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生活——“红”色之旅
东北师范大学蒋永祺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个体，都有自己在学校成长的故事，而我，一个即平凡又不平凡的人，我的学校生活则因为我国推行的新课程教育改革而完全改变了。
这点在小学的时候还不甚明显，但随着时间到了初三，我的初中——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由于校长换届的缘故，而开始开展大规模的课改运动。其中，我们班刚换的班主任，我的数学老师——叶晓红，则是新校长的忠实拥护者。她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女强人，在我们初一的时候，她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她在暑假刚生完二胎，月子刚做完，就来到我们的课堂，当然从宏观的角度看，那时的初一是整个初中最简单的一个年段，但是，她却放着半年的产假没有放，本着一个老师的责任心来给我们上课。这是她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初一的我数学一般，但是到了初二，我的数学突飞猛进，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每天老师布置我们接近10面的作业，我都奋战到12点完成了，以至于到了高中我都认为我的高中数学是靠初中数学撑起来的。那时候最难的数学卷子半个班都不及格，而我却考了满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自觉天下无敌，藐视整个年段。虽然我至今认为这种气魄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但是那时的我却锋芒毕露，与数学老师势成水火，老师说往东，我偏要往西。
到了初三那年，我的数学老师和校长去了一趟先进的广东，带回了一套先进的课改体制，这也正是我题目想说的“红”字，课改的红色旋风开始席卷我们，同时也是因为我数学老师的名字中有一个“红”字，所以这个“红”字就相当于是我的课改之旅的缩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应该是在2011年的11月月初，老师回来了，她叫我们把位置排成6人一小组，3个人一排面对面，然后侧身面对黑板，这种座法美其名曰好生带差生，方便讨论，实施课改，将课改具体化，操作化。但保守又自大的我又站出来了，我立马说不可以，理由很简单，这是初三，人生中很关键的一年，要知道高中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大学录取率则有百分之一百，当然那时的我肯定还用了一些歪理顶撞老师，但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天的结局我记得很清楚，我被老师叫到走廊上站了一个早读课，冷风嗖嗖的吹，如何的冷我已经忘记不清了，但我知道，刺骨的痛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古代君主也许都认可这样一个道理, 那就是应该尽可能的去愚民，因为民众的智慧一旦高了，那么就可能威胁到君主的统治。生活中也是如此，老师从那天之后不知道给我灌了多少迷药，终于将我的内心说动了那么一点点，我至少是答应不会在排位置这方面和她唱反调了。随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课改的具体制度，毋庸置疑，她采用了中国古代最有效也最可怕的制度，连坐制度。这是一个小学以及初中老师都乐此不彼地制度。不幸中的万幸，我和我一个最要好的朋
友一组，他的数学也是非常好，但是，狡诈的老师却给了我们4个非常差的差生。（后来在我死皮赖脸的要求之下，终于又调来了一个学习好的女生）。
由于我们数学课进度非常快，早在初二下学期就把初中所有的数学知识学完了。于是，从有了形式的课改之后（指的就是把位置排得跟幼儿园一样的形式），我们的数学课就不再是老师上台讲课，而是我们自己以小组的形式轮流上台讲授课程，由于主体全部都是学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能是简单的上讲台去讲题目，而且气氛十分低迷，大家都不愿意上去露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总是“不为最先，不耻最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而我其实早就料到这点了，因为出于和老师的矛盾，我总是想让她看一下我的强项，（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强项，但我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在第一次冷场的课堂，我走上了讲台，这不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因为以前老师让我们上台发言的时候，我就经常上去发言了。那一次的课堂我一定讲的非常顺利，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内心才可能得到了讲课的喜悦，才可能在之后4年的时间里，爱上了讲课，同时也不停的讲课，甚至可以说是接近疯狂的讲课。
