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气质，是先天禀赋加上后天历练而达到的一种境界。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那部著名的《金玫瑰》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种生活。苏联时代的物质非常匮乏，年轻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与朋友们一起，一天只有两片面包，如此匮乏的生活中，他们每天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乐此不疲。他们从这单纯的精神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是从容的生活，不是物质丰富、精神无依的状态所能比拟的。
俄罗斯诗坛上，被奉为月亮（普希金是太阳）的艾赫马托娃，即使在最贫困的状态下，也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依然保持她超尘拔俗的贵族精神，依然在她那寒冷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下动人的诗篇。年轻的张大千在敦煌日夜临摹达七年之久，时间仿佛凝固了，这也是超绝的宁静与从容。
艺术给这些艺术家们带来从容。
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除了佩斯捷利等五位领袖被处以绞刑之外，其他的重要人物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这些囚徒中的许多人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依然密谋起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深刻的理想主义，给这些逆境中的贵族们提供从容。
当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义无返顾地走向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的时候，她们感动了全俄罗斯，甚至感动了全世界，但是达夫多娃——这位最后辞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至死不渝、忠贞不二的爱情让这些女人们变得更加高贵、从容。
甘地、特蕾莎修女、西蒙娜.薇依、朋霍费尔、施韦泽……，这样的历史巨人，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将自己的幸福寄予民族或者人类总体的幸福。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无论是黑暗的矿山，还是莽莽雪原，无论时势萧瑟，还是红尘浊世，他们都能以纯净的心灵，从容的姿态，去面对。那些只有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才能幸福的人们，往往是最从容的。
年2月16日，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克里希那穆提说：“今天晚上我要去山上散步。我会走得很远很远。雾已经起了。”当天晚上天空弥漫起大雾，一代圣者离开世界，悟道给了人最高的从容。
与这些极端的例子相比，我们的生活，也许本应更简单；与那些给人的生命和一切自由都造成危机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生活，也许本应该更安宁。然而，我们却并没有比以前的人们更从容，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健康的精神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于累人的世界里，宗教被荡涤的结果是灵魂无处安顿，像《西藏度亡经》里说的中阴身，随处飘荡，无以立定。当各种信仰重新开始登场的时候，一些速食面推销员改行当了导师。许多人匆匆皈依，不但没有给人带来安宁，反而带来新的狂热和躁动。一些信徒离开他们那套“新话辞典”（见几乎就不能说话，他们自己狂热了不算，还慌忙不迭地撬开别人的嘴，把自己也没嚼动的夹生饭填进去，于是说着“新话”的人日渐增多。这与宗教信仰本该带给人的从容不迫恰成两极。
从容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所谓劈柴担水皆是道的平淡，方有从容闪现。现代人——尤其城市人活得累，首先累在心，于是累于行。累什么？工作、生活。工作成了劳动，生活仅仅是活着。每天挤一通公共汽车，一身臭汗上班；或者自己开车，堵上一两个小时，到了办公室，一天的好心情也就差不多了。这时要从容，真是谈何容易。
一位开店铺的朋友跟我叹息道：“现在的人太容易不高兴了…”确实，饭店伙计也好，顾客也罢，还有政府官员，一切商业性的、服务性的还有公务行业，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怨气、戾气，还有阴郁。人们的情绪像骄阳下的火药桶，一触即爆。无他，紧张，不从容。
倘若南山就在近前，悠然见之不是本事。繁忙的工作，还有恼人的生活零碎中，从容才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难得。
在这个看起来不需要英雄，不需要伟大，不需要崇高的时代，这些价值仿佛显得那么遥远。然而，无论我们在经历怎样的后现代，也无论在经历怎样的铁笼时代，这些价值依然是重要的，依然必须是所有有志于提高自身人格者的神灵，如果失去了这些神灵，我们的生活将被名利所困，从而变得乏味、单调，没有意义。
茅于轼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状态有个精彩的概括，他说：“用损害良心的方式挣钱，用损害健康的方式花钱。”
单极化的生活，缺乏健康的精神生活，人就会变得紧张。
那么怎样才能从容？如何修炼从容？
人赤条条来，以前穿着衣服走，现在化成青烟走，总之是不带走一片云彩。人的一生不管得到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最终都归于尘土。蒲宁在那篇著名的小说《旧金山来的先生》中，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单极化谋利生活的可悲，揭示了死亡面前无贫富的彻底平等。它从反面昭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人要用一生的时间学习放弃，最后走的时候才能轻装远行。在这个名缰利锁的世界里，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智者、圣者最清楚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他的一生昭示了唯心灵的生活方式。
