练。剧组人员重整旗鼓，调整了演员阵容，增删了一些情节，由该团的著名演员谭元寿扮演郭建光，马长礼扮演刁德一，1961年1月，趁着文化部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到京演出《芦荡火种》的机会，全组人员每天晚上都反复观看，第二天再进行切磋、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加工，《地下联络员》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到表演、音乐，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剧组认为，《地下联络员》剧名太单一，其中主要角色不但有联络员身份的阿庆嫂，还有新四军教导员郭建光，以及基层的革命群众沙奶奶，所以，还是沪剧原名《芦荡火种》最为贴切。当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人重新审看了焕然一新的京剧《芦荡火种》，大加赞赏，立刻批准对外公开演出。
1964年4月，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形成了的轰动效应。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郭建光与沙奶奶的串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三人唱段“智斗”、阿庆嫂的唱段“远走高飞难找寻”、“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郭建光等人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沙奶奶的唱段“总有一天会解放”，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在民间像流行歌曲一样广为传唱。该剧——连演出100余场，盛况空前。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晚，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直接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北京京剧团正在公演的《芦荡火种》，对经重新修改的戏甚表满意，并把此剧列入自己正在规划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内。 1964年7月23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一种单薄、软弱之感。为此，毛主席专门对此剧做出三点指示：第一，要鲜明地突出
3 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二，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成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第三，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名为《》。
几天后，江青赶到北京京剧团，传达了毛泽东对此剧的“重要指示”。江青借题发挥强调剧组要重点突出郭建光的武装斗争，为此，把原来结尾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人内部，再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的精彩情节，改为郭建光等人养好伤后，配合大部队杀出芦苇荡，出奇制胜，取得全面胜利，舞台帷幕是一轮红日在全体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集体亮相中冉冉升起时徐徐拉上的。此外，剧中又增加了郭建光的唱腔设计，让郭建光真正成为与阿庆嫂戏份相当、并驾齐驱的男女主角。1964年底，正式定名为《沙家浜》的现代京剧再次公演，江青为了显现个人成绩，以“不要突出功利思想”为由，在“编剧”一栏武断地下令一律写为“集体创作”。
赵燕侠，刘秀荣、的“阿庆嫂”经历
在京剧《》几个回合的改编和排演中，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一直担任女主角阿庆嫂。通过一、两年的磨练，对以往善演传统戏“旦角”的赵燕侠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戏路的开拓。
江青对赵燕侠也欣赏有加，经常让赵燕侠陪同她一起看电影和其它戏曲的演出。有一次剧组到上海演出时，赵燕侠身体不适没有到现场彩排，江青还很关心地询问她，并叫张春桥给她送来一件自己的毛衣。或许赵燕侠无意高攀江青这样一个颐指气使的大人物，或许她一心沉醉在演戏事业当中，而无心过多顾及生活中复杂的人际交往，赵燕侠并没有把江青对自己的“特殊关照”太放在心上。在排戏过程中，赵燕侠还因为阿庆嫂的脸部化装油彩轻重的问题，与江青存在一定的分歧。江青认为阿庆嫂应该是红光满面，而赵燕侠则认为应该从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的方面去综合考虑和加以表现，不应该在面部化装上做文章。况且，不能暴露自己秘密身份的阿庆嫂，应该是那种白里透红、明显带有江南女子特色的淡装来处理才对。对于这些在排戏过程中看似正常的小“争议”，江青却耿耿于怀，特别是当1964年的夏天，赵燕侠前往中南海参加周末舞会，与刘少奇在一起跳舞之后，便彻底地一改面孔，赵燕侠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在周末舞会上，赵燕侠正巧与刘少奇配成舞伴，两个人在翩翩起舞时，刘少奇对赵燕侠说：“《沙家浜》你的戏很重。你呀，演阿庆嫂还缺乏地下斗争生活的经验，不客气地讲，你得跟我学。当年我们在白区什么都得注意，你看，卖茶的、卖报的、干钳工活的，都有自己的职业习惯，既要懂行干事，又要暗暗侦察敌情。你的地下党员阿庆嫂，是典型的以茶馆老板娘身份作掩护，其中的职业动作更是要表露明显„„”。不知不觉
