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自此克勤弟子又分为杭州径山派（宗杲）和苏州虎丘派（绍隆），同属杨岐派，又有" 看话禅" 与" 默照禅" 之争；" 灵隐派" 与" 北磵派" 相异。
从杭州佛教发展史看，到了明代限佛甚严，冤狱迭起，但法藏仍在朝廷攻击下反对师说，主张一个" 圆相" 为禅宗五家的根本。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高僧憨山德清、祩宏莲池、智旭蕅益、紫柏真可四大高僧鉴于明世宗以来佛教衰微，奋力弘佛。他们身体力行，著书授徒，云游四方，调和各派，艰苦卓越，甚至冒杀头入狱之险而不惧，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又渐渐复兴，走出低谷，并在明清之交，大批明末遗民遁身佛门，光大释旨。后人称这是" 晚明四僧弘佛" 的结果。而四僧的活动，基本上就在杭州佛地。如莲池大师又" 以匡庐莲社宗风大振东南" ，并在净慈寺集万人讲《圆觉经》，支持法藏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持名念佛，建立净土道场，禅净一致成为" 云栖宗风" 。自此净土法门成为杭城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各宗学说一概以净土为归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佛教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通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政治运动，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佛教制度的改革，废除了佛教寺院的封建性管理和不合理制度。同时，积极争取团结、教育佛教界人士，通过学习，提高觉悟，虽有" 左" 的干扰和" 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挫折，通过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杭州佛教界更加坚定爱国爱教的信念，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状态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面整修寺庙，庄严祖庭，正常开展各种法务活动，一面发扬弘法利生、农禅并重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许多服务性劳动和助残、助教、救灾等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多年来，杭州佛教界还为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佛教事业的新领域，并得到了新发展。
1956年8月杭州市佛教界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杭州市佛教协会。现任会长：光泉，副会长：定本、觉乘、月真、智圆
2
伟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与洛桑活佛交流时评说：" 佛教源于印度, 昌于中国，扬于四海" 。中国和杭州佛教的发展，完全见证了这一论断。
佛教传入中国尚无确切年代，通常认为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东汉永平" 白马驮经" 首建白马寺，成为中国的" 释源" 。唐僧玄奘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 ）求法时，正值印度大乘全盛时期，他和此后的义净从印度取回的也都是大乘经典。" 乘" ，即梵文Yana, 意为运载工具（车、船）。公元一世纪，印度主张改革的佛教徒认为，以前的佛教只追求个人解脱，就像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称" 小乘" 。这些改革者认为：人与一切众生平等，皆属同体关系，应发菩萨大慈悲心，普度众生，利益群众，将拯救解脱一切受苦难的人作为目标；任何人只要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盘，就能成佛。这就像运载一切人出苦海的大船，故称" 大乘" 。
大乘北传后，经众多高僧传译和研究，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汉语系大乘八宗。
在中国，由一寺或数寺共同研究不同宗派的教义，使佛教广泛流传；当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就依靠中国亿万信众支持这座佛教大厦，才保持佛教世界性地位。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素称" 东南佛国" ，流传千古。
杭州自古佛刹林立，遍于湖山。唐与吴越时360寺，宋时480寺。灵隐寺为创建最早的古刹，已有1670余年历史，全盛时住寺僧众过2000余人，苏轼赞称：" 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 。北宋高僧明教大师誉为" 东南第一山" 。
杭州佛学兴盛，高僧大德前后接踵，流派纷呈，名传海内外，为世界佛教祖庭之一。
杭州佛教盛行中，形成了北山、南山两大寺庙群。在北山，唐代书法家钟权为灵隐题" 佛国" ，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为天竺题" 佛国也" ；在南山，慧日峰下，以慧日永明院（净慈寺）为中心，寺庙林立，梵呗相闻, 被称为" 佛国山" 。
诗人们盛赞西湖是" 龙宫" 、" 蓬莱" ，" 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 。就连清帝乾隆也念念不忘" 游佛国" 、" 憇僧寮" 。这" 东南佛国" 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佛教和游人向往的祖庭和胜地。
杭州佛教，既有伽蓝相依，又有贤圣相继，历代高僧在修持和研究弘扬大乘理论时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其主要宗派有：
华严宗 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创始人法藏被赐号" 贤首大师" ，又称" 贤首宗" 。该宗以发挥" 法界缘起" 为宗旨，以" 圆融无碍" 为最高认识境界，发展了古印度大乘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纷岐。该宗于唐代盛行杭城。以灵隐寺为中心，不少寺庙的高僧专修华严，并经常结社诵经，聚众讲法。白居易于长庆时守杭曾撰《华严经社石记》：称当时灵隐寺道峰常至各寺讲经，在龙兴寺开讲《华严经》时，听众竟达数千人。
净源为北宋华严学者，于宋神宗时来杭，先后住大中祥符寺、慧因寺，悉心致力于复兴本宗，被四方宿学推为" 义龙" 。净源的著述甚多，如《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疏钞》、《仁王经疏》等等，名传海外，受到高丽文宗王重视，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派王子、高丽僧统义天入宋，并携来久已散佚的贤首章疏要求咨决所疑。次年，宋哲宗命主客杨杰陪同来杭，参访各宗名师，并从净源受贤首教法。义天回国后，又遣使者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净源特建华严大阁收藏。元佑三年（1088年）奉诏改为教寺，成为弘布华严的道场，人称" 高丽寺" 。
南宋乾道初，平江（今苏州）名僧圆澄义和来杭住持惠因寺，倡导圆融念佛，认为" 佛与众生都具法界心" ，只因此心" 不守自性，故随迷悟之缘，作业受苦" ，如果" 修道证真，遂名诸佛" ，他把佛与众生的区别归之于能否证得此心，实际上承袭了永明延寿" 以心为宗" 的宗旨。但该教在元、明时期被朝廷一禁再禁, 华严正宗也因此长期陷于沉寂。
清初，康、乾盛世兴佛，华严宗在杭州又有重兴之势。民国之初，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华严学者月霞显珠为振兴华严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后会同名僧冶开将华严大学迁杭在海潮寺续办。受其影响，弘一在招贤寺修《华严疏钞》，一些文化学者相继研究华严学说，如马一浮、章太炎等，以华严六相圆融等原理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并以" 法相唯识" 作为判教依据，探索佛教的发展和出路。
天台宗 该宗于陈隋之际由智顗创立于浙江天台山，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奉行教观并重，将佛教内容分为" 化法四教" （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认为
空观、假观、中道观可于一心获得，三谛圆融无碍，故自认为" 圆教" 。宋时，知礼非常重视以《观无量寿佛经疏》用天台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阐扬净土教义。与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在杭州下天竺创建精舍，推行净土忏法，率众修持念佛三昧，并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通过" 行愿" 与" 决疑" ，确立正信，坚持修持，劝大众老实念佛，奉行口念佛，身礼佛，意念佛" 三业清净" ，体达一心三观的圆乘而直趋涅盘宝所，使忏法与礼佛融合求生净土。民国十九年（1930年），名僧谛闲法嗣摩尘就在梵天寺建" 天台宗佛学院" ，讲习天台宗《四教仪集注》。民国二十二年（1938年）谛闲弟子静修也在圣水寺举办" 性宗佛学院" ，主讲天台宗《教观纲宗》、《教仪集注》、《法华经》等，并著有《始终心要讲义》、《教观纲宗讲义》等，只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学人不多，传播不广。
南 宗 又名南山律宗，以其创始人道宣居终南山而名。唐末广明时（880-881），律宗开始传入杭城。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的元表律师首先来浙传南山律钞，钱塘（杭州）佛子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二十卷，逐渐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宝弟子慧则也于此时来杭传授律法。
