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中，至少可以得到两条经验。政治的稳定决定了经济的稳步发展；中国没有30年来的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经济的稳步增长又促进了政治的稳定；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以及政策的连贯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步一步稳妥推进，中国也用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的资金来源，也是真正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哪三项改革是最成功的？
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由此进行了全面改革。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给出的答案分别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
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再持续增长30年，这不只是中国经济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吴敬琏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社会保障的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但是实际执行中碰到了很多阻碍，拖了14年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财政困难，而是有部门从自己的权利、利益着眼太多。
樊纲则认为，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领域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可以通过制度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
周其仁则对改革的动力表示担忧。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危机中的改革。但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的GDP 总量以及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且，我们今天消除了重新发生1959到1961那样大饥荒的体制基础。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作用下，改革将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第一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大家有目共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实际上改革就是创新。当然，对制度现在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制度本身包括了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系统里面，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立的，但不可能不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么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都对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我们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根据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去进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但是总的来看，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我们能过河，那么我认为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会有更好的工具。大家可以看到这30年的改革，最初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变化；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改革是路径依存的。什么意思呢？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那可能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要退回来的话，就像下象棋悔棋，付出的代价更大。大家可能记得一个事情，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政策，按市价减持国有股，这个政策从动机来看我认为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个问题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国有股是不流通的，流通股的股价这么高，是投资者炒上去的，现在按市价减持流通股，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这是一个导火线，它造成了几年的熊市，这就说明了改革过程确实是很复杂的，是路径依存的。所以我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同时最好先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我们开始慢慢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了。
改革进入深化攻坚阶段
第二点，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处理。
第一个就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大家知道，依法治国的方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大家知道，腐败问题是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还是必须从法治层面来解决。现在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有一些外商和非公经济人士向我们反映情况，完了以后有一句话：你千万别跟地方说。我说你不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希望我跟地方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儿就没法呆了，我们是希望你们立法(来解决)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地方在很多问题的裁量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有的企业家到地方上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给挽救过来，但是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把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这些可以说是每天都能接触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的稿件，政府甚至动用了公安来抓记者。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 我曾经讲过，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等都写进了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但是现在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同时我们还需要根据宪法进一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他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这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
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地实行依法治国。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四地一个新闻研讨会上讲过，我说媒体的作用应该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认为我们的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正因为这样，我们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所以我们有了风险投资，有了资本市场，有了股份制公司，有了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你就谈不到效率；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你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我们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都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效率、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是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是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你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只是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则可能造成有的人钻空子。我们最近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香港的车都是空车开过来到深圳加油，不但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第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等你刀砍下去的时候，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鞭子赶的时候，根据情况投资决策建厂，建好厂以后这个产品又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们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当时认为电力要多了，就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浙江的停3开4。第三，不能违反市场的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这个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后面一辆吧。我们不能这样限制市场的竞争，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鼓励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这样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个就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科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一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你要仔细想一想，其实都是由于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追求GDP ？当然政绩是一个方面，但是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因为财政制度是分灶吃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要把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你的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我认为30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
程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尽管也挨了不少骂。说实话，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成，这是不可能的。专家学者首先希望做改革的促进派，他们不能代替政府来决策，但是他们可以促进改革。那么专家学者从什么角度促进改革呢？四个方面：第一，探讨理论基础，改革得有理论做支持；第二，要评价国外的经验；第三，要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那么周到；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的话，我想恐怕作用就不大了，这是我的第一点希望。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要能够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现在的情况下，空话套话一点都不说可能也不现实，要少说，因为你说的没用，特别是专家学者，一个理论创新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往往是处于非共识的状态，是少数的状态，但是如果真正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你这个理论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开始，你提出一种真实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做下去。
