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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作文素材3 (时评类)
“送失物要车费”算哪门子敲诈
一起“送失物要车费”被称敲诈的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当事人之一是四川绵竹的哥付世贵。8月27日，他拉了一个乘客，对方将一个包遗落在车上。他为还包，先后跑了3趟车，因此收了对方65元车费。很快，该事件在网络发酵，绵竹当地一微信公众号就发了一篇以《网爆：绵竹一出租车司机涉嫌敲诈乘客！行为太恶劣！》为题的报道，让付世贵遭到很多人“黑心司机”的唾骂。
不管基于情还是法，的哥都有理由要求失主支付还包的费用，即便是道德层面的考量，也没有做好人还要倒贴的道理，何况《物权法》第112条也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的哥还包被指敲诈，并不是简单的误伤，从深层次来说是对的哥的不信任，或许与出租车行业收费信任有关，总抱有本能的成见，把还包要车费当成借机要价。这一点不管是失主，还是她的两个委托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否则，第一次还包就不会因50元车费而不欢而散；也不至于拿回包后还在微博上发泄不满，最终被自媒体拿来迎合社会道德审判的需求，当成坏典型来消费。
“还包被指敲诈”放大“好人难做”的困境。许多人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道德的、利益的，从而期望好人的纯粹，诸多个案，恨不得的哥不要钱来还包。且不说好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是方式、方法和价值的判定，于现实中都有不少的争议，还有待达成共识，比如类似的拾物该不该有偿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争议中，予以包容，求同存异。动辄挟舆论讨伐之势不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好人难做”的气场只会把大家逼到不做好人的角落。
人民日报评论：“明星婚礼秀”可以少搞些
近日，演员黄晓明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媒体报道，这场盛大婚礼席开了上百桌，来了“大半个娱乐圈”，堵了半条市中心的延安中路。对此，不少市民有抱怨，舆论也提出了一些批评。
换个角度想，明星结婚仪式被追捧围观，其实反映了国人生活的丰富性，不仅物质生活有所提高，文化生活也更加多元。一方面，明星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营销自我”; 另一方面，一些受众出于个人爱好，加入到追星行列。倘若这些互动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负面冲击，那么对于像“明星婚礼秀”，也不必板着面孔指责之。
问题是，这个“倘若”只是假设，事实上并非如此。婚礼媒体造势，引来大量粉丝，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对于这样的情况，婚礼主角是否估计到了? 婚房就在婚礼场所对面，走路不过百来米，却用一串婚车从这边开到那边。这样的轰动效应，是不是一些明星所追求的呢?
明星结婚是个人的事，但是他们在“办个人的事”时，需要考虑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不仅仅是结婚仪式。从打人、吸毒到嫖娼，一些明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生活对社会、对公众产生了负面影响。即便在某一件事上没有主观故意，但却折射出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共同病因。
2
文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了广大粉丝的追捧和效仿。虽然对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体现还是主要在道德层面。但作为公众人物，文艺明星的行为有放大作用，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其形象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影响社会，所以更有义务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成为为社会指示道德正确方向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时代，文艺明星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于明星本身的品格与修养，也与公众舆论息息相关。一些媒体热衷于追星捧星，甚至无聊到了派记者到马路上去盯睄女明星。如此次婚礼，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从不同角度予以报道，有的还不惜用大幅版面、网页作介绍。媒体吸引眼球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也同样需要考虑一下公共责任和社会价值?