律宗东传，五代吴越国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条件，钱元瓘当政时，在广建禅院同时兴建律寺，设置戒坛，先后建有菩提院（昭庆寺）、六通、法相、灵芝（崇福）、广化等律寺，昭庆寺所设坛场定期引导僧人依律受戒。钱弘俶还率先受" 菩萨戒" ，于是引来各方律师来杭，其中被称为" 僧中三凤" 的道宣、道定就在著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扬律学。
赞宁（919-1001），为五代后梁至北宋间律学高僧，也是佛教史学家。他于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在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住杭州灵隐寺时，慧则律师来杭传授律学，赞宁尽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 辞辩纵横，人莫能屈" ，时人尊其为" 律虎" 。钱弘俶重建孤山广化律寺，特邀赞宁住持该寺弘传律法。赞宁除内学之外（内学，指佛教经典范围之内的学问），并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甚高，钱王封他为" 两浙僧统", 赐号" 明义宗文大师" 。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 纳土归宋" ，赞宁同时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受到宋太宗礼遇，赐号" 通慧大师" ，从此他转入佛史著述和全国佛教事务管理。著有《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
在赞宁的传承影响下，北宋初，著名律师灵芝大师在昭庆寺建坛，成为南方著名的律宗道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师在昭庆寺建" 万善戒坛" ，每年三月三日（制度文化），海内缁流，云集于此，惟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名曰受戒。由此，南山律学在杭发扬光大。元丰初（1078年），灵芝尊者元照主持昭庆寺时，博究南山律学，著《行事钞资持记》一百多卷，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时，曾叩请元照开示律义。随后又有允堪律师在杭著《行事钞会正记》，使南山律分成" 资持" ，" 会正" 两派，律学研究十分活跃。只是元照后期因病尽弃平生所学，专修净业，而在当时条件下又无名僧倡导，元、明时期，汉地律宗出现萎靡不振，弘一法师称之为" 八百年湮没无传" 。
清初康、乾两帝崇佛，私度僧尼悄然兴起，宜洁玉书从宝华山分席来杭在昭庆寺重兴律学，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律》、《毗尼日用切要乳香记》、《沙弥律义要略述义》等。清帝乾隆视巡杭州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下诏取消僧尼官给度牒制度，对佛教开禁。
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初修净土转向专弘律部，被佛教界尊为" 重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民国七年（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号" 弘一" 。他原为净土法裔，但却专研律部，披阅《四分律》和宋代元照律学著作，并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然后游历各地，参谒名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弘传南山律，并在慈溪五磊寺创办" 南山律学院" ，又至泉州开元寺集学者十多人研究律学，称南山律学苑，亲自圈点从日本请回的南山律三大部：《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行宗记》、《羯摩疏随缘记》，后在南普陀讲律修持，主讲含注戒本》、《律学要略》、《弥陀经》等，也至青岛等地讲律，同时精研《华严》。律宗在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非常严谨，他一生严于律已，实践躬行，后学者难望其项背，被奉为" 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
禅 宗 南朝宋、齐间，古印度僧人菩提达摩航海来华入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九年，摒绝杂念，悟得佛理，并对当时佛学进行革新，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该宗主张证悟本自心性，寻得佛心，故亦称" 佛心宗" 。该宗以《楞伽经》、《金刚般若经》等为传法依据，但长时期奉行不立文字，不立语言。禅宗于唐代大兴，初分出牛头宗，五祖弘忍后分南、北两宗，分支甚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对杭州形成影响的有初期的牛头宗。
牛头宗（禅）由四祖道信弟子法融创立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该宗以为" 心境本寂，非今始空" ，" 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 ，强调人生如梦，故应超尘脱俗。唐天宝元年（742年），该宗弟子法钦云游至余杭径山；披荆上山，结茅而居，时遇寒冬大雪，法钦坚心不动，于是" 乡民给奉，僧衲相从"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奉诏入京，赐号" 国一大师" ，大臣李泌等三十二人皆投法钦门下，名声大振；翌年创建径山寺，后转住杭州龙兴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唐长庆时栖息于凤林寺（古定业院）前人称" 鸟窠禅师" 的圆修就是法钦弟子。只是由于该宗主张过于虚空，唐末时趋于衰微。
禅宗南、北分宗后，北宗（神秀）受到" 安史之乱" 摧残，南宗（慧能）则在神会努力下资助平定" 安史之乱" ，逐渐在北方取得地位。南宗禅的兴起，是我国佛教的一大转折。人们认识到，成佛并非只有面壁坐禅和读经念佛与世隔绝的道路；而且强调" 顿悟" ，" 佛即本心，不必外求" ，佛徒可居山林寺院，也可居于" 市朝" （称作" 市隐" ），这就为佛徒成就功业开了方便之门，佛教由此大为兴盛。于是出现禅宗南宗五家两系：
南岳系（怀让）：沩仰宗，临济宗（黄龙派、杨岐派）
青原系（行思）：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连同临济宗的黄龙、杨岐两个分派，在佛教史上统称为" 禅宗南宗五家七宗" 。在历史变革中，大多衰绝不传，唯临济、曹洞独盛。
净土宗 净土宗源于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设" 莲社" ，信奉往生净土，故亦称" 莲宗" 。该宗依 " 三经一论" 为弘教主要经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终时便可依阿弥陀佛或观音之力（即借" 他力"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简单易行，无须深谙佛学佛经便可进入佛门，故普及四方，传播极广，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慧远被尊为初祖，唐时该宗在中原地区盛行，直至五祖少康于唐元贞时入浙在古睦州（建德）乌龙山建立道场，净土法门始在杭州传播。
净土宗在杭广为流传并形成净土文化中心是各种因素凝聚而成，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佛教各宗纷纷归流，诸多高僧共传净土。二是五祖少康来杭创立道场，称名念佛，劝人急修净土；六祖延寿以《禅净四料拣》吹响" 禅净合流" 号角，于是" 天下翕从" 外。此后各代净土宗师均在杭州建立道场力弘净土。
整个宋代三百多年时间，杭州净土宗十分盛行。进入元代后，杭城一些临济宗高僧也多主修净土，并将禅宗的" 自禅性" 与净土的念佛法门结合。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颁布榜文，从此采取限佛政策。由于净土易修易行，不少禅僧和各宗僧人转奉净土。
净土先贤自唐代少康至清代实贤前后七代宗师皆以杭州为净土道场。此后十二祖际醒受永明影响栖心净土，在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弘传净土，他认为" 永明乃禅门宗匠，尚归心净土，况今末代，尤宜遵承" 。十三祖印光于清末在红螺山入堂念佛，然后南下往来于苏、浙、沪讲经说法，著有《净土决疑论》等大量净土文章，并先后组建" 净业社" 、" 弘化社" 等，发行《净业月刊》，弘扬净土信仰，后住苏州报国寺，专事念佛，于1940年12月在灵岩山去世。他一生立誓不作寺庙住持，不收出家徒众，而广收在家居士弟子，对苏、浙、沪居士持戒念佛影响甚大；据称他所收海内外在家弟子不下十余万人。有佛学专家认为，以净土结合，融摄各家，千余年来各宗合流归于净土的趋势至印光集其大成。
以上大乘宗派在杭传承影响较大。其中禅宗派生的临济宗逐渐成为杭城佛教的主流。宋室南渡，北方临济宗高僧纷纷南下，其中爱国高僧大慧宗杲是一位著名的佛学理论家，他曾受秦桧迫害两次流放，又两上余杭径山主法，竭力主张以" 看话禅法" 调动禅者全身心思索，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决疑开悟，并在实践中发扬自尊自信，随缘放旷，自获解脱，他的主张被佛教界奉为" 圭臬" 。正是由于大慧以" 看话" 改换原来的" 捧喝" 门风，使临济宗代代相传，直至清代具德中兴，使临济宗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大慧也被尊为" 划时代禅匠" 和" 甘露门" 。
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他原属法眼正传弟子，但他深感禅宗有" 空疏之弊" ，毕生致力于扶衰救弊。他引领各宗派分居博览，互相质疑，辑录成《宗镜录》百卷，流传国外；又提倡" 禅净双修" ，他撰写的《禅净四料拣》成为禅净合流的" 号角" ，" 登高一呼，天下翕从" ，被尊为净土六祖。