第三，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但是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说什么，这个也有问题。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要根据数据，根据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别人爱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
产权之路
第一个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处理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紧急起草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 十二条") ，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回头看，19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的农村改革准备了经验。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聚集了10万人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 利用香港、建设宝安" 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也要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这两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是可能又被改回去。这就是过去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 左" ，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 穷过渡" 、" 割资本主义尾巴" 等等，对外开放更谈不到。
真正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还是1978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是整个执政党看待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邓小平当时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
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达到这个层面，人们才会去想，中国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讲到底，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 本本" ，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们自己实践的检验。选错了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要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逻辑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须改。回头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没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谈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刚才讲到的那两个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时间内席卷全国，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认。其实，根据杜老的回忆，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0年就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虽然农民和许多基层干部对于用什么办法可以多打粮、少挨饿，早就是明白的。包产到户被合法承认了，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全盘公有化体制里，清楚划出一条农户私人权利的界线。这样，经由一个承包合约，中国正式开始重建私人产权。这是所有社会主义" 本本" 上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就是这么起步的。 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历史说，1977年宝安又一次大规模集积了逃港人口。当时广东的主政者习仲勋去调查，知道很多逃港农民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房子。为什么到香港有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农民不但务农，也可以打工，并开放市场，活跃生意。那时深圳靠香港边境有一个罗芳村，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都是这边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只是对面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这边高出100倍！这样就逼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门打开，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开到境内来，这边的农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广东第一线提出这个构想，汇报到北京，邓小平赞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回头看，包产到户、自留地、农民小自由，逃港事件，" 利用香港、发展内地" 等等，历史上都多次发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线不对头，那些来自第一线的探索，顶多就是一个权益之计。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到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提出，才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 " 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
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 全民" 或" 集体" 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做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界定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生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的范围、转让价怎样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一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 市场价格" 又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 生产资料" 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所有劳动者身上拥有的劳动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拥有、可支配的。" 企业家才能" 更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
这一条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个方面都有人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搞" 傻子瓜子" ，这在当时都引发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能从计算所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 抓" 得住几亿中国QQ 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内蒙古大草原呢，有一个伊利不算，又生出一个蒙牛？
第四个层次，就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确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形成" 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 。过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产不可，但股份制经济可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 公司" ，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生产力的权利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至于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范围的私产结合，学习、练习被叫做" 公司治理结构" 的那一套利益结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开始走出来了。绝大多数人愿意继续探索，并让国家、市场、法律、道德、舆论和公民意见的直接表达，一起发挥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断完善改革和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 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应该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开放下的中国产品，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进不到别人的国家里的，这与封闭经济自我循环的" 高增长" 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结果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渐进的特点，就是哪个领域里的问题严重，或者比较容易启动改革，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并进，而是不整齐的，不均衡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和保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不同权利之间怎样取得平衡，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从目标来说，产权设置必须是普遍的，绝不能保护了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经济自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渐进改革的实际情况，却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停滞很长时间。
现在大量实际问题，包含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产开采权、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进一步得市场开放，政府本身体制改革等等难题，讲到底难都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清楚界定。这些问题具体研究涉及很多细节，不是今天的题目。但它们的共同困难，是产权界定从来就不是完全靠民间自发活动就可以解决的。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
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从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歪，远离普遍的、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承认和保障体系呢？