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放任模式之后，老师和我们终于悟出了一点东西。经过一番改进，我们将上课的模式从自由发言式变成了提前预约式，这一举，利用了中国人的一些特性，私底下敢做敢说，却不敢在台上说，于是乎，大家开始踊跃预约。我一看这刺激的活动终于操作起来了，也提起了精神，开始争第一，斗智力。这也就是我血液中注定的元素在发挥作用。我印象中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坐成七组，余下的最后一组便是我们，我们小组坐在教室的最后面，队形和全班都不一样，一半面对黑板，另一半背对黑板，而我则是背对黑板的那一半，这其实是意味着，我可以随时不听课，也没人会注意我是否在听课，当然，我很少这么做，只是想说一下我们那极度搞笑的阵型罢了。而我们各个小组之间的斗智斗勇在后来的两个月里一度非常激烈，我一度利用我们小组那个混混式的人物，让他与大家进行交涉，把一节课的上课机会都给我们小组，主要还是因为我是组长，我们小组与其他小组是在评比的，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组的切身利益。至于我个人的发展，这都是后话。
话说初中生的智商实在是不容小觑，我们制度的合理性，规划性都随着我们的思考而突飞猛进。我们的自主讲课的安排往往已经安排到了下下周，也就是说我在这周拿下了讲课权利之后，我就可以先在私底下预备一些东西，告诉我们组的每个人，让他们在上讲台之后按照我的话说出来。我的心里明白，我这样做老师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课堂进度不会被拖慢。但是，我这样做却是有诸多弊端。首先，老师的初衷当然是希望差生自己研究，然后自己上台讲，而我却活生生的把他们该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其实是在损害他们的自主学习性。其次，这样上课的后果就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只懂皮毛，如果在课堂上有人提问，那么他们一定抵
挡不住，只能是我们组的好生出面去救场。最后，我的做法本质上就是和课改精神相违背，简单的说就是在应付课改，这其实也是中国人一般性的做法。但是我们班实施课改到后来，大家都走我开创的这种模式，于是乎班级好像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事实上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却在一路下滑。当然，我一个人是不可能让班级成绩下滑的，这背后的因素不是我们能说得清的。
但是于我而言，我自身的真正能力却呈现着飞跃式的发展，到了后期，我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管数学课的先锋人物，大家是否要上课都会来这里和我商量一下，我们一起协商，然后安排下去。当年的我自认为已经抵得上一个普通的初中数学老师，于是乎我的观念也从普通的做题、完成题目变成了研究题目，自己出题目。这也就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向，可以说，我的人生格局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奠定一半了。后来的人生轨迹便是一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过程，包括高考，阴差阳错，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也许注定我就是在教师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不管是那种学科的老师，我的人生就已经这样规划下去了。
再回到中考这个门槛，我一不小心把自己保送了，还是继续在厦门六中。晓红也因此和我的关系有所好转，就这样带着较和蔼又不和蔼的关系，我初中毕业了。
来到高中，本以为能安心的学习三年，但是却事与愿违，课改的红色旋风依旧在进行，但事实上高中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搞课改，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也只是叫人上去回答一下问题，一节课大概也就十来分钟，我也总是想保持低调，但是作为学习委员和数学科代表的我却总是被安排和课改有关的任务，但这些都只是有一点皮毛的作用而已。真正把我的上课的技术培养起来的是我带着同学一起学习竞赛知识。那时候竞赛老师都很忙，老师没时间给我们上课，老师于是叫我们自己看PPT ，自主学习。我便很自豪的担任起了这项任务，我印象中很清楚的是，我曾经一个下午在讲台上站了四个小时，虽然只是带着大家看资料，顺便自己讲一点东西，但是，我的收获，获得的经验也是无可比拟的。久而久之，我讲课的技术越来越好，甚至于可以上台讲高中的化学课。就在这时，我又认识了我的师傅，一位超级厉害的化学老师，他曾经多次出过市质检和省质检的化学卷子，讲课没有人说不好。他的课难易得当，抑扬顿挫。高三的我曾经逃了自己的课去听师傅的课，可见，他的课有多么的吸引人。在我师傅的帮助下，我的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最终获得了省化学竞赛一等奖。
高考之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其实我喜欢做的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可以没有压迫的去读书，去研究一些知识。于是，我去了办公室找我师傅，和他一起做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渐渐地，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认识我了，于是乎，我开始帮忙带课，同时当然也义无反顾的帮忙带起了竞赛。高考成绩出来了，考地不怎样，但是足够上一所比较好的师范了，于是