在北宋时期，灵隐寺主法的均为云门宗高僧，其中重显致力于佛教文学创新；契嵩著书平息了儒家排佛的争论，对佛教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云门宗" 孤危耸峻" 的隐晦说教方法制约了该宗的发展，自南宋开始也都转奉净土。
由于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千百年来，杭州佛教与各国佛教长期保持友好交往。据《佛光大辞典》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属临济，这与杭州佛地长期传承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所指出的，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已经成了一条" 黄金纽带"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世界佛教的国际交往，互相切磋交流、理解包容，它会对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3
佛教习俗与生活--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杭州佛教经过两宋前后300多年的发展，" 东南佛国" 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彰显，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实。不仅精英佛教在杭州成就显著，而且普世性的平民佛教，在高僧名士等精英指导与影响下，也有广泛的展开。" 处处风送白莲香" ，念佛风气广泛普及于民间；慈悲为怀的放生护生善举流行于民间，西湖亦成为天然的放生池[6]；佛教的有些佛事活动，也逐步演化为民间习俗，香市、哑目连戏、禅茶等佛教文化对杭州民俗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和广泛渗透。
放生
西湖放生，盛自北宋。真宗天禧四年（一O 二O ），杭州知州王钦若奏请朝廷" 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即皇上）祈福" ，从此西湖又名" 放生池" 。
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O 七），钱塘县令聂心汤忽发奇想在西湖湖面再辟放生池。他效仿苏东坡故事，取湖中葑泥环水心保宁寺寺基筑堤，形成" 湖中之湖" ，专供放生，这就是今天西湖精华所在的小瀛洲（三潭印月）。此后不久，净慈寺前的放生池也颇具规模。它原是该寺早先因迭遭火焚，依风水先生之言为禳避火灾而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凿的，筑池费工逾万。 《西湖寻梦》中放生池的记载：
放生池
宋时有放生碑，在宝石山下。盖天禧四年，王钦若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民网捕，郡守王随为之立碑也。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堤，朱栏屈曲，桥跨如虹，草树蓊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即其地也。春时游舫如鹜，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精，复阁重楼，迷禽暗日，威仪肃洁，器钵无声。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鬐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昔年余到云栖，见鸡鹅豚羖，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
余向莲池师再四疏说，亦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余曰：" 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
莲师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
陶望龄《放生池》诗：
介卢晓牛鸣，冶长识雀哕。吾愿天耳通，达此音声类。
群鱼泣妻妾，鸡鹜呼弟妹。不独死可哀，生离亦可慨。
闽语既嘤咿，吴听了难会。宁闻闽人肉，忍作吴人脍。
可怜登陆鱼，噞喁向人谇。人曰鱼口喑，鱼言人耳背。
何当破网罗，施之以无畏。
昔有二勇者，操刀相与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食乎。
互割还互啖，彼尽我亦屠。食彼同自食，举世嗤其愚。
还语血食人，有以异此无？
吴越王钱镠于西湖上税渔，名" 使宅渔" 。一日，罗隐入谒，壁有磻溪垂钓图，王命题之。题云："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又何如？假令身住西湖上，也是应供使宅鱼。" 王即罢渔税。 放生池柱对：
天地一网罟，欲度众生谁解脱。
飞潜皆性命，但存此念即菩提。
《西湖寻梦》
香市
香市是佛教信徒进香拜佛和经商者形成的集市。西湖香市起源于唐宋年间，当时西湖天竺寺、灵隐寺、昭庆寺、净慈寺等寺院都已有" 香会" 。南宋建都杭州后，历代皇帝都要御驾亲临各
寺，烧香敬佛，抚台以下文武百官也要亲自拈香。上行下效，四乡蚕农亦以杭州为天堂佛地，为祈蚕桑丰收，也都来" 朝山进香" 。即使贫苦农家也要借贷典当，一年开春到杭州来烧香一次，村村户户，世世代代，相沿成俗，形成杭州的繁荣" 春汛" 。
到元明时期已十分繁荣。每年春汛来临，全市商店坊肆都装潢门面，招徕顾客，还到各寺庙两廊、山门内外搭篷赶香市，一时形成" 有屋则摊，无屋则敞，敞外有篷，篷外有摊" ，各商铺店肆，鳞次栉比，不论丝绸簪耳、牙尺刀剪、糕点果品、香烛木鱼以及泥人玩具之类，琳琅满目，云集成市。
每年的西湖香市，开始于花朝（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结束于五月端午，以天竺寺、灵隐寺、岳王庙、昭庆寺、老东岳、吴山最盛。据《杭俗遗风》记载，西湖香市可分" 天竺香市" 、" 下乡香市" 和" 三山香市" 三种，香客也各不相同。其中以" 天竺香市" 为最早，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圣诞，" 全城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无不云集，途为之塞。有忏会者，二月十八日晚即许出城，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至庙不绝。"" 下乡香市" ，以苏州、常州、无锡、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种桑养蚕各乡村村民男女为主，一乡一村，结伙成队，乘坐香船来杭，停泊于松木场、拱宸桥一带，多时达千百只，河道堵塞无隙。有的以船为家，自带糕粽为食。香期延续一个多月。" 三山香市" ，三山即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苏杭各地都有" 香会" 组织，由长者领队带路，数百十成群，肩挂黄香袋，腰系红带，头裹白巾，结伙而行，要在一天之内，来回百余里，烧遍三山之香，名叫" 翻三山" 。[3]
（旅游主体）进杭州烧香者，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北方的香客，以山东为多。香客大多为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他们常以村为单位，自划大船结伴而行。过去香市最盛的时候，杭城各码头可停泊上千只香船。江浙一带的水乡，历来农事生产以蚕桑五谷为主，他们视杭州为天堂佛地，多为祈求五谷蚕桑丰收而来。而祈求菩萨保佑得于荫福、牲畜兴旺、造屋吉祥、四季平安，也是香客的普遍心愿。 过去，乡间有个古老的传说，进香者只有亲手抚摸寺庙里的每一尊佛身，每一根柱子，才能证明朝山之虔诚。直到今天，这种情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年妇女依次抚摸着寺庙里的佛像罗汉、金刚、圆柱，虔诚之极。
明代文学家张岱有一篇散文《西湖香市》，描写的就是明朝末年西湖香市的热闹繁华场面。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 香市" 。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赤垔）（赤支）、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 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 ，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归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喝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 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可作西湖实录。
哑目连戏
戏曲一开场，不见演员，只有燃着的松香末发出微弱的亮光。突然从边上喷出酒精，松香末
瞬间燃起火焰，这一举动是为了引起台下所有人的注意：戏文就要开始了...... 这就是六十多年前曾在西湖区留下镇东岳村风行一时的哑目连戏。
哑目连戏源于目连戏，后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戏曲，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活化石，现已列入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哑目连戏是目连戏的分支" 闭口目连" ，俗称" 哑鬼戏" 。表演时没有台词，全凭身段、手势、表情、舞蹈和武技来体现内容，惟一可作辅助的是锣鼓和目连号。老东岳的哑目连戏，据传从萧山、绍兴地区流传过来，在民俗庙会、三方庙祭祀上表演，内容以表达民众祛疫驱祟、祈禳平安的愿望为主，剧目主要是《调五方》，其中又以《活捉刘氏》、《送夜羹饭》等折子最为出名。
浴佛
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武林旧事》中对浴佛的记载）
禅茶