4 一曲完毕，赵燕侠又回到在旁看跳舞的江青身边，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随意对江青说了刚才与刘少奇跳舞时的事，其中她随口说了句：“刚才主席说我缺乏生活„„”，江青一听，甚为敏感地当即打断了赵燕侠的话，反问道：“主席？那个主席？”赵燕侠神经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胆怯地回答道：“是刘„„刘主席呀。”江青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哼！”一句话祸从口出，赵燕侠惹下祸秧。于是，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便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江青一声令下，《沙家浜》剧组继续精益求精地边排练、边修改、边演出，赵燕侠已不适合继续扮演阿庆嫂。随后，由曾经在“世界青年艺术节”获得国际大奖、在1963年主演京剧戏曲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洲》的年轻新秀刘秀荣顶上来。可是好景不长，刘秀荣在不久爆发的“文革”运动中，作为“黑尖子”、“毒苗子”遭到无情的冲击。当时，北京京剧院的“旦角”演员，并没有合适的人选补上来。后来几经寻找，终于物色到北方昆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洪雪飞来顶替。
作为当时重点培养的青年演员洪雪飞，无论是个人资历、还是舞台表演经验，当然在赵燕侠、刘秀荣等人之下，但是她刻苦好学，再加上昆曲和京剧一脉相承，借用到北京京剧团(此时已由“团”改“院”)后，她的阿庆嫂扮装甫一亮相，再加上与其高亢的嗓音相配合，得到了江青和剧组人员的认可和赞同。随之在五年后，该剧被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洪雪飞把阿庆嫂那种干练、泼辣、充满智慧、巧于周旋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形象，表演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喝采。 步入八十年代后期，在“八个样板戏”消失了十几年又返璞归真重新演出后，《家浜》被冠为“红色经典”之一。频频出现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她的一曲原汁原味的“智斗”，反来复去演唱了多少次，痴迷的广大观众百听不厌，津津乐道。不幸的是，1994年9月14日，洪雪飞应邀到克拉玛依油田演出时，路途翻车，被抛出车外，送往医院不治而过世，当时年仅五十出头。后来，的家人将克拉玛依油田补发的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联合北京剧协设立了“专项基金奖”，用于奖励不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昆曲演员。
汪曾祺同《沙家浜》的不解之缘
1966年春末夏初文化大革命兴起，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党中央内部的“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相继被揪出。紧接着，文艺界作为重点批斗目标，许多著名的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由此横遭磨难。
此时，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汪曾祺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遭到残酷的批斗。剧院里那些学武生出身的“造反小将”们，为了表示同“黑帮分子”彻底决裂，对这些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和“戏霸”拳打脚踢，变着花样把人往死里
5 整。院长马连良几次被打得七窍流血，死去活来，后来在“广和剧场”的炎热天气下，以“站猪笼”的刑法被活活地折磨死去。而汪曾祺与他们这些著名人物相比，仅仅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况且曾经被打为“右派分子”而吃过苦头，言行一向谨小慎微，故此在每次的批斗会上，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造反派勒令汪曾祺每天要拉一辆旧板车，去煤店运来煤球。然后，把这些黑煤球分别送往剧院里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各家各户里去。在那个时候，汪曾祺的心情真是阴冷、灰暗到了极点。当他听说老舍先生不堪受辱，跳进了什刹后海的太平湖，他也想到一死了结，但是却没有鼓足勇气。 命运往往就是奇妙的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突然被“解放”出来。在7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江青想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因为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设想把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除了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功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他迅速调整好心态，重操旧业，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排练时，汪曾祺总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剧团领导都会诚惶诚恐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即使偶尔记漏了，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笔记。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能当场修饰出一段文情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排练。《》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6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会上，每个人给了一份用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轮流朗诵。如果念到哪一段话、哪一个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个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满意，她就会像以往一样，当场指挥汪曾祺马上修改。如果当时改得不好，或者没有被江青认可，就在需要改动的地方注明，会后再抓紧时间继续修改。有时，为了一两个字、一句台同的改动，反来复去的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点头为止。