但是，克里希那穆提那样的境界，毕竟不是我们凡俗之辈所能达到的，于我们普通人而言，需要一种更为现实的方法，去达到心灵的祥和宁静与从容，我认为应该是生活的全面艺术化。所谓的生活全面艺术化，是指一种以求美之心去生活，力求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寸都尽量地变得富有美感，在这样的过程中，现实的名利也就变得不再那么累人，至少人能够不再轻易地被其奴役。
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要做很多并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既然为了生存，为了有效生活，我们必须做好这一切（有辱人格者例外），才能获得面包，我们何妨换一种心态去做。我们会发现做好这一切，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因为做好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有个日本环卫女工，每天给一个公司做卫生，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清洗厕所要干净到可以从马桶里捧起水喝的程度。这个女工是幸福的，她以那么从容和尽责的心态去工作，焉能不快乐？
真善美的生活状态，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朋友、同事的关系分不开的，也与陌生人分不开。当我们能够微笑着面对所有人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是祥和、宁静的，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会是从容的，无论我们遇到多么棘手麻烦的事情，遇到多么让人无法接受的人或事。佛家所谓的“三界唯心”，将再次获得一种生活状态的验证。
真善美的生活状态，也往往与一切艺术相关：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曲…。如果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能想到去听一场相声；去看场电影；去看一次画展；去买张便宜的门票，挤进音乐厅；还能为某一首歌感动莫名，满街找碟；为喷薄日出的早晨而激动，舒展开你的身体；为了一个朋友的喜事而情不自禁地拥抱他/她；为夜月中天而感伤、惆怅，于是拨出亲人的电话；……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心就依然会是灵动的，因为它并不麻木，而是敏感的，求美、求真、求善的，它是我们生活在纯净和从容之中的基础。
上面说到的种种生活方法，都是将生活全面艺术化的尝试，它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更为灵敏、善感。从容原本可以离我们很近，它是看不见的财富，需要我们无时无刻地去攒积，去感受，去感动。当我们以自己的敏感之心，充满热望之灵，去毫微毕现地感受，并且坚信世界美好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拥有积极、宁静与从容的生活。
年12月25日於追遠堂
要迎接新的挑战,我们不怕失败,只怕不敢从头再来.
从容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气质，是先天禀赋加上后天历练而达到的一种境界。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那部著名的《金玫瑰》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种生活。苏联时代的物质非常匮乏，年轻的帕乌斯托夫斯基与朋友们一起，一天只有两片面包，如此匮乏的生活中，他们每天朗诵普希金的诗歌，乐此不疲。他们从这单纯的精神生活中获得的幸福感，是从容的生活，不是物质丰富、精神无依的状态所能比拟的。
俄罗斯诗坛上，被奉为月亮（普希金是太阳）的艾赫马托娃，即使在最贫困的状态下，也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依然保持她超尘拔俗的贵族精神，依然在她那寒冷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下动人的诗篇。年轻的张大千在敦煌日夜临摹达七年之久，时间仿佛凝固了，这也是超绝的宁静与从容。
艺术给这些艺术家们带来从容。
当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除了佩斯捷利等五位领袖被处以绞刑之外，其他的重要人物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这些囚徒中的许多人并不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依然密谋起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深刻的理想主义，给这些逆境中的贵族们提供从容。
当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义无返顾地走向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的时候，她们感动了全俄罗斯，甚至感动了全世界，但是达夫多娃——这位最后辞世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说：“诗人们把我们赞颂成女英雄。我们哪是什么女英雄，我们只是去找我们的丈夫罢了……”
至死不渝、忠贞不二的爱情让这些女人们变得更加高贵、从容。
甘地、特蕾莎修女、西蒙娜.薇依、朋霍费尔、施韦泽……，这样的历史巨人，可以举出很多。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将自己的幸福寄予民族或者人类总体的幸福。他们在艰难困苦之中，无论是黑暗的矿山，还是莽莽雪原，无论时势萧瑟，还是红尘浊世，他们都能以纯净的心灵，从容的姿态，去面对。那些只有给别人带来幸福，自己才能幸福的人们，往往是最从容的。
年2月16日，太平洋时间下午1点，克里希那穆提说：“今天晚上我要去山上散步。我会走得很远很远。雾已经起了。”当天晚上天空弥漫起大雾，一代圣者离开世界，悟道给了人最高的从容。