中国的经验教训说，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邓小平以来许多领导人多次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推进。问题是，能够与我国经改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从学术上看，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我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杨小凯临去世之前写的那些文章、笔记，中心关注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调查也碰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有更大的难度。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 (theruleoflaw)，即不是说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条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样的准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不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
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收入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激励制度，创造社会财富的制度。一个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工资是政府决定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政府仍在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 按劳分配" 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 按劳分配" 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国有企业利润和个人奖金政策的引入，不同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非国有部门也开始发展，一部分人因为从事个体商业活动富起来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个人收入差别引起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到了1984-1986年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那时候叫" 红眼病" 。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 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但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平面媒体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现在要查到当时有关收入分配不公的争论的报道可能并不多。政府应对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提高" 奖金税" 。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 按劳分配" ，而且承认了" 按生产要素分配"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些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的确立，都凝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贡献。收入分配也是我本人一直关注的问题。上面谈到1984-1986年的" 红眼病"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初我在《管理世界》第一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这篇文章
提出：" 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 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 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 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均GDP 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 就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00年来，美国是每40年人均GDP 就翻一番。但我们还是比人家要落后，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太晚。就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我们发展非常快。因为发展快，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如果我们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标准还是新标准，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的标准，1980年是40.7%，2002年降到4.8%；按新标准，分别是75.7%和12.5%。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标准，1981年是23%，到2001年是3%；按新标准，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
我们发现，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跨省看的话，它与每个省的GDP 的增长有显著的关系。GDP 增长越快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快。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 发展是硬道理" 。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尼系数按照现在的统计都是上升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全中国的基尼系数2001年接近0.45，但如果城乡分别计算，城市是0.37，农村是0.33，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远低于0.4。即使全部人口的基尼系数，如果把生活费用的差异考虑进去，不到0.4。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讲的二元结构带来的统计方面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是 " 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 这里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我个人的答案：是的，但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我讲的是公平程度包括机会均等。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之一是收入的流动性，也就是不同收入人群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根据斯坦福大学Pencavel 教授的研究，中国收入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如果把城市人群按收入划为五个组，我们发现，1990年最高收入的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的人群，而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1990年最低收入的人群也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的时候仍然属于最低收入人群，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富人总是越来越富，穷人总是越来越穷。
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1998年仍处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1998年仍然属于最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是50.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说明中国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还高。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越来越多，涉及到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政策是否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答从跨地区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有关GDP 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中国基尼系数的扩大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来的。那么，收入差距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GDP 增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各省人均GDP ，纵坐标代表2001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人均GPD 水平越最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是越小。如果从人均GDP 的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人均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
距反倒是比较小，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份；而那些收入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更接近于按平均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所以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小，而私有企业是按照个人的边际生产率支付报酬，收入差距比较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的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横坐标代表一个省所有的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转移支付的目的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贫富悬殊，所以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 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区的数据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 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 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下，个人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只有劳动所得。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劳动者所得，也有资本所得，企业家赚取的是利润。改革开放后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利润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自然会想到，如果利润在GDP 中的比重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更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跨省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算出各地区GDP 中劳动所得、利润、生产税和折旧四部分的比例。大体上讲，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全国劳动所得占GDP 是三分之二，利润占三分之一。但各地区的差距很大。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利润占GDP 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利润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动。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 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 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如果说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主导作用越强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事实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使用樊纲他们提供的2001年各省市场化指数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同一年各省的基尼系数，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rrlees 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因为为了获得等量的收入，能力高的人只需要花较少的工作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所以Mirrlees 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