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下令：“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在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在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他们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地把此行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努力做好。
1970年5月21日，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 20声明”)。《》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的名义，写出一篇“大块头”的体会文章；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要连同此文与《》剧本一并发表。正当汪曾祺在家中撰写文章时，江青突然派出一个军代表，要汪曾祺火速赶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在当天新华社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又临时在长长的参加人员名单后面，增补了汪曾祺的名字。
一年有余的艰难拍摄
中共“九大”期间，江青与参会代表们一起，多次观看了修改后的现代京剧《浜》，将其正式确定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并准备将其搬上银幕。1970年，北京电视台首先录成14本的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1970年5月剧本最后定稿。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文化组多次实地考察，确定将现代京剧《》的电影拍摄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这部戏整整拍摄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结束，这也是长影自“文革”后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摄制组成立以后，在选择创作人员上，要求十分严格。所过的第一道关，就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凡是参加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编导摄影和演员等主创人员，还是一般剧务人员，都要祖宗八代地层层清查，严格把关，在由党组织鉴定确认不存在任何历史问题之后，才可以进入，并且要求剧组成员要理论联系实际，畅谈和写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进行认真而系统的检查与自我检查。摄制组成员的所
7 有名单，最先由厂领导和党支部统一列出，再经吉林省委审查并附上意见，最后上报国务院文化组审核，主创人员必须经过江青的认可。
执导这部“样板戏影片”的是曾经以《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而声誉鹊起的导演武兆堤。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江青虽然没有像以前在舞台上排演该剧时，莅临现场亲自指挥，但她明确要求剧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动，这给影片的拍摄工作带来了难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各自为政的创作集体，一是电影厂组织建立的摄制组，组成人员大多数是在“文革”前拍过“毒草”影片、而现今想“戴罪立功”的人员组成；另一个则是由单一的演员组成的“样板团”，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北京京剧院、北京北方昆曲院的“根红苗正”的演员，是江青想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革命的文艺战士”。这两个组织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连伙食标准也各不相同：“样板团”可以独自开小灶。
不过，两个创作集体基本上能够顾全大局，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协商解决，但也有矛盾冲突比较大的时候。比如在拍摄“坚持”一场戏的时候，就为了剧中的男主角、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和他领导的18个伤病员战士的面部化装和照明用光等问题，摄制组人员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出发，郭建光等人在芦苇荡里生活条件艰苦，人应该显得有些憔悴，他们在用光上给这些演员的脸上照得暗淡了一点。可是，这却给“样版团”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他们为此大做文章，一时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脸地扣了上来：“宣传战争残酷论”、“给英雄人物的脸上抹黑”、“文艺黑线思想回潮”„„。围绕这个问题，摄制组和样板团的领导以及组织人员，只有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报请“国务院文化组”审定，主要由负责创作问题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核准敲定。
1971年8月，该片拍摄完成，9月在全国正式公映。江青看过影片也很高兴，突然心血来潮，表示要在第二天接见剧组的主要演员。得到通知后，在京负责送审的厂长苏云和样板团团长慌忙打长途电话通知厂里，让赶紧买火车票，送有关人员到北京。随后，江青又突发异想，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接演员；可演员们已经连夜坐火车离开长春了，厂里只得派小汽车追火车，终于在四平车站追上。他们来不及多解释，把演员们又拉回厂里，第二天清晨，再坐空军派来的专用飞机，直飞北京。
