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
1.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必清楚其言外之意所假设的前提，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关于士的标准，孔子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文中最后一种“斗筲之人是不算在内的），按这三种看来，“言必信，行必果”的是属最后一个档次的，这种人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士，必也是有其信念的，非为“斗筲之人”的器量狭小胸无大志，他们也有执着的信念，但是与前两种“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对比，他们的信念是相对较为薄弱较为模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执着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甚至是一个胡里胡涂的偏执狂。他们听命于上面的指令或道听途说不加澄晰，不会明辨是非，只是浅薄固执的寻求“任务”、命令、、的达成，用现在的话来说，第三等的士就是一傻冒。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是非。在这一点上，孟子说得更加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
2.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言必信，行必果”，讲到这个话时都言之凿凿。但你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评价很低，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坑) 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这个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境界不高的人，境界不高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 这个地方首先要做个说明：孔子赞成“言而有信”，“言有信”没问题，“行有果”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言必信，行必果”。他反对的不是“言”也不是“信”，不是“行”也不是“果”，反对的是这三个字中间的“必”。“必”就是必然，就是极端。万事万物一旦推到极端那就一定不对，一定有错误了。所以孔子反对的是这个“必”，第一，必是极端。第二，必然和自由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孔子既然崇尚自由，既然他经过一生磨炼终于领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的，那他就一定反对必然。
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个“必”是不是有问题，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曾到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蒲人把孔子给包围了，孔子手下有个弟子叫公良孺，自己带着五辆兵车。古代大夫家里都有兵车，那个兵车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轿子车，是有一整套装备的，有兵器，每个兵车都搭配着很多士兵。公良孺他本是卫国人，孔子到了卫国后，由于他很崇拜孔子就当了孔子的学生。然后老师到哪，他就把他的五辆兵车，相应的士兵都带着。后来孔子出门只要有公良孺在，那就是一个军队。蒲人把他包围了，公良孺说，我也不怕你，我就跟你打。蒲人没想到孔子这么一个学者一个书生，手下竟还有这么多能打仗的，旁边还有个子路，也很厉害。蒲人就害怕了，说我们不打了，我们是不是谈一个条约，只要你们答应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一听，这不太简单了吗？答应蒲人，我们不到卫国去。对方说，好，你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把包围圈撤了，你们走吧。蒲人把包围圈一撤，孔子自己赶着马车，马上就说，走，我们到卫国去。弟子们都糊涂了，老师啊，不对呀，言必信啊，你刚刚跟别人签的合同还在呢？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被逼迫签订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应，神不听，我们人当然也不听，不算数。
我们想一下，假设这个蒲人威逼着孔子签了这么一个合同，然后孔子就照这么做了，那就不到卫国去，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荒唐了？假如武力或逼迫都能让人就范，然后还不得不照你这个来，那这个世界是会乱套的。假如你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说，“你必须答应我，你出
门以后必须把某某某给我杀了，然后我就放你”，你说“好，我答应你，出门我就把他杀了。”"行，那我现在把枪暂时收起来。" 于是，你就出门就去把某人杀了。这个例子是不是太极端了？的确是极端，为什么极端？因为" 必" 。“必”在逻辑学上讲叫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只要是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那就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如此办理。所以我们从孔子这个例子就可看出来，事情一旦必，那就一定会变得很荒谬。孔子反对的不是“言有信，行有果”，而是反对的是中间的那个“必”字。在这一点上孔子确实比我们高明。我们常讲“言必信，行必果”，说起来容易，一般情况下照这样做也没错，但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一推敲就出错了。
3.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此语出于《论语》，说明孔子对“信”的重视。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受人信任，二是对人有信用。人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论语》记，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要“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此语出于《论语》，说明孔子对“信”的重视。在《论语》中，“信”有三重含义：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是信仰，二是受人信任，三是要守信。
人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论语》记，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要“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
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信任的重要性
信任是相互的。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就要自己讲信用。孔子把忠与信并提，认为忠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把忠信作为修养的基本内容，要求每天检查反省，是不是做到了忠信。孔子又说，为政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他解释“信”时说：“信则人任也。”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会信任你。
总之，只有得到人们的信任，办事才能成功；只有自己讲信用，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也就是说，只有人人讲信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社会生活才能正常地运行、发展。 这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理。 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又有发展，把信与诚相连，称“诚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从天道诚信来进
一步说明人必须诚信的道理。诚，是实的意思。就是真实、实在，没有虚假。天道，用今天的话说，是自然之道的意思。天地之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交替，花鸟鱼虫自然万物的生长繁息，都是真实、实在的，没有丝毫虚妄；虚妄的东西，在自然中不能存在。所以说，诚是“天之道”。既然自然之道真实无妄，人也就应该如此，也应该真实无妄。所以说，“思诚者，人之道”。这样就深刻地说明了为什么必须诚信的道理。有一位企业家，经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电视媒体采访他，问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说就是靠的“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说，世界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做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事就要认认真真。说的朴实无华，却道出了“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道理。 诚信，是天道之本然，也是人道的根本。让我们重复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言必信