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 ；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确定性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在1921年出版了《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他证明，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如果社会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超过资本的平均回报率的部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那一块。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 ，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话，只有那些绝顶聪明、有超常判断力的人，胆子很大的人，才敢去从事企业活动，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可以赚取极高的超额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风险补偿也越大。这样，即使每个人事前面临的预期收入相同，事后的收入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赚钱，运气坏的亏本。不确定性越大，事后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正是上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GDP 增长率，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应该是向上倾斜的，但不同地区增长率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斜率是不一样的。体制的不确定性越高的地区，斜率越陡。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但因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所以能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利。而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的人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我们刚才看到的跨地区统计数字表明，恰恰是那些高增长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一点。这条向下倾斜的增长率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曲线事实上是由不同地区的向上倾斜的曲线上的点组成的。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何在不损害GDP 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这样的省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这方面司法的独立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要建立法治的经济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很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 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我们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用市场的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一些普通工人。
从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中，至少可以得到两条经验。政治的稳定决定了经济的稳步发展；中国没有30年来的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经济的稳步增长又促进了政治的稳定；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以及政策的连贯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步一步稳妥推进，中国也用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才是真正的资金来源，也是真正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哪三项改革是最成功的？
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第一，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是我们改革的目标。第二，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由此进行了全面改革。第三，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厉以宁给出的答案分别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民营经济的兴起。
在经历了持续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再持续增长30年，这不只是中国经济界关注的焦点，也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吴敬琏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推进市场化改革。现在有一种舆论认为改革过头了，或者改革急于求成了，甚至改革的方向不对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比如说社会保障的问题。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199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但是实际执行中碰到了很多阻碍，拖了14年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财政困难，而是有部门从自己的权利、利益着眼太多。
樊纲则认为，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即使在经济体制领域里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可以通过制度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
周其仁则对改革的动力表示担忧。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危机中的改革。但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中国的GDP 总量以及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且，我们今天消除了重新发生1959到1961那样大饥荒的体制基础。在这种乐观情绪的作用下，改革将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第一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大家有目共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我认为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实际上改革就是创新。当然，对制度现在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制度本身包括了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系统里面，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立的，但不可能不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么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和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都对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特点，中国的改革是量力而行的。我们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国力，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根据经济的发展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去进行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但是总的来看，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我们能过河，那么我认为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会有更好的工具。大家可以看到这30年的改革，最初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变化；开始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改革是路径依存的。什么意思呢？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你走第一步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今后的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那可能以后的几步就都会受到影响，而且要退回来的话，就像下象棋悔棋，付出的代价更大。大家可能记得一个事情，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政策，按市价减持国有股，这个政策从动机来看我认为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个问题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国有股是不流通的，流通股的股价这么高，是投资者炒上去的，现在按市价减持流通股，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弹。这是一个导火线，它造成了几年的熊市，这就说明了改革过程确实是很复杂的，是路径依存的。所以我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去做，同时最好先通过一些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我们开始慢慢地注意到这些问题了。
改革进入深化攻坚阶段
第二点，改革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想大概有这么几个矛盾需要我们认真处理。
第一个就是法治和人治的矛盾。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大家知道，依法治国的方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还是存在矛盾和问题。大家知道，腐败问题是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还是必须从法治层面来解决。现在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有一些外商和非公经济人士向我们反映情况，完了以后有一句话：你千万别跟地方说。我说你不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希望我跟地方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儿就没法呆了，我们是希望你们立法(来解决)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地方在很多问题的裁量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有的企业家到地方上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给挽救过来，但是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把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这些可以说是每天都能接触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看到，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批评地方政府的稿件，政府甚至动用了公安来抓记者。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 我曾经讲过，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等都写进了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但是现在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同时我们还需要根据宪法进一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说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他是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政，这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