一对新人结婚，值得祝贺。不过这声势浩大的“明星婚礼秀”，后来者却不妨少搞些。或许那样，倒能得到更多真心的祝福。
王传合：黄晓明baby 大婚不差钱，有钱任性不可取
据财经网站报道，黄晓明为娶爱妻Angelababy 光是在上海买给老婆的豪宅就粗估价值人民币1.3亿元，如果再加上传闻中付出大约人民币588万的聘金，以及婚宴、千万钻戒等，估计最少就耗费高达人民币2亿元。(2015、10、11日新华网)
有钱就是任性。黄晓明Angelababy 大婚，不仅是这难得一见的童话婚礼令人羡慕; 把baby 娶回家花了2亿元的这笔巨额花销，更是让很多人让人瞠目结舌。有人估计，相对于这笔巨额花销，其实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还大赚了一笔。
其实，无论是赔与赚，对黄晓明baby 来说，都不在话之下。钱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单是日后的媒体公关价值，就难以估算。况且，自从黄晓明杨颖5月27日领证以来，话题关注度就一直居高不下，而二人上海婚礼的话题，黄晓明baby 大婚，其关注度再掀微博高潮，竟然达到59.2亿人次。
明星结婚本不足为奇，和普通百姓结婚没什么不一样。所谓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明星不差钱，搞得场面更大，更加排场。按说，对明星结婚，局外人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毕竟，结婚是人家的私事，至于花多少钱，请多少客，收多少红包，别人都无权干涉。
然而，令人看不过去的是，只因为是明星名人，社会的过分关注，使得明星结婚似乎变了味。你看，“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大赚了一笔。”单是这样的新闻，就令人心生不快。再经媒体推波助澜，在娱乐圈发酵，在社会广泛流传，影响可谓大矣。
再者，俭之为德，由来已久，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国人所推重和景仰。让人不甚理解的是，过度关注和宣扬那些与普通老百姓毫不沾边，八竿子打不着的隆重盛大的婚礼，有什么益处? 说到底，这样的排场与奢侈，对普通百姓来说，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不仅沾不上边，也与中华民族的俭之为德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更谈不上什么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结婚，何苦非要搞得个地老天昏呢? 还是那句老话，有钱也不要任性。
时政热点：总怨社会“缺德”，是否缺少发现?
3
一段时间以来，“该不该扶摔倒老人”似成群体性纠结，“好人做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维开始出现，这俨然成了社会道德衰弱的证据。一些人称“人心不古”，一些对做好事犹豫者也找到了不能出手的“前车之鉴”。但现实真如某些人说的那般悲观吗?
10月25日一天内，就有两件“好人好事”登上媒体。一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欲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跳江，一条腿已翻越栏杆，千钧一发之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司机卞鹏飞停车、开门、冲下车，将轻生女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随后，乘客们纷纷安慰劝说该女子，最后女子被警方接走。另一件事是，G672次列车上一名男乘客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男子命悬一线之际，一名同车老者闻讯赶来急救, ，并且一直陪护左右，火车到达郑州后，老者又随救护车将男子送入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而后悄然离去。当此事的照片被发到网上，有“明白人”发现，老者是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
公交司机卞鹏飞的职责是将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他没有法定责任与义务去救不相识的女子。换言之，如果他不救，别人也挑不出什么理。但卞师傅的选择是，迅速停好车、拉手刹，在确保乘客安全后，救了轻生女子一命。这种千钧一发的义举，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朴实却高尚的救人本能。再看医学专家胡大一，坐火车偶遇同车男子发病，一路小跑地从2号车厢赶到15号车厢施救，全程照料病人至医院，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使然，更是医者仁心的体现。这里，没有“非工作时间”的卸责，没有“没挂专家号”的矫情，医生救病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胡大一“该出手时就出手”。
正因为救人只是出于本能，卞鹏飞与胡大一在网上获得众多点赞。人们不吝掌声，也表明某种倾向性态度——那就是，无论出于人性，还是遵从良知，许多人明白有的事应该去做。有人在危急时挺身而出，这种正能量给更多人以正向激励，人们在表达赞赏的同时，也是在给自身打气。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些人可能会做出积极选择。
新闻传播学中有一个规律——越是负面的新闻，传播得越快且越广，这也是“扶老”成为一种社会“心病”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性中同样存在无法抑制的善意与仁爱，它会透过一些平凡的人、一些我们身边的事，在不经意间彰显。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活中不缺少美德，而是缺少发现。自发的义举，真实的故事，没有经过任何“雕琢”，更令人感怀。
欣慰之余，我们仍然呼吁尽快出台《好人法》，从法律层面为好心人免责鼓劲。社会更当不吝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免除好人的后顾之忧。社会需要“公义必胜、道德必胜、良知必胜”。
