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7年3月号第3辑整理
1. 歧视家长学历是跑偏的教育理念
2. “喊话马云”就治得了网商里的假货？
3.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
4. 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水到渠成
5. 总理报告印二维码给政务公开“加码”
6. 明确课后服务定位 严防变相补课
7. 遏制校园欺凌，板子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
8. 文艺的吸引力岂能靠“三个女人”
9. “考研族膨胀”需要用人单位改变价值认同
10. “诚信面馆”贵在主动释放信任
11. “有网红无导师”该开啥药方？
12. 比漫游费更该“走两步”的是网费
13.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
14. 家长学历何以成了小学招生的门槛
15. 同性恋维权不必非得告赢教育部
16. 公益诉讼困局，还需检察机关破冰
1. 歧视家长学历是跑偏的教育理念
张楠之
近日，有人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图片，画面上是广州某私立学校的一个电子屏，上边显示“本校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该校官方微信上一篇招收小学新生的通知中则明确要求学生“父母需本科以上学历”。学校工作人员在回应记者以家长身份的咨询时，则要求记者当面沟通，以确认“理念与我们一致”。（3月5日《广州日报》）
学校电子屏上写的是“本校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照字面意思理解，这所学校是在招收家长，但从该校官方微信针对小学新生父母的要求来看，该校招收的其实是小学生，而不是小学生的父母。当然，对新生家长的要求仍然是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对学历如此在意的学校，自己工作人员的学历一定不低，但从其电子屏上歧义严重的措辞来看，其汉语的文字表达水平也不高。既然如此，这所学校又有什么理由歧视学历低于本科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孩子呢？
诚然，作为一家私立学校，由于并不承担实施普遍教育的义务，其在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进行双向选
2 择时，设置一定的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些条件表现出了赤裸裸的歧视，则不仅有违教育工作者“有教无类”的原则理念，也容易陷入“英雄论出处”的窠臼。
学校一方面希望与咨询者当面沟通，确认“理念与我们一致”，一方面又将学历低于本科的家长排除在外，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矛盾的。追求教育理念上的一致，对于家校共建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是，教育理念与学校一致的人，却未必是学历高于本科者。
这种以学校的名义表现出来的对学历的歧视，必然会表现在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中。很多私立学校都宣称自己致力于所谓的精英教育，而很多家长之所以花费重金将孩子送到这类学校，冲的也正是所谓的“精英教育”。可是，如果“精英教育”就是歧视某个方面如学历、收入、社会地位等等不如自己者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还能否冠以“精英”之名，恐怕就成了疑问。因为，自身的高贵不是从贬低他人中获得的，自身的精英地位也不是从鄙视他人中获得的。这样的精英教育已然忽视了“教养”这一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品质，从而陷入自我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境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之事，稍有差池，即有可能酿成大错。在教与学的双向选择中，从事教育者不可不深思，为孩子选择学校者也不可不深思——尤其是要善于读出那些隐藏在某些学校所宣传的理念字面意义之下的真实的教育理念来，免得误了孩子一生。
“喊话马云”就治得了网商里的假货？
邓海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可波罗瓷砖董事长黄建平称，他的议案将重点关注网络打假及振兴实体经济等问题。“在淘宝上有300多家打着‘马可波罗瓷砖’、‘马可波罗卫浴’等旗号的店铺，只有两家经过授权，其他的都是‘李鬼’。”黄建平准备在全国“两会”上“喊话”马云，“希望马云同志对这些不是企业品牌官方授权的网店加大查处的力度。”（3月4日南方日报）
“马”店要喊话马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300多家“马”店，如果只有2家是官版真身，那么，这网络上的山寨瓷砖简直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建平代表称电商平台严重扰乱其价格和服务体系、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似乎也是“责之切、爱之深”。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喊话马云”尚未开始之前，淘宝官方在3月5日却给出了另一组说法：一是经核查，事实上天猫上的7家“马可波罗”相关店铺，全都拥有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即“马可波罗”商标持有者的授权。二是单单是在过去半年，平台就主动删除了疑似“马”牌假货链接2353条。三是天猫“马可波罗”商品近30天来不存在品质退款，淘宝有关商品的品质退款率更是明显低于行业水平。这些数据，翻译得更直白一些，无非两个意思：一方面，品牌企业的电商化销售可能自己还没有闹明白，另一方面，指望淘宝全面消灭网络上的假货实在属于“电商不能承受之重”。
3 这边厢是代表“喊话马云”，那边厢是淘宝“喊话代表”，这种假货现状，也许恰恰是当下中国打假生态的具象反映。
3•15渐近，电商假货显然是绕不开的例牌焦点。而赶在全国两会前夕，阿里就主动呼吁“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虽年投入10亿元打假资金、2000人打假队伍，但是2016年全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不足1%。这就很尴尬了——企业雄赳赳气昂昂查假，司法的板子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莆田鬼市”等假货市场嚣张猖獗的语境下，指望逐利企业去扮演打假的活雷锋，这显然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缺乏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最近，据说刘强东亦在媒体喊话，“敢在京东卖假货，就让他破产”。这话和阿里的表态一样铿锵。不过，企业的姿态越高，打假的效果未必就越好。道理很简单：一则，打假主要是职能责任。尤其在法治中国之下，依法严惩比道德谴责有劲多了。比如，如果“卖假鞋万双三次被抓一天牢没坐”的故事难以逆转，治假迟早要沦为造假者的笑谈。二则，电商打假，终究有点壮士断腕的意思。指望“喊话马云”来终结网商里的李鬼，虽然阵势很吸引眼球，但未必抓住了治假的七寸。
一分权力，一分责任。泛道德的诘责，在暴利的假货面前，不过是纸老虎罢了。面对假货，电商有电商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终究是有限责任；而集结公权之力、彰显法治之威，让季节性打假成为常态化打假、让部门性打假成为社会性治假，弥合信息与权限鸿沟后再研究打假举措，也许才会少些激愤、少些“背锅”，多些现实、多些公平。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
朱昌俊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卫东又一次收到林某的微信，微信内容是林某写的检讨书。2月24日，林某以修改软件为名骗走了卫东800元钱，谁想卫东不仅要回被骗走的钱，还“骗”走了林某的387元。
要回被骗的钱还“骗”了对方387元。相信这样的新闻，让人看了第一感觉就是挺解气的，并暗自佩服卫东个人能够骗倒骗子的“智商”和“能力”。新闻背后的跟帖中，不少人就称赞卫东“厉害”，直言“高人值得学习”，俨然将卫东视为反骗的榜样。可就现实来看，这样的“防骗教材”并不具备借鉴意义。 一方面，按照律师说法，从骗子手中“骗”走钱款，其实已经涉嫌违法。另一方面，如果把“反过来骗倒骗子”，视为一种弥补被骗损失的做法，其实就预设了一种这样的认识，即骗与被骗原来是个人智商高低的问题，只要自己足够聪明，就足以把骗子也骗倒。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若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解释为何许多高学历者同样会被骗。
在此案中，被骗倒的骗子很可能仅仅只是个人作案，从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当前社会多数诈骗行为背后往往都是团伙组织，有着精密的分工协作，要想把这样的专业化骗子骗倒几乎不可能。个人若迷恋
4 于与骗子斗智斗勇，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令自己蒙受更大的损失。
然而在现实中，还是不少人把受骗与否视为个人的智商问题。在这种认知投射到现实中，一是习惯把那些被骗的受害者戏称为交“智商税”，而往往对于骗术的教训认识不足，甚至令被骗者反而承受道德上的压力，陷入羞于求助的尴尬之中；二是各类社交平台充斥了大量的诸如“七招教你如何把骗子气哭”等未经证实的防骗攻略，把防骗当成了段子化娱乐，既降低了人们对骗术的警惕性，也消解了诈骗作为一种社会犯罪的严肃性质和其对应的社会危害。在某种程度上，公众对这样一则“骗倒骗子”的新闻的围观心态，或同样不乏某种娱乐倾向。
太多的现实证明，在防骗和追回损失上，靠以牙还牙式的“私力解决”，终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具体在此事中，有两点真正值得关注的细节，一是卫东明白自己被骗后想到要自己“骗回来”，甚至想教训下骗子的做法虽然不可取，但在“骗子”继续下套之时，立即意识到自己被骗，这种警惕意识值得学习；二是很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假若卫东第一时间选择保案，那么800元的“涉案金额”，警方又是否能够立案并加以重视？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从小的方面说，它仍是源自一种基于朴素正义的“私力救济”观，既无复制可能，也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从大的方面讲，防骗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减少社会中骗子的数量，最大限度瓦解骗子的生存土壤，而这显然是复杂的社会议题，并非仅仅由个人提高防骗能力就能实现。
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水到渠成
陈广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3月5日新华社）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总理这句话不仅引来人民大会堂代表委员们最热烈的掌声，更赢得广大百姓的称赞。提速降费，对老百姓来说是发红包，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而言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足以载入史册。
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都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事情。早在去年8月，三大运营商公布了相关时间表，将取消长途漫游费提上日程，逐步推进全国一体化资费。目前，三大运营商核心主套餐已取消长途漫游费，实行全国统一计费，但仍有部分在网用户需要支付长途漫游费。如今，总理一锤定音，长途和漫游费将彻底成为历史。
尽管如此，取消长途和漫游费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异常坎坷。长途和漫游费不仅关乎运营商
5 数百亿元的营收，还关乎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取消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据介绍，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最后时刻写入报告的措施之一，足见其困难和复杂程度。
网速慢、费用高，一直是民生痛点，提速降费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进入4G 时代后，被称为“化石费用”的漫游费更是饱受质疑。社会上下得出一个共识：2G 时代产物的长途和漫游费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技术上说，目前长途和漫游费成本几乎为零。2015年5月，新华社连续3次刊文质疑漫游费，直言漫游费取消还要等谁发话。
一方面是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死磕”漫游费，另一方面是李克强总理对“提速降费”盯着不放。从2015年开始敦促有关部门提速降费以来，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督促提速降费，并用“难以估量”一词形容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意义。可以说，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势所趋，且时机成熟。
事实证明，取消长途和漫游费不能靠运营商的“良心发现”，而要靠政府强推，欧盟也是这么做的——两年前，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欧盟将于2017年6月15日起取消手机漫游费用。取消长途和漫游费后，获益的不仅仅是社会，还有运营商。时代在发展，过分依赖语音通话收入的经营模式已走不通了，运营商要学会顺势而为，开启“创新聚财”模式。
正因此，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不应是提速降费的终点。事实上，语音通话、来电显示、短信息、数据流量和宽带网络等多种收费项目，还有很大的提速降费空间。这个时代，各领域发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信息网络。我们期待运营商能更加顺应时代和民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给消费者更多实惠和便利。