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地实行依法治国。再一点，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我们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四地一个新闻研讨会上讲过，我说媒体的作用应该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认为我们的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我认为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我们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正因为这样，我们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所以我们有了风险投资，有了资本市场，有了股份制公司，有了期货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益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你就谈不到效率；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你就没有办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我们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都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效率、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应该是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是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你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只是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则可能造成有的人钻空子。我们最近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香港的车都是空车开过来到深圳加油，不但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第二，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用鞭子赶，等你刀砍下去的时候，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鞭子赶的时候，根据情况投资决策建厂，建好厂以后这个产品又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们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当时认为电力要多了，就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浙江的停3开4。第三，不能违反市场的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这个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后面一辆吧。我们不能这样限制市场的竞争，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鼓励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这样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个就是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科一个很重大的课题。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财力，一定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主动性。很多问题你要仔细想一想，其实都是由于集权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追求GDP ？当然政绩是一个方面，但是财政收入也是一方面，因为财政制度是分灶吃饭。如果权力过分集中，就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要把财力过分集中，就会把你的负担也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巧妙的、艺术的处理。
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最后我想讲一下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我认为30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
程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尽管也挨了不少骂。说实话，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成，这是不可能的。专家学者首先希望做改革的促进派，他们不能代替政府来决策，但是他们可以促进改革。那么专家学者从什么角度促进改革呢？四个方面：第一，探讨理论基础，改革得有理论做支持；第二，要评价国外的经验；第三，要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不那么周到；第四，分析实施的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的话，我想恐怕作用就不大了，这是我的第一点希望。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把论点论据相结合，要能够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现在的情况下，空话套话一点都不说可能也不现实，要少说，因为你说的没用，特别是专家学者，一个理论创新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不被大家所接受的，往往是处于非共识的状态，是少数的状态，但是如果真正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你这个理论慢慢地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开始，你提出一种真实的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做下去。
第三，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我们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但是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说什么，这个也有问题。我们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要根据数据，根据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别人爱听什么我们就讲什么。
产权之路
第一个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的饥荒，使较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报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阳事件，这个地区当时人口850万，根据时任行署专员的回忆录，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在百万以上。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引起国务院和中央的强烈反应。有记录说，就在决策层讨论信阳事件处理的会上，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紧急起草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 十二条") ，其中有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在" 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制度里，给农民私人权利划下的第一道线。当时没有讲新政策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性质的权利安排，因为根本来不及。差不多同时，大饥荒还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回头看，19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十几年后的农村改革准备了经验。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在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那一年，由于各种传言，说香港要开放关口，当然也由于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聚集了10万人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这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当时约6万人逃了过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加上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安顿和疏散，并严格了出境制度。也在那个背景下，当地还提出过" 利用香港、建设宝安" 的政策，以边境的贸易活动来活跃市场，改善民生。也要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
这两个事件对后来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仅有局部地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发反应，不足以直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逼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势好一点，还是可能又被改回去。这就是过去讲的：吃饱了饭，又要瞎折腾。事实上，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我国经济政策还是日子好过了就继续向" 左" ，比如靠政治运动促生产，" 穷过渡" 、" 割资本主义尾巴" 等等，对外开放更谈不到。
真正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还是1978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根本的，是整个执政党看待体制、制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邓小平当时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
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个思想路线就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达到这个层面，人们才会去想，中国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讲到底，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这个出发点看问题，前人写下的" 本本" ，苏联实行过的制度，一定要接受我们自己实践的检验。选错了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要调试。任何体制安排，不管出发点多么正确，逻辑多么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须改。回头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进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没有思想解放，以后的一切都谈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后，刚才讲到的那两个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时间内席卷全国，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认。其实，根据杜老的回忆，邓小平早在19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0年就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虽然农民和许多基层干部对于用什么办法可以多打粮、少挨饿，早就是明白的。包产到户被合法承认了，就意味着从传统的全盘公有化体制里，清楚划出一条农户私人权利的界线。这样，经由一个承包合约，中国正式开始重建私人产权。这是所有社会主义" 本本" 上从来没有讲过的事情。中国的改革，就是这么起步的。 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历史说，1977年宝安又一次大规模集积了逃港人口。当时广东的主政者习仲勋去调查，知道很多逃港农民跑过去两年就寄钱回来盖房子。为什么到香港有这么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农民不但务农，也可以打工，并开放市场，活跃生意。那时深圳靠香港边境有一个罗芳村，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原来都是这边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只是对面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这边高出100倍！这样就逼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门打开，划出一块地方，让香港企业开到境内来，这边的农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广东第一线提出这个构想，汇报到北京，邓小平赞成，至于用什么名字，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回头看，包产到户、自留地、农民小自由，逃港事件，" 利用香港、发展内地" 等等，历史上都多次发生。但是，只要政治思想路线不对头，那些来自第一线的探索，顶多就是一个权益之计。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到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提出，才成为更主动、更系统的变革过程，成为 " 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相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