时政热点：关爱留守儿童应该“去标签化”
多年来,“留守儿童”一直是频现报端的热词, 今年更是备受关注。从贵州毕节山村多名儿童自杀事件, 到多个地方频发乡村儿童遭性侵、乡村儿童溺水事故, 再到湖南接连两起少年弑师案, 几则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新闻, 都曾让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
作为一名在农村地区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我整天都在跟农村学生打交道, 因此对“留守儿童”这个词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 这个词的确很直观地描述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很易于传播; 但另一方面, 这个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刺眼的标签。
很多人在谈到农村孩子的时候, 都会突出他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在很多媒体报道中, 农村儿童的形象都有一些负面, 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
4
几乎已经等同于“问题儿童”。这种倾向让我深感忧虑, 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当作“问题人群”,并不利于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坦率地说, 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 正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关注, 农村的留守问题才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我担心的是, 一旦“留守儿童”被当作“问题儿童”的近义词, 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村孩子, 或避之不及, 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事实上, 媒体报道的一些与农村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 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 应该就事论事地对个案进行分析, 而不是将所有农村孩子视为一个群体。
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 都不乐意别人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有一个学生就在作文中写道:“听到别人说我是‘留守儿童’,心里就觉得好像爸妈不要自己了一样, 特别难受。”尤其有一些媒体报道和评论, 在谈及这些孩子时, 认为只靠农村老人管不好孩子, 并想当然地指责农村孩子的爸妈“只顾挣钱, 不管孩子”。这些指责是不客观的,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丢下心肝宝贝去外面闯荡, 大多都实属无奈。
如果媒体总是不断强化“留守儿童”这一身份标签, 会让那些暂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在同龄人中被“隔离”出来。现实中, 也有一些同学以这个身份标签来看待他们, 并不时加以嘲笑、歧视甚至排斥。无形中, 孩子与孩子之间产生了隔膜, 将愈发加重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的心理压力, 使他们跟周围的人相处得更不融洽。据我了解, 有些敏感的孩子十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父母外出的信息。也许, 家长是否长期在外地工作, 有必要成为学生的一项隐私。
但是, 目前社会对此仍然不依不饶, 农村学校每学期都要逐个统计“留守儿童”人数, 似乎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父母远离身边这回事。可是, 这些孩子会因为这样的“关爱”而开心吗? 学校在统计之后, 往往也就没了下文, 所谓“关爱留守儿童”行动很多时候只是宣传语言而已。有不少学校都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 又起了什么作用? 一些人无非是拿孩子们内心的隐痛当戏唱, 真有多少孩子能从这个标签上感受到爱的幸福?
此外, 还有很多地方设立了所谓“阳光留守儿童中心”之类的机构, 当地政府官员还会到场剪彩大加赞扬, 好像孩子们当“留守儿童”是很光荣、幸福的事。可据我了解, 有很多类似机构实质上是“拉虎皮扯大旗”的托教部。当“留守儿童”标签成了一个招牌, 谁还在乎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有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农村孩子, 而非要给他们头上贴一个标签? 在家里他们是“留守儿童”,到城里他们又成了“外来务工者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们都被明显区分开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被异样的目光审视。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标签, 很可能化作无形的枷锁束缚他们, 同时也让很多人不能平视这些孩子。
检索媒体报道, 早在2013年初, 教育部等5部门就下达过《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要注意方式方法, 避免将留守儿童标签
化。”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要“去标签化”,媒体及其他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也应该“去标签化”。
