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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显其品，方动人心
喜欢一卷诗书在手，或品读“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慵懒与情思，一抹浅淡的远山黛，画出女子的婉丽；或感受太史公笔下暗潮涌动的政权争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或带着一颗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体味异域风情。正如古人所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错的，在文章中确实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学界受人敬仰的，读者都能找到与文章匹配的词语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来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仅从一篇文章中体现，而是渗透在作家一生的写作历程中。初识袁中郎是在《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潇然山水的才子，想来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学家，他自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赞美自然风光的游记中，每一篇都是他对这种生活本色的探寻，一种行胸臆的格调。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内心，我们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共鸣。
文学贵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们总认为的在人格与文章之间的等号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会成为人心的面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也许我们需要用一双聪慧的眼，一颗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发人性的途径，而有时这条道路会被外界因素阻隔，让我们看不真实，文章本身也沦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当革命的烈火蔓延整个中国大地时，他的诗便成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产物，毫无立场的歌颂与批判，是成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许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锁时，所有艺术的美感就消失殆尽了。曾经歌颂出《女神》这样唯美诗篇的人，湮没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有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文显其品动人心。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真当作汤底，用生活的阅历作为菜料，以真情实感为辅料，烹饪出一锅令人回味的佳肴。
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 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形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或“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 凡·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 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 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 悲哉! 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 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 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 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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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 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 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似曾相识燕归来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不论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文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 “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
文如其人
以前听说过字如其人的说法，说通过一个人的字迹便可大致看出这人的性格品质，后来又听到文如其人的这一说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个人若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其做人的标准也会在无形中得以提高。所谓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会把你所想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说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谈到文风这一问题上，所谓的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者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以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在我认为，文风分有刚劲有力与绵柔感性两种，书面语说即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比如辛弃疾，苏轼，婉约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似乎更具说服力。李煜因国破家亡这一悲惨的人生经历，在后期的词风多以凄楚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远逝，内心悲苦不已，写出“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他们内心是同样的悲伤难过，所以写出的词便也传达给人这样的忧愁。而豪放派的苏轼，站在江边仰天长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与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挠的与世俗奋战的品性不是遥相呼应吗？而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证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吗？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写好一篇文章，想要拥有好的文采与为世人折服的文笔，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人生经历要出彩呢？不管文风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各有各的可取之处，古往今来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赏膜拜，只是文风与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几乎可以说是关乎一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的概述，就像一个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弃的，不会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给人以正能量，教给人们积极向上的东西，这样文字才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所以说，与其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如先学会怎样做人，一个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当你提高了自身的修养与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为大众欢迎追捧。无论如何，请记住，应该做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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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显其品，方动人心
喜欢一卷诗书在手，或品读“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慵懒与情思，一抹浅淡的远山黛，画出女子的婉丽；或感受太史公笔下暗潮涌动的政权争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或带着一颗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体味异域风情。正如古人所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错的，在文章中确实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学界受人敬仰的，读者都能找到与文章匹配的词语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来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仅从一篇文章中体现，而是渗透在作家一生的写作历程中。初识袁中郎是在《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潇然山水的才子，想来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学家，他自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赞美自然风光的游记中，每一篇都是他对这种生活本色的探寻，一种行胸臆的格调。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内心，我们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共鸣。
文学贵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们总认为的在人格与文章之间的等号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会成为人心的面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也许我们需要用一双聪慧的眼，一颗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发人性的途径，而有时这条道路会被外界因素阻隔，让我们看不真实，文章本身也沦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当革命的烈火蔓延整个中国大地时，他的诗便成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产物，毫无立场的歌颂与批判，是成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许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锁时，所有艺术的美感就消失殆尽了。曾经歌颂出《女神》这样唯美诗篇的人，湮没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有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文显其品动人心。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真当作汤底，用生活的阅历作为菜料，以真情实感为辅料，烹饪出一锅令人回味的佳肴。
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 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形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或“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 凡·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 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 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 悲哉! 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 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 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 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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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 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 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似曾相识燕归来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不论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文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 “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
文如其人
以前听说过字如其人的说法，说通过一个人的字迹便可大致看出这人的性格品质，后来又听到文如其人的这一说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个人若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其做人的标准也会在无形中得以提高。所谓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会把你所想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说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谈到文风这一问题上，所谓的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者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以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在我认为，文风分有刚劲有力与绵柔感性两种，书面语说即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比如辛弃疾，苏轼，婉约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似乎更具说服力。李煜因国破家亡这一悲惨的人生经历，在后期的词风多以凄楚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远逝，内心悲苦不已，写出“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他们内心是同样的悲伤难过，所以写出的词便也传达给人这样的忧愁。而豪放派的苏轼，站在江边仰天长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与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挠的与世俗奋战的品性不是遥相呼应吗？而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证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吗？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写好一篇文章，想要拥有好的文采与为世人折服的文笔，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人生经历要出彩呢？不管文风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各有各的可取之处，古往今来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赏膜拜，只是文风与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几乎可以说是关乎一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的概述，就像一个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弃的，不会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给人以正能量，教给人们积极向上的东西，这样文字才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所以说，与其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如先学会怎样做人，一个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当你提高了自身的修养与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为大众欢迎追捧。无论如何，请记住，应该做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