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 全民" 或" 集体" 为其所有者，所有具体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在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地位？到底公有制里面可不可以再划分出一些权利界线来？改革开放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农业承包，工商业承包，做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权利界定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生转让。就是说，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可转让的范围、转让价怎样形成等等。其实，全盘计划转向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就是转让权。什么叫市场经济呢？一般讲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什么是价格机制？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而喊价应价都首先是一个权利，如果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教科书上写的" 市场价格" 又从何而来？于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市场经济，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资源配置就再也无从靠苏联教科书那一套范畴运转了。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 生产资料" 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认所有劳动者身上拥有的劳动能力，是他本人可控制、可拥有、可支配的。" 企业家才能" 更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合法拥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业，办民营企业。
这一条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个方面都有人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层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就不能搞" 傻子瓜子" ，这在当时都引发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个权利保障，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能从计算所传达室打到纽约？马化腾这么个年轻后生就" 抓" 得住几亿中国QQ 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内蒙古大草原呢，有一个伊利不算，又生出一个蒙牛？
第四个层次，就是无论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确立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前提下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形成" 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 。过去的公有制非排斥私产不可，但股份制经济可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形成" 公司" ，也就是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这是第四个层次，也是集积新生产力的权利安排。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至于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范围的私产结合，学习、练习被叫做" 公司治理结构" 的那一套利益结合、制衡、共用的文明。
事实上，这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到今天还有大量未解决好的问题，还引发不同意见。不过从大势看，这条路开始走出来了。绝大多数人愿意继续探索，并让国家、市场、法律、道德、舆论和公民意见的直接表达，一起发挥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断完善改革和权利重新界定的过程。特别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 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应该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开放下的中国产品，没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是进不到别人的国家里的，这与封闭经济自我循环的" 高增长" 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为什么那时中国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中国由于体制不对头，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结果就是产品并没有多少国际竞争力。
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经由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观的一席之地。这就是重新界定产权，经过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对经济活动的绩效带来的影响。
当然，中国改革开放有渐进的特点，就是哪个领域里的问题严重，或者比较容易启动改革，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并进，而是不整齐的，不均衡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和保障。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矛盾和冲突，特别是不同权利之间怎样取得平衡，成为改革的一个难点。从目标来说，产权设置必须是普遍的，绝不能保护了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经济自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会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渐进改革的实际情况，却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停滞很长时间。
现在大量实际问题，包含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产开采权、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进一步得市场开放，政府本身体制改革等等难题，讲到底难都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清楚界定。这些问题具体研究涉及很多细节，不是今天的题目。但它们的共同困难，是产权界定从来就不是完全靠民间自发活动就可以解决的。产权界定是稀缺资源的排他性制度安排，没有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介入，不可能划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
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从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歪，远离普遍的、原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承认和保障体系呢？
中国的经验教训说，这个难题没有简单的解。邓小平以来许多领导人多次讲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推进。问题是，能够与我国经改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又谈何容易？从学术上看，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但我所知的优秀经济学家，同样也关心这个问题，如杨小凯临去世之前写的那些文章、笔记，中心关注点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调查也碰到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有更大的难度。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 (theruleoflaw)，即不是说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条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样的准则约束所有人的行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都讲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摆在未来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不行。但强大的国家力量，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是一个我们的历史传统尚没有很好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势必参与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越来越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要点。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
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不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收入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收入和财富。因为收入和财富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收入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是一个激励制度，创造社会财富的制度。一个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是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政府直接进入了初次分配，没有市场，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工资是政府决定的，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是政府给我们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这个定价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的创造和收入的分配是同时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政府仍在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机制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