总理报告印二维码给政务公开“加码”
佘宗明
“两会”不光有信息量，也能有信息技术含量。在去年3月16日记者会上表态“政务公开要让群众像扫二维码一样清清楚楚”后，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上，就首现二维码。代表们扫下码，可以看到动画、制图详解2016年政府工作的32项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形式够新颖，其意义则更在形式外。单从政务公开层面讲，这就是给信息公开做“增量”，让政府工作报告“活”了起来：书面报告终归是静态的，“纸上得来终觉繁”——非但其篇幅有限，报告中会涉及大量专业表达和数据资料，如预算收支、三公支出情况等，也会受限于纸面化呈现，显得生涩难懂。
而印上了二维码后，除了正式文本外，还有图文结合的H5内容“增补”，这令报告内容更鲜活也更易懂。何况，现在是读图（视频）时代，视频比文字可能呈现效率更高，有研究称，人脑处理视觉内容的
6 速度比文字快6万倍。2016年政府工作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用视频比只用文字呈现更能抓人眼球，像预期目标和完成目标用图表一呈现，感知自然会清晰，这也有助于激发代表委员和公众的监督兴致。
在政府工作报告“垂范”的情况下，希望更多部门、地方的信息公开，也能采用这类技术和形式，对公开“加码”：二维码就是个网址代码，跟以往的“超链接”、多媒体等技术一样，要实现的就是降低信息获取的空间壁垒。这大可用来拓展要公开的信息广度和厚度。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成聚合信息最强的接收终端，让信息公开嫁接二维码等技术，就能对接公众的阅读习惯，也方便监督。
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此举也是将“互联网+政务”嵌入行政运作的范本。这次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上，今年的“部长通道”上也有二维码。在全国“两会”这样的重要参政议政场合，用二维码让政府工作报告更通俗、让对部长提问更容易，既显现了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诚意，也是本届政府常提的“互联网+”战略和政府现代化转型的实践样本。
这对其他领域的“互联网+”应用，也是挺好的示范：若政府力推“互联网+”后，却不带头践行“互联网+”，那恐怕也就难以起到带动效果。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印二维码，不啻为倡导“互联网+”在细节践行上的体现。而现代政府，也需要在信息公开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搭上“互联网+”的技术快车，用现代意识来“包装”自己。
互联网学者弗洛里迪说：世界就是一个信息圈，每个人都是个App ，都是信息中心，最重要的就是进行自我信息管理。对政府而言，其信息圈内容会更庞杂，其政务信息公开本质也是信息处理。在此情境下，载入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也能让这个公共“App ”的信息管理更具开放性，也更顺应公众期许。
明确课后服务定位 严防变相补课
李爱梅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意见》指出，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是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娱乐游戏等，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和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减少作业，缩短学生在校的时间，是减负的主要措施。此举导致部分学生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无法保持一致，这段时间差是监管的真空期。课外辅导班、托管班由此找到了商机。
但很多课外辅导班、托管班缺少监管，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应势而生的《意见》彰显了政府对教育和民生的高度关注。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个孩子的成长史就是一个家庭的奋斗史，父母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
7 活。但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放学后没有人管或者放在有安全隐患的托管班，不仅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也不利于家长安心工作。
此次，《意见》明确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课后服务工作中应起到的主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规划整合各类资源，为课后服务提供支持。同时，对课后服务机构起到监管和引导作用，明确课后服务定位，严禁乱收费，政策上保证课后服务活动运行在正轨上。而学校也可充分发挥场地和人员优势，在托管形式和内容上做出探索，除了看管学生完成作业，还可以尝试多种形式的趣味活动或社团活动等，真正让课后服务为学生减负，而不是施压。
《意见》强调，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学生家长自愿原则，并严禁以课后服务的名义乱收费。这一规定可以有效防止学校将课后服务变成集体教学或“补课”。
从素质教育到减负，从课上教学到课后服务，国家对中小学的教学持续关注，并不断在细节上作出规范，目的就是防止青少年教育工作走弯路、走错路，因为孩子的事容不得一再试错。
遏制校园欺凌，板子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
齐昱
两会召开，校园欺凌再次成为代表委员聚焦话题，有人呼吁立法遏制，有人建议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这些呼吁和建议不仅非常有道理而且特别及时，笔者唯一的担心是把校园欺凌的板子都打在当事学生身上，让校园欺凌问题的真正根源“跑路”并进而导致法治目标“失焦”。
校园欺凌表象为治安问题，根源在教育。所谓“教育”，就是通过知识传授、道德教化、技能训练来培养完整的人。“教”和“育”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互动关系。“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教育的“成人成才”目标追求上出现了偏差。在“成才”上用力过猛，在“成人”上注意力不足，甚至将“成才”当作了衡量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从而颠倒了“本”与“末”、“形”与“神”的正常顺序。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相当一部分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心思完全被知识和技能充塞，情感只与书本和课堂链接，自觉不自觉地切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系，失去了对外界、对社会、对他人的感知、协调、沟通能力，沉浸在书本、游戏、影视作品构筑的虚幻世界里，对充斥于网络的“说打就打、说杀就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一旦与人出现隔阂和冲突，暴力便成为唯一工具，不知道沟通与协调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和润滑剂。
学校和教师先是对孩子之间的欺凌、暴力司空见惯，以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甚至是玩笑而已。及至真正“出事儿”又如临大敌，生怕败坏了学校声誉，因此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对施暴
8 者的有效干涉和对受害者的及时救济，导致“恃强”者更豪横，被欺凌者更“懦弱”，从而对施暴者形成“反向激励”，对被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校园欺凌事件恶性蔓延屡禁不止。
完善校园立法遏制校园欺凌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然而，比立法更迫切的是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让教育重拾教书育人的“初心”。教育要为社会培育有用的人才，所谓有用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才”是能力，“人”是方向，方向不对，“才”越出众，跑得离目标越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 遏制校园欺凌，教育首先要调准“焦距”，然后法律再瞄准“病根”综合施治。既然校园欺凌问题出在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遏制校园欺凌的板子就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新的立法既要制订校园、政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清单，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同时又要明确“预防和治理以预防为主”“惩罚和教育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惩戒”三个维度，完善立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孩子被“拉回来”而不是“推出去”。当然，在穷极了所有教育手段，仍有人执迷不悟的情况下，法律也应当给顽劣者以足够的时间，让其到应当去的地方反思。
文艺的吸引力岂能靠“三个女人”
胡印斌
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本次两会上痛批文艺乱象，他回忆，在创作长篇电视剧《焦裕禄》时，制片方想请一家民营公司合作，那家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要让我们加入，你首先得改剧本。淡化主旋律意识，主人公一定要写他的毛病，他也搞特权，也喜欢女人。焦裕禄身边要写三个女人，三人女人都想和他在一起，让焦裕禄面临选择的困惑，这样才有戏看。”（《人民日报》3月6日）
尽管现实中诸如“三个女人”之类的现象并非没有，但罔顾历史真实，仅凭开“脑洞”就给焦裕禄“安排”与三个女人的戏份，显然是过头了，不免走入解构历史、消解崇高、搞笑戏说、娱乐至上的误区，非但不可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胡闹。这样的操作，也不仅仅是一个“有戏”、“没戏”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种庸俗化、历史虚无主义。
新的时代环境中，焦裕禄的精神主旨是什么？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是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是“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文艺作品并不是不能反映焦裕禄的“人情”“人性”，也不是不能把视角放低一些，深刻展示焦裕禄在艰难环境中的努力，但是，无论视角有多低，无论如何挖掘人情人性，都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进而把什么都搞成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味追求这样的“戏”，不仅不可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反而会因这样的扭曲而遭到厌弃。
一段时间以来，很有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所谓的收视率、票房而胡编乱造，甚至不惜颠覆长期以来对
9 英雄人物形成的特定形象。这样的挖掘并不是一种诚恳老实的态度，也不是对历史、对文化、对公众认知的负责任态度。其在“拉低”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向视为精神力量来源的价值、意识踩到了尘埃里。
这其中，可能有投资方试图迎合市场、顺应某些低级趣味的考量，比如，好像不写几个女人剧本就不好看，就没有“亮点”；但关键还在于价值观的迷失。主旋律作品的吸引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是不是有几个女人、这些女人能不能把一部戏支撑起来等等，而在于其所传递的东西是不是有现实意义、是不是能使今天的人们产生某种“代入感”，身临其境地感受时代的激情。
此前，中纪委推出了大型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这个片子并没有这样那样的噱头，但却引来观者如堵，舆论一片好评。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切中了社会脉搏、关心了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已。在反腐风劲弓鸣的当口，好干部焦裕禄当然会受到民众热捧，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把一个真实的焦裕禄呈现出来，怎么可能“没戏”？时至近日，很多人都对1990年拍摄的电影《焦裕禄》记忆犹新，道理就在这里。
文艺作品要引发当代国人的共鸣，首先应该有时代的格局、历史的责任乃至文化的使命，惟其对过往历史以及历史人物葆有温情与敬意，方才有可能与其平等对话，并艺术地呈现出一个活泼泼的故事。不然，总是想着生造剧情，甚至去迎合某些人的窥视欲、低级趣味，必然会在扭曲历史的同时，败坏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胃口。
此外，文艺作品的魅力也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在与现实生活紧密接触、深度体验中打造出来的。我们注意到，当下不少影视剧，创作者不去体验生活，也不去做案头工作，而是闭门造车，一味颠覆历史与民众认知，完全脱离了经验世界与现实生活，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会受到欢迎？又怎么可能有尊严、有自信？
“考研族膨胀”需要用人单位改变价值认同
杨朝清