还是以汪曾祺作结
1972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一部以三部短片的片断组成的彩色艺术片，该片包括了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其中交响乐《沙家浜》，是在同名现代京剧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由中央乐团的李德伦担任指挥，曹连生、梁美珍、林寄语分别表演了郭建光、阿庆嫂和沙奶奶。1971年，该剧曾经两次拍成舞台艺术片，前者在送审时，因为演员身着新四军
8 军装等装束，而被江青大骂为“四不像”，结果又全部推倒再来一次。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左翼”进步电影机构——凤凰影业公司，在1968年早于彩色舞台艺术片《》拍摄之前，根据大陆的现代京剧剧本《》，改编拍摄成一部以故事片形式表现相同剧情的影片《沙家浜歼敌记》，担任该片导演的是为大陆观众所熟知的鲍方，香港著名影星朱虹和江汉分别扮演阿庆嫂和郭建光。这样一部以突出和表现浓郁革命斗争主题的“红色”现代京剧，在香港电影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只可惜这样一部影片，却没有能够在大陆公开放映。
京剧《沙家浜》从一开始的移植到改编、从反复的修改到摇身一变列为“革命样板戏”的剧目之中，汪曾祺把个人的才华不遗余力地全部奉献出来，从而使这台京剧几经磨难，越磨越精，绽放出辉煌的光彩，成为中国现代京剧史上的翘楚之作。可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因为汪曾祺被江青曾经重新启用的那段历史，又一度成为“四人帮”线上的“黑人”，而遭到不公正的严格审查。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汪曾祺又被关进了另一种性质的“学习班”里，勒令他要把当年整个事件的过程交代清楚。可想而知，对于只懂得进行文艺创作、专心研究戏剧理论的“老夫子”来说，他的心中充满了凄惨悲凉情绪。
好在事实是最公正的见证人。当年的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也只是“控制使用”，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与江青在政治方面有任何瓜葛，更没有同流合污。虽说汪曾祺最终得到清白，无罪释放，但是围绕着《沙家浜》的酸甜苦辣，使汪曾祺感到一种被政治命运的无情嘲讽，伤心的往事是他心中永远也挥抹不去的痛楚。
1 从汪曾祺的官司谈起
几年前，一套厚厚的《汪曾祺文集》，摆在了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的自选书架上。书里除了收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之外，还有京剧剧本《沙家浜》。但是由于疏忽，收入文集中的剧本，却没有注明原著的出处和原著者的姓名。众所周知，汪曾祺是在接手该剧之后，重新进行了局部段落的改编和唱段唱词的改写，结果，汪曾祺被原著者的遗孀告上了法庭。
本来一本新书的面世，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广大读者来讲，都是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想不到由此节外生枝，引发官司，这是步入晚年的汪曾祺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一向息事宁人、处事低调的汪曾祺，不愿意通过这个毕竟不是很光彩的“官司”，来为此书宣传和促销。他当时就与原告联系，要求庭外和解，承认自己的疏忽，愿意将文集样书和稿费奉送给原告，以表示深深的歉意。照理说，此事因汪曾祺主动赔礼认错，而且还甘愿付给一定数额的经济赔偿，官司本可以了结；原著者的遗孀还未来得及表态，岂料汪曾祺到四川泸州酒厂参加一个文坛笔会，因多饮了几杯老窖大曲，引发肝脾的不适，回到北京以后，又在家中吃萝卜丝榨酱面时，一根萝卜丝卡在喉管里，再堵呛到喉道的血管里去，引发大出血，而于1997年5月16日不幸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一生坎坷。1957年，在北京市文联就职的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长达五年之久。直到1962年，因良好表现，才被摘掉“右派帽子”。他早年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酷爱京剧，被重新分配到北京京剧院工作后，心存感激，视为组织上给他的第二次生命。他发愤努力，利用三年的时间，系统的研读了中国传统的京剧曲目，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将华北戏剧会演的优秀剧目《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专项创作小组，从而与《沙家浜》结下了不结之缘。 江青下达了改编令
1963年的冬天，刚刚从香港澳门演出回来的北京京剧团，意外地从上级有关部门那里，接到了经江青之手转来的一个沪剧剧本《芦荡火种》，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改编成现代京剧。
沪剧《芦荡火种》，取材于崔左夫撰写的一篇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文章重点记述了当时谭震林部队属下的36个新四军伤病员，在敌占区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早在五十年代末期，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编剧文牧执笔，集体创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以回忆录为素材，创作出一台完整的沪剧剧本《碧水红旗》，并迅速投入了排练。沪剧根据人物出场的需要，把36个伤病员改为18个，并参照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以革命回忆录所记述的发生地为轴心，融进了大量的真实事件，精心塑造出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胡传魁、刁德一等性格突出的正反人物形象。1960年公演时，剧名更改为《芦荡火种》，由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扮演剧中女主角阿庆嫂，邵滨孙扮演剧中男主角郭建光。