回想一下在改革的初期，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激励机制，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学家发表了大量文章为" 按劳分配" 正名，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连" 按劳分配" 都不承认。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问题。随着国有企业利润和个人奖金政策的引入，不同企业之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非国有部门也开始发展，一部分人因为从事个体商业活动富起来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个人收入差别引起了很多的社会矛盾，到了1984-1986年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那时候叫" 红眼病" 。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 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但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平面媒体又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现在要查到当时有关收入分配不公的争论的报道可能并不多。政府应对收入差距的办法是提高" 奖金税" 。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原则，争论才算告一段落。到了十五大的时候，不仅强调了" 按劳分配" ，而且承认了" 按生产要素分配"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就是我们整个收入分配思路的变化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些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的确立，都凝聚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贡献。收入分配也是我本人一直关注的问题。上面谈到1984-1986年的" 红眼病"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初我在《管理世界》第一期上发表了《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一文。这篇文章
提出：" 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 收入分配机制转变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削弱政府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用市场机制解决效率问题，用政府分配解决公平问题。"" 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 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 回头来看，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国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均GDP 大幅度上升，大致上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 就翻一番，这在人类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200年来，美国是每40年人均GDP 就翻一番。但我们还是比人家要落后，因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起步太晚。就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我们发展非常快。因为发展快，中国社会的绝对贫困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如果我们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标准还是新标准，贫困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的标准，1980年是40.7%，2002年降到4.8%；按新标准，分别是75.7%和12.5%。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按老标准，1981年是23%，到2001年是3%；按新标准，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
我们发现，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跨省看的话，它与每个省的GDP 的增长有显著的关系。GDP 增长越快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快。这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 发展是硬道理" 。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扩大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尼系数按照现在的统计都是上升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全中国的基尼系数2001年接近0.45，但如果城乡分别计算，城市是0.37，农村是0.33，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远低于0.4。即使全部人口的基尼系数，如果把生活费用的差异考虑进去，不到0.4。这就是厉以宁教授讲的二元结构带来的统计方面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是 " 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 这里有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了？我个人的答案：是的，但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不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我讲的是公平程度包括机会均等。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之一是收入的流动性，也就是不同收入人群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根据斯坦福大学Pencavel 教授的研究，中国收入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了。如果把城市人群按收入划为五个组，我们发现，1990年最高收入的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属于最高收入的人群，而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1990年最低收入的人群也只有49.6%的人到1995年的时候仍然属于最低收入人群，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最低收入阶层，其中2.1%的人进入最高收入人群。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提高了，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富人总是越来越富，穷人总是越来越穷。
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1998年仍处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1998年仍然属于最高收入人群的比例是50.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说明中国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还高。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论越来越多，涉及到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的政策是否正确？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不是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答从跨地区数据分析中得到的几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是有关GDP 的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中国基尼系数的扩大是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来的。那么，收入差距是不是都是为了实现GDP 增长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各省人均GDP ，纵坐标代表2001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人均GPD 水平越最高的地区，平均的收入差距反而是越小。如果从人均GDP 的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人均增长率高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
距反倒是比较小，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份；而那些收入增长率比较低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
第二个困惑是国有经济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更接近于按平均劳动生产率支付工资，所以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小，而私有企业是按照个人的边际生产率支付报酬，收入差距比较大。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国有部门占经济总量比例大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比较小。但我们看到的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如果横坐标代表一个省所有的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第三个困惑是政府支出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政府转移支付的目的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降低贫富悬殊，所以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 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跨地区的数据也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如果用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 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占GDP 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也大，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
第四个困惑是利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在计划经济下，个人在初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只有劳动所得。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劳动者所得，也有资本所得，企业家赚取的是利润。改革开放后个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利润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自然会想到，如果利润在GDP 中的比重高的话，这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自然会更大一点。但我们发现跨省数据不支持这个结论。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算出各地区GDP 中劳动所得、利润、生产税和折旧四部分的比例。大体上讲，剔除了税收和折旧之后，全国劳动所得占GDP 是三分之二，利润占三分之一。但各地区的差距很大。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利润占GDP 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的收入越高，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越快。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利润可以刺激投资和经济活动。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利润在GDP 总量当中比重越高的地方，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利润占GDP 比重越低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
第五个困惑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如果说市场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政府主导作用越强的地区，收入差距应该越小。事实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结果。使用樊纲他们提供的2001年各省市场化指数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同一年各省的基尼系数，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平均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反倒越小而不是越大。
