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梁漱溟考北大落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欣赏梁漱溟的才华，特聘梁漱溟为北大讲师。梁漱溟果然没有辜负蔡元培的希望，他刻苦钻研，后来以《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轰动学术界，终成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
试问：如果梁漱溟没有碰上“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碰到的是一个只看分数，不看能力的主考，他还能成为北大讲师吗？想必又要成为“唯分是举”的牺牲品了。
分数等于能力吗？我思索着。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青史留名者极少有高中状元的，连中三元者更是寥寥。也许大家还记得，姑苏城外，寒山寺旁，落榜后的张继彻夜难眠，写下了家喻户晓的《枫桥夜泊》。可是，又有谁会记得那年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状元是谁呢？
“聊斋先生”蒲松龄一生历经无数科举，却屡试不第。然而，这并不妨碍后人对他能力的认可。“写人写鬼技高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便是后人对他作品最中肯的评价。
由此可见：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分数高的人，那么分数高的人能力就一定强吗？也不尽然。
美院教授陈丹青欲自主出题招考研究生，原因是她发现学校招考的研究生英语水平很高，而绘画水平却平平。面对连一篇文言文都翻译不下来的研究生，上海某大学历史教授惊呼：“我们需要的是能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才，而不是只会死背历史课本的庸才。”
“高考奇才”张非，曾在四年间两度考上北大，一次考取清华，却因迷恋网络被北大、清华开除。一个能在高考中“叱咤风云”的人，却不能抵挡网络的诱惑，这到底是张非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悲哀呢？
如同“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样，对当代的中国学生而言，“分数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分数是万万不能的”。然而，分数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能力，怎样使每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通过分数表现出来，应该成为被一个教育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诚然，能力强不一定分数高，分数高不代表能力强。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够对选拔标准做一些调整，使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在分数上，相信对于人才的选拔还是大有益处的。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课标改革正在各地进行，高考的命题趋势也正由重知识向重能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我们的人才选拔标准将逐步变化，我们的人才素质也将不断提高。
一九一七年，梁漱溟考北大落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欣赏梁漱溟的才华，特聘梁漱溟为北大讲师。梁漱溟果然没有辜负蔡元培的希望，他刻苦钻研，后来以《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轰动学术界，终成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
试问：如果梁漱溟没有碰上“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碰到的是一个只看分数，不看能力的主考，他还能成为北大讲师吗？想必又要成为“唯分是举”的牺牲品了。
分数等于能力吗？我思索着。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青史留名者极少有高中状元的，连中三元者更是寥寥。也许大家还记得，姑苏城外，寒山寺旁，落榜后的张继彻夜难眠，写下了家喻户晓的《枫桥夜泊》。可是，又有谁会记得那年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状元是谁呢？
“聊斋先生”蒲松龄一生历经无数科举，却屡试不第。然而，这并不妨碍后人对他能力的认可。“写人写鬼技高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便是后人对他作品最中肯的评价。
由此可见：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是那些分数高的人，那么分数高的人能力就一定强吗？也不尽然。
美院教授陈丹青欲自主出题招考研究生，原因是她发现学校招考的研究生英语水平很高，而绘画水平却平平。面对连一篇文言文都翻译不下来的研究生，上海某大学历史教授惊呼：“我们需要的是能用历史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才，而不是只会死背历史课本的庸才。”
“高考奇才”张非，曾在四年间两度考上北大，一次考取清华，却因迷恋网络被北大、清华开除。一个能在高考中“叱咤风云”的人，却不能抵挡网络的诱惑，这到底是张非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国人才选拔标准的悲哀呢？
如同“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样，对当代的中国学生而言，“分数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分数是万万不能的”。然而，分数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能力，怎样使每个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通过分数表现出来，应该成为被一个教育者积极思考的问题。
诚然，能力强不一定分数高，分数高不代表能力强。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够对选拔标准做一些调整，使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在分数上，相信对于人才的选拔还是大有益处的。可喜的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新课标改革正在各地进行，高考的命题趋势也正由重知识向重能力化。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我们的人才选拔标准将逐步变化，我们的人才素质也将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