《芦荡火种》上演后引起很大轰动，受到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北京京剧团得知改编剧本的任务是“第一夫人”亲自下达的，自然全力以赴，将剧团演员队伍中的“四
2 梁”——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四柱”——赵燕侠、谭元寿、马长礼、李世济等蜚声京剧界的名角全部动员起来，并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四人联合改编，重点突出地下斗争的主线。剧本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萧甲、迟金声担任导演，赵燕侠扮演阿庆嫂，高宝贤扮演郭建光，周和桐扮演胡传魁，万一英扮演沙奶奶。当初，汪曾祺参加剧本改编，还是从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回来后，被北京京剧团临时拉进来的。
因为突击改编剧本，时间仓促，排戏的周期又很短，在北京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和负责主抓文艺的江青等人应邀观看首场彩排时，大家深感不足。大失所望的江青，在上台接见演员时，紧绷着脸不说一句话，随后屁股一拍，到南方疗养去了。而彭真等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却意见一致地认为这出戏的基础相当不错，白白丢下实在可惜。他们多次打电话到京剧团来，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要“十年磨一戏”，改好再重新排练。剧组人员重整旗鼓，调整了演员阵容，增删了一些情节，由该团的著名演员谭元寿扮演郭建光，马长礼扮演刁德一，1961年1月，趁着文化部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到京演出《芦荡火种》的机会，全组人员每天晚上都反复观看，第二天再进行切磋、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潜心加工，《地下联络员》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到表演、音乐，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剧组认为，《地下联络员》剧名太单一，其中主要角色不但有联络员身份的阿庆嫂，还有新四军教导员郭建光，以及基层的革命群众沙奶奶，所以，还是沪剧原名《芦荡火种》最为贴切。当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人重新审看了焕然一新的京剧《芦荡火种》，大加赞赏，立刻批准对外公开演出。
1964年4月，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正式公演，形成了的轰动效应。郭建光的唱段“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郭建光与沙奶奶的串唱“你待同志亲如一家”、阿庆嫂和胡传魁、刁德三人唱段“智斗”、阿庆嫂的唱段“远走高飞难找寻”、“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郭建光等人合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沙奶奶的唱段“总有一天会解放”，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很快在民间像流行歌曲一样广为传唱。该剧——连演出100余场，盛况空前。
1964年4月中旬，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晚，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直接前往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北京京剧团正在公演的《芦荡火种》，对经重新修改的戏甚表满意，并把此剧列入自己正在规划中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内。 1964年7月23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在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走上台去与演员亲切握手，合影留念，掰着手称赞说：“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还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在此之前，谭震林也曾对剧名提出过意见，他认为剧情中的这段故事，自己曾有亲身经历，当时的革命形势已成燎原之势，再用“火种”显然给观众造成一种单薄、软弱之感。为此，毛主席专门对此剧做出三点指示：第一，要鲜明地突出
3 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第二，原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成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这样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第三，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定名为《》。
几天后，江青赶到北京京剧团，传达了毛泽东对此剧的“重要指示”。江青借题发挥强调剧组要重点突出郭建光的武装斗争，为此，把原来结尾由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新娘的队伍混进敌人内部，再把胡传魁一伙一举消灭的精彩情节，改为郭建光等人养好伤后，配合大部队杀出芦苇荡，出奇制胜，取得全面胜利，舞台帷幕是一轮红日在全体扮演正面角色的演员集体亮相中冉冉升起时徐徐拉上的。此外，剧中又增加了郭建光的唱腔设计，让郭建光真正成为与阿庆嫂戏份相当、并驾齐驱的男女主角。1964年底，正式定名为《沙家浜》的现代京剧再次公演，江青为了显现个人成绩，以“不要突出功利思想”为由，在“编剧”一栏武断地下令一律写为“集体创作”。
赵燕侠，刘秀荣、的“阿庆嫂”经历
