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原本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一种公共活动，按理说与私人生活应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由于广场的非封闭性，高分贝的噪声在为舞者伴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附近居民。公共生活一旦越界，就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公害”，颇为人所诟病。
在现实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对空间的争夺还有很多。比如情侣在地铁上旁若无人地过分亲昵，就是不恰当的私人生活影响到了公共空间的其他乘客，只会招致反感。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公共生活是否应当有边界? 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翕然和谐? 近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导。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包揽，基层自治还不够成熟。以广场舞为例，一些地方出现过自发治理，比如舞者不用音箱，改为佩戴耳机上阵，既能自娱自乐又不干扰他人。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创新举措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公与私“短兵相接”的刺耳之音依然不绝于耳。这充分说明，协调好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就必须发挥好政府“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确保制度规定落实到位。这次四部门共同发文，并要求各省(区、市) 的对口厅(局)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案，这就使得健康开展广场舞活动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抓手。
二是明确责任部门，推进协同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通知》虽然由文化、体育、民政、住建等四部门制定，但要做好这项工作，仅仅依靠这四个部门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规范广场舞需要党政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如根据《通知》第6条，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等法律法规，提高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就需要宣传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协同治理需要整合社会治理资源。要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等各方面参与，推动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三是直面现实问题，解决瓶颈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症结所在，从场地和经费两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场地。广场舞之所以噪声扰民，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专门的场地。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增量建设，在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建设时，按人口规模或服务半径以及有关要求做好配套; 二靠存量开发，发掘利用城乡商业广场、
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源，加大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力度，提高场馆利用率。其次是经费。广场舞活动设施建设、设备配备、队伍培训、作品创作、普及推广、展示交流„„样样都需要不菲的资金。《通知》提出，要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广场舞活动给予资金及设备支持，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豪猪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取暖，但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于是不得不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于是又再次被扎痛。几经反复，它们发现最好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当下，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紧密。如何像豪猪取暖一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到互不干扰，甚至于“距离产生美”，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妨从跳好广场舞开始，加强治理、逐步探索，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健康快乐、翕然和谐。
广场舞原本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一种公共活动，按理说与私人生活应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由于广场的非封闭性，高分贝的噪声在为舞者伴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附近居民。公共生活一旦越界，就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公害”，颇为人所诟病。
在现实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对空间的争夺还有很多。比如情侣在地铁上旁若无人地过分亲昵，就是不恰当的私人生活影响到了公共空间的其他乘客，只会招致反感。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公共生活是否应当有边界? 如何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翕然和谐? 近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加强组织领导。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包揽，基层自治还不够成熟。以广场舞为例，一些地方出现过自发治理，比如舞者不用音箱，改为佩戴耳机上阵，既能自娱自乐又不干扰他人。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创新举措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公与私“短兵相接”的刺耳之音依然不绝于耳。这充分说明，协调好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就必须发挥好政府“有形的手”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确保制度规定落实到位。这次四部门共同发文，并要求各省(区、市) 的对口厅(局) 切实强化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方案，这就使得健康开展广场舞活动有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抓手。
二是明确责任部门，推进协同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通知》虽然由文化、体育、民政、住建等四部门制定，但要做好这项工作，仅仅依靠这四个部门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规范广场舞需要党政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如根据《通知》第6条，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等法律法规，提高基层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就需要宣传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协同配合。另一方面，协同治理需要整合社会治理资源。要在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等各方面参与，推动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三是直面现实问题，解决瓶颈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要从根本上解决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就要首先搞清楚症结所在，从场地和经费两个方面下功夫。首先是场地。广场舞之所以噪声扰民，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专门的场地。解决这个问题，一靠增量建设，在旧城区改造和新城区建设时，按人口规模或服务半径以及有关要求做好配套; 二靠存量开发，发掘利用城乡商业广场、
企业和社区场地、边角空地等社会场地资源，加大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免费开放力度，提高场馆利用率。其次是经费。广场舞活动设施建设、设备配备、队伍培训、作品创作、普及推广、展示交流„„样样都需要不菲的资金。《通知》提出，要积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对广场舞活动给予资金及设备支持，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豪猪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挤在一起取暖，但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于是不得不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于是又再次被扎痛。几经反复，它们发现最好还是保持适当的距离为好。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当下，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嵌接更加紧密。如何像豪猪取暖一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到互不干扰，甚至于“距离产生美”，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妨从跳好广场舞开始，加强治理、逐步探索，让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健康快乐、翕然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