前不久，2017年考研初试成绩陆续公布，此次报考人数首次破200万。陈瑞就是这200多万分之一，在她看来，考研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本科学历不值钱了，必须得继续深造。”一项调查显示，来自300多所高校850人的被调查群体中，76.71％的受访者表示已参加过研究生考试或打算考研。（3月6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高考是许多人不可绕行的“独木桥”，考研则是毕业生多元化、个性化选择中的一种。 “考研族膨胀”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大学毕业生出路的同质化和单一化。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为了在学历金字塔上“更上一层楼”，许多大学生趋之若鹜地参与到考研行列之中。
10 考研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不仅可以让考生们实现地理上的迁徙，还可以提升文化资本，让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婚恋市场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许多第一学历不够理想的大学生，渴望通过考研来改变“出身”；即使本科就读于211、985高校，依然有不少大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来增加学历“含金量”。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学历歧视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为了应对学历歧视，一些人身不由己地参与考研。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一些岗位学历要求的“水涨船高”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只不过，一些并不需要研究生学历的岗位，也人为地抬高了门槛。这些岗位往往是求职者渴求的“好工作”，很多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进去；为了优质就业，求职者不得不去给学历“镀金”。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这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考研族膨胀”、研究生人生逐渐攀升，师资建设和教学却又“慢了一拍”，导致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下滑和学历含金量的降低。于是，“第一学历”的含金量又逐渐提升，那些渴望通过考研来改变“出身”的人们依然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学历歧视。
在招聘的过程中，用人单位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求职者进行精准、全面的评估，学历的符号价值就凸显出来。可是，学历并不等同于能力，那些拥有光鲜的学历的年轻人，并不见得契合用人单位的需要。只有用人单位扭转“学历情结”，“考研族膨胀”才会得到“降温”。
澳大利亚的大学为毕业生颁发两个证书，一个是学位证书，一个是能力证书。毕业生拿到两个证书去就业，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能力证书，因为能力证书是学生大学生活的一种过程性评价，学位证书更多的是一种结论性评价。学位证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试能力的体现，能力证书更多的是一种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体现。只有改变“唯学历论”的价值认同，跟风、从众考研的人数才会降低。
“诚信面馆”贵在主动释放信任
朱永华
从眉山到仁寿的省道106线，车辆川流不息。朱五星的店就开在106线边上。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面，除去灶台，只能放4张桌子，加上门前摆放的几张桌子，就是刘霞和朱五星夫妇所经营面馆的全部场地。源于人手不够等原因，自2002年以来，夫妻俩只管做面，“没有收银员、顾客自助给钱”，夫妻俩坦承：只有3次收到过假钱，也收到过残币，但这种情况很少，基本没人不付账。至于忘了付钱几天后再来补上的情况，夫妻俩说，数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据3月6日《成都商报》）。
无论大小生意，目的无不是为了赚钱，在绝大多数开店做生意者的眼里，无论人手如何紧张顾不过来，都不会忽视“收钱”，老板经理宁愿亲自上阵也不会任由顾客“自觉付费”。更何况夫妻俩经营的是面馆这样的小生意，不仅南来北往的顾客都有，稍微有几个人“不自觉”或是“动歪心”，小面馆都是“天天亏”。然事实情况却是夫妻俩15年来不仅赚了钱，靠小面馆买了一套10几万元的商品房，几乎没有发现有人吃过“霸王面”，不仅如此，因为夫妻俩的过于“马虎”，曾有11个外地人吃过70多元的面后，一抹嘴走了，
11 两口子居然也没介意，而几天之后这些人又专门回来付账并诚恳致谢。
时下无用论大小超市，在监控几乎无死角的严密防守之下，居然都难以杜绝某些贪小便宜者的顺手牵羊，小面馆非但没有监控探头，收钱的小纸箱也就敞开口放在那，任平每一位顾客自觉丢钱找零，15年来居然也只收到过3次假钱，可想而知也极少有人会“浑水摸鱼”。为什么很多大小超市“严防死守”却防不住，而夫妻俩的小面馆对收钱“不设防”，反而让南来北往的顾客都能按消费金额自觉给钱自己找零，甚至一时忘记回头还能送来，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于夫妻俩对所有进店消费的顾客释放了信任。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很多人通常会抱怨时下的社会缺乏诚信，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没有去相信别人，而时下无论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提醒还是社会各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暗示等等，释放的信息中也多带有不信任感，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吃陌生人的东西”，女孩不要喝陌生人的饮料不要接受搭讪等等。其实，我们在选择不相信每个陌生人的同时，自己也必然成为别人眼里不可相信的陌生人；而小面馆15年“自助给钱”从未有人“逃单”，验证的却是社会一个大道理，要让别人相信自己，首先就要相信别人。而在每个人面对小面馆“自主给钱”这道信任考题时，内心隐藏的那份“贪欲”也会顷刻间被夫妻俩的诚信融化，最后形成彼此交融的真诚互信。
其实，类似朱五星夫妻面馆这样的“顾客自助给钱”，在媒体的报道中早已不鲜见，无论是报刊杂志、小商品、蔬菜摊还是早点摊，在无人守摊经营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出现预想的那样，会有人偷拿、不给钱或少给钱现象；消费的男女老幼反而都很自觉的按标价留下钱款，不仅留下的钱款没有人顺手牵羊。从媒体对所有让顾客自觉给钱的摊位报道情况看，无一不是与朱五星夫妻的面馆相似，其经营状况非但不比有人收钱存在任何差异，给社会释放的信任和产生的积极影响远比建立在非信任基础上的“严密监控”更具文明和有情感。
显然，我们也并不提倡所有的摊点都由顾客“自助给钱”，这样的“诚信面馆”也未必可复制和扩大。但我们确实应当从“诚信面馆”中获得思考。“诚信面馆”不只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信任，更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一种“诚信饥渴”，在社会呈现“不敢相信别人”又“渴望被人相信”的矛盾胶着中，主动相信别人显然才是打开彼此互信的一把钥匙，如果每一个人将诚信付诸最微小的具体行为中，营造的必然就是最具无穷价值的社会诚信。
“有网红无导师”该开啥药方？
司马童
3月6日上午，在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宋丹丹委员发言称：“目前很多青年演员一夜成名，缺乏老师引导如何做人。”宋丹丹说，这些年少成名者，要不因为长得帅、长得靓，要不会演一点戏，一下子就几千万粉丝，挣很多钱，却也往往心态浮躁、热衷攀比。希望能有老师悉心引导，促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2 和人生观。（3月6日新京报快讯）
如果问现在什么地方最易出现“一夜成名”，人们的回答可能非演艺圈莫属。然而，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任何“速成”“速红”的东西，也难免带来“先天不足”的种种隐忧。全国两会之上，宋丹丹委员快人快语，直指“有网红无导师”的成长之弊，显然不是出于羡慕忌妒的“酸葡萄心态”，而是道出了对某些网红“德艺失衡”的深深担忧。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宋丹丹回忆，她20岁考入北京人艺，有老师手把手教“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谆谆教诲其年纪轻轻千万莫学那些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当红的“小鲜肉”，或是攀比化妆师和助理人数，或是两个演员一起拍戏都不愿比对方早出现，甚至在停车场等着也非要别人先进去，“好像后进去的人显得腕比较大。”且不说“艺”有多高，如此“德”之不敏与不重，确凿令人怀疑其究竟能够行多远和红多久。
要说，青年演员的“有网红无导师”现象，不仅仅是这些艺人的个人问题，同样也是其人品和艺品会给社会以何种“熏陶”的重要话题。宋丹丹委员的讨论发言，绝非“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倚老卖老，而是希冀针对这种症状，尽快开出有效的药方。依我之见，这个药方中，首要的一味，便是全社会必须高度警醒，切莫让“一切向钱看”的虚荣价值观任意蔓延，乃至甚嚣尘上。即使是少年得志，也要让年轻人时刻记着谦虚谨慎、“德比艺重”。
“有网红无导师”还该开些啥药方？网络之上，跟帖之中，其实已经多有真知灼见。比如，各种媒体的娱乐报道，也应花大力气端正三观，不能总盯着少数明星的隐私之事大肆炒作；网络直播等新的社交平台，也不能为求人气而大秀下限；还有，诸如影视剧“3亿投资明星拿走2亿”的高片酬风气，显然跟现实语境有“穿越”之感，也推波助澜了“轻德”“重财”的不良氛围。
做事先做人，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有网红无导师”看似离普通人很远，但细细想来，何止是一个演艺圈，现实中的许多方面，不也同样存在着攀比心太重、戾气太重、缺乏耐心，恨不得不用付出就可以一举出彩、一步登顶、一夜暴富。这样的风气，若继续滋长而不去改变，只要求网红们能够谨小慎微、“独善其身”，怎么看也有点不切实际了。
归根到底，这社会积极倡导什么，才可能如影随形地逐渐形成些什么。宋丹丹希望“有网红更见导师”，谈的自然还是一个要注重“德艺双馨”的老话题。但无疑，如今这方面的“欠账”，的确已到了必须好好“填补”的时候了。
比漫游费更该“走两步”的是网费
邓海建
3月5日，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
13 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这也意味着，施行已23年多的“漫游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3月6日新京报）
2017年，是中国“长话”和“漫游费”的终结之年。从1994年原邮电部发布《关于加强移动电话机管理和调整移动电话资费标准的通知》算起，“情不知所起”的漫游费，就在中国人的话费支出中“一往而深”。这项被吃瓜群众称之为“化石费用”的收费，代表并见证着中国电信资费格局中的某种坚韧与诡谲。
取消漫游费，不过是“一键搞定”的事。事实上，正如业内所言，长途费、漫游费在三大运营商的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均仅有百分之几，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使用量、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来消除影响。但民怨沸反之后，即便是“提速降费”最火的2015和2016年，三大运营商先后表态将逐步取消长途漫游费、推进全国一体化资费，然而，“推进”的结果仍得靠政府工作报告来“扬鞭”。一来，这固然说明政府对“互联网+”时代下，民生性电信资费的重视；二来，恐怕也说明电信资费的调整尚未“市场化”，电信服务价格的坚冰仍有赖宏调之手来“加速”。
不过，长话也好，漫游也罢，对于今日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些已经是逐步被边缘化的“小众资费”。QQ 语音和微信视频等工具，足以绕过“漫游”的问题；至于更多网络电话APP ，比传统的语音通话有趣多了。何况，在三大运营商的花式套餐里，长途与漫游也早就不再是热闹的卖点。某种意义上来说，取消长话或漫游费，固然惠利民生、大快人心，但取消后的红利，估计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多么直观的感受。眼下而言，在蹭WIFI 仍是生活即景的今天，比漫游费更该拎出来“走两步”的，是网络资费。
这两年，各大运营商为响应号召，纷纷落实“提速降费”政策。据权威数据统计，宽带已经单价降了60%，而据工信部透露，“提速降费”实施以来，三大运营商让利逾400亿元。不过，真福利还是假套路，各方说法也是甚为纠结。但，就在今年初，中办、国办专门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服务。用得上是基础硬件，用得起是价格水平，用得好是服务质量——在分享经济激活“网民红利”的今天，把上网费用先降下来、把不清零的口号先落实起来，恐怕是最为现实的民生红包。
这是一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网费是企业定的，工信部等不适合直接插手；但如果职能部门不施压，纵使2.0版的“提速降费”，似乎也被机智的套餐打了太极。可问题是，信息化浪潮与民生福祉的兑现，实在又等不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心发现”，而今，政府工作报告都点名了，翻过漫游费这一篇，上网费也该出来好好“走两步”了。
14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
宋詹詹
两会正在召开，委员和代表们的提案又成了公众关注的热点，而在日前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一个关于破解汉字书写教育难题、“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倡议，得到了媒体的热切关注和众多委员的响应。