在京剧《》几个回合的改编和排演中，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一直担任女主角阿庆嫂。通过一、两年的磨练，对以往善演传统戏“旦角”的赵燕侠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戏路的开拓。
江青对赵燕侠也欣赏有加，经常让赵燕侠陪同她一起看电影和其它戏曲的演出。有一次剧组到上海演出时，赵燕侠身体不适没有到现场彩排，江青还很关心地询问她，并叫张春桥给她送来一件自己的毛衣。或许赵燕侠无意高攀江青这样一个颐指气使的大人物，或许她一心沉醉在演戏事业当中，而无心过多顾及生活中复杂的人际交往，赵燕侠并没有把江青对自己的“特殊关照”太放在心上。在排戏过程中，赵燕侠还因为阿庆嫂的脸部化装油彩轻重的问题，与江青存在一定的分歧。江青认为阿庆嫂应该是红光满面，而赵燕侠则认为应该从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的方面去综合考虑和加以表现，不应该在面部化装上做文章。况且，不能暴露自己秘密身份的阿庆嫂，应该是那种白里透红、明显带有江南女子特色的淡装来处理才对。对于这些在排戏过程中看似正常的小“争议”，江青却耿耿于怀，特别是当1964年的夏天，赵燕侠前往中南海参加周末舞会，与刘少奇在一起跳舞之后，便彻底地一改面孔，赵燕侠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在周末舞会上，赵燕侠正巧与刘少奇配成舞伴，两个人在翩翩起舞时，刘少奇对赵燕侠说：“《沙家浜》你的戏很重。你呀，演阿庆嫂还缺乏地下斗争生活的经验，不客气地讲，你得跟我学。当年我们在白区什么都得注意，你看，卖茶的、卖报的、干钳工活的，都有自己的职业习惯，既要懂行干事，又要暗暗侦察敌情。你的地下党员阿庆嫂，是典型的以茶馆老板娘身份作掩护，其中的职业动作更是要表露明显„„”。不知不觉
4 一曲完毕，赵燕侠又回到在旁看跳舞的江青身边，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随意对江青说了刚才与刘少奇跳舞时的事，其中她随口说了句：“刚才主席说我缺乏生活„„”，江青一听，甚为敏感地当即打断了赵燕侠的话，反问道：“主席？那个主席？”赵燕侠神经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胆怯地回答道：“是刘„„刘主席呀。”江青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恶狠狠的话：“说清楚了，那是你们的主席！哼！”一句话祸从口出，赵燕侠惹下祸秧。于是，一个普通的京剧演员，便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江青一声令下，《沙家浜》剧组继续精益求精地边排练、边修改、边演出，赵燕侠已不适合继续扮演阿庆嫂。随后，由曾经在“世界青年艺术节”获得国际大奖、在1963年主演京剧戏曲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洲》的年轻新秀刘秀荣顶上来。可是好景不长，刘秀荣在不久爆发的“文革”运动中，作为“黑尖子”、“毒苗子”遭到无情的冲击。当时，北京京剧院的“旦角”演员，并没有合适的人选补上来。后来几经寻找，终于物色到北方昆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洪雪飞来顶替。
作为当时重点培养的青年演员洪雪飞，无论是个人资历、还是舞台表演经验，当然在赵燕侠、刘秀荣等人之下，但是她刻苦好学，再加上昆曲和京剧一脉相承，借用到北京京剧团(此时已由“团”改“院”)后，她的阿庆嫂扮装甫一亮相，再加上与其高亢的嗓音相配合，得到了江青和剧组人员的认可和赞同。随之在五年后，该剧被拍成彩色戏曲艺术片，洪雪飞把阿庆嫂那种干练、泼辣、充满智慧、巧于周旋的“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形象，表演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精湛的演技，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喝采。 步入八十年代后期，在“八个样板戏”消失了十几年又返璞归真重新演出后，《家浜》被冠为“红色经典”之一。频频出现在各种文艺演出中，她的一曲原汁原味的“智斗”，反来复去演唱了多少次，痴迷的广大观众百听不厌，津津乐道。不幸的是，1994年9月14日，洪雪飞应邀到克拉玛依油田演出时，路途翻车，被抛出车外，送往医院不治而过世，当时年仅五十出头。后来，的家人将克拉玛依油田补发的抚恤金全部捐献出来，联合北京剧协设立了“专项基金奖”，用于奖励不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昆曲演员。
汪曾祺同《沙家浜》的不解之缘
1966年春末夏初文化大革命兴起，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党中央内部的“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相继被揪出。紧接着，文艺界作为重点批斗目标，许多著名的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由此横遭磨难。
此时，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汪曾祺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遭到残酷的批斗。剧院里那些学武生出身的“造反小将”们，为了表示同“黑帮分子”彻底决裂，对这些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和“戏霸”拳打脚踢，变着花样把人往死里
5 整。院长马连良几次被打得七窍流血，死去活来，后来在“广和剧场”的炎热天气下，以“站猪笼”的刑法被活活地折磨死去。而汪曾祺与他们这些著名人物相比，仅仅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况且曾经被打为“右派分子”而吃过苦头，言行一向谨小慎微，故此在每次的批斗会上，只是扮演一个陪斗的角色。造反派勒令汪曾祺每天要拉一辆旧板车，去煤店运来煤球。然后，把这些黑煤球分别送往剧院里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各家各户里去。在那个时候，汪曾祺的心情真是阴冷、灰暗到了极点。当他听说老舍先生不堪受辱，跳进了什刹后海的太平湖，他也想到一死了结，但是却没有鼓足勇气。 命运往往就是奇妙的不可思议。汪曾祺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他会突然被“解放”出来。在7月一个盛夏的中午，汪曾祺接到一个“革命小将”的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4点钟收拾干净后，到剧院军代表办公室去。