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一直想读一本关于法律的文章，可是又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比较好。后来询问学法律的朋友，其中一写为我推荐了《为权利而斗争》这篇文章。于是就读了一番，读后感慨颇多而且有了新的体会。
“有奇书读胜观花”，信然。这篇文章不仅思想的形式优美，而且收录了《为权利而斗争》、《契约的死亡》、《契约的再生》、《私法中的人》、《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六篇名著。经典的力量是历久弥新的，而融众多经典于一炉，其浓墨重彩、酣畅淋漓便真的是“浓得化不开”了。不由的赞叹我那个朋友的水平。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像我想象中的法律书籍那样枯燥无味，相反的大师的字字珠玑、精深论理、澎湃激情和严密逻辑让我折服。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潜词造句的精美，使人心旷神怡，未有研读之苦；其严密的逻辑和精深的法理分析，又使人如醒醐灌顶，有豁然开朗之感。
老实说在刚开始读这篇文章时我本觉得“为权利而斗争”更象是一个空洞的发概念或口号，虽令人振奋，但终究是理想主义的，象是缺乏血肉的骨架。而诚如耶林所言，在经理了一件事后，我真正体会到了“为权利而斗争”是怎样令人激动而又沉甸甸的六个字。
举个简单的例子，记得以前看过新闻说是一个人为了2元钱的地铁车票纠纷，历时两年花费2万余元最终赢得了4院钱的双倍罚款。当时只是觉得这人就是有病。但是在看完了《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后，我则明白了他的举动的意义：他的行动，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纠纷好事者（诉讼癖）即使实际上要支付高额代价还要向对方倾斜愤懑的冲动的层面上，而是源于一中受伤的法感情。诉讼和奋争在这里已不是纯粹的利益计算问题，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道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我真正体会了耶林要将“不得姑息不法”放在“不得为不法”之前的原因，对比他们，联系人们普遍对恶势力的妥协、对腐败的“情有可原”、无法愤怒，我不能不感叹我国国民性软弱、息事宁人的一面，也希望能出现更多的像他那样倔强地坚持原则、要讨个说法的人。只是，有时棉队那固执得不可理喻的当事人，我又要怀疑是否要给“为权利而斗争”划一个界限，起码符合现行的合理的法的规定，适可为止，以免徒劳无功。因为有时，对权利的适当放弃，或许能带来更好的后果。
人们对《为权利而斗争》的赞赏似乎只停留在“为权利而斗争”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法感情和执法者的论述上，而未涉及耶林对德国当时法律缺陷的批评。而在我看来，这恰是让我受益最大的部分。如果说前面耶林是在替权利人在较低层次上向权利侵害人开火，那在本书第六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中，耶林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行法，对其存在的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种批判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立法的失误和缺陷无疑会给权利带来更普遍、致命的伤害，对恶法的斗争是“为权利而斗争”的高级形态，是更根本的。“国家权利乃所以保护人民的权利，而今人民的权利感情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则人民将放弃法律途径，这是事所必然！”
比如说，在证据上将非法等同于未经同意。证据的要求之一是合法性。我国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非法录制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不能用。这里就将“非法”与“未经同意”划了等号，认为只要未经同意就是非法的。但问题是，未经同意为什么是非法的？除去少数侵害隐私权的情况，债权人为证实债权的存在而未经同意录音录像，既不会违法，又能证明案件事实，为何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如果在过去，法律出于对债务人这一弱者保护的考虑，将法律的天平想其倾斜，那么，让我们反思一下，在信用危机的现代中国社会里，究竟是债权人处于优势，还是债务人处于优势？从“借钱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的俗语中看得一清二楚：如今的杨白劳已翻身做了主人，黄世仁则在借出钱后成了仰人鼻息的可怜虫。所以，在债权处于优越地位的今天，如何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就成为立法的重点，合同法对债权人代位权、撤消权的规定即是明证。