“天、地、人、手、足„”中国人的启蒙，大都从学写汉字开始，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时刻都离不开这个强大的交流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患上“汉字失写症”：经常是一个字，看着认识，提笔就忘，一不小心就写成了错字、白字；“字如其人”也成了历史，学历很高、字却拿不出手的人，实在不算少数。
这自然与时代发展的大环境有关。电子产品和键盘打字广泛使用，各种拼音输入法越来越人性化，甚至能“模糊联想”、“自动纠错”，“写字”只用大概知道读音，不需一笔一划地再现，于是人们丢掉了笔墨字纸，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把蕴藏在汉字书写中的意义也一并丢掉了。
此中症结，其实并不仅在于不会写、不爱写，而在于不了解、不重视——键盘时代，既然一切都一敲即得，又何必费功夫去辨形识义、专门练字？个把错别字，或字不好看，实在算不得什么——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中小学，苏委员在调研中就发现，中小学里书法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书法开课率不足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中华汉字源远流长，承载着灿烂的华夏文明，横竖撇捺的间架结构和抑扬顿挫的音调中，不仅包含丰富的语言含义，也别具东方的美感和韵律。而书写，是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衍生出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瑰宝。“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汉字不仅仅是沟通符号，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我们民族大树汲取养分的根须。
全球化大潮中，学习外语、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交流当然必要，但也应该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把根留住”。放眼法韩等国，无不十分注重本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回望各国文字的兴衰起落，不也正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体现吗？新时代下，汉字书写并非是无谓的“屠龙之技”，其背后，恰恰是民族血脉的传续，是文化自信的重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当然，科技的革新必然会给文化带来冲击，这不仅是汉字，也是所有语言文字共同面临的挑战。重提汉字书写，并非是要逆潮而动，以损害现代化发展和生活便利为代价，况且各人兴趣禀赋不一，也未必要人人都是书法家，但无论国家、社会、学校还是个人，却都要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规范汉字使用，支持书写教育，弘扬书法文化，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孩子和有志之士，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自身做起，促成一个写好汉字、用好汉字的氛围——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在黑白间架中传承中华文化，这是中小学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5 家长学历何以成了小学招生的门槛
胡印斌
近日，广州一私立小学招生要求“学生家长学历是本科以上”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该小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此前确实有这一规定，但目前已取消。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一限制不合规，已对该校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立即停止该宣传行为，并提出整改措施。（《北京青年报》3月7日） 招小学生却给家长设了一条学历的“硬杠杠”，这样的行为与教学质量无关，与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无关，本质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学历歧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及时介入并叫停，值得肯定。
按照这样的“奇葩”逻辑，必然会将不少学历不达标的家长的孩子拒之门外，但家长学历的高低又与孩子何干？这显然是对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滥用，也涉嫌侵犯儿童合法的受教育权益，并不可取。 从某种程度上讲，学历越高，则家长的综合素质就可能越高。相应的，在孩子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以实现“家校合一”。现实中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学历偏低或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要么认识不到位，不能积极主动配合学校；要么能力不到位，在辅导孩子学习时有心无力。
然而，尽管如此，学校也不该混淆教育的目标，甚至将“招学生”扭曲为“考家长”。家长的配合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取代教师、或者成为编外的教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两回事，理应各司其职，不能混为一谈。家长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沟通，至于知识的传授、修习，还是应该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
即便家长的认识跟不上，或者教育理念与学校有冲突，学校也应该主动构建沟通的渠道，或者通过家长委员会倡导家长积极参与教育，或是通过开办家长学校、家访等形式引导家长配合。而这些，在以往都有成功的范例，学校不应该一股脑儿都推到家长身上，甚至仅凭一纸学历就认为可以万事大吉。
家有学生的家长都有体会，时下，不少学校在教育上往往偏重形式，而缺乏春雨润物的渗透与传承。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可以搞出很多花样，而这些花样又是学生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于是，就出现了家长代做这样的怪异现象。还有，小学一年级的国学课读点经典倒也罢了，偏偏还要求解释，这样的作业即便是“本科学历”的家长都难以对付，何况小小童子？
此外，给家长学历设限的做法，也会严重影响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实现机会平等的基础通道，若教育可以随意自主设限，则越是缺乏教育的人群就会越是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小，而知识贫困也就会代际传承。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不仅违背了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
这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平权意识的高涨，各地逐渐取消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服务的门槛，户籍不再是学龄儿童入学的羁绊，但与此同时，一些类似户籍的门槛又沉滓泛起，广州这家私立小学的“家长学历”就是一例。除此之外，一些学校要求学生登记家长身份职务的做法仍很普遍。
16 凡此种种，其实都是教育的异化。尽管要求学校完全脱离烟火气并不现实，但诸多依据家长的身份、职务、财富、学历等外部条件，对学生实施差别待遇的做法，仍是对教育的扭曲。这未免太势利，也缺乏教育的雄心与野心：与其笼络那些“有身份”的家长，哪如自己培养“有出息”的学生来劲？！
同性恋维权不必非得告赢教育部
敬一山
“中国同性恋维权诉教育部第一案”迎来终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秋白与教育部的履职行为之间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其上诉请求。（3月6日财新网）
要理解这起案件，得回到2015年。
当时，中山大学在校大学生秋白在图书馆查阅心理学、医学等专业教科书时发现，很多教材将同性恋定义为“心理疾病”。同年5月，她向教育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教育部对错误教材的监管职责，但未获回复。随后的行政复议也未被受理。于是她开始状告教育部，历经一审、二审，以失败告终。 法庭上的秋白输了，她和她的支持者当然会很失望。但如果走出法庭，在更大的社会视野来看，秋白并非绝对的输家。因为状告教育部，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对于秋白来说，她更在意的是要给同性恋正名，让更多人能够理性地、而不是妖魔化地看待同性恋，或者将其错误定性为“心理疾病”。相比于状告教育部来说，后面这场观念层面的纠偏战役，输赢才是更值得在乎的。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秋白至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她行动之前，很少有媒体会关注教科书对同性恋“污名化”的问题，但她通过信息公开申请、通过状告教育部、通过不断地公共发言，让无数人开始关注和思考，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改变。如果不是她的努力，公众很少会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早在1990年就有明确定性：“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也很少有人关注，2001年第三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毋庸置疑，对于同性恋的认识曾经有过误区，教科书上的普遍错误，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但如果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则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存在。无论是那些教科书的编写者，还是出版社甚至教育主管部门，恐怕都不能说存在什么主观恶意，更可能是受制于专业的知识局限，或者是观念误区。
就此而言，秋白和她的支持者们不妨多一些平常心。关于同性恋的认知对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非要执着地判令哪个部门输，或者追究哪些人的责任，未必是很理想的解决方案。同性恋群体在中国很长时间都是隐身的状态，相关议题也长期处于敏感状态，社会观念层面出现误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往深层次说，这是社会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与其纠缠于过去的对错责任，不如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的和解。
秋白诉诸法律，当然是她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发动的公共讨论，对相关部门形成舆论压力本身，其实也是达成诉求的一种方式。这几年，随着“秋白”们的各种推动，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只要学界和社会慢慢达成共识，那些落后教材的淘汰，就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17 公益诉讼困局，还需检察机关破冰
陈小二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向媒体表示，他今年提交了关于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立法规定的提案，建议检察机关组建像侦查刑事案件那样的“侦查”队伍，广泛收集线索，积极作为，使潜在的公益受损案件得以“破案”。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一直在关注环保公益诉讼问题，他也不断向媒体提及，社会组织发动公益诉讼较困难，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应该更加主动。诚如斯言，我国的环保公益诉讼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推进过程中的确还存在诸多问题，并不是依靠公益组织就能解决的。
2015年1月1日，号称史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新《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赋予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从两年多的法律实践来看，公益组织的诉讼之路并不像最初设计的那样美好——自然之友与绿发会两家环保公益组织在“常州毒地”事件中，就被常州市中院要求承担189.18万元“天价”诉讼费。
如此巨大的诉讼费用，对于环保公益组织来说，显然属于不能承受之重。据中华环保联合会2014年的调查显示，全国60%的环保组织无力负担固定办公场所，超过80%的组织年度筹资不足5万元。而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发展并不充分，普遍面临人力不足、专业知识不足、财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他们发动公益诉讼已属不易，若再承受巨额诉讼费用，恐怕只能“铩羽而归”，这也造成了眼下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由人民检察院发起环保公益诉讼，也被给予了重大期望，很多法律人士、环保人士，都寄希望此举能破冰公益诉讼的困局。其实，这也不是我国面临的独有困境，像德国等一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也是“环保社团+检察机关”环境公司诉讼主体模式。而事实上，从2015年7月起，北京、内蒙古等13省区市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毫无疑问，比起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有其重要优势，其一，不牵涉自身利益，适合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而且，公益组织发起公益诉讼，仍然无法摆脱“民告官”的模式，不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种“官告官”的方式胜算大。