汪曾祺赶紧理发、洗澡、换衣服，想到此番一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谁料到，当他毕恭毕敬地走到军代表办公室，在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要斗私批修”后，只听得军代表对他宣布：“现在党和人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就被一个年轻的军人带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驶向钓鱼台国宾馆，在第十七号楼江青的办公室门前停了下来，受到了“文艺旗手”的亲自接见。汪曾祺和江青并没有任何的人际交往，此番破例被召见，原来是江青想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并尽快通过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和普及。对于京剧《沙家浜》，因为她要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设想把二号人物郭建光与一号人物阿庆嫂，除了在戏份上平分秋色之外，在突出郭建光这个中心人物形象上，还应该在其唱腔设计上狠下一番功夫。因为这是关系到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因为要在郭建光身上增加唱段，江青这才突然想起了为剧本移植、改编和多次修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汪曾祺。
当了半年的“黑帮分子”，运了半年的煤球，汪曾祺早已把京剧抛在了一边，心想从此以后再也和这些无缘了。谁能料到，时来运转。他迅速调整好心态，重操旧业，随时听从“文艺旗手”的调遣，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在排练时，汪曾祺总是小心翼翼地陪着亲自坐镇“广和剧场”的江青，看着剧组演员在台上一段一段地唱、做、念，打，随后再进行修改、推敲，直到通过。江青每讲一句话，不管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剧团领导都会诚惶诚恐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即使偶尔记漏了，他们也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询问，而是在她不在场的时候，私下里相互对照笔记。在排戏过程中，全场就只听见江青一个人对着舞台大声叫嚷着：“停停停，郭建光！你这个唱词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文采也不足！”随即扭过头来，对坐在侧后的汪曾祺说：“老汪，你现在就重新写一段！”停一会儿，又听得江青的声音在剧场里再次回响：“沙奶奶！你那道白也太白了，要改成韵白！老汪，你现在就给改成韵白。”汪曾祺不愧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能当场修饰出一段文情并茂的唱词或道白来。江青看了满意之后，马上传到演员的手里，当即排练。《》的每一个唱词和道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江青百般挑剔之下，一折一折、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江青为此真可谓煞费苦心。
6 在人民大会堂，还专门为京剧《沙家浜》举行了一次定稿研讨会。会上，每个人给了一份用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轮流朗诵。如果念到哪一段话、哪一个句子、甚至唱腔中的哪一个字，如果江青感到不满意，她就会像以往一样，当场指挥汪曾祺马上修改。如果当时改得不好，或者没有被江青认可，就在需要改动的地方注明，会后再抓紧时间继续修改。有时，为了一两个字、一句台同的改动，反来复去的不知改了多少遍，直到江青点头为止。
为了重新排演《沙家浜》，江青下令：“样板团”必须要去故事的发生地——苏州、常熟一带去体验生活。她再三强调，在当地去现场感悟一次，要比在舞台上演上百遍还管用，并可以增强无产阶级的真挚情感。以前，“样板团”里的许多成员，就已经到过这些地方。他们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走了一圈又一圈，走访了一些当年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的老百姓，请他们讲述那些已经听过不知多少遍的革命故事。他们经常召开会议，组织个人发言，大家畅谈心得体会，无论是职员，还是演员，的确都是全身心地把此行当作是一次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努力做好。
1970年5月21日，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拥护毛泽东主席在集会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 20声明”)。《》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马长礼等作为嘉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院《沙家浜》剧组的名义，写出一篇“大块头”的体会文章；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要连同此文与《》剧本一并发表。正当汪曾祺在家中撰写文章时，江青突然派出一个军代表，要汪曾祺火速赶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在当天新华社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又临时在长长的参加人员名单后面，增补了汪曾祺的名字。
一年有余的艰难拍摄