杭州龙井茶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唐开宝元年（742年），余杭径山寺开山祖师在高山上开山建寺并亲手种植茶树以供佛待客，这是杭州饮茶的开始，径山也是茶圣陆羽著《茶经》之地，也是日本茶道之源。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的茶由僧人栽植在天竺和灵隐一带，他们自采自制自用，或招待香客居士。僧人们自制的茶就是现在龙井茶的雏形。 僧人们在茶中溶进" 清静" 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 悟" ，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 茶道" 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 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南宋建都杭州，杭州的茶文化进入辉煌时期，不仅在种茶制茶上推陈出新，而且通过日本、韩国来宋学禅的高僧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国外，茶道在日本僧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宋以后，特别明清时期，更多的政治因素影响杭州茶文化, 杭州佛教文化文化与茶文化逐渐疏离。
目前中天竺法净寺公开开展禅茶活动。法净寺的禅茶活动历史悠久，僧人每年采茶前有开茶节，举行隆重的洒净仪式，从采、制、泡、饮到品，无不体现佛的文化和禅的意境。 摘自博文《如何发挥佛教文化在杭州旅游中的作用》
（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4
（物质文化）山水与寺宇--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在儒释道交融共同构成的杭州传统文化中，杭州丰富深厚的佛教文化是与美丽的西湖景观文化结合得最紧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部分。杭州历史上几大标志性建筑，如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无不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数次西湖十景的评选，每次都少不了几个佛教景点；目前西湖文化景观申遗的内容，至少有一半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杭州现在的城标，也离不了佛教文化这一基本元素。
五代吴越国时，由于吴越诸王从武肃王钱鏐起，一直到忠懿王钱弘俶，一贯奉佛，大兴佛事，杭州乃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大佛教中心，" 东南佛国" 之美誉名至实归，" 东南佛国" 遂成为杭州响当当的一大品牌。吴越国时期，"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在杭城及其周围，新建、扩建了许多寺院，赢得吴越寺院" 倍于九国" 之说；当时建造的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至
今仍是杭城的标志性建筑；飞来峰、慈云岭、烟霞洞等处镌凿的摩崖佛教造像群，亦是当年杭城佛教兴盛的重要历史见证；当年大量雕印的佛典、佛像、经咒等，促成了杭城印刷术的长足进步与印刷业的大发展；
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临安，首都之特殊地位，亦使杭州的佛教更趋兴盛而成为" 江南佛都" ，杭州寺院增至480所，不少佛寺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有一佛门盛事，即按宗派源流品评江南诸寺，史上遂有" 五山十刹" 之说。在禅教律诸大寺中，杭州均有多所寺院入选，且名列前茅：禅宗" 五山" ，杭州不仅占有三席，且名列前三，径山寺居首，灵隐寺、净慈寺次之；禅院" 十刹" ，则以中天竺寺为首；教下" 五山" ，杭州亦有三，以上天竺寺居首，下天竺寺、仙林寺次之；教下" 十刹" 中，杭州的集庆寺为首，演福寺、普福寺次之；律寺则以杭州的昭庆寺居首，六通寺、法相寺等次之。足见杭州之古寺名刹在江南佛教中之不同一般的尊荣地位与巨大影响。因此之故，北山的玛瑙寺依托杭州高僧云集的丰厚佛教文化资源，曾为杭州的著名高僧图像作赞并建阁供奉，" 武林西湖高僧阁" 成为展示" 东南佛国" 杭州的一大窗口。
径山寺成为禅宗五山之首刹，荣登" 江南第一禅林" 之宝座，不仅吸引了国内许多高僧名士，还吸引了不少日本僧人上山问学求法，径山因此而比北宋时更加繁盛兴旺，声誉影响更著，不仅成为南宋时的佛教中心，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南宋时不少当时负有盛名的高僧荟萃于径山，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先后二次住持径山、力倡" 看话禅" 的大慧宗杲，另外还有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真歇清了、浙翁如琰、痴绝道冲、松源崇岳...... 都是名重一时的禅宿，大多在入住径山之前或之后，驻过杭州市内的一些大丛林（如灵隐、净慈等）。与径山高僧结方外交的名士有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 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诗文。渡海而来径山学法的日僧，著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诏明、觉心等等，回国后均各化一方，径山因此而成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而且，伴随着佛教交流，径山的禅茶文化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尤以无准师范（1177-1249年）的影响为最大，师范的日本高足包括被日本天皇赐号为" 圣一国师" 的圆尔辨尔等" 东渡十六师" ，师范不仅通过其日本弟子使临济禅法盛行于东瀛，而且其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也为其弟子接受，宋学因之而传入日本。精于书画的师范、虚堂等的作品，传入日本后还被视为国宝予以珍藏。 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佛教亦随之衰落，杭州也难挽此一颓势，尤其是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杭州的佛教遭受极其巨大的破坏，元气大伤。总体衰颓的情况下，尚值得一提的亮点有：古昆玉峰在松木场建弥陀寺，弘阐净土法门，并在光绪二年（1877年）在弥陀山石壁镌刻《阿弥陀经》巨型摩崖石刻（至今尚存）；律僧发朗在昭庆寺重建戒坛恢复授戒，有" 律宗中兴" 之说（俞樾语）。（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5(精神文化)
近代的佛教复兴与杭州--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1840-1949年），多种多样的救亡思潮和运动中，" 佛教救亡" 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方面，它在以佛菩萨的慈悲无畏精神尽力救国的前提下，同时又努力拯救佛教自身。中国近代佛教是继晚明佛教复兴之后的又一次复兴，成为中国佛教演进史上的又一个亮点。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时期，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和贡献的高僧与居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式引领并推进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或更新。而近现代佛教的风云人物太虚、印光、谛闲、虚云、弘一、圆瑛等，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与杭州的僧俗四众一起为" 东南佛国" 杭州的佛教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这里首先要提的自然是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领袖和旗手、近现代中国佛学的集大成者太虚大师（1889-1947年），杭州是其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1919年他在杭州净梵寺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刊物《海潮音》，他担任过杭州北山弥勒院与
大佛寺的住持，1921年出任杭州南山名刹净慈寺的住持并实施其整理僧伽制度的改革计划，他还多次来杭州讲经说法，1927年在灵隐寺静养期间在慧明方丈、却非监院的护持下，潜心著述《真现实论》等重要著作，阐述其影响深远的" 人间佛教" 思想。
另一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近现代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1880-1942年），他在浙江一师从事艺术教育期间，开始倾心佛教，并于虎跑定慧寺出家，灵隐寺受戒，玉泉寺研律学戒，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云居山常寂光寺闭关，与弟子丰子恺居士编《护生画集》，晚年还专门写了《我在杭州西湖出家之经过》，圆寂后部分遗骨归葬于虎跑，并建塔供奉，后来又建了弘一大师纪念馆，弘一与杭州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还有，近代台宗泰斗、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古虚谛闲法师（1858-193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应邀到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经》而突然入定，出定后即辩才无碍，后来他又多次来杭讲经说法，他十分关心梵天寺祖庭的复兴，1930年派其法嗣摩尘在梵天寺举办天台宗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僧才。被佛教界一致尊崇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1861-1940年），曾数度莅杭弘法，他赞叹弥陀寺的巨型摩崖石刻《弥陀经》，并亲为弥陀寺确定念佛规制，谆谆嘱托施省之大居士（曾任交通总长、时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维护修复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道场梵天寺，亲为南高峰荣国寺、云居山常寂光寺撰写法会文疏、佛七缘起，与在杭州的弘一大师及辛亥革命元老张静江居士等有很深的法谊。近现代一身兼祧五宗法脉的禅宗泰斗、住世120年的虚云老和尚（1840-1959年），早年曾在三天竺参禅研教多时，他一直关心杭州佛教的发展，1953年还不顾110多岁的超高龄，欣然应邀来杭在净慈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为时七天，成千上万信众慕名而来，要求皈依者近3000人，盛况空前，法会余款遵虚老嘱咐，用于修缮净慈寺、装饰佛像及补助佛教界办的普化小学。