其二，检察机关具有公益组织不具备的专业优势。公益诉讼存在专业化程度高、法律要求高、调查取证困难等问题。而检察机关有法定的调查权，在调查取证方面无疑非常便利；也具有专门的法律人士、诉讼经验与技巧，效果也更有保障。
值得借鉴的是，美国的公益诉讼发起者的范围更广泛。在美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按照该法的规定提起诉讼。所以，未来公益诉讼的主体可应相对“扩容”，但这有待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诚如汤维建委员所言，“在公益诉讼相对成熟后，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起而发挥作用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1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7年3月号第3辑整理
1. 歧视家长学历是跑偏的教育理念
2. “喊话马云”就治得了网商里的假货？
3.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
4. 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水到渠成
5. 总理报告印二维码给政务公开“加码”
6. 明确课后服务定位 严防变相补课
7. 遏制校园欺凌，板子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
8. 文艺的吸引力岂能靠“三个女人”
9. “考研族膨胀”需要用人单位改变价值认同
10. “诚信面馆”贵在主动释放信任
11. “有网红无导师”该开啥药方？
12. 比漫游费更该“走两步”的是网费
13.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
14. 家长学历何以成了小学招生的门槛
15. 同性恋维权不必非得告赢教育部
16. 公益诉讼困局，还需检察机关破冰
1. 歧视家长学历是跑偏的教育理念
张楠之
近日，有人在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图片，画面上是广州某私立学校的一个电子屏，上边显示“本校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该校官方微信上一篇招收小学新生的通知中则明确要求学生“父母需本科以上学历”。学校工作人员在回应记者以家长身份的咨询时，则要求记者当面沟通，以确认“理念与我们一致”。（3月5日《广州日报》）
学校电子屏上写的是“本校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照字面意思理解，这所学校是在招收家长，但从该校官方微信针对小学新生父母的要求来看，该校招收的其实是小学生，而不是小学生的父母。当然，对新生家长的要求仍然是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对学历如此在意的学校，自己工作人员的学历一定不低，但从其电子屏上歧义严重的措辞来看，其汉语的文字表达水平也不高。既然如此，这所学校又有什么理由歧视学历低于本科的家长，以及他们的孩子呢？
诚然，作为一家私立学校，由于并不承担实施普遍教育的义务，其在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进行双向选
2 择时，设置一定的条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些条件表现出了赤裸裸的歧视，则不仅有违教育工作者“有教无类”的原则理念，也容易陷入“英雄论出处”的窠臼。
学校一方面希望与咨询者当面沟通，确认“理念与我们一致”，一方面又将学历低于本科的家长排除在外，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矛盾的。追求教育理念上的一致，对于家校共建来说有其合理性，但是，教育理念与学校一致的人，却未必是学历高于本科者。
这种以学校的名义表现出来的对学历的歧视，必然会表现在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中。很多私立学校都宣称自己致力于所谓的精英教育，而很多家长之所以花费重金将孩子送到这类学校，冲的也正是所谓的“精英教育”。可是，如果“精英教育”就是歧视某个方面如学历、收入、社会地位等等不如自己者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还能否冠以“精英”之名，恐怕就成了疑问。因为，自身的高贵不是从贬低他人中获得的，自身的精英地位也不是从鄙视他人中获得的。这样的精英教育已然忽视了“教养”这一做人做事最基本的品质，从而陷入自我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境地。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之事，稍有差池，即有可能酿成大错。在教与学的双向选择中，从事教育者不可不深思，为孩子选择学校者也不可不深思——尤其是要善于读出那些隐藏在某些学校所宣传的理念字面意义之下的真实的教育理念来，免得误了孩子一生。
“喊话马云”就治得了网商里的假货？
邓海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可波罗瓷砖董事长黄建平称，他的议案将重点关注网络打假及振兴实体经济等问题。“在淘宝上有300多家打着‘马可波罗瓷砖’、‘马可波罗卫浴’等旗号的店铺，只有两家经过授权，其他的都是‘李鬼’。”黄建平准备在全国“两会”上“喊话”马云，“希望马云同志对这些不是企业品牌官方授权的网店加大查处的力度。”（3月4日南方日报）
“马”店要喊话马云，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300多家“马”店，如果只有2家是官版真身，那么，这网络上的山寨瓷砖简直疯狂。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建平代表称电商平台严重扰乱其价格和服务体系、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似乎也是“责之切、爱之深”。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喊话马云”尚未开始之前，淘宝官方在3月5日却给出了另一组说法：一是经核查，事实上天猫上的7家“马可波罗”相关店铺，全都拥有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即“马可波罗”商标持有者的授权。二是单单是在过去半年，平台就主动删除了疑似“马”牌假货链接2353条。三是天猫“马可波罗”商品近30天来不存在品质退款，淘宝有关商品的品质退款率更是明显低于行业水平。这些数据，翻译得更直白一些，无非两个意思：一方面，品牌企业的电商化销售可能自己还没有闹明白，另一方面，指望淘宝全面消灭网络上的假货实在属于“电商不能承受之重”。
3 这边厢是代表“喊话马云”，那边厢是淘宝“喊话代表”，这种假货现状，也许恰恰是当下中国打假生态的具象反映。
3•15渐近，电商假货显然是绕不开的例牌焦点。而赶在全国两会前夕，阿里就主动呼吁“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虽年投入10亿元打假资金、2000人打假队伍，但是2016年全年，阿里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不足1%。这就很尴尬了——企业雄赳赳气昂昂查假，司法的板子却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在“莆田鬼市”等假货市场嚣张猖獗的语境下，指望逐利企业去扮演打假的活雷锋，这显然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缺乏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最近，据说刘强东亦在媒体喊话，“敢在京东卖假货，就让他破产”。这话和阿里的表态一样铿锵。不过，企业的姿态越高，打假的效果未必就越好。道理很简单：一则，打假主要是职能责任。尤其在法治中国之下，依法严惩比道德谴责有劲多了。比如，如果“卖假鞋万双三次被抓一天牢没坐”的故事难以逆转，治假迟早要沦为造假者的笑谈。二则，电商打假，终究有点壮士断腕的意思。指望“喊话马云”来终结网商里的李鬼，虽然阵势很吸引眼球，但未必抓住了治假的七寸。
一分权力，一分责任。泛道德的诘责，在暴利的假货面前，不过是纸老虎罢了。面对假货，电商有电商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终究是有限责任；而集结公权之力、彰显法治之威，让季节性打假成为常态化打假、让部门性打假成为社会性治假，弥合信息与权限鸿沟后再研究打假举措，也许才会少些激愤、少些“背锅”，多些现实、多些公平。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
朱昌俊
近日，湖北武汉市民卫东又一次收到林某的微信，微信内容是林某写的检讨书。2月24日，林某以修改软件为名骗走了卫东800元钱，谁想卫东不仅要回被骗走的钱，还“骗”走了林某的387元。
要回被骗的钱还“骗”了对方387元。相信这样的新闻，让人看了第一感觉就是挺解气的，并暗自佩服卫东个人能够骗倒骗子的“智商”和“能力”。新闻背后的跟帖中，不少人就称赞卫东“厉害”，直言“高人值得学习”，俨然将卫东视为反骗的榜样。可就现实来看，这样的“防骗教材”并不具备借鉴意义。 一方面，按照律师说法，从骗子手中“骗”走钱款，其实已经涉嫌违法。另一方面，如果把“反过来骗倒骗子”，视为一种弥补被骗损失的做法，其实就预设了一种这样的认识，即骗与被骗原来是个人智商高低的问题，只要自己足够聪明，就足以把骗子也骗倒。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因为若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解释为何许多高学历者同样会被骗。
在此案中，被骗倒的骗子很可能仅仅只是个人作案，从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当前社会多数诈骗行为背后往往都是团伙组织，有着精密的分工协作，要想把这样的专业化骗子骗倒几乎不可能。个人若迷恋
4 于与骗子斗智斗勇，很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令自己蒙受更大的损失。
然而在现实中，还是不少人把受骗与否视为个人的智商问题。在这种认知投射到现实中，一是习惯把那些被骗的受害者戏称为交“智商税”，而往往对于骗术的教训认识不足，甚至令被骗者反而承受道德上的压力，陷入羞于求助的尴尬之中；二是各类社交平台充斥了大量的诸如“七招教你如何把骗子气哭”等未经证实的防骗攻略，把防骗当成了段子化娱乐，既降低了人们对骗术的警惕性，也消解了诈骗作为一种社会犯罪的严肃性质和其对应的社会危害。在某种程度上，公众对这样一则“骗倒骗子”的新闻的围观心态，或同样不乏某种娱乐倾向。
太多的现实证明，在防骗和追回损失上，靠以牙还牙式的“私力解决”，终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具体在此事中，有两点真正值得关注的细节，一是卫东明白自己被骗后想到要自己“骗回来”，甚至想教训下骗子的做法虽然不可取，但在“骗子”继续下套之时，立即意识到自己被骗，这种警惕意识值得学习；二是很多人都关心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假若卫东第一时间选择保案，那么800元的“涉案金额”，警方又是否能够立案并加以重视？
“骗倒骗子”并不是合适的防骗教材。从小的方面说，它仍是源自一种基于朴素正义的“私力救济”观，既无复制可能，也与法治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从大的方面讲，防骗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减少社会中骗子的数量，最大限度瓦解骗子的生存土壤，而这显然是复杂的社会议题，并非仅仅由个人提高防骗能力就能实现。
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水到渠成
陈广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3月5日新华社）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总理这句话不仅引来人民大会堂代表委员们最热烈的掌声，更赢得广大百姓的称赞。提速降费，对老百姓来说是发红包，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而言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足以载入史册。
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都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的事情。早在去年8月，三大运营商公布了相关时间表，将取消长途漫游费提上日程，逐步推进全国一体化资费。目前，三大运营商核心主套餐已取消长途漫游费，实行全国统一计费，但仍有部分在网用户需要支付长途漫游费。如今，总理一锤定音，长途和漫游费将彻底成为历史。
尽管如此，取消长途和漫游费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可以说异常坎坷。长途和漫游费不仅关乎运营商
5 数百亿元的营收，还关乎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取消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据介绍，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是最后时刻写入报告的措施之一，足见其困难和复杂程度。
网速慢、费用高，一直是民生痛点，提速降费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进入4G 时代后，被称为“化石费用”的漫游费更是饱受质疑。社会上下得出一个共识：2G 时代产物的长途和漫游费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技术上说，目前长途和漫游费成本几乎为零。2015年5月，新华社连续3次刊文质疑漫游费，直言漫游费取消还要等谁发话。
一方面是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媒体“死磕”漫游费，另一方面是李克强总理对“提速降费”盯着不放。从2015年开始敦促有关部门提速降费以来，总理在不同场合反复督促提速降费，并用“难以估量”一词形容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意义。可以说，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势所趋，且时机成熟。