这就是我总结的五个困惑。我们怎么解决这些困惑？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效率的提升是相伴随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合理的。所谓的合理的差距是指为了经济成长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另一部分可能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代价仍然可以维持同样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增长。当然，我们是不是愿意追求这样的效率和收入增长，那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从经济学上来讲，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处在增长和收入差距的有效边界上？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个基本的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rrlees 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来源于有关个人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如果政府知道每一个人的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能力的人征收不同的定额税或提供不同的定额补贴实现任何程度的所希望的收入分配。比如说，工作同样的时间，你可以创造200元的价值，我只能创造100元的价值。那么，只要政府向你征收50元的定额税，然后补贴我50元，我们两人就可以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所以在任何制度下，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和平等。即使政府有办法使得每个人的货币收入相等，事实上不同能力的人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因为为了获得等量的收入，能力高的人只需要花较少的工作时间，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所以Mirrlees 说要实现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出现了效率与平等的矛盾，信息经济学上称为配置效率与信息租金的矛盾：如果你想达到更高的资
源配置效率，你就得让有私人信息的高能力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租金 (收入) ；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减少高能力的人的信息资金，你就必须扭曲资源的配置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确定性影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越高，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在1921年出版了《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他证明，利润来源于不确定性，如果社会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超过资本的平均回报率的部分)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生产要素的价格属于成本，利润不是要素的价格，利润是企业收入中超出成本的那一块。如果没有不确定性，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产品的价格将全部分解为生产该产品的要素价格(如工资、利息、地租) ，企业没有利润。因为有不确定性，才有了作为剩余收入的利润，才有了企业家。这一点对理解收入差距有重要的含义。
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应对不确定性。一般来讲，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意味需要更高的企业家能力，更高的利润。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非常高的话，只有那些绝顶聪明、有超常判断力的人，胆子很大的人，才敢去从事企业活动，而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可以赚取极高的超额利润。
第二，几乎每个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有不确定性就有风险，你要让他承担风险，就必须予以风险补偿。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风险补偿也越大。这样，即使每个人事前面临的预期收入相同，事后的收入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赚钱，运气坏的亏本。不确定性越大，事后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是体制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体制的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把握的可能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不是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正是上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做企业仅有通常意义上的企业家能力是不够的，关系、背景可能更重要。只有有政府关系、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敢去做企业；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人就不敢去做企业。并且，政策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需要的关系和背景就越高。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前面讲到的五个困惑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尽管体制的不确定性是一普遍现象，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是有很大差异的。效率与收入平等的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地区走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我们用横坐标代表GDP 增长率，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增长率与基尼系数的关系应该是向上倾斜的，但不同地区增长率与基尼系数关系的斜率是不一样的。体制的不确定性越高的地区，斜率越陡。这是因为，一个市场化程度低、政策的不确定性高的地区，做生意非常难，只有少数人敢做生意，大部分人不敢做，但因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所以能获得超额利润，甚至暴利。而一个市场化程度高、体制的不确定性相对低的地区，许多企业家能力相对一般、没有很强政府关系背景的人也可以做生意，利润率较低。在前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少，经济增长率低，利润总量少，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收入差距大；在后一类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多，经济增长快，利润总量大，但利润的分布比较均匀。为了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前一类地区要比后一类地区付出更高的收入差距的代价。我们刚才看到的跨地区统计数字表明，恰恰是那些高增长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一点。这条向下倾斜的增长率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曲线事实上是由不同地区的向上倾斜的曲线上的点组成的。 如果我们发现的这个结论对的话，它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就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何在不损害GDP 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和收入不公？关键是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行为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把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者说政府的行为方式，推进到浙江这样的省的水平，那么我们既可以保持高的增长率，同时又可以大大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与此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用法律把政府约束起来，让各级政府在法律边界内行事，这样就可以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政府能按照规则去办事的话，无论生意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更好地预测政府的行为，把握自己行为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极高的垄断性利润、少数人赚大钱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这方面司法的独立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要建立法治的经济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还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如果政府仍在配置大量资源，而我们又让市场决定个人收入分配的话，结果一定是大量的资源价格以利润的形式变成了少数个人的收入，收入分配不可能真正的公平。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不仅损害了效率，而且也损害了公平。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很多事情只有一部分人能做，一部分人不能做，保护了垄断利润，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们不要以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定是负相关的。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改革体制，既可以增加效率，又可以增加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对降低收入差距非常重要。最近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其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长越快。如果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全民义务教育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应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同时，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大学教育，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大学自主确定学费，向高收入阶层收取较高的学费以便有财力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非常奇怪，越是水平差的大学，学费越高，越是收入低的家庭的学生支付的学费越高。那些收取高额学费的三类大学(三本) 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上的。
前面已经证明，我们用财政转移支付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成功的，不如用市场的手段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更有效。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对中国而言，离开了发展，不可能解决公平问题。如果我们把创业的人吓住了，没有人愿意做企业了，贫困问题就会重新出现。我要特别提到一点，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一些条款，可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法律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为了帮助工人群体，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以及城市中的一些普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