我知道, 即使不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 农村学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客观存在。但是, 撕掉这个标签, 至少能让那些农村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当然, 从教育、扶贫等多个方面促进农村发展, 才是对留守群体最好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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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作文素材3 (时评类)
“送失物要车费”算哪门子敲诈
一起“送失物要车费”被称敲诈的事件，在网上引发热议，当事人之一是四川绵竹的哥付世贵。8月27日，他拉了一个乘客，对方将一个包遗落在车上。他为还包，先后跑了3趟车，因此收了对方65元车费。很快，该事件在网络发酵，绵竹当地一微信公众号就发了一篇以《网爆：绵竹一出租车司机涉嫌敲诈乘客！行为太恶劣！》为题的报道，让付世贵遭到很多人“黑心司机”的唾骂。
不管基于情还是法，的哥都有理由要求失主支付还包的费用，即便是道德层面的考量，也没有做好人还要倒贴的道理，何况《物权法》第112条也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的哥还包被指敲诈，并不是简单的误伤，从深层次来说是对的哥的不信任，或许与出租车行业收费信任有关，总抱有本能的成见，把还包要车费当成借机要价。这一点不管是失主，还是她的两个委托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否则，第一次还包就不会因50元车费而不欢而散；也不至于拿回包后还在微博上发泄不满，最终被自媒体拿来迎合社会道德审判的需求，当成坏典型来消费。
“还包被指敲诈”放大“好人难做”的困境。许多人总习惯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道德的、利益的，从而期望好人的纯粹，诸多个案，恨不得的哥不要钱来还包。且不说好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是方式、方法和价值的判定，于现实中都有不少的争议，还有待达成共识，比如类似的拾物该不该有偿的命题。
毫无疑问，这就需要在争议中，予以包容，求同存异。动辄挟舆论讨伐之势不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好人难做”的气场只会把大家逼到不做好人的角落。
人民日报评论：“明星婚礼秀”可以少搞些
近日，演员黄晓明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媒体报道，这场盛大婚礼席开了上百桌，来了“大半个娱乐圈”，堵了半条市中心的延安中路。对此，不少市民有抱怨，舆论也提出了一些批评。
换个角度想，明星结婚仪式被追捧围观，其实反映了国人生活的丰富性，不仅物质生活有所提高，文化生活也更加多元。一方面，明星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营销自我”; 另一方面，一些受众出于个人爱好，加入到追星行列。倘若这些互动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不会对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负面冲击，那么对于像“明星婚礼秀”，也不必板着面孔指责之。
问题是，这个“倘若”只是假设，事实上并非如此。婚礼媒体造势，引来大量粉丝，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对于这样的情况，婚礼主角是否估计到了? 婚房就在婚礼场所对面，走路不过百来米，却用一串婚车从这边开到那边。这样的轰动效应，是不是一些明星所追求的呢?
明星结婚是个人的事，但是他们在“办个人的事”时，需要考虑对社会秩序和公众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不仅仅是结婚仪式。从打人、吸毒到嫖娼，一些明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私生活对社会、对公众产生了负面影响。即便在某一件事上没有主观故意，但却折射出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共同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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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了广大粉丝的追捧和效仿。虽然对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体现还是主要在道德层面。但作为公众人物，文艺明星的行为有放大作用，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其形象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影响社会，所以更有义务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成为为社会指示道德正确方向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媒体时代，文艺明星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于明星本身的品格与修养，也与公众舆论息息相关。一些媒体热衷于追星捧星，甚至无聊到了派记者到马路上去盯睄女明星。如此次婚礼，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到场，从不同角度予以报道，有的还不惜用大幅版面、网页作介绍。媒体吸引眼球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也同样需要考虑一下公共责任和社会价值?