与这些极端的例子相比，我们的生活，也许本应更简单；与那些给人的生命和一切自由都造成危机的时代相比，我们的生活，也许本应该更安宁。然而，我们却并没有比以前的人们更从容，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健康的精神生活。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于累人的世界里，宗教被荡涤的结果是灵魂无处安顿，像《西藏度亡经》里说的中阴身，随处飘荡，无以立定。当各种信仰重新开始登场的时候，一些速食面推销员改行当了导师。许多人匆匆皈依，不但没有给人带来安宁，反而带来新的狂热和躁动。一些信徒离开他们那套“新话辞典”（见几乎就不能说话，他们自己狂热了不算，还慌忙不迭地撬开别人的嘴，把自己也没嚼动的夹生饭填进去，于是说着“新话”的人日渐增多。这与宗教信仰本该带给人的从容不迫恰成两极。
从容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所谓劈柴担水皆是道的平淡，方有从容闪现。现代人——尤其城市人活得累，首先累在心，于是累于行。累什么？工作、生活。工作成了劳动，生活仅仅是活着。每天挤一通公共汽车，一身臭汗上班；或者自己开车，堵上一两个小时，到了办公室，一天的好心情也就差不多了。这时要从容，真是谈何容易。
一位开店铺的朋友跟我叹息道：“现在的人太容易不高兴了…”确实，饭店伙计也好，顾客也罢，还有政府官员，一切商业性的、服务性的还有公务行业，整个社会到处弥漫着怨气、戾气，还有阴郁。人们的情绪像骄阳下的火药桶，一触即爆。无他，紧张，不从容。
倘若南山就在近前，悠然见之不是本事。繁忙的工作，还有恼人的生活零碎中，从容才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难得。
在这个看起来不需要英雄，不需要伟大，不需要崇高的时代，这些价值仿佛显得那么遥远。然而，无论我们在经历怎样的后现代，也无论在经历怎样的铁笼时代，这些价值依然是重要的，依然必须是所有有志于提高自身人格者的神灵，如果失去了这些神灵，我们的生活将被名利所困，从而变得乏味、单调，没有意义。
茅于轼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状态有个精彩的概括，他说：“用损害良心的方式挣钱，用损害健康的方式花钱。”
单极化的生活，缺乏健康的精神生活，人就会变得紧张。
那么怎样才能从容？如何修炼从容？
人赤条条来，以前穿着衣服走，现在化成青烟走，总之是不带走一片云彩。人的一生不管得到什么样的荣华富贵，最终都归于尘土。蒲宁在那篇著名的小说《旧金山来的先生》中，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单极化谋利生活的可悲，揭示了死亡面前无贫富的彻底平等。它从反面昭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人要用一生的时间学习放弃，最后走的时候才能轻装远行。在这个名缰利锁的世界里，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智者、圣者最清楚人生的本质是什么，他的一生昭示了唯心灵的生活方式。
但是，克里希那穆提那样的境界，毕竟不是我们凡俗之辈所能达到的，于我们普通人而言，需要一种更为现实的方法，去达到心灵的祥和宁静与从容，我认为应该是生活的全面艺术化。所谓的生活全面艺术化，是指一种以求美之心去生活，力求将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寸都尽量地变得富有美感，在这样的过程中，现实的名利也就变得不再那么累人，至少人能够不再轻易地被其奴役。
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要做很多并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既然为了生存，为了有效生活，我们必须做好这一切（有辱人格者例外），才能获得面包，我们何妨换一种心态去做。我们会发现做好这一切，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快乐，因为做好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有个日本环卫女工，每天给一个公司做卫生，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清洗厕所要干净到可以从马桶里捧起水喝的程度。这个女工是幸福的，她以那么从容和尽责的心态去工作，焉能不快乐？
真善美的生活状态，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朋友、同事的关系分不开的，也与陌生人分不开。当我们能够微笑着面对所有人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是祥和、宁静的，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也会是从容的，无论我们遇到多么棘手麻烦的事情，遇到多么让人无法接受的人或事。佛家所谓的“三界唯心”，将再次获得一种生活状态的验证。
真善美的生活状态，也往往与一切艺术相关：文学、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曲…。如果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能想到去听一场相声；去看场电影；去看一次画展；去买张便宜的门票，挤进音乐厅；还能为某一首歌感动莫名，满街找碟；为喷薄日出的早晨而激动，舒展开你的身体；为了一个朋友的喜事而情不自禁地拥抱他/她；为夜月中天而感伤、惆怅，于是拨出亲人的电话；……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心就依然会是灵动的，因为它并不麻木，而是敏感的，求美、求真、求善的，它是我们生活在纯净和从容之中的基础。
上面说到的种种生活方法，都是将生活全面艺术化的尝试，它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更为灵敏、善感。从容原本可以离我们很近，它是看不见的财富，需要我们无时无刻地去攒积，去感受，去感动。当我们以自己的敏感之心，充满热望之灵，去毫微毕现地感受，并且坚信世界美好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拥有积极、宁静与从容的生活。
年12月25日於追遠堂
要迎接新的挑战,我们不怕失败,只怕不敢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