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后感（冯易天）
读了水浒传，对宋江及其它们的起义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宋江等梁山英雄一再揭穿假招安的骗局，并且三番五次的战胜高俅、童贯之流的血腥镇压；梁山伯起义的革命形势不可谓不好，为什么作者要梁山泊英雄接受招安？宋江又为什么对招安如此的热中、积极争取呢？过去许多文章常常沿用菊花会上宋江即席赋词《满江红》中的最后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来证明宋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投降派”。如果我们不是寻章摘句，而是从这首词总的倾向来看，便可以发现，宋江之所以望招安，仍然是和保境安民的初衷是分不开的。“中心愿平虏，保国安民。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切患日亟，不接受招安，便无从“平虏”也就达不到“保民安国”的目的。这首词就是对宋江“永存忠义”的肝胆写照。
另外，浓厚的忠君思想，使他一直看不透天下无道，国力衰微的罪魁祸首正是当朝皇帝。这也是宋江带领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和根本的原因。 但是，将梁山泊受招安的责任完全归咎与宋江显然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这支人民武装终于接受招安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和深刻的思想渊源的。
第一、梁山泊的武装起义不可能超越“皇权思想”的制约，例如公认革命性最强的李逵，在反贪官又反皇帝这各意义上和宋江虽有所不同，他口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不过是让晁盖做个大皇帝，让宋江做个小皇帝，众兄弟做个将军，乐得快活。由
此可见，李逵和宋江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皇帝，而在于让谁当皇帝。归根结底，在“皇权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二者却是完全一致的。李逵固然有反大宋皇帝的一面，也有粗暴任性的一面。他动不动就抡起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头砍头，杀得尽快痛快，也就不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上梁山了。这样不但反不了皇帝，恐怕连贪官也反不成；甚至到最后闹的只剩下孤家寡人，作者这样刻画李逵和宋江，着眼点在于性格上的差异，根本谈不上是“路线斗争”。
第二，梁山泊英雄们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义后写道“其人有帝子皇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夫，屠儿刽子。”事实上，正是这样，他们中间，有贵族出身的柴进，有富豪出身的卢俊义，有地主出身的李应，有军官出身的关胜、呼延灼、董平、秦明、杨志、张清，也有渔民出身的阮氏弟兄，贫农出身的李逵等。这样复杂的成分，也不可能不对梁山泊内部带来一些问题。梁山泊事业越发展，它的领导人物中主张受招安、走妥协投降道路的人就越多，宋江的主张越来越得到支持。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因此宋江故事终于以悲剧结束。 另外，“水浒”故事流传于宋元之际，这时正是外患特别严重的时期，辽、金、夏、元不断入侵，人民对当权者的仇恨，被异民族的残酷烧杀行为所代替，过去反抗当权者的农民起义者，因为民族意识的发扬，转变为“忠义兵”了。特别是当金兵入侵的时候，北方的“忠义兵”大大发展，“水浒”故事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发生和流传起来的，它就不能不受到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梁山泊的好汉最后却
受了招安，替宋朝政府去平辽，征方腊。宋江在“水浒”中的结局正是那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反映
历史条件下，忠义观念是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宋江“心愿平虏，保国安民”的思想也只有在受招安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正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个重要因素，才使得梁山泊英雄一起招安。第三，从北宋末年到南宋，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和腐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则交替使用残酷镇压和怀柔招降的两手政策，使此起伏的人民武装起义都先后归于失败。《水浒传》之所以把受招安的情形写的异常凄惨，这正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宋江受招安，自然是万劫不复的叛徒了。这种形式逻辑是不值一驳的。如果让梁山泊英雄们在与官军的战斗中都是不屈而死，那么，小说势必要塑造比梁山泊英雄更“英雄”的人物，出来与之相周旋，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斩尽杀绝才善罢甘休。但是，如此一来，《水浒传》岂不混同于《荡寇志》了吗？