事实证明，取消长途和漫游费不能靠运营商的“良心发现”，而要靠政府强推，欧盟也是这么做的——两年前，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欧盟将于2017年6月15日起取消手机漫游费用。取消长途和漫游费后，获益的不仅仅是社会，还有运营商。时代在发展，过分依赖语音通话收入的经营模式已走不通了，运营商要学会顺势而为，开启“创新聚财”模式。
正因此，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不应是提速降费的终点。事实上，语音通话、来电显示、短信息、数据流量和宽带网络等多种收费项目，还有很大的提速降费空间。这个时代，各领域发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信息网络。我们期待运营商能更加顺应时代和民意，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给消费者更多实惠和便利。
总理报告印二维码给政务公开“加码”
佘宗明
“两会”不光有信息量，也能有信息技术含量。在去年3月16日记者会上表态“政务公开要让群众像扫二维码一样清清楚楚”后，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上，就首现二维码。代表们扫下码，可以看到动画、制图详解2016年政府工作的32项指标任务完成情况。
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形式够新颖，其意义则更在形式外。单从政务公开层面讲，这就是给信息公开做“增量”，让政府工作报告“活”了起来：书面报告终归是静态的，“纸上得来终觉繁”——非但其篇幅有限，报告中会涉及大量专业表达和数据资料，如预算收支、三公支出情况等，也会受限于纸面化呈现，显得生涩难懂。
而印上了二维码后，除了正式文本外，还有图文结合的H5内容“增补”，这令报告内容更鲜活也更易懂。何况，现在是读图（视频）时代，视频比文字可能呈现效率更高，有研究称，人脑处理视觉内容的
6 速度比文字快6万倍。2016年政府工作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用视频比只用文字呈现更能抓人眼球，像预期目标和完成目标用图表一呈现，感知自然会清晰，这也有助于激发代表委员和公众的监督兴致。
在政府工作报告“垂范”的情况下，希望更多部门、地方的信息公开，也能采用这类技术和形式，对公开“加码”：二维码就是个网址代码，跟以往的“超链接”、多媒体等技术一样，要实现的就是降低信息获取的空间壁垒。这大可用来拓展要公开的信息广度和厚度。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成聚合信息最强的接收终端，让信息公开嫁接二维码等技术，就能对接公众的阅读习惯，也方便监督。
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此举也是将“互联网+政务”嵌入行政运作的范本。这次不仅是政府工作报告上，今年的“部长通道”上也有二维码。在全国“两会”这样的重要参政议政场合，用二维码让政府工作报告更通俗、让对部长提问更容易，既显现了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诚意，也是本届政府常提的“互联网+”战略和政府现代化转型的实践样本。
这对其他领域的“互联网+”应用，也是挺好的示范：若政府力推“互联网+”后，却不带头践行“互联网+”，那恐怕也就难以起到带动效果。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印二维码，不啻为倡导“互联网+”在细节践行上的体现。而现代政府，也需要在信息公开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搭上“互联网+”的技术快车，用现代意识来“包装”自己。
互联网学者弗洛里迪说：世界就是一个信息圈，每个人都是个App ，都是信息中心，最重要的就是进行自我信息管理。对政府而言，其信息圈内容会更庞杂，其政务信息公开本质也是信息处理。在此情境下，载入互联网技术和思维，也能让这个公共“App ”的信息管理更具开放性，也更顺应公众期许。
明确课后服务定位 严防变相补课
李爱梅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要求。《意见》指出，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是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娱乐游戏等，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和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减少作业，缩短学生在校的时间，是减负的主要措施。此举导致部分学生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无法保持一致，这段时间差是监管的真空期。课外辅导班、托管班由此找到了商机。
但很多课外辅导班、托管班缺少监管，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应势而生的《意见》彰显了政府对教育和民生的高度关注。教育部明确，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学生困难，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使人民群众具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个孩子的成长史就是一个家庭的奋斗史，父母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
7 活。但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放学后没有人管或者放在有安全隐患的托管班，不仅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证，也不利于家长安心工作。
此次，《意见》明确指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课后服务工作中应起到的主要作用。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规划整合各类资源，为课后服务提供支持。同时，对课后服务机构起到监管和引导作用，明确课后服务定位，严禁乱收费，政策上保证课后服务活动运行在正轨上。而学校也可充分发挥场地和人员优势，在托管形式和内容上做出探索，除了看管学生完成作业，还可以尝试多种形式的趣味活动或社团活动等，真正让课后服务为学生减负，而不是施压。
《意见》强调，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学生家长自愿原则，并严禁以课后服务的名义乱收费。这一规定可以有效防止学校将课后服务变成集体教学或“补课”。
从素质教育到减负，从课上教学到课后服务，国家对中小学的教学持续关注，并不断在细节上作出规范，目的就是防止青少年教育工作走弯路、走错路，因为孩子的事容不得一再试错。
遏制校园欺凌，板子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
齐昱
两会召开，校园欺凌再次成为代表委员聚焦话题，有人呼吁立法遏制，有人建议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这些呼吁和建议不仅非常有道理而且特别及时，笔者唯一的担心是把校园欺凌的板子都打在当事学生身上，让校园欺凌问题的真正根源“跑路”并进而导致法治目标“失焦”。
校园欺凌表象为治安问题，根源在教育。所谓“教育”，就是通过知识传授、道德教化、技能训练来培养完整的人。“教”和“育”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互动关系。“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教育的“成人成才”目标追求上出现了偏差。在“成才”上用力过猛，在“成人”上注意力不足，甚至将“成才”当作了衡量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从而颠倒了“本”与“末”、“形”与“神”的正常顺序。
在这样的“指挥棒”下，相当一部分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心思完全被知识和技能充塞，情感只与书本和课堂链接，自觉不自觉地切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联系，失去了对外界、对社会、对他人的感知、协调、沟通能力，沉浸在书本、游戏、影视作品构筑的虚幻世界里，对充斥于网络的“说打就打、说杀就杀”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一旦与人出现隔阂和冲突，暴力便成为唯一工具，不知道沟通与协调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好的粘合剂和润滑剂。
学校和教师先是对孩子之间的欺凌、暴力司空见惯，以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甚至是玩笑而已。及至真正“出事儿”又如临大敌，生怕败坏了学校声誉，因此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对施暴
8 者的有效干涉和对受害者的及时救济，导致“恃强”者更豪横，被欺凌者更“懦弱”，从而对施暴者形成“反向激励”，对被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校园欺凌事件恶性蔓延屡禁不止。
完善校园立法遏制校园欺凌不仅必要而且迫在眉睫，然而，比立法更迫切的是更新我们的教育理念，让教育重拾教书育人的“初心”。教育要为社会培育有用的人才，所谓有用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才”是能力，“人”是方向，方向不对，“才”越出众，跑得离目标越远，甚至完全背道而驰。 遏制校园欺凌，教育首先要调准“焦距”，然后法律再瞄准“病根”综合施治。既然校园欺凌问题出在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遏制校园欺凌的板子就不能仅打在学生身上。新的立法既要制订校园、政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清单，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同时又要明确“预防和治理以预防为主”“惩罚和教育以教育为主”的原则，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惩戒”三个维度，完善立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更多的孩子被“拉回来”而不是“推出去”。当然，在穷极了所有教育手段，仍有人执迷不悟的情况下，法律也应当给顽劣者以足够的时间，让其到应当去的地方反思。
文艺的吸引力岂能靠“三个女人”
胡印斌
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在本次两会上痛批文艺乱象，他回忆，在创作长篇电视剧《焦裕禄》时，制片方想请一家民营公司合作，那家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要让我们加入，你首先得改剧本。淡化主旋律意识，主人公一定要写他的毛病，他也搞特权，也喜欢女人。焦裕禄身边要写三个女人，三人女人都想和他在一起，让焦裕禄面临选择的困惑，这样才有戏看。”（《人民日报》3月6日）
尽管现实中诸如“三个女人”之类的现象并非没有，但罔顾历史真实，仅凭开“脑洞”就给焦裕禄“安排”与三个女人的戏份，显然是过头了，不免走入解构历史、消解崇高、搞笑戏说、娱乐至上的误区，非但不可取，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胡闹。这样的操作，也不仅仅是一个“有戏”、“没戏”的问题，根本上就是一种庸俗化、历史虚无主义。
新的时代环境中，焦裕禄的精神主旨是什么？是“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是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是“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文艺作品并不是不能反映焦裕禄的“人情”“人性”，也不是不能把视角放低一些，深刻展示焦裕禄在艰难环境中的努力，但是，无论视角有多低，无论如何挖掘人情人性，都不能脱离客观实际，进而把什么都搞成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味追求这样的“戏”，不仅不可能赢得观众的认可，反而会因这样的扭曲而遭到厌弃。
一段时间以来，很有一些影视作品，为了所谓的收视率、票房而胡编乱造，甚至不惜颠覆长期以来对
9 英雄人物形成的特定形象。这样的挖掘并不是一种诚恳老实的态度，也不是对历史、对文化、对公众认知的负责任态度。其在“拉低”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向视为精神力量来源的价值、意识踩到了尘埃里。
这其中，可能有投资方试图迎合市场、顺应某些低级趣味的考量，比如，好像不写几个女人剧本就不好看，就没有“亮点”；但关键还在于价值观的迷失。主旋律作品的吸引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是不是有几个女人、这些女人能不能把一部戏支撑起来等等，而在于其所传递的东西是不是有现实意义、是不是能使今天的人们产生某种“代入感”，身临其境地感受时代的激情。
此前，中纪委推出了大型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这个片子并没有这样那样的噱头，但却引来观者如堵，舆论一片好评。其中的“诀窍”其实很简单，无非是切中了社会脉搏、关心了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已。在反腐风劲弓鸣的当口，好干部焦裕禄当然会受到民众热捧，只要老老实实拍出来，把一个真实的焦裕禄呈现出来，怎么可能“没戏”？时至近日，很多人都对1990年拍摄的电影《焦裕禄》记忆犹新，道理就在这里。
文艺作品要引发当代国人的共鸣，首先应该有时代的格局、历史的责任乃至文化的使命，惟其对过往历史以及历史人物葆有温情与敬意，方才有可能与其平等对话，并艺术地呈现出一个活泼泼的故事。不然，总是想着生造剧情，甚至去迎合某些人的窥视欲、低级趣味，必然会在扭曲历史的同时，败坏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胃口。
此外，文艺作品的魅力也不是坐在屋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在与现实生活紧密接触、深度体验中打造出来的。我们注意到，当下不少影视剧，创作者不去体验生活，也不去做案头工作，而是闭门造车，一味颠覆历史与民众认知，完全脱离了经验世界与现实生活，这样的作品怎么可能会受到欢迎？又怎么可能有尊严、有自信？