藏传佛教的贡嘎、诺那等密宗上师，也多次来杭州弘扬佛法。与杭州有深缘的近现代有影响的居士名流有：认为佛教乃反清革命与民族复兴必不可缺的良药的章太炎、创办辛亥革命后杭州第一个佛学团体" 般若学会" 的马一浮（一佛），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范古农，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佛教净业社董事长施省之，著名书画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 白龙山人" 王震（一亭），以弘扬念佛法门著名、曾任杭州佛学联合会会长的吴璧华，编著《金刚经讲义》的江味农，翻译日文版《南传大藏经》的弘一挚友与护法夏丏尊，《护生画集》作者、弘一弟子丰子恺，对科学与佛教关系有独到见解的浙大教授尢智表，辛亥革命元老黄元秀（文叔）等等。（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勤），自此克勤弟子又分为杭州径山派（宗杲）和苏州虎丘派（绍隆），同属杨岐派，又有" 看话禅" 与" 默照禅" 之争；" 灵隐派" 与" 北磵派" 相异。
从杭州佛教发展史看，到了明代限佛甚严，冤狱迭起，但法藏仍在朝廷攻击下反对师说，主张一个" 圆相" 为禅宗五家的根本。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高僧憨山德清、祩宏莲池、智旭蕅益、紫柏真可四大高僧鉴于明世宗以来佛教衰微，奋力弘佛。他们身体力行，著书授徒，云游四方，调和各派，艰苦卓越，甚至冒杀头入狱之险而不惧，经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又渐渐复兴，走出低谷，并在明清之交，大批明末遗民遁身佛门，光大释旨。后人称这是" 晚明四僧弘佛" 的结果。而四僧的活动，基本上就在杭州佛地。如莲池大师又" 以匡庐莲社宗风大振东南" ，并在净慈寺集万人讲《圆觉经》，支持法藏学说，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持名念佛，建立净土道场，禅净一致成为" 云栖宗风" 。自此净土法门成为杭城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各宗学说一概以净土为归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佛教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通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政治运动，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佛教制度的改革，废除了佛教寺院的封建性管理和不合理制度。同时，积极争取团结、教育佛教界人士，通过学习，提高觉悟，虽有" 左" 的干扰和" 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挫折，通过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杭州佛教界更加坚定爱国爱教的信念，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精神状态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一面整修寺庙，庄严祖庭，正常开展各种法务活动，一面发扬弘法利生、农禅并重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许多服务性劳动和助残、助教、救灾等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多年来，杭州佛教界还为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国际友好，世界和平作出努力和贡献。在实践中，大大开拓了佛教事业的新领域，并得到了新发展。
1956年8月杭州市佛教界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杭州市佛教协会。现任会长：光泉，副会长：定本、觉乘、月真、智圆
2
伟人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与洛桑活佛交流时评说：" 佛教源于印度, 昌于中国，扬于四海" 。中国和杭州佛教的发展，完全见证了这一论断。
佛教传入中国尚无确切年代，通常认为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东汉永平" 白马驮经" 首建白马寺，成为中国的" 释源" 。唐僧玄奘到印度那烂陀（Nalanda ）求法时，正值印度大乘全盛时期，他和此后的义净从印度取回的也都是大乘经典。" 乘" ，即梵文Yana, 意为运载工具（车、船）。公元一世纪，印度主张改革的佛教徒认为，以前的佛教只追求个人解脱，就像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称" 小乘" 。这些改革者认为：人与一切众生平等，皆属同体关系，应发菩萨大慈悲心，普度众生，利益群众，将拯救解脱一切受苦难的人作为目标；任何人只要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盘，就能成佛。这就像运载一切人出苦海的大船，故称" 大乘" 。
大乘北传后，经众多高僧传译和研究，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汉语系大乘八宗。
在中国，由一寺或数寺共同研究不同宗派的教义，使佛教广泛流传；当佛教在印度衰微时，就依靠中国亿万信众支持这座佛教大厦，才保持佛教世界性地位。
杭州佛教，始于东晋，兴于五代，盛于南宋，素称" 东南佛国" ，流传千古。
杭州自古佛刹林立，遍于湖山。唐与吴越时360寺，宋时480寺。灵隐寺为创建最早的古刹，已有1670余年历史，全盛时住寺僧众过2000余人，苏轼赞称：" 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 。北宋高僧明教大师誉为" 东南第一山" 。
杭州佛学兴盛，高僧大德前后接踵，流派纷呈，名传海内外，为世界佛教祖庭之一。
杭州佛教盛行中，形成了北山、南山两大寺庙群。在北山，唐代书法家钟权为灵隐题" 佛国" ，宋代书法家张即之为天竺题" 佛国也" ；在南山，慧日峰下，以慧日永明院（净慈寺）为中心，寺庙林立，梵呗相闻, 被称为" 佛国山" 。
诗人们盛赞西湖是" 龙宫" 、" 蓬莱" ，" 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 。就连清帝乾隆也念念不忘" 游佛国" 、" 憇僧寮" 。这" 东南佛国" 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佛教和游人向往的祖庭和胜地。
杭州佛教，既有伽蓝相依，又有贤圣相继，历代高僧在修持和研究弘扬大乘理论时推陈出新，源远流长。其主要宗派有：
华严宗 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创始人法藏被赐号" 贤首大师" ，又称" 贤首宗" 。该宗以发挥" 法界缘起" 为宗旨，以" 圆融无碍" 为最高认识境界，发展了古印度大乘思想，调和了佛教内部各派纷岐。该宗于唐代盛行杭城。以灵隐寺为中心，不少寺庙的高僧专修华严，并经常结社诵经，聚众讲法。白居易于长庆时守杭曾撰《华严经社石记》：称当时灵隐寺道峰常至各寺讲经，在龙兴寺开讲《华严经》时，听众竟达数千人。
净源为北宋华严学者，于宋神宗时来杭，先后住大中祥符寺、慧因寺，悉心致力于复兴本宗，被四方宿学推为" 义龙" 。净源的著述甚多，如《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华严疏钞》、《仁王经疏》等等，名传海外，受到高丽文宗王重视，于宋元丰八年（1085年）派王子、高丽僧统义天入宋，并携来久已散佚的贤首章疏要求咨决所疑。次年，宋哲宗命主客杨杰陪同来杭，参访各宗名师，并从净源受贤首教法。义天回国后，又遣使者送来金书《华严经》三种译本一百八十卷，净源特建华严大阁收藏。元佑三年（1088年）奉诏改为教寺，成为弘布华严的道场，人称" 高丽寺" 。
南宋乾道初，平江（今苏州）名僧圆澄义和来杭住持惠因寺，倡导圆融念佛，认为" 佛与众生都具法界心" ，只因此心" 不守自性，故随迷悟之缘，作业受苦" ，如果" 修道证真，遂名诸佛" ，他把佛与众生的区别归之于能否证得此心，实际上承袭了永明延寿" 以心为宗" 的宗旨。但该教在元、明时期被朝廷一禁再禁, 华严正宗也因此长期陷于沉寂。
清初，康、乾盛世兴佛，华严宗在杭州又有重兴之势。民国之初，在新文化思潮影响下，华严学者月霞显珠为振兴华严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后会同名僧冶开将华严大学迁杭在海潮寺续办。受其影响，弘一在招贤寺修《华严疏钞》，一些文化学者相继研究华严学说，如马一浮、章太炎等，以华严六相圆融等原理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并以" 法相唯识" 作为判教依据，探索佛教的发展和出路。
天台宗 该宗于陈隋之际由智顗创立于浙江天台山，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奉行教观并重，将佛教内容分为" 化法四教" （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认为
空观、假观、中道观可于一心获得，三谛圆融无碍，故自认为" 圆教" 。宋时，知礼非常重视以《观无量寿佛经疏》用天台观佛三昧的理观方法来阐扬净土教义。与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在杭州下天竺创建精舍，推行净土忏法，率众修持念佛三昧，并作《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通过" 行愿" 与" 决疑" ，确立正信，坚持修持，劝大众老实念佛，奉行口念佛，身礼佛，意念佛" 三业清净" ，体达一心三观的圆乘而直趋涅盘宝所，使忏法与礼佛融合求生净土。民国十九年（1930年），名僧谛闲法嗣摩尘就在梵天寺建" 天台宗佛学院" ，讲习天台宗《四教仪集注》。民国二十二年（1938年）谛闲弟子静修也在圣水寺举办" 性宗佛学院" ，主讲天台宗《教观纲宗》、《教仪集注》、《法华经》等，并著有《始终心要讲义》、《教观纲宗讲义》等，只因时局动荡，经费困难，学人不多，传播不广。