一对新人结婚，值得祝贺。不过这声势浩大的“明星婚礼秀”，后来者却不妨少搞些。或许那样，倒能得到更多真心的祝福。
王传合：黄晓明baby 大婚不差钱，有钱任性不可取
据财经网站报道，黄晓明为娶爱妻Angelababy 光是在上海买给老婆的豪宅就粗估价值人民币1.3亿元，如果再加上传闻中付出大约人民币588万的聘金，以及婚宴、千万钻戒等，估计最少就耗费高达人民币2亿元。(2015、10、11日新华网)
有钱就是任性。黄晓明Angelababy 大婚，不仅是这难得一见的童话婚礼令人羡慕; 把baby 娶回家花了2亿元的这笔巨额花销，更是让很多人让人瞠目结舌。有人估计，相对于这笔巨额花销，其实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还大赚了一笔。
其实，无论是赔与赚，对黄晓明baby 来说，都不在话之下。钱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单是日后的媒体公关价值，就难以估算。况且，自从黄晓明杨颖5月27日领证以来，话题关注度就一直居高不下，而二人上海婚礼的话题，黄晓明baby 大婚，其关注度再掀微博高潮，竟然达到59.2亿人次。
明星结婚本不足为奇，和普通百姓结婚没什么不一样。所谓的不同之处，无非是明星不差钱，搞得场面更大，更加排场。按说，对明星结婚，局外人没有必要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毕竟，结婚是人家的私事，至于花多少钱，请多少客，收多少红包，别人都无权干涉。
然而，令人看不过去的是，只因为是明星名人，社会的过分关注，使得明星结婚似乎变了味。你看，“黄晓明baby 大婚吊炸天，他们可能大赚了一笔。”单是这样的新闻，就令人心生不快。再经媒体推波助澜，在娱乐圈发酵，在社会广泛流传，影响可谓大矣。
再者，俭之为德，由来已久，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为国人所推重和景仰。让人不甚理解的是，过度关注和宣扬那些与普通老百姓毫不沾边，八竿子打不着的隆重盛大的婚礼，有什么益处? 说到底，这样的排场与奢侈，对普通百姓来说，无异于是天方夜谭。不仅沾不上边，也与中华民族的俭之为德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更谈不上什么正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结婚，何苦非要搞得个地老天昏呢? 还是那句老话，有钱也不要任性。
时政热点：总怨社会“缺德”，是否缺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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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该不该扶摔倒老人”似成群体性纠结，“好人做不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维开始出现，这俨然成了社会道德衰弱的证据。一些人称“人心不古”，一些对做好事犹豫者也找到了不能出手的“前车之鉴”。但现实真如某些人说的那般悲观吗?
10月25日一天内，就有两件“好人好事”登上媒体。一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欲在南京长江大桥上跳江，一条腿已翻越栏杆，千钧一发之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司机卞鹏飞停车、开门、冲下车，将轻生女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随后，乘客们纷纷安慰劝说该女子，最后女子被警方接走。另一件事是，G672次列车上一名男乘客突发急性心肌梗死。男子命悬一线之际，一名同车老者闻讯赶来急救, ，并且一直陪护左右，火车到达郑州后，老者又随救护车将男子送入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而后悄然离去。当此事的照片被发到网上，有“明白人”发现，老者是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
公交司机卞鹏飞的职责是将乘客安全运抵目的地，他没有法定责任与义务去救不相识的女子。换言之，如果他不救，别人也挑不出什么理。但卞师傅的选择是，迅速停好车、拉手刹，在确保乘客安全后，救了轻生女子一命。这种千钧一发的义举，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朴实却高尚的救人本能。再看医学专家胡大一，坐火车偶遇同车男子发病，一路小跑地从2号车厢赶到15号车厢施救，全程照料病人至医院，这不仅仅是职业道德使然，更是医者仁心的体现。这里，没有“非工作时间”的卸责，没有“没挂专家号”的矫情，医生救病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胡大一“该出手时就出手”。
正因为救人只是出于本能，卞鹏飞与胡大一在网上获得众多点赞。人们不吝掌声，也表明某种倾向性态度——那就是，无论出于人性，还是遵从良知，许多人明白有的事应该去做。有人在危急时挺身而出，这种正能量给更多人以正向激励，人们在表达赞赏的同时，也是在给自身打气。今后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些人可能会做出积极选择。
新闻传播学中有一个规律——越是负面的新闻，传播得越快且越广，这也是“扶老”成为一种社会“心病”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要看到，人性中同样存在无法抑制的善意与仁爱，它会透过一些平凡的人、一些我们身边的事，在不经意间彰显。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活中不缺少美德，而是缺少发现。自发的义举，真实的故事，没有经过任何“雕琢”，更令人感怀。
欣慰之余，我们仍然呼吁尽快出台《好人法》，从法律层面为好心人免责鼓劲。社会更当不吝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免除好人的后顾之忧。社会需要“公义必胜、道德必胜、良知必胜”。
时政热点：关爱留守儿童应该“去标签化”