而诉讼法却坚持“非法=未经同意”的立法，这无意是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的。如果严格债权人借出钱时未打借条，又不能在事后以电话录音等方式来证明，得不到法院的保护，那确实是债权人的灾难，债务人的幸运了。这样的规定，是对债务人的滥施宽容，是对债权人利益的公然漠视，会使债务人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而自力救济，由此导致犯罪。笔者就曾听说过有个债权人因私自的录音不被法院采信，追债不成，遂怒而雇佣黑社会的人绑架债务人，逼其写下欠条，因此锒铛入狱的案例。这里就不能只怪债务人法律意识淡薄了吧，法律本身似也应检讨一下是否对债务人过于偏袒，而对债权人过分苛刻了？另外，有学者指出，该等式也是违背国际惯例的，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误解。该规则通常只适用于刑事审判，并不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私人保全证据的行为。在西方，只要私人保全证据的行为未构成犯罪，取来的证据哪怕是具有非法因素也可以用。民诉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不承认公民私自的录音录像是证据，就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举证资源，当事人保全证据的权利缩小了，很多事实就无法证明，债权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又如，我国民诉法对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较少研究，而实践中这是经常要运用的，民诉中的见解证据运用规则的要求应该不象刑诉中要求的那样严格，不需要形成一个不间断的证据链，但要证明到何种程度？优势证据规则到底应如何运用？不无疑问。这恰恰证明了民诉法研究中理论对司法实践指导作用的缺失，是不应有的现象。另外，为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民诉对间接反证的运用、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以及财产保全、债权人代位权、撤消权的行使程序等，都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必要。
所以正因为如此这般我们才应当学会运用法律，敢于“为权利而斗争”。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信念我们的法律就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国家也将更加强盛！
上大学后一直想读一本关于法律的文章，可是又不知道到底哪一篇比较好。后来询问学法律的朋友，其中一写为我推荐了《为权利而斗争》这篇文章。于是就读了一番，读后感慨颇多而且有了新的体会。
“有奇书读胜观花”，信然。这篇文章不仅思想的形式优美，而且收录了《为权利而斗争》、《契约的死亡》、《契约的再生》、《私法中的人》、《私人在法实现中的作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六篇名著。经典的力量是历久弥新的，而融众多经典于一炉，其浓墨重彩、酣畅淋漓便真的是“浓得化不开”了。不由的赞叹我那个朋友的水平。因为这篇文章没有像我想象中的法律书籍那样枯燥无味，相反的大师的字字珠玑、精深论理、澎湃激情和严密逻辑让我折服。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潜词造句的精美，使人心旷神怡，未有研读之苦；其严密的逻辑和精深的法理分析，又使人如醒醐灌顶，有豁然开朗之感。
老实说在刚开始读这篇文章时我本觉得“为权利而斗争”更象是一个空洞的发概念或口号，虽令人振奋，但终究是理想主义的，象是缺乏血肉的骨架。而诚如耶林所言，在经理了一件事后，我真正体会到了“为权利而斗争”是怎样令人激动而又沉甸甸的六个字。
举个简单的例子，记得以前看过新闻说是一个人为了2元钱的地铁车票纠纷，历时两年花费2万余元最终赢得了4院钱的双倍罚款。当时只是觉得这人就是有病。但是在看完了《为权利而斗争》一书后，我则明白了他的举动的意义：他的行动，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纠纷好事者（诉讼癖）即使实际上要支付高额代价还要向对方倾斜愤懑的冲动的层面上，而是源于一中受伤的法感情。诉讼和奋争在这里已不是纯粹的利益计算问题，而是为蒙受不法侵害而产生的伦理痛苦。“原告为保卫其权利免遭卑劣的蔑视而进行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微不足道的标的物，而是为了主张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这一理想目的，与这一目的相比，诉讼带来的一切牺牲和劳神对权利人而言，通通无足挂齿——目的补偿了手段。”我真正体会了耶林要将“不得姑息不法”放在“不得为不法”之前的原因，对比他们，联系人们普遍对恶势力的妥协、对腐败的“情有可原”、无法愤怒，我不能不感叹我国国民性软弱、息事宁人的一面，也希望能出现更多的像他那样倔强地坚持原则、要讨个说法的人。只是，有时棉队那固执得不可理喻的当事人，我又要怀疑是否要给“为权利而斗争”划一个界限，起码符合现行的合理的法的规定，适可为止，以免徒劳无功。因为有时，对权利的适当放弃，或许能带来更好的后果。
