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被誉为“小品王”、“喜剧之王”，6岁时因为在家里非常调皮，喜欢打架，父母没时间看护，就让他开始跟二叔赵德明学艺，拉、吹、抛、打、唱、二人转等样样精通，尤其是三四上央视遭拒
春节晚会找到赵本山了。当时邹友开主任、李双江等三人在铁岭的招待所见了赵本山，要他在房间里演一个节目，赵本山说给他们三张票到体育馆看吧，那里效果好，当然三人拿了票也没看演出，扭头就回北京了。经人点拨，赵本山才知道得罪他们了。不过，邹主任还是把赵本山召到了北京，但每年都被打道回府。有一年剧团让赵本山带着十瓶茅台酒送礼，他的确不知道往哪儿送，害怕被拒绝，就在梅地亚宾馆一天喝掉一瓶，正好到了第十天他被通知回家。后来赵本山和团长说，十瓶酒全送出去了，人家还是不喜欢他的节目。
更大的笑话是，1988年春节晚会已经定下赵本山参加哈尔滨分会场的演出，而且节目提前录了像，全铁岭的人都知道他上了春节晚会，但后来他的节目却没播，赵本山却一直等到电视里打出“再见”。一年后的国庆晚会，他才第一次在央视亮相，紧接着就是1990年春节晚会的《相亲》。连续三年赵本山都是节目一等奖，1994年他因为家里有事，很晚才到春节晚会剧组报到，导演组嫌赵本山“架子大”，就坚决没让他上，这是他惟一被封杀的一次。[5]弦功底尤为 上世纪70年代末，在辽宁省文联曲艺家协会工作的马力跟着“五七干校”下放到铁岭，与赵本山相识。解放前二人转分为“高粱红”和“四季青”两种唱手，前者农忙时还
2010.4.14首届中国农民艺术新闻发布会(15张)
要种地，后者农忙时到煤矿、大车店去表演，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农民子弟摆脱扛锄头命运的唯一方式。赵本山从小被父亲遗弃，吃百家饭长大，他的童年除了饿还是饿，有一年过年吃上了一顿饺子，他撑得直不起腰。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赵本山“文革”时在莲花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二人转，记工分，1977年，他进入了铁岭县文工团，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不久后，在盖县农民会演上，赵本山表演了《摔三弦》。1987年，赵本山表演的《瞎子观灯》引起轰动，很多农民撵着剧团跑，在沈阳就演了五六百场，赵本山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城镇户口，至今他的户口还在铁岭。1989年，日本富山举办了国际话剧节，辽宁民间艺术团派出3个节目：潘长江的《猪八戒拱地》、黄晓娟的《梁祝》和李静、赵本山的《马前泼水》，马力是团里的艺术指导。日本宾馆里都有冰箱，谁也不敢吃，太贵了。赵本山说：“我请客，都在我屋吃。”别人都把衣服泡澡盆里洗，只有他送到洗衣房。最后一结算，是大会报销，其他人后悔得捶胸顿足，说便宜都让赵本山占了。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敢花他认为该花的钱。突
出。建国后，马三立积极编演新相声。1950，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马三立曲艺才能过人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职业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2]
3、冬天来了（1958~1977）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
灵前送别
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
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三立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4、寻常晚景（1977~2001）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
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警、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
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
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相，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3]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赵本山被誉为“小品王”、“喜剧之王”，6岁时因为在家里非常调皮，喜欢打架，父母没时间看护，就让他开始跟二叔赵德明学艺，拉、吹、抛、打、唱、二人转等样样精通，尤其是三四上央视遭拒
春节晚会找到赵本山了。当时邹友开主任、李双江等三人在铁岭的招待所见了赵本山，要他在房间里演一个节目，赵本山说给他们三张票到体育馆看吧，那里效果好，当然三人拿了票也没看演出，扭头就回北京了。经人点拨，赵本山才知道得罪他们了。不过，邹主任还是把赵本山召到了北京，但每年都被打道回府。有一年剧团让赵本山带着十瓶茅台酒送礼，他的确不知道往哪儿送，害怕被拒绝，就在梅地亚宾馆一天喝掉一瓶，正好到了第十天他被通知回家。后来赵本山和团长说，十瓶酒全送出去了，人家还是不喜欢他的节目。
更大的笑话是，1988年春节晚会已经定下赵本山参加哈尔滨分会场的演出，而且节目提前录了像，全铁岭的人都知道他上了春节晚会，但后来他的节目却没播，赵本山却一直等到电视里打出“再见”。一年后的国庆晚会，他才第一次在央视亮相，紧接着就是1990年春节晚会的《相亲》。连续三年赵本山都是节目一等奖，1994年他因为家里有事，很晚才到春节晚会剧组报到，导演组嫌赵本山“架子大”，就坚决没让他上，这是他惟一被封杀的一次。[5]弦功底尤为 上世纪70年代末，在辽宁省文联曲艺家协会工作的马力跟着“五七干校”下放到铁岭，与赵本山相识。解放前二人转分为“高粱红”和“四季青”两种唱手，前者农忙时还
2010.4.14首届中国农民艺术新闻发布会(15张)
要种地，后者农忙时到煤矿、大车店去表演，唱二人转几乎是东北农民子弟摆脱扛锄头命运的唯一方式。赵本山从小被父亲遗弃，吃百家饭长大，他的童年除了饿还是饿，有一年过年吃上了一顿饺子，他撑得直不起腰。为了改变自身处境，赵本山“文革”时在莲花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二人转，记工分，1977年，他进入了铁岭县文工团，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不久后，在盖县农民会演上，赵本山表演了《摔三弦》。1987年，赵本山表演的《瞎子观灯》引起轰动，很多农民撵着剧团跑，在沈阳就演了五六百场，赵本山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城镇户口，至今他的户口还在铁岭。1989年，日本富山举办了国际话剧节，辽宁民间艺术团派出3个节目：潘长江的《猪八戒拱地》、黄晓娟的《梁祝》和李静、赵本山的《马前泼水》，马力是团里的艺术指导。日本宾馆里都有冰箱，谁也不敢吃，太贵了。赵本山说：“我请客，都在我屋吃。”别人都把衣服泡澡盆里洗，只有他送到洗衣房。最后一结算，是大会报销，其他人后悔得捶胸顿足，说便宜都让赵本山占了。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敢花他认为该花的钱。突
出。建国后，马三立积极编演新相声。1950，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马三立曲艺才能过人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职业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2]
3、冬天来了（1958~1977）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
灵前送别
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
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三立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4、寻常晚景（1977~2001）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
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警、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
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
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相，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3]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