宋江带领梁山伯好汉接受招安不是懦弱、不是投降、是个人忠君思想的必然结果，是作为领袖高瞻远瞩的决策结果，同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水浒传》读后感（冯易天）
读了水浒传，对宋江及其它们的起义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宋江等梁山英雄一再揭穿假招安的骗局，并且三番五次的战胜高俅、童贯之流的血腥镇压；梁山伯起义的革命形势不可谓不好，为什么作者要梁山泊英雄接受招安？宋江又为什么对招安如此的热中、积极争取呢？过去许多文章常常沿用菊花会上宋江即席赋词《满江红》中的最后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来证明宋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投降派”。如果我们不是寻章摘句，而是从这首词总的倾向来看，便可以发现，宋江之所以望招安，仍然是和保境安民的初衷是分不开的。“中心愿平虏，保国安民。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切患日亟，不接受招安，便无从“平虏”也就达不到“保民安国”的目的。这首词就是对宋江“永存忠义”的肝胆写照。
另外，浓厚的忠君思想，使他一直看不透天下无道，国力衰微的罪魁祸首正是当朝皇帝。这也是宋江带领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和根本的原因。 但是，将梁山泊受招安的责任完全归咎与宋江显然是不公平的。换句话说这支人民武装终于接受招安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和深刻的思想渊源的。
第一、梁山泊的武装起义不可能超越“皇权思想”的制约，例如公认革命性最强的李逵，在反贪官又反皇帝这各意义上和宋江虽有所不同，他口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不过是让晁盖做个大皇帝，让宋江做个小皇帝，众兄弟做个将军，乐得快活。由
此可见，李逵和宋江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皇帝，而在于让谁当皇帝。归根结底，在“皇权主义”这个基本点上二者却是完全一致的。李逵固然有反大宋皇帝的一面，也有粗暴任性的一面。他动不动就抡起两把板斧，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头砍头，杀得尽快痛快，也就不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上梁山了。这样不但反不了皇帝，恐怕连贪官也反不成；甚至到最后闹的只剩下孤家寡人，作者这样刻画李逵和宋江，着眼点在于性格上的差异，根本谈不上是“路线斗争”。
第二，梁山泊英雄们的成分是极其复杂的，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义后写道“其人有帝子皇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夫，屠儿刽子。”事实上，正是这样，他们中间，有贵族出身的柴进，有富豪出身的卢俊义，有地主出身的李应，有军官出身的关胜、呼延灼、董平、秦明、杨志、张清，也有渔民出身的阮氏弟兄，贫农出身的李逵等。这样复杂的成分，也不可能不对梁山泊内部带来一些问题。梁山泊事业越发展，它的领导人物中主张受招安、走妥协投降道路的人就越多，宋江的主张越来越得到支持。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因此宋江故事终于以悲剧结束。 另外，“水浒”故事流传于宋元之际，这时正是外患特别严重的时期，辽、金、夏、元不断入侵，人民对当权者的仇恨，被异民族的残酷烧杀行为所代替，过去反抗当权者的农民起义者，因为民族意识的发扬，转变为“忠义兵”了。特别是当金兵入侵的时候，北方的“忠义兵”大大发展，“水浒”故事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发生和流传起来的，它就不能不受到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梁山泊的好汉最后却
受了招安，替宋朝政府去平辽，征方腊。宋江在“水浒”中的结局正是那一个时代社会背景的反映
历史条件下，忠义观念是和爱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宋江“心愿平虏，保国安民”的思想也只有在受招安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正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个重要因素，才使得梁山泊英雄一起招安。第三，从北宋末年到南宋，由于统治阶级的反动和腐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则交替使用残酷镇压和怀柔招降的两手政策，使此起伏的人民武装起义都先后归于失败。《水浒传》之所以把受招安的情形写的异常凄惨，这正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宋江受招安，自然是万劫不复的叛徒了。这种形式逻辑是不值一驳的。如果让梁山泊英雄们在与官军的战斗中都是不屈而死，那么，小说势必要塑造比梁山泊英雄更“英雄”的人物，出来与之相周旋，直到一方把另一方斩尽杀绝才善罢甘休。但是，如此一来，《水浒传》岂不混同于《荡寇志》了吗？
宋江带领梁山伯好汉接受招安不是懦弱、不是投降、是个人忠君思想的必然结果，是作为领袖高瞻远瞩的决策结果，同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