“考研族膨胀”需要用人单位改变价值认同
杨朝清
前不久，2017年考研初试成绩陆续公布，此次报考人数首次破200万。陈瑞就是这200多万分之一，在她看来，考研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本科学历不值钱了，必须得继续深造。”一项调查显示，来自300多所高校850人的被调查群体中，76.71％的受访者表示已参加过研究生考试或打算考研。（3月6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高考是许多人不可绕行的“独木桥”，考研则是毕业生多元化、个性化选择中的一种。 “考研族膨胀”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大学毕业生出路的同质化和单一化。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为了在学历金字塔上“更上一层楼”，许多大学生趋之若鹜地参与到考研行列之中。
10 考研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不仅可以让考生们实现地理上的迁徙，还可以提升文化资本，让大学生在就业市场、婚恋市场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许多第一学历不够理想的大学生，渴望通过考研来改变“出身”；即使本科就读于211、985高校，依然有不少大学生希望通过考研来增加学历“含金量”。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学历歧视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为了应对学历歧视，一些人身不由己地参与考研。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一些岗位学历要求的“水涨船高”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只不过，一些并不需要研究生学历的岗位，也人为地抬高了门槛。这些岗位往往是求职者渴求的“好工作”，很多毕业生挤破脑袋都想进去；为了优质就业，求职者不得不去给学历“镀金”。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这也是一种纠结的处境。“考研族膨胀”、研究生人生逐渐攀升，师资建设和教学却又“慢了一拍”，导致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下滑和学历含金量的降低。于是，“第一学历”的含金量又逐渐提升，那些渴望通过考研来改变“出身”的人们依然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学历歧视。
在招聘的过程中，用人单位难以在短时间内对求职者进行精准、全面的评估，学历的符号价值就凸显出来。可是，学历并不等同于能力，那些拥有光鲜的学历的年轻人，并不见得契合用人单位的需要。只有用人单位扭转“学历情结”，“考研族膨胀”才会得到“降温”。
澳大利亚的大学为毕业生颁发两个证书，一个是学位证书，一个是能力证书。毕业生拿到两个证书去就业，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能力证书，因为能力证书是学生大学生活的一种过程性评价，学位证书更多的是一种结论性评价。学位证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试能力的体现，能力证书更多的是一种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体现。只有改变“唯学历论”的价值认同，跟风、从众考研的人数才会降低。
“诚信面馆”贵在主动释放信任
朱永华
从眉山到仁寿的省道106线，车辆川流不息。朱五星的店就开在106线边上。一间30多平方米的门面，除去灶台，只能放4张桌子，加上门前摆放的几张桌子，就是刘霞和朱五星夫妇所经营面馆的全部场地。源于人手不够等原因，自2002年以来，夫妻俩只管做面，“没有收银员、顾客自助给钱”，夫妻俩坦承：只有3次收到过假钱，也收到过残币，但这种情况很少，基本没人不付账。至于忘了付钱几天后再来补上的情况，夫妻俩说，数都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据3月6日《成都商报》）。
无论大小生意，目的无不是为了赚钱，在绝大多数开店做生意者的眼里，无论人手如何紧张顾不过来，都不会忽视“收钱”，老板经理宁愿亲自上阵也不会任由顾客“自觉付费”。更何况夫妻俩经营的是面馆这样的小生意，不仅南来北往的顾客都有，稍微有几个人“不自觉”或是“动歪心”，小面馆都是“天天亏”。然事实情况却是夫妻俩15年来不仅赚了钱，靠小面馆买了一套10几万元的商品房，几乎没有发现有人吃过“霸王面”，不仅如此，因为夫妻俩的过于“马虎”，曾有11个外地人吃过70多元的面后，一抹嘴走了，
11 两口子居然也没介意，而几天之后这些人又专门回来付账并诚恳致谢。
时下无用论大小超市，在监控几乎无死角的严密防守之下，居然都难以杜绝某些贪小便宜者的顺手牵羊，小面馆非但没有监控探头，收钱的小纸箱也就敞开口放在那，任平每一位顾客自觉丢钱找零，15年来居然也只收到过3次假钱，可想而知也极少有人会“浑水摸鱼”。为什么很多大小超市“严防死守”却防不住，而夫妻俩的小面馆对收钱“不设防”，反而让南来北往的顾客都能按消费金额自觉给钱自己找零，甚至一时忘记回头还能送来，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于夫妻俩对所有进店消费的顾客释放了信任。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很多人通常会抱怨时下的社会缺乏诚信，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没有去相信别人，而时下无论是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提醒还是社会各方面给人们带来的暗示等等，释放的信息中也多带有不信任感，教育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吃陌生人的东西”，女孩不要喝陌生人的饮料不要接受搭讪等等。其实，我们在选择不相信每个陌生人的同时，自己也必然成为别人眼里不可相信的陌生人；而小面馆15年“自助给钱”从未有人“逃单”，验证的却是社会一个大道理，要让别人相信自己，首先就要相信别人。而在每个人面对小面馆“自主给钱”这道信任考题时，内心隐藏的那份“贪欲”也会顷刻间被夫妻俩的诚信融化，最后形成彼此交融的真诚互信。
其实，类似朱五星夫妻面馆这样的“顾客自助给钱”，在媒体的报道中早已不鲜见，无论是报刊杂志、小商品、蔬菜摊还是早点摊，在无人守摊经营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出现预想的那样，会有人偷拿、不给钱或少给钱现象；消费的男女老幼反而都很自觉的按标价留下钱款，不仅留下的钱款没有人顺手牵羊。从媒体对所有让顾客自觉给钱的摊位报道情况看，无一不是与朱五星夫妻的面馆相似，其经营状况非但不比有人收钱存在任何差异，给社会释放的信任和产生的积极影响远比建立在非信任基础上的“严密监控”更具文明和有情感。
显然，我们也并不提倡所有的摊点都由顾客“自助给钱”，这样的“诚信面馆”也未必可复制和扩大。但我们确实应当从“诚信面馆”中获得思考。“诚信面馆”不只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信任，更折射出我们社会的一种“诚信饥渴”，在社会呈现“不敢相信别人”又“渴望被人相信”的矛盾胶着中，主动相信别人显然才是打开彼此互信的一把钥匙，如果每一个人将诚信付诸最微小的具体行为中，营造的必然就是最具无穷价值的社会诚信。
“有网红无导师”该开啥药方？
司马童
3月6日上午，在文艺界别小组讨论上，宋丹丹委员发言称：“目前很多青年演员一夜成名，缺乏老师引导如何做人。”宋丹丹说，这些年少成名者，要不因为长得帅、长得靓，要不会演一点戏，一下子就几千万粉丝，挣很多钱，却也往往心态浮躁、热衷攀比。希望能有老师悉心引导，促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2 和人生观。（3月6日新京报快讯）
如果问现在什么地方最易出现“一夜成名”，人们的回答可能非演艺圈莫属。然而，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任何“速成”“速红”的东西，也难免带来“先天不足”的种种隐忧。全国两会之上，宋丹丹委员快人快语，直指“有网红无导师”的成长之弊，显然不是出于羡慕忌妒的“酸葡萄心态”，而是道出了对某些网红“德艺失衡”的深深担忧。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宋丹丹回忆，她20岁考入北京人艺，有老师手把手教“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谆谆教诲其年纪轻轻千万莫学那些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当红的“小鲜肉”，或是攀比化妆师和助理人数，或是两个演员一起拍戏都不愿比对方早出现，甚至在停车场等着也非要别人先进去，“好像后进去的人显得腕比较大。”且不说“艺”有多高，如此“德”之不敏与不重，确凿令人怀疑其究竟能够行多远和红多久。
要说，青年演员的“有网红无导师”现象，不仅仅是这些艺人的个人问题，同样也是其人品和艺品会给社会以何种“熏陶”的重要话题。宋丹丹委员的讨论发言，绝非“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倚老卖老，而是希冀针对这种症状，尽快开出有效的药方。依我之见，这个药方中，首要的一味，便是全社会必须高度警醒，切莫让“一切向钱看”的虚荣价值观任意蔓延，乃至甚嚣尘上。即使是少年得志，也要让年轻人时刻记着谦虚谨慎、“德比艺重”。
“有网红无导师”还该开些啥药方？网络之上，跟帖之中，其实已经多有真知灼见。比如，各种媒体的娱乐报道，也应花大力气端正三观，不能总盯着少数明星的隐私之事大肆炒作；网络直播等新的社交平台，也不能为求人气而大秀下限；还有，诸如影视剧“3亿投资明星拿走2亿”的高片酬风气，显然跟现实语境有“穿越”之感，也推波助澜了“轻德”“重财”的不良氛围。
做事先做人，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情。“有网红无导师”看似离普通人很远，但细细想来，何止是一个演艺圈，现实中的许多方面，不也同样存在着攀比心太重、戾气太重、缺乏耐心，恨不得不用付出就可以一举出彩、一步登顶、一夜暴富。这样的风气，若继续滋长而不去改变，只要求网红们能够谨小慎微、“独善其身”，怎么看也有点不切实际了。
归根到底，这社会积极倡导什么，才可能如影随形地逐渐形成些什么。宋丹丹希望“有网红更见导师”，谈的自然还是一个要注重“德艺双馨”的老话题。但无疑，如今这方面的“欠账”，的确已到了必须好好“填补”的时候了。
比漫游费更该“走两步”的是网费
邓海建
3月5日，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今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
13 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这也意味着，施行已23年多的“漫游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3月6日新京报）
2017年，是中国“长话”和“漫游费”的终结之年。从1994年原邮电部发布《关于加强移动电话机管理和调整移动电话资费标准的通知》算起，“情不知所起”的漫游费，就在中国人的话费支出中“一往而深”。这项被吃瓜群众称之为“化石费用”的收费，代表并见证着中国电信资费格局中的某种坚韧与诡谲。
取消漫游费，不过是“一键搞定”的事。事实上，正如业内所言，长途费、漫游费在三大运营商的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均仅有百分之几，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使用量、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来消除影响。但民怨沸反之后，即便是“提速降费”最火的2015和2016年，三大运营商先后表态将逐步取消长途漫游费、推进全国一体化资费，然而，“推进”的结果仍得靠政府工作报告来“扬鞭”。一来，这固然说明政府对“互联网+”时代下，民生性电信资费的重视；二来，恐怕也说明电信资费的调整尚未“市场化”，电信服务价格的坚冰仍有赖宏调之手来“加速”。
不过，长话也好，漫游也罢，对于今日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些已经是逐步被边缘化的“小众资费”。QQ 语音和微信视频等工具，足以绕过“漫游”的问题；至于更多网络电话APP ，比传统的语音通话有趣多了。何况，在三大运营商的花式套餐里，长途与漫游也早就不再是热闹的卖点。某种意义上来说，取消长话或漫游费，固然惠利民生、大快人心，但取消后的红利，估计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多么直观的感受。眼下而言，在蹭WIFI 仍是生活即景的今天，比漫游费更该拎出来“走两步”的，是网络资费。
这两年，各大运营商为响应号召，纷纷落实“提速降费”政策。据权威数据统计，宽带已经单价降了60%，而据工信部透露，“提速降费”实施以来，三大运营商让利逾400亿元。不过，真福利还是假套路，各方说法也是甚为纠结。但，就在今年初，中办、国办专门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服务。用得上是基础硬件，用得起是价格水平，用得好是服务质量——在分享经济激活“网民红利”的今天，把上网费用先降下来、把不清零的口号先落实起来，恐怕是最为现实的民生红包。
这是一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网费是企业定的，工信部等不适合直接插手；但如果职能部门不施压，纵使2.0版的“提速降费”，似乎也被机智的套餐打了太极。可问题是，信息化浪潮与民生福祉的兑现，实在又等不及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心发现”，而今，政府工作报告都点名了，翻过漫游费这一篇，上网费也该出来好好“走两步”了。
14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
宋詹詹
两会正在召开，委员和代表们的提案又成了公众关注的热点，而在日前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一个关于破解汉字书写教育难题、“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倡议，得到了媒体的热切关注和众多委员的响应。
“天、地、人、手、足„”中国人的启蒙，大都从学写汉字开始，今天我们的工作生活，也时刻都离不开这个强大的交流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患上“汉字失写症”：经常是一个字，看着认识，提笔就忘，一不小心就写成了错字、白字；“字如其人”也成了历史，学历很高、字却拿不出手的人，实在不算少数。
这自然与时代发展的大环境有关。电子产品和键盘打字广泛使用，各种拼音输入法越来越人性化，甚至能“模糊联想”、“自动纠错”，“写字”只用大概知道读音，不需一笔一划地再现，于是人们丢掉了笔墨字纸，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把蕴藏在汉字书写中的意义也一并丢掉了。