1.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必清楚其言外之意所假设的前提，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关于士的标准，孔子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文中最后一种“斗筲之人是不算在内的），按这三种看来，“言必信，行必果”的是属最后一个档次的，这种人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士，必也是有其信念的，非为“斗筲之人”的器量狭小胸无大志，他们也有执着的信念，但是与前两种“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对比，他们的信念是相对较为薄弱较为模糊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执着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甚至是一个胡里胡涂的偏执狂。他们听命于上面的指令或道听途说不加澄晰，不会明辨是非，只是浅薄固执的寻求“任务”、命令、、的达成，用现在的话来说，第三等的士就是一傻冒。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是非。在这一点上，孟子说得更加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
2.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言必信，行必果”，讲到这个话时都言之凿凿。但你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评价很低，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坑) 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这个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境界不高的人，境界不高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 这个地方首先要做个说明：孔子赞成“言而有信”，“言有信”没问题，“行有果”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言必信，行必果”。他反对的不是“言”也不是“信”，不是“行”也不是“果”，反对的是这三个字中间的“必”。“必”就是必然，就是极端。万事万物一旦推到极端那就一定不对，一定有错误了。所以孔子反对的是这个“必”，第一，必是极端。第二，必然和自由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孔子既然崇尚自由，既然他经过一生磨炼终于领悟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的，那他就一定反对必然。
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个“必”是不是有问题，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曾到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蒲人把孔子给包围了，孔子手下有个弟子叫公良孺，自己带着五辆兵车。古代大夫家里都有兵车，那个兵车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轿子车，是有一整套装备的，有兵器，每个兵车都搭配着很多士兵。公良孺他本是卫国人，孔子到了卫国后，由于他很崇拜孔子就当了孔子的学生。然后老师到哪，他就把他的五辆兵车，相应的士兵都带着。后来孔子出门只要有公良孺在，那就是一个军队。蒲人把他包围了，公良孺说，我也不怕你，我就跟你打。蒲人没想到孔子这么一个学者一个书生，手下竟还有这么多能打仗的，旁边还有个子路，也很厉害。蒲人就害怕了，说我们不打了，我们是不是谈一个条约，只要你们答应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放你们走。孔子一听，这不太简单了吗？答应蒲人，我们不到卫国去。对方说，好，你不到卫国去我们就把包围圈撤了，你们走吧。蒲人把包围圈一撤，孔子自己赶着马车，马上就说，走，我们到卫国去。弟子们都糊涂了，老师啊，不对呀，言必信啊，你刚刚跟别人签的合同还在呢？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被逼迫签订的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应，神不听，我们人当然也不听，不算数。
我们想一下，假设这个蒲人威逼着孔子签了这么一个合同，然后孔子就照这么做了，那就不到卫国去，这个事情是不是太荒唐了？假如武力或逼迫都能让人就范，然后还不得不照你这个来，那这个世界是会乱套的。假如你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说，“你必须答应我，你出
门以后必须把某某某给我杀了，然后我就放你”，你说“好，我答应你，出门我就把他杀了。”"行，那我现在把枪暂时收起来。" 于是，你就出门就去把某人杀了。这个例子是不是太极端了？的确是极端，为什么极端？因为" 必" 。“必”在逻辑学上讲叫全称肯定判断或全称否定判断，只要是全称肯定或全称否定，那就不管什么情况都必须如此办理。所以我们从孔子这个例子就可看出来，事情一旦必，那就一定会变得很荒谬。孔子反对的不是“言有信，行有果”，而是反对的是中间的那个“必”字。在这一点上孔子确实比我们高明。我们常讲“言必信，行必果”，说起来容易，一般情况下照这样做也没错，但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一推敲就出错了。
3.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此语出于《论语》，说明孔子对“信”的重视。在《论语》中，“信”有两层含义：一是受人信任，二是对人有信用。人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论语》记，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要“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此语出于《论语》，说明孔子对“信”的重视。在《论语》中，“信”有三重含义：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是信仰，二是受人信任，三是要守信。
人生活在群体中，与人相处，得到别人的信任十分重要。《论语》记，弟子问孔子如何治国，孔子说要做到三点：要“足食”，有足够的粮食；“足兵”，有足够的军队；“足信”，还要得到百姓的信任。弟子问，如果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兵”。弟子又问，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民无信不立。”
可见，在孔子看来，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治国如此，其他事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什么事都办不成，无论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信任的重要性
信任是相互的。要得到别人的信任，首先就要自己讲信用。孔子把忠与信并提，认为忠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论语》中多处讲到这一思想。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把忠信作为修养的基本内容，要求每天检查反省，是不是做到了忠信。孔子又说，为政要做到恭、宽、信、敏、惠。他解释“信”时说：“信则人任也。”只有讲信用，人们才会信任你。
总之，只有得到人们的信任，办事才能成功；只有自己讲信用，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也就是说，只有人人讲信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社会生活才能正常地运行、发展。 这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道理。 孔子以后，儒家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又有发展，把信与诚相连，称“诚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从天道诚信来进
一步说明人必须诚信的道理。诚，是实的意思。就是真实、实在，没有虚假。天道，用今天的话说，是自然之道的意思。天地之间，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交替，花鸟鱼虫自然万物的生长繁息，都是真实、实在的，没有丝毫虚妄；虚妄的东西，在自然中不能存在。所以说，诚是“天之道”。既然自然之道真实无妄，人也就应该如此，也应该真实无妄。所以说，“思诚者，人之道”。这样就深刻地说明了为什么必须诚信的道理。有一位企业家，经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电视媒体采访他，问他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说就是靠的“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说，世界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做人就要老老实实，做事就要认认真真。说的朴实无华，却道出了“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的道理。 诚信，是天道之本然，也是人道的根本。让我们重复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