南 宗 又名南山律宗，以其创始人道宣居终南山而名。唐末广明时（880-881），律宗开始传入杭城。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明寺参与法宝讲席的元表律师首先来浙传南山律钞，钱塘（杭州）佛子纷纷前去听讲，其门人景霄深得奥理，著《简正记》二十卷，逐渐形成南山正宗。另一法宝弟子慧则也于此时来杭传授律法。
律宗东传，五代吴越国提供了必要的弘法条件，钱元瓘当政时，在广建禅院同时兴建律寺，设置戒坛，先后建有菩提院（昭庆寺）、六通、法相、灵芝（崇福）、广化等律寺，昭庆寺所设坛场定期引导僧人依律受戒。钱弘俶还率先受" 菩萨戒" ，于是引来各方律师来杭，其中被称为" 僧中三凤" 的道宣、道定就在著名律寺法相、六通弘扬律学。
赞宁（919-1001），为五代后梁至北宋间律学高僧，也是佛教史学家。他于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后在天台山受具足戒，精研三藏，住杭州灵隐寺时，慧则律师来杭传授律学，赞宁尽得其要，精通南山律法，" 辞辩纵横，人莫能屈" ，时人尊其为" 律虎" 。钱弘俶重建孤山广化律寺，特邀赞宁住持该寺弘传律法。赞宁除内学之外（内学，指佛教经典范围之内的学问），并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甚高，钱王封他为" 两浙僧统", 赐号" 明义宗文大师" 。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 纳土归宋" ，赞宁同时到达汴京（今河南开封），受到宋太宗礼遇，赐号" 通慧大师" ，从此他转入佛史著述和全国佛教事务管理。著有《大宋僧史略》、《三教圣贤事迹》等。
在赞宁的传承影响下，北宋初，著名律师灵芝大师在昭庆寺建坛，成为南方著名的律宗道场。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由永智律师在昭庆寺建" 万善戒坛" ，每年三月三日（制度文化），海内缁流，云集于此，惟其长老能通五宗诸典者登坛说法，敷陈具戒，其徒跪而听之，名曰受戒。由此，南山律学在杭发扬光大。元丰初（1078年），灵芝尊者元照主持昭庆寺时，博究南山律学，著《行事钞资持记》一百多卷，高丽僧统义天入宋求法时，曾叩请元照开示律义。随后又有允堪律师在杭著《行事钞会正记》，使南山律分成" 资持" ，" 会正" 两派，律学研究十分活跃。只是元照后期因病尽弃平生所学，专修净业，而在当时条件下又无名僧倡导，元、明时期，汉地律宗出现萎靡不振，弘一法师称之为" 八百年湮没无传" 。
清初康、乾两帝崇佛，私度僧尼悄然兴起，宜洁玉书从宝华山分席来杭在昭庆寺重兴律学，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律》、《毗尼日用切要乳香记》、《沙弥律义要略述义》等。清帝乾隆视巡杭州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下诏取消僧尼官给度牒制度，对佛教开禁。
民国时期，弘一法师初修净土转向专弘律部，被佛教界尊为" 重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 。民国七年（1918年）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法号" 弘一" 。他原为净土法裔，但却专研律部，披阅《四分律》和宋代元照律学著作，并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然后游历各地，参谒名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在上虞法界寺佛前发愿弘传南山律，并在慈溪五磊寺创办" 南山律学院" ，又至泉州开元寺集学者十多人研究律学，称南山律学苑，亲自圈点从日本请回的南山律三大部：《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行宗记》、《羯摩疏随缘记》，后在南普陀讲律修持，主讲含注戒本》、《律学要略》、《弥陀经》等，也至青岛等地讲律，同时精研《华严》。律宗在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非常严谨，他一生严于律已，实践躬行，后学者难望其项背，被奉为" 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 。
禅 宗 南朝宋、齐间，古印度僧人菩提达摩航海来华入嵩山少林寺面壁静修九年，摒绝杂念，悟得佛理，并对当时佛学进行革新，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该宗主张证悟本自心性，寻得佛心，故亦称" 佛心宗" 。该宗以《楞伽经》、《金刚般若经》等为传法依据，但长时期奉行不立文字，不立语言。禅宗于唐代大兴，初分出牛头宗，五祖弘忍后分南、北两宗，分支甚多，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之一。对杭州形成影响的有初期的牛头宗。
牛头宗（禅）由四祖道信弟子法融创立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该宗以为" 心境本寂，非今始空" ，" 迷之为有，即见荣枯贵贱等事" ，强调人生如梦，故应超尘脱俗。唐天宝元年（742年），该宗弟子法钦云游至余杭径山；披荆上山，结茅而居，时遇寒冬大雪，法钦坚心不动，于是" 乡民给奉，僧衲相从"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奉诏入京，赐号" 国一大师" ，大臣李泌等三十二人皆投法钦门下，名声大振；翌年创建径山寺，后转住杭州龙兴寺，在杭州佛教史上，唐长庆时栖息于凤林寺（古定业院）前人称" 鸟窠禅师" 的圆修就是法钦弟子。只是由于该宗主张过于虚空，唐末时趋于衰微。
禅宗南、北分宗后，北宗（神秀）受到" 安史之乱" 摧残，南宗（慧能）则在神会努力下资助平定" 安史之乱" ，逐渐在北方取得地位。南宗禅的兴起，是我国佛教的一大转折。人们认识到，成佛并非只有面壁坐禅和读经念佛与世隔绝的道路；而且强调" 顿悟" ，" 佛即本心，不必外求" ，佛徒可居山林寺院，也可居于" 市朝" （称作" 市隐" ），这就为佛徒成就功业开了方便之门，佛教由此大为兴盛。于是出现禅宗南宗五家两系：
南岳系（怀让）：沩仰宗，临济宗（黄龙派、杨岐派）
青原系（行思）：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连同临济宗的黄龙、杨岐两个分派，在佛教史上统称为" 禅宗南宗五家七宗" 。在历史变革中，大多衰绝不传，唯临济、曹洞独盛。
净土宗 净土宗源于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设" 莲社" ，信奉往生净土，故亦称" 莲宗" 。该宗依 " 三经一论" 为弘教主要经典，提出只要一生至诚念佛，临终时便可依阿弥陀佛或观音之力（即借" 他力" ）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因简单易行，无须深谙佛学佛经便可进入佛门，故普及四方，传播极广，成为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慧远被尊为初祖，唐时该宗在中原地区盛行，直至五祖少康于唐元贞时入浙在古睦州（建德）乌龙山建立道场，净土法门始在杭州传播。
净土宗在杭广为流传并形成净土文化中心是各种因素凝聚而成，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一是佛教各宗纷纷归流，诸多高僧共传净土。二是五祖少康来杭创立道场，称名念佛，劝人急修净土；六祖延寿以《禅净四料拣》吹响" 禅净合流" 号角，于是" 天下翕从" 外。此后各代净土宗师均在杭州建立道场力弘净土。
整个宋代三百多年时间，杭州净土宗十分盛行。进入元代后，杭城一些临济宗高僧也多主修净土，并将禅宗的" 自禅性" 与净土的念佛法门结合。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朝廷颁布榜文，从此采取限佛政策。由于净土易修易行，不少禅僧和各宗僧人转奉净土。
净土先贤自唐代少康至清代实贤前后七代宗师皆以杭州为净土道场。此后十二祖际醒受永明影响栖心净土，在北京红螺山资福寺弘传净土，他认为" 永明乃禅门宗匠，尚归心净土，况今末代，尤宜遵承" 。十三祖印光于清末在红螺山入堂念佛，然后南下往来于苏、浙、沪讲经说法，著有《净土决疑论》等大量净土文章，并先后组建" 净业社" 、" 弘化社" 等，发行《净业月刊》，弘扬净土信仰，后住苏州报国寺，专事念佛，于1940年12月在灵岩山去世。他一生立誓不作寺庙住持，不收出家徒众，而广收在家居士弟子，对苏、浙、沪居士持戒念佛影响甚大；据称他所收海内外在家弟子不下十余万人。有佛学专家认为，以净土结合，融摄各家，千余年来各宗合流归于净土的趋势至印光集其大成。
以上大乘宗派在杭传承影响较大。其中禅宗派生的临济宗逐渐成为杭城佛教的主流。宋室南渡，北方临济宗高僧纷纷南下，其中爱国高僧大慧宗杲是一位著名的佛学理论家，他曾受秦桧迫害两次流放，又两上余杭径山主法，竭力主张以" 看话禅法" 调动禅者全身心思索，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决疑开悟，并在实践中发扬自尊自信，随缘放旷，自获解脱，他的主张被佛教界奉为" 圭臬" 。正是由于大慧以" 看话" 改换原来的" 捧喝" 门风，使临济宗代代相传，直至清代具德中兴，使临济宗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大慧也被尊为" 划时代禅匠" 和" 甘露门" 。
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他原属法眼正传弟子，但他深感禅宗有" 空疏之弊" ，毕生致力于扶衰救弊。他引领各宗派分居博览，互相质疑，辑录成《宗镜录》百卷，流传国外；又提倡" 禅净双修" ，他撰写的《禅净四料拣》成为禅净合流的" 号角" ，" 登高一呼，天下翕从" ，被尊为净土六祖。
在北宋时期，灵隐寺主法的均为云门宗高僧，其中重显致力于佛教文学创新；契嵩著书平息了儒家排佛的争论，对佛教文化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云门宗" 孤危耸峻" 的隐晦说教方法制约了该宗的发展，自南宋开始也都转奉净土。