多年来,“留守儿童”一直是频现报端的热词, 今年更是备受关注。从贵州毕节山村多名儿童自杀事件, 到多个地方频发乡村儿童遭性侵、乡村儿童溺水事故, 再到湖南接连两起少年弑师案, 几则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新闻, 都曾让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
作为一名在农村地区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 我整天都在跟农村学生打交道, 因此对“留守儿童”这个词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 这个词的确很直观地描述了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很易于传播; 但另一方面, 这个词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刺眼的标签。
很多人在谈到农村孩子的时候, 都会突出他们的“留守儿童”身份。在很多媒体报道中, 农村儿童的形象都有一些负面, 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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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已经等同于“问题儿童”。这种倾向让我深感忧虑, 有意无意地把那些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当作“问题人群”,并不利于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坦率地说, 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 正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关注, 农村的留守问题才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我担心的是, 一旦“留守儿童”被当作“问题儿童”的近义词, 有些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农村孩子, 或避之不及, 或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事实上, 媒体报道的一些与农村孩子有关的“负面”新闻, 都有非常具体的原因, 应该就事论事地对个案进行分析, 而不是将所有农村孩子视为一个群体。
我接触到的很多孩子, 都不乐意别人说他们是“留守儿童”。有一个学生就在作文中写道:“听到别人说我是‘留守儿童’,心里就觉得好像爸妈不要自己了一样, 特别难受。”尤其有一些媒体报道和评论, 在谈及这些孩子时, 认为只靠农村老人管不好孩子, 并想当然地指责农村孩子的爸妈“只顾挣钱, 不管孩子”。这些指责是不客观的,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丢下心肝宝贝去外面闯荡, 大多都实属无奈。
如果媒体总是不断强化“留守儿童”这一身份标签, 会让那些暂时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 在同龄人中被“隔离”出来。现实中, 也有一些同学以这个身份标签来看待他们, 并不时加以嘲笑、歧视甚至排斥。无形中, 孩子与孩子之间产生了隔膜, 将愈发加重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的心理压力, 使他们跟周围的人相处得更不融洽。据我了解, 有些敏感的孩子十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父母外出的信息。也许, 家长是否长期在外地工作, 有必要成为学生的一项隐私。
但是, 目前社会对此仍然不依不饶, 农村学校每学期都要逐个统计“留守儿童”人数, 似乎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父母远离身边这回事。可是, 这些孩子会因为这样的“关爱”而开心吗? 学校在统计之后, 往往也就没了下文, 所谓“关爱留守儿童”行动很多时候只是宣传语言而已。有不少学校都建立了“留守儿童”档案, 又起了什么作用? 一些人无非是拿孩子们内心的隐痛当戏唱, 真有多少孩子能从这个标签上感受到爱的幸福?
此外, 还有很多地方设立了所谓“阳光留守儿童中心”之类的机构, 当地政府官员还会到场剪彩大加赞扬, 好像孩子们当“留守儿童”是很光荣、幸福的事。可据我了解, 有很多类似机构实质上是“拉虎皮扯大旗”的托教部。当“留守儿童”标签成了一个招牌, 谁还在乎孩子小小的心灵里有些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农村孩子, 而非要给他们头上贴一个标签? 在家里他们是“留守儿童”,到城里他们又成了“外来务工者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们都被明显区分开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会被异样的目光审视。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标签, 很可能化作无形的枷锁束缚他们, 同时也让很多人不能平视这些孩子。
检索媒体报道, 早在2013年初, 教育部等5部门就下达过《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重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要注意方式方法, 避免将留守儿童标签
化。”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要“去标签化”,媒体及其他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也应该“去标签化”。
我知道, 即使不用“留守儿童”这个标签, 农村学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客观存在。但是, 撕掉这个标签, 至少能让那些农村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当然, 从教育、扶贫等多个方面促进农村发展, 才是对留守群体最好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