此中症结，其实并不仅在于不会写、不爱写，而在于不了解、不重视——键盘时代，既然一切都一敲即得，又何必费功夫去辨形识义、专门练字？个把错别字，或字不好看，实在算不得什么——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中小学，苏委员在调研中就发现，中小学里书法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书法开课率不足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中华汉字源远流长，承载着灿烂的华夏文明，横竖撇捺的间架结构和抑扬顿挫的音调中，不仅包含丰富的语言含义，也别具东方的美感和韵律。而书写，是汉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衍生出的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瑰宝。“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汉字不仅仅是沟通符号，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我们民族大树汲取养分的根须。
全球化大潮中，学习外语、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交流当然必要，但也应该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把根留住”。放眼法韩等国，无不十分注重本民族文化的保护，而回望各国文字的兴衰起落，不也正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体现吗？新时代下，汉字书写并非是无谓的“屠龙之技”，其背后，恰恰是民族血脉的传续，是文化自信的重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当然，科技的革新必然会给文化带来冲击，这不仅是汉字，也是所有语言文字共同面临的挑战。重提汉字书写，并非是要逆潮而动，以损害现代化发展和生活便利为代价，况且各人兴趣禀赋不一，也未必要人人都是书法家，但无论国家、社会、学校还是个人，却都要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规范汉字使用，支持书写教育，弘扬书法文化，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孩子和有志之士，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从自身做起，促成一个写好汉字、用好汉字的氛围——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在笔锋上重新发现汉字之美，在黑白间架中传承中华文化，这是中小学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5 家长学历何以成了小学招生的门槛
胡印斌
近日，广州一私立小学招生要求“学生家长学历是本科以上”一事引发舆论热议。该小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此前确实有这一规定，但目前已取消。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一限制不合规，已对该校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立即停止该宣传行为，并提出整改措施。（《北京青年报》3月7日） 招小学生却给家长设了一条学历的“硬杠杠”，这样的行为与教学质量无关，与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无关，本质上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学历歧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及时介入并叫停，值得肯定。
按照这样的“奇葩”逻辑，必然会将不少学历不达标的家长的孩子拒之门外，但家长学历的高低又与孩子何干？这显然是对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滥用，也涉嫌侵犯儿童合法的受教育权益，并不可取。 从某种程度上讲，学历越高，则家长的综合素质就可能越高。相应的，在孩子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以实现“家校合一”。现实中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学历偏低或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要么认识不到位，不能积极主动配合学校；要么能力不到位，在辅导孩子学习时有心无力。
然而，尽管如此，学校也不该混淆教育的目标，甚至将“招学生”扭曲为“考家长”。家长的配合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取代教师、或者成为编外的教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两回事，理应各司其职，不能混为一谈。家长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沟通，至于知识的传授、修习，还是应该通过学校教育来完成。
即便家长的认识跟不上，或者教育理念与学校有冲突，学校也应该主动构建沟通的渠道，或者通过家长委员会倡导家长积极参与教育，或是通过开办家长学校、家访等形式引导家长配合。而这些，在以往都有成功的范例，学校不应该一股脑儿都推到家长身上，甚至仅凭一纸学历就认为可以万事大吉。
家有学生的家长都有体会，时下，不少学校在教育上往往偏重形式，而缺乏春雨润物的渗透与传承。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可以搞出很多花样，而这些花样又是学生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于是，就出现了家长代做这样的怪异现象。还有，小学一年级的国学课读点经典倒也罢了，偏偏还要求解释，这样的作业即便是“本科学历”的家长都难以对付，何况小小童子？
此外，给家长学历设限的做法，也会严重影响教育公平。而教育公平是一个社会实现机会平等的基础通道，若教育可以随意自主设限，则越是缺乏教育的人群就会越是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会越小，而知识贫困也就会代际传承。这显然是有问题的，不仅违背了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
这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以及平权意识的高涨，各地逐渐取消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公共服务的门槛，户籍不再是学龄儿童入学的羁绊，但与此同时，一些类似户籍的门槛又沉滓泛起，广州这家私立小学的“家长学历”就是一例。除此之外，一些学校要求学生登记家长身份职务的做法仍很普遍。
16 凡此种种，其实都是教育的异化。尽管要求学校完全脱离烟火气并不现实，但诸多依据家长的身份、职务、财富、学历等外部条件，对学生实施差别待遇的做法，仍是对教育的扭曲。这未免太势利，也缺乏教育的雄心与野心：与其笼络那些“有身份”的家长，哪如自己培养“有出息”的学生来劲？！
同性恋维权不必非得告赢教育部
敬一山
“中国同性恋维权诉教育部第一案”迎来终审判决，法院认为原告秋白与教育部的履职行为之间不构成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其上诉请求。（3月6日财新网）
要理解这起案件，得回到2015年。
当时，中山大学在校大学生秋白在图书馆查阅心理学、医学等专业教科书时发现，很多教材将同性恋定义为“心理疾病”。同年5月，她向教育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教育部对错误教材的监管职责，但未获回复。随后的行政复议也未被受理。于是她开始状告教育部，历经一审、二审，以失败告终。 法庭上的秋白输了，她和她的支持者当然会很失望。但如果走出法庭，在更大的社会视野来看，秋白并非绝对的输家。因为状告教育部，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对于秋白来说，她更在意的是要给同性恋正名，让更多人能够理性地、而不是妖魔化地看待同性恋，或者将其错误定性为“心理疾病”。相比于状告教育部来说，后面这场观念层面的纠偏战役，输赢才是更值得在乎的。
经过这两年的努力，秋白至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她行动之前，很少有媒体会关注教科书对同性恋“污名化”的问题，但她通过信息公开申请、通过状告教育部、通过不断地公共发言，让无数人开始关注和思考，这本身就是重要的改变。如果不是她的努力，公众很少会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早在1990年就有明确定性：“单纯的性取向问题不能被视为一种障碍”；也很少有人关注，2001年第三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也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 毋庸置疑，对于同性恋的认识曾经有过误区，教科书上的普遍错误，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但如果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则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存在。无论是那些教科书的编写者，还是出版社甚至教育主管部门，恐怕都不能说存在什么主观恶意，更可能是受制于专业的知识局限，或者是观念误区。
就此而言，秋白和她的支持者们不妨多一些平常心。关于同性恋的认知对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非要执着地判令哪个部门输，或者追究哪些人的责任，未必是很理想的解决方案。同性恋群体在中国很长时间都是隐身的状态，相关议题也长期处于敏感状态，社会观念层面出现误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往深层次说，这是社会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与其纠缠于过去的对错责任，不如更多地着眼于未来的和解。
秋白诉诸法律，当然是她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发动的公共讨论，对相关部门形成舆论压力本身，其实也是达成诉求的一种方式。这几年，随着“秋白”们的各种推动，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只要学界和社会慢慢达成共识，那些落后教材的淘汰，就将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17 公益诉讼困局，还需检察机关破冰
陈小二
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向媒体表示，他今年提交了关于完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立法规定的提案，建议检察机关组建像侦查刑事案件那样的“侦查”队伍，广泛收集线索，积极作为，使潜在的公益受损案件得以“破案”。
近年来，汤维建教授一直在关注环保公益诉讼问题，他也不断向媒体提及，社会组织发动公益诉讼较困难，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应该更加主动。诚如斯言，我国的环保公益诉讼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推进过程中的确还存在诸多问题，并不是依靠公益组织就能解决的。
2015年1月1日，号称史上最先进和最严格的新《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赋予了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但从两年多的法律实践来看，公益组织的诉讼之路并不像最初设计的那样美好——自然之友与绿发会两家环保公益组织在“常州毒地”事件中，就被常州市中院要求承担189.18万元“天价”诉讼费。
如此巨大的诉讼费用，对于环保公益组织来说，显然属于不能承受之重。据中华环保联合会2014年的调查显示，全国60%的环保组织无力负担固定办公场所，超过80%的组织年度筹资不足5万元。而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发展并不充分，普遍面临人力不足、专业知识不足、财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他们发动公益诉讼已属不易，若再承受巨额诉讼费用，恐怕只能“铩羽而归”，这也造成了眼下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局面。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由人民检察院发起环保公益诉讼，也被给予了重大期望，很多法律人士、环保人士，都寄希望此举能破冰公益诉讼的困局。其实，这也不是我国面临的独有困境，像德国等一些大陆法国家，采取的也是“环保社团+检察机关”环境公司诉讼主体模式。而事实上，从2015年7月起，北京、内蒙古等13省区市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
毫无疑问，比起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有其重要优势，其一，不牵涉自身利益，适合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而且，公益组织发起公益诉讼，仍然无法摆脱“民告官”的模式，不如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这种“官告官”的方式胜算大。
其二，检察机关具有公益组织不具备的专业优势。公益诉讼存在专业化程度高、法律要求高、调查取证困难等问题。而检察机关有法定的调查权，在调查取证方面无疑非常便利；也具有专门的法律人士、诉讼经验与技巧，效果也更有保障。
值得借鉴的是，美国的公益诉讼发起者的范围更广泛。在美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包括美国政府、行政机关、公司、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按照该法的规定提起诉讼。所以，未来公益诉讼的主体可应相对“扩容”，但这有待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诚如汤维建委员所言，“在公益诉讼相对成熟后，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起而发挥作用便是水到渠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