就在偶然之间报了东北师范大学，来到了据说是师范类学校最强的教育学部，开始了我这一阶段的学习。在来到大学的这三个月里，我依旧保持着我敢为人先的精神，凡事都尽量去表达自己，渐渐的我发现，大学展示自己的机会也不少，我在老师要人上台讲课的时候积极发言；在课下空余时间去当家教；在生活中多认识一些未来的人民教师。我就这样继续延续着我人生的“红色”轨迹，向着一名伟大的人民教师而奋斗。
我的学校生活——“红”色之旅
东北师范大学蒋永祺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个体，都有自己在学校成长的故事，而我，一个即平凡又不平凡的人，我的学校生活则因为我国推行的新课程教育改革而完全改变了。
这点在小学的时候还不甚明显，但随着时间到了初三，我的初中——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由于校长换届的缘故，而开始开展大规模的课改运动。其中，我们班刚换的班主任，我的数学老师——叶晓红，则是新校长的忠实拥护者。她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女强人，在我们初一的时候，她就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她在暑假刚生完二胎，月子刚做完，就来到我们的课堂，当然从宏观的角度看，那时的初一是整个初中最简单的一个年段，但是，她却放着半年的产假没有放，本着一个老师的责任心来给我们上课。这是她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初一的我数学一般，但是到了初二，我的数学突飞猛进，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每天老师布置我们接近10面的作业，我都奋战到12点完成了，以至于到了高中我都认为我的高中数学是靠初中数学撑起来的。那时候最难的数学卷子半个班都不及格，而我却考了满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自觉天下无敌，藐视整个年段。虽然我至今认为这种气魄是一种优良的品质，但是那时的我却锋芒毕露，与数学老师势成水火，老师说往东，我偏要往西。
到了初三那年，我的数学老师和校长去了一趟先进的广东，带回了一套先进的课改体制，这也正是我题目想说的“红”字，课改的红色旋风开始席卷我们，同时也是因为我数学老师的名字中有一个“红”字，所以这个“红”字就相当于是我的课改之旅的缩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应该是在2011年的11月月初，老师回来了，她叫我们把位置排成6人一小组，3个人一排面对面，然后侧身面对黑板，这种座法美其名曰好生带差生，方便讨论，实施课改，将课改具体化，操作化。但保守又自大的我又站出来了，我立马说不可以，理由很简单，这是初三，人生中很关键的一年，要知道高中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大学录取率则有百分之一百，当然那时的我肯定还用了一些歪理顶撞老师，但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天的结局我记得很清楚，我被老师叫到走廊上站了一个早读课，冷风嗖嗖的吹，如何的冷我已经忘记不清了，但我知道，刺骨的痛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古代君主也许都认可这样一个道理, 那就是应该尽可能的去愚民，因为民众的智慧一旦高了，那么就可能威胁到君主的统治。生活中也是如此，老师从那天之后不知道给我灌了多少迷药，终于将我的内心说动了那么一点点，我至少是答应不会在排位置这方面和她唱反调了。随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课改的具体制度，毋庸置疑，她采用了中国古代最有效也最可怕的制度，连坐制度。这是一个小学以及初中老师都乐此不彼地制度。不幸中的万幸，我和我一个最要好的朋
友一组，他的数学也是非常好，但是，狡诈的老师却给了我们4个非常差的差生。（后来在我死皮赖脸的要求之下，终于又调来了一个学习好的女生）。
由于我们数学课进度非常快，早在初二下学期就把初中所有的数学知识学完了。于是，从有了形式的课改之后（指的就是把位置排得跟幼儿园一样的形式），我们的数学课就不再是老师上台讲课，而是我们自己以小组的形式轮流上台讲授课程，由于主体全部都是学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能是简单的上讲台去讲题目，而且气氛十分低迷，大家都不愿意上去露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总是“不为最先，不耻最后”，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而我其实早就料到这点了，因为出于和老师的矛盾，我总是想让她看一下我的强项，（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强项，但我知道机会来了）于是在第一次冷场的课堂，我走上了讲台，这不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因为以前老师让我们上台发言的时候，我就经常上去发言了。那一次的课堂我一定讲的非常顺利，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内心才可能得到了讲课的喜悦，才可能在之后4年的时间里，爱上了讲课，同时也不停的讲课，甚至可以说是接近疯狂的讲课。