由于杭州地处东南沿海，千百年来，杭州佛教与各国佛教长期保持友好交往。据《佛光大辞典》称：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属临济，这与杭州佛地长期传承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所指出的，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已经成了一条" 黄金纽带"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世界佛教的国际交往，互相切磋交流、理解包容，它会对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3
佛教习俗与生活--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杭州佛教经过两宋前后300多年的发展，" 东南佛国" 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彰显，内涵也更加丰富充实。不仅精英佛教在杭州成就显著，而且普世性的平民佛教，在高僧名士等精英指导与影响下，也有广泛的展开。" 处处风送白莲香" ，念佛风气广泛普及于民间；慈悲为怀的放生护生善举流行于民间，西湖亦成为天然的放生池[6]；佛教的有些佛事活动，也逐步演化为民间习俗，香市、哑目连戏、禅茶等佛教文化对杭州民俗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和广泛渗透。
放生
西湖放生，盛自北宋。真宗天禧四年（一O 二O ），杭州知州王钦若奏请朝廷" 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即皇上）祈福" ，从此西湖又名" 放生池" 。
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O 七），钱塘县令聂心汤忽发奇想在西湖湖面再辟放生池。他效仿苏东坡故事，取湖中葑泥环水心保宁寺寺基筑堤，形成" 湖中之湖" ，专供放生，这就是今天西湖精华所在的小瀛洲（三潭印月）。此后不久，净慈寺前的放生池也颇具规模。它原是该寺早先因迭遭火焚，依风水先生之言为禳避火灾而于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凿的，筑池费工逾万。 《西湖寻梦》中放生池的记载：
放生池
宋时有放生碑，在宝石山下。盖天禧四年，王钦若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民网捕，郡守王随为之立碑也。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堤，朱栏屈曲，桥跨如虹，草树蓊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即其地也。春时游舫如鹜，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精，复阁重楼，迷禽暗日，威仪肃洁，器钵无声。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鬐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昔年余到云栖，见鸡鹅豚羖，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
余向莲池师再四疏说，亦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余曰：" 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
莲师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
陶望龄《放生池》诗：
介卢晓牛鸣，冶长识雀哕。吾愿天耳通，达此音声类。
群鱼泣妻妾，鸡鹜呼弟妹。不独死可哀，生离亦可慨。
闽语既嘤咿，吴听了难会。宁闻闽人肉，忍作吴人脍。
可怜登陆鱼，噞喁向人谇。人曰鱼口喑，鱼言人耳背。
何当破网罗，施之以无畏。
昔有二勇者，操刀相与酤。曰子我肉也，奚更求食乎。
互割还互啖，彼尽我亦屠。食彼同自食，举世嗤其愚。
还语血食人，有以异此无？
吴越王钱镠于西湖上税渔，名" 使宅渔" 。一日，罗隐入谒，壁有磻溪垂钓图，王命题之。题云：" 吕望当年展庙谟，直钩钓国又何如？假令身住西湖上，也是应供使宅鱼。" 王即罢渔税。 放生池柱对：
天地一网罟，欲度众生谁解脱。
飞潜皆性命，但存此念即菩提。
《西湖寻梦》
香市
香市是佛教信徒进香拜佛和经商者形成的集市。西湖香市起源于唐宋年间，当时西湖天竺寺、灵隐寺、昭庆寺、净慈寺等寺院都已有" 香会" 。南宋建都杭州后，历代皇帝都要御驾亲临各
寺，烧香敬佛，抚台以下文武百官也要亲自拈香。上行下效，四乡蚕农亦以杭州为天堂佛地，为祈蚕桑丰收，也都来" 朝山进香" 。即使贫苦农家也要借贷典当，一年开春到杭州来烧香一次，村村户户，世世代代，相沿成俗，形成杭州的繁荣" 春汛" 。
到元明时期已十分繁荣。每年春汛来临，全市商店坊肆都装潢门面，招徕顾客，还到各寺庙两廊、山门内外搭篷赶香市，一时形成" 有屋则摊，无屋则敞，敞外有篷，篷外有摊" ，各商铺店肆，鳞次栉比，不论丝绸簪耳、牙尺刀剪、糕点果品、香烛木鱼以及泥人玩具之类，琳琅满目，云集成市。
每年的西湖香市，开始于花朝（农历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结束于五月端午，以天竺寺、灵隐寺、岳王庙、昭庆寺、老东岳、吴山最盛。据《杭俗遗风》记载，西湖香市可分" 天竺香市" 、" 下乡香市" 和" 三山香市" 三种，香客也各不相同。其中以" 天竺香市" 为最早，因农历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圣诞，" 全城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无不云集，途为之塞。有忏会者，二月十八日晚即许出城，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至庙不绝。"" 下乡香市" ，以苏州、常州、无锡、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种桑养蚕各乡村村民男女为主，一乡一村，结伙成队，乘坐香船来杭，停泊于松木场、拱宸桥一带，多时达千百只，河道堵塞无隙。有的以船为家，自带糕粽为食。香期延续一个多月。" 三山香市" ，三山即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苏杭各地都有" 香会" 组织，由长者领队带路，数百十成群，肩挂黄香袋，腰系红带，头裹白巾，结伙而行，要在一天之内，来回百余里，烧遍三山之香，名叫" 翻三山" 。[3]
（旅游主体）进杭州烧香者，大多来自江浙一带；北方的香客，以山东为多。香客大多为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他们常以村为单位，自划大船结伴而行。过去香市最盛的时候，杭城各码头可停泊上千只香船。江浙一带的水乡，历来农事生产以蚕桑五谷为主，他们视杭州为天堂佛地，多为祈求五谷蚕桑丰收而来。而祈求菩萨保佑得于荫福、牲畜兴旺、造屋吉祥、四季平安，也是香客的普遍心愿。 过去，乡间有个古老的传说，进香者只有亲手抚摸寺庙里的每一尊佛身，每一根柱子，才能证明朝山之虔诚。直到今天，这种情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老年妇女依次抚摸着寺庙里的佛像罗汉、金刚、圆柱，虔诚之极。
明代文学家张岱有一篇散文《西湖香市》，描写的就是明朝末年西湖香市的热闹繁华场面。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 香市" 。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赤垔）（赤支）、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
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 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波纹如绫，温风如酒" ，已画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杂来，光景又别。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归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薰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喝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崇祯庚辰三月，昭庆寺火。是岁及辛巳、壬午洊饥，民强半饿死。壬午虏鲠山东，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时杭州刘太守梦谦，汴梁人，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词馈送。有轻薄子改古诗诮之曰：" 山不青山楼不楼，西湖歌舞一时休。暖风吹得死人臭，还把杭州送汴州。" 可作西湖实录。
哑目连戏
戏曲一开场，不见演员，只有燃着的松香末发出微弱的亮光。突然从边上喷出酒精，松香末
瞬间燃起火焰，这一举动是为了引起台下所有人的注意：戏文就要开始了...... 这就是六十多年前曾在西湖区留下镇东岳村风行一时的哑目连戏。
哑目连戏源于目连戏，后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戏曲，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活化石，现已列入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哑目连戏是目连戏的分支" 闭口目连" ，俗称" 哑鬼戏" 。表演时没有台词，全凭身段、手势、表情、舞蹈和武技来体现内容，惟一可作辅助的是锣鼓和目连号。老东岳的哑目连戏，据传从萧山、绍兴地区流传过来，在民俗庙会、三方庙祭祀上表演，内容以表达民众祛疫驱祟、祈禳平安的愿望为主，剧目主要是《调五方》，其中又以《活捉刘氏》、《送夜羹饭》等折子最为出名。
浴佛
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武林旧事》中对浴佛的记载）
禅茶
杭州龙井茶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唐开宝元年（742年），余杭径山寺开山祖师在高山上开山建寺并亲手种植茶树以供佛待客，这是杭州饮茶的开始，径山也是茶圣陆羽著《茶经》之地，也是日本茶道之源。据陆羽《茶经》记载，杭州最早的茶由僧人栽植在天竺和灵隐一带，他们自采自制自用，或招待香客居士。僧人们自制的茶就是现在龙井茶的雏形。 僧人们在茶中溶进" 清静" 思想，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 悟" ，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 茶道" 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 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南宋建都杭州，杭州的茶文化进入辉煌时期，不仅在种茶制茶上推陈出新，而且通过日本、韩国来宋学禅的高僧将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国外，茶道在日本僧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宋以后，特别明清时期，更多的政治因素影响杭州茶文化, 杭州佛教文化文化与茶文化逐渐疏离。