中共“九大”期间，江青与参会代表们一起，多次观看了修改后的现代京剧《浜》，将其正式确定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并准备将其搬上银幕。1970年，北京电视台首先录成14本的黑白电视屏幕复制片。1970年5月剧本最后定稿。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文化组多次实地考察，确定将现代京剧《》的电影拍摄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这部戏整整拍摄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结束，这也是长影自“文革”后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摄制组成立以后，在选择创作人员上，要求十分严格。所过的第一道关，就是严格的政治审查，凡是参加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编导摄影和演员等主创人员，还是一般剧务人员，都要祖宗八代地层层清查，严格把关，在由党组织鉴定确认不存在任何历史问题之后，才可以进入，并且要求剧组成员要理论联系实际，畅谈和写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进行认真而系统的检查与自我检查。摄制组成员的所
7 有名单，最先由厂领导和党支部统一列出，再经吉林省委审查并附上意见，最后上报国务院文化组审核，主创人员必须经过江青的认可。
执导这部“样板戏影片”的是曾经以《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而声誉鹊起的导演武兆堤。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江青虽然没有像以前在舞台上排演该剧时，莅临现场亲自指挥，但她明确要求剧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不能作任何的改动，这给影片的拍摄工作带来了难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分成了两个各自为政的创作集体，一是电影厂组织建立的摄制组，组成人员大多数是在“文革”前拍过“毒草”影片、而现今想“戴罪立功”的人员组成；另一个则是由单一的演员组成的“样板团”，其成员主要来自于北京京剧院、北京北方昆曲院的“根红苗正”的演员，是江青想重点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革命的文艺战士”。这两个组织不但在政治地位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连伙食标准也各不相同：“样板团”可以独自开小灶。
不过，两个创作集体基本上能够顾全大局，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协商解决，但也有矛盾冲突比较大的时候。比如在拍摄“坚持”一场戏的时候，就为了剧中的男主角、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和他领导的18个伤病员战士的面部化装和照明用光等问题，摄制组人员从真实生活的角度出发，郭建光等人在芦苇荡里生活条件艰苦，人应该显得有些憔悴，他们在用光上给这些演员的脸上照得暗淡了一点。可是，这却给“样版团”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他们为此大做文章，一时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脸地扣了上来：“宣传战争残酷论”、“给英雄人物的脸上抹黑”、“文艺黑线思想回潮”„„。围绕这个问题，摄制组和样板团的领导以及组织人员，只有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报请“国务院文化组”审定，主要由负责创作问题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核准敲定。
1971年8月，该片拍摄完成，9月在全国正式公映。江青看过影片也很高兴，突然心血来潮，表示要在第二天接见剧组的主要演员。得到通知后，在京负责送审的厂长苏云和样板团团长慌忙打长途电话通知厂里，让赶紧买火车票，送有关人员到北京。随后，江青又突发异想，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去接演员；可演员们已经连夜坐火车离开长春了，厂里只得派小汽车追火车，终于在四平车站追上。他们来不及多解释，把演员们又拉回厂里，第二天清晨，再坐空军派来的专用飞机，直飞北京。
还是以汪曾祺作结
1972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拍摄了一部以三部短片的片断组成的彩色艺术片，该片包括了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革命交响音乐《》。其中交响乐《沙家浜》，是在同名现代京剧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由中央乐团的李德伦担任指挥，曹连生、梁美珍、林寄语分别表演了郭建光、阿庆嫂和沙奶奶。1971年，该剧曾经两次拍成舞台艺术片，前者在送审时，因为演员身着新四军
8 军装等装束，而被江青大骂为“四不像”，结果又全部推倒再来一次。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左翼”进步电影机构——凤凰影业公司，在1968年早于彩色舞台艺术片《》拍摄之前，根据大陆的现代京剧剧本《》，改编拍摄成一部以故事片形式表现相同剧情的影片《沙家浜歼敌记》，担任该片导演的是为大陆观众所熟知的鲍方，香港著名影星朱虹和江汉分别扮演阿庆嫂和郭建光。这样一部以突出和表现浓郁革命斗争主题的“红色”现代京剧，在香港电影史上是惟一的一次。只可惜这样一部影片，却没有能够在大陆公开放映。
京剧《沙家浜》从一开始的移植到改编、从反复的修改到摇身一变列为“革命样板戏”的剧目之中，汪曾祺把个人的才华不遗余力地全部奉献出来，从而使这台京剧几经磨难，越磨越精，绽放出辉煌的光彩，成为中国现代京剧史上的翘楚之作。可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因为汪曾祺被江青曾经重新启用的那段历史，又一度成为“四人帮”线上的“黑人”，而遭到不公正的严格审查。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汪曾祺又被关进了另一种性质的“学习班”里，勒令他要把当年整个事件的过程交代清楚。可想而知，对于只懂得进行文艺创作、专心研究戏剧理论的“老夫子”来说，他的心中充满了凄惨悲凉情绪。
好在事实是最公正的见证人。当年的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也只是“控制使用”，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与江青在政治方面有任何瓜葛，更没有同流合污。虽说汪曾祺最终得到清白，无罪释放，但是围绕着《沙家浜》的酸甜苦辣，使汪曾祺感到一种被政治命运的无情嘲讽，伤心的往事是他心中永远也挥抹不去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