实施了一段时间的放任模式之后，老师和我们终于悟出了一点东西。经过一番改进，我们将上课的模式从自由发言式变成了提前预约式，这一举，利用了中国人的一些特性，私底下敢做敢说，却不敢在台上说，于是乎，大家开始踊跃预约。我一看这刺激的活动终于操作起来了，也提起了精神，开始争第一，斗智力。这也就是我血液中注定的元素在发挥作用。我印象中很清楚，我们那个时候坐成七组，余下的最后一组便是我们，我们小组坐在教室的最后面，队形和全班都不一样，一半面对黑板，另一半背对黑板，而我则是背对黑板的那一半，这其实是意味着，我可以随时不听课，也没人会注意我是否在听课，当然，我很少这么做，只是想说一下我们那极度搞笑的阵型罢了。而我们各个小组之间的斗智斗勇在后来的两个月里一度非常激烈，我一度利用我们小组那个混混式的人物，让他与大家进行交涉，把一节课的上课机会都给我们小组，主要还是因为我是组长，我们小组与其他小组是在评比的，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组的切身利益。至于我个人的发展，这都是后话。
话说初中生的智商实在是不容小觑，我们制度的合理性，规划性都随着我们的思考而突飞猛进。我们的自主讲课的安排往往已经安排到了下下周，也就是说我在这周拿下了讲课权利之后，我就可以先在私底下预备一些东西，告诉我们组的每个人，让他们在上讲台之后按照我的话说出来。我的心里明白，我这样做老师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课堂进度不会被拖慢。但是，我这样做却是有诸多弊端。首先，老师的初衷当然是希望差生自己研究，然后自己上台讲，而我却活生生的把他们该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其实是在损害他们的自主学习性。其次，这样上课的后果就是他们实际上还是只懂皮毛，如果在课堂上有人提问，那么他们一定抵
挡不住，只能是我们组的好生出面去救场。最后，我的做法本质上就是和课改精神相违背，简单的说就是在应付课改，这其实也是中国人一般性的做法。但是我们班实施课改到后来，大家都走我开创的这种模式，于是乎班级好像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事实上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却在一路下滑。当然，我一个人是不可能让班级成绩下滑的，这背后的因素不是我们能说得清的。
但是于我而言，我自身的真正能力却呈现着飞跃式的发展，到了后期，我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管数学课的先锋人物，大家是否要上课都会来这里和我商量一下，我们一起协商，然后安排下去。当年的我自认为已经抵得上一个普通的初中数学老师，于是乎我的观念也从普通的做题、完成题目变成了研究题目，自己出题目。这也就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向，可以说，我的人生格局从那时候起就已经奠定一半了。后来的人生轨迹便是一直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过程，包括高考，阴差阳错，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也许注定我就是在教师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不管是那种学科的老师，我的人生就已经这样规划下去了。
再回到中考这个门槛，我一不小心把自己保送了，还是继续在厦门六中。晓红也因此和我的关系有所好转，就这样带着较和蔼又不和蔼的关系，我初中毕业了。
来到高中，本以为能安心的学习三年，但是却事与愿违，课改的红色旋风依旧在进行，但事实上高中并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搞课改，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也只是叫人上去回答一下问题，一节课大概也就十来分钟，我也总是想保持低调，但是作为学习委员和数学科代表的我却总是被安排和课改有关的任务，但这些都只是有一点皮毛的作用而已。真正把我的上课的技术培养起来的是我带着同学一起学习竞赛知识。那时候竞赛老师都很忙，老师没时间给我们上课，老师于是叫我们自己看PPT ，自主学习。我便很自豪的担任起了这项任务，我印象中很清楚的是，我曾经一个下午在讲台上站了四个小时，虽然只是带着大家看资料，顺便自己讲一点东西，但是，我的收获，获得的经验也是无可比拟的。久而久之，我讲课的技术越来越好，甚至于可以上台讲高中的化学课。就在这时，我又认识了我的师傅，一位超级厉害的化学老师，他曾经多次出过市质检和省质检的化学卷子，讲课没有人说不好。他的课难易得当，抑扬顿挫。高三的我曾经逃了自己的课去听师傅的课，可见，他的课有多么的吸引人。在我师傅的帮助下，我的化学如入无人之境，最终获得了省化学竞赛一等奖。
高考之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其实我喜欢做的事情很简单，无非就是可以没有压迫的去读书，去研究一些知识。于是，我去了办公室找我师傅，和他一起做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渐渐地，整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认识我了，于是乎，我开始帮忙带课，同时当然也义无反顾的帮忙带起了竞赛。高考成绩出来了，考地不怎样，但是足够上一所比较好的师范了，于是
就在偶然之间报了东北师范大学，来到了据说是师范类学校最强的教育学部，开始了我这一阶段的学习。在来到大学的这三个月里，我依旧保持着我敢为人先的精神，凡事都尽量去表达自己，渐渐的我发现，大学展示自己的机会也不少，我在老师要人上台讲课的时候积极发言；在课下空余时间去当家教；在生活中多认识一些未来的人民教师。我就这样继续延续着我人生的“红色”轨迹，向着一名伟大的人民教师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