目前中天竺法净寺公开开展禅茶活动。法净寺的禅茶活动历史悠久，僧人每年采茶前有开茶节，举行隆重的洒净仪式，从采、制、泡、饮到品，无不体现佛的文化和禅的意境。 摘自博文《如何发挥佛教文化在杭州旅游中的作用》
（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4
（物质文化）山水与寺宇--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在儒释道交融共同构成的杭州传统文化中，杭州丰富深厚的佛教文化是与美丽的西湖景观文化结合得最紧密、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部分。杭州历史上几大标志性建筑，如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无不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数次西湖十景的评选，每次都少不了几个佛教景点；目前西湖文化景观申遗的内容，至少有一半与佛教文化密切相关；杭州现在的城标，也离不了佛教文化这一基本元素。
五代吴越国时，由于吴越诸王从武肃王钱鏐起，一直到忠懿王钱弘俶，一贯奉佛，大兴佛事，杭州乃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大佛教中心，" 东南佛国" 之美誉名至实归，" 东南佛国" 遂成为杭州响当当的一大品牌。吴越国时期，"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在杭城及其周围，新建、扩建了许多寺院，赢得吴越寺院" 倍于九国" 之说；当时建造的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至
今仍是杭城的标志性建筑；飞来峰、慈云岭、烟霞洞等处镌凿的摩崖佛教造像群，亦是当年杭城佛教兴盛的重要历史见证；当年大量雕印的佛典、佛像、经咒等，促成了杭城印刷术的长足进步与印刷业的大发展；
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临安，首都之特殊地位，亦使杭州的佛教更趋兴盛而成为" 江南佛都" ，杭州寺院增至480所，不少佛寺在全国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有一佛门盛事，即按宗派源流品评江南诸寺，史上遂有" 五山十刹" 之说。在禅教律诸大寺中，杭州均有多所寺院入选，且名列前茅：禅宗" 五山" ，杭州不仅占有三席，且名列前三，径山寺居首，灵隐寺、净慈寺次之；禅院" 十刹" ，则以中天竺寺为首；教下" 五山" ，杭州亦有三，以上天竺寺居首，下天竺寺、仙林寺次之；教下" 十刹" 中，杭州的集庆寺为首，演福寺、普福寺次之；律寺则以杭州的昭庆寺居首，六通寺、法相寺等次之。足见杭州之古寺名刹在江南佛教中之不同一般的尊荣地位与巨大影响。因此之故，北山的玛瑙寺依托杭州高僧云集的丰厚佛教文化资源，曾为杭州的著名高僧图像作赞并建阁供奉，" 武林西湖高僧阁" 成为展示" 东南佛国" 杭州的一大窗口。
径山寺成为禅宗五山之首刹，荣登" 江南第一禅林" 之宝座，不仅吸引了国内许多高僧名士，还吸引了不少日本僧人上山问学求法，径山因此而比北宋时更加繁盛兴旺，声誉影响更著，不仅成为南宋时的佛教中心，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南宋时不少当时负有盛名的高僧荟萃于径山，其中最著名者当数先后二次住持径山、力倡" 看话禅" 的大慧宗杲，另外还有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真歇清了、浙翁如琰、痴绝道冲、松源崇岳...... 都是名重一时的禅宿，大多在入住径山之前或之后，驻过杭州市内的一些大丛林（如灵隐、净慈等）。与径山高僧结方外交的名士有张九成、陆游、范成大、周必大...... 交往中留下了不少诗文。渡海而来径山学法的日僧，著名者有荣西、俊芿、道元、圆尔、诏明、觉心等等，回国后均各化一方，径山因此而成为日本临济宗的祖庭。而且，伴随着佛教交流，径山的禅茶文化也东渡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尤以无准师范（1177-1249年）的影响为最大，师范的日本高足包括被日本天皇赐号为" 圣一国师" 的圆尔辨尔等" 东渡十六师" ，师范不仅通过其日本弟子使临济禅法盛行于东瀛，而且其儒释道三教一致的思想也为其弟子接受，宋学因之而传入日本。精于书画的师范、虚堂等的作品，传入日本后还被视为国宝予以珍藏。 清代中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佛教亦随之衰落，杭州也难挽此一颓势，尤其是遭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杭州的佛教遭受极其巨大的破坏，元气大伤。总体衰颓的情况下，尚值得一提的亮点有：古昆玉峰在松木场建弥陀寺，弘阐净土法门，并在光绪二年（1877年）在弥陀山石壁镌刻《阿弥陀经》巨型摩崖石刻（至今尚存）；律僧发朗在昭庆寺重建戒坛恢复授戒，有" 律宗中兴" 之说（俞樾语）。（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
5(精神文化)
近代的佛教复兴与杭州--杭州佛教文化特点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1840-1949年），多种多样的救亡思潮和运动中，" 佛教救亡" 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方面，它在以佛菩萨的慈悲无畏精神尽力救国的前提下，同时又努力拯救佛教自身。中国近代佛教是继晚明佛教复兴之后的又一次复兴，成为中国佛教演进史上的又一个亮点。这一时期的佛教是中国佛教近代转型的时期，苦难而严峻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和贡献的高僧与居士，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式引领并推进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或更新。而近现代佛教的风云人物太虚、印光、谛闲、虚云、弘一、圆瑛等，都与杭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与杭州的僧俗四众一起为" 东南佛国" 杭州的佛教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这里首先要提的自然是近现代中国佛教革新的领袖和旗手、近现代中国佛学的集大成者太虚大师（1889-1947年），杭州是其开展佛教改革运动和从事佛学著述的重要基地之一。1919年他在杭州净梵寺创办了近代佛教最有影响的刊物《海潮音》，他担任过杭州北山弥勒院与
大佛寺的住持，1921年出任杭州南山名刹净慈寺的住持并实施其整理僧伽制度的改革计划，他还多次来杭州讲经说法，1927年在灵隐寺静养期间在慧明方丈、却非监院的护持下，潜心著述《真现实论》等重要著作，阐述其影响深远的" 人间佛教" 思想。
另一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近现代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师（1880-1942年），他在浙江一师从事艺术教育期间，开始倾心佛教，并于虎跑定慧寺出家，灵隐寺受戒，玉泉寺研律学戒，招贤寺整理《华严疏钞》，云居山常寂光寺闭关，与弟子丰子恺居士编《护生画集》，晚年还专门写了《我在杭州西湖出家之经过》，圆寂后部分遗骨归葬于虎跑，并建塔供奉，后来又建了弘一大师纪念馆，弘一与杭州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还有，近代台宗泰斗、天台宗第四十三代祖古虚谛闲法师（1858-1932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应邀到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经》而突然入定，出定后即辩才无碍，后来他又多次来杭讲经说法，他十分关心梵天寺祖庭的复兴，1930年派其法嗣摩尘在梵天寺举办天台宗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僧才。被佛教界一致尊崇为净土宗十三祖的印光大师（1861-1940年），曾数度莅杭弘法，他赞叹弥陀寺的巨型摩崖石刻《弥陀经》，并亲为弥陀寺确定念佛规制，谆谆嘱托施省之大居士（曾任交通总长、时任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维护修复净土宗十一祖省庵大师道场梵天寺，亲为南高峰荣国寺、云居山常寂光寺撰写法会文疏、佛七缘起，与在杭州的弘一大师及辛亥革命元老张静江居士等有很深的法谊。近现代一身兼祧五宗法脉的禅宗泰斗、住世120年的虚云老和尚（1840-1959年），早年曾在三天竺参禅研教多时，他一直关心杭州佛教的发展，1953年还不顾110多岁的超高龄，欣然应邀来杭在净慈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为时七天，成千上万信众慕名而来，要求皈依者近3000人，盛况空前，法会余款遵虚老嘱咐，用于修缮净慈寺、装饰佛像及补助佛教界办的普化小学。
藏传佛教的贡嘎、诺那等密宗上师，也多次来杭州弘扬佛法。与杭州有深缘的近现代有影响的居士名流有：认为佛教乃反清革命与民族复兴必不可缺的良药的章太炎、创办辛亥革命后杭州第一个佛学团体" 般若学会" 的马一浮（一佛），上海佛学书局总编范古农，上海佛教居士林林长、佛教净业社董事长施省之，著名书画家、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 白龙山人" 王震（一亭），以弘扬念佛法门著名、曾任杭州佛学联合会会长的吴璧华，编著《金刚经讲义》的江味农，翻译日文版《南传大藏经》的弘一挚友与护法夏丏尊，《护生画集》作者、弘一弟子丰子恺，对科学与佛教关系有独到见解的浙大教授尢智表，辛亥革命元老黄元秀（文叔）等等。（摘自黄公元《" 东南佛国" 品牌建设与杭州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