人们对《为权利而斗争》的赞赏似乎只停留在“为权利而斗争”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法感情和执法者的论述上，而未涉及耶林对德国当时法律缺陷的批评。而在我看来，这恰是让我受益最大的部分。如果说前面耶林是在替权利人在较低层次上向权利侵害人开火，那在本书第六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中，耶林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行法，对其存在的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种批判无疑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立法的失误和缺陷无疑会给权利带来更普遍、致命的伤害，对恶法的斗争是“为权利而斗争”的高级形态，是更根本的。“国家权利乃所以保护人民的权利，而今人民的权利感情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则人民将放弃法律途径，这是事所必然！”
比如说，在证据上将非法等同于未经同意。证据的要求之一是合法性。我国司法解释规定，未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非法录制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不能用。这里就将“非法”与“未经同意”划了等号，认为只要未经同意就是非法的。但问题是，未经同意为什么是非法的？除去少数侵害隐私权的情况，债权人为证实债权的存在而未经同意录音录像，既不会违法，又能证明案件事实，为何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如果在过去，法律出于对债务人这一弱者保护的考虑，将法律的天平想其倾斜，那么，让我们反思一下，在信用危机的现代中国社会里，究竟是债权人处于优势，还是债务人处于优势？从“借钱的是大爷，要债的是孙子”的俗语中看得一清二楚：如今的杨白劳已翻身做了主人，黄世仁则在借出钱后成了仰人鼻息的可怜虫。所以，在债权处于优越地位的今天，如何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就成为立法的重点，合同法对债权人代位权、撤消权的规定即是明证。而诉讼法却坚持“非法=未经同意”的立法，这无意是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的。如果严格债权人借出钱时未打借条，又不能在事后以电话录音等方式来证明，得不到法院的保护，那确实是债权人的灾难，债务人的幸运了。这样的规定，是对债务人的滥施宽容，是对债权人利益的公然漠视，会使债务人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而自力救济，由此导致犯罪。笔者就曾听说过有个债权人因私自的录音不被法院采信，追债不成，遂怒而雇佣黑社会的人绑架债务人，逼其写下欠条，因此锒铛入狱的案例。这里就不能只怪债务人法律意识淡薄了吧，法律本身似也应检讨一下是否对债务人过于偏袒，而对债权人过分苛刻了？另外，有学者指出，该等式也是违背国际惯例的，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误解。该规则通常只适用于刑事审判，并不适用于民事诉讼中私人保全证据的行为。在西方，只要私人保全证据的行为未构成犯罪，取来的证据哪怕是具有非法因素也可以用。民诉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不承认公民私自的录音录像是证据，就直接限制了当事人的举证资源，当事人保全证据的权利缩小了，很多事实就无法证明，债权人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
又如，我国民诉法对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较少研究，而实践中这是经常要运用的，民诉中的见解证据运用规则的要求应该不象刑诉中要求的那样严格，不需要形成一个不间断的证据链，但要证明到何种程度？优势证据规则到底应如何运用？不无疑问。这恰恰证明了民诉法研究中理论对司法实践指导作用的缺失，是不应有的现象。另外，为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民诉对间接反证的运用、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以及财产保全、债权人代位权、撤消权的行使程序等，都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必要。
所以正因为如此这般我们才应当学会运用法律，敢于“为权利而斗争”。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信念我们的法律就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国家也将更加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