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有的人叱咤风云，却疲于奔命；有的人一掷千金，却腹中空空；有的人炙手可热，却心如寒冰。相反，有的人家徒四壁，却甘之如饴；有的人捉襟见肘，却乐善好施；有的人命途多蹇，却志若磐石。凡人如此，圣人也如此，只有经历了生命的大悲喜、大苦痛，才可能获得灵魂的大沉静、大洒脱。于是，看起来那些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飞鸿踏雪，瞬间即逝，我们最终寻找的是心灵的自由与安静。
“人生到此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晚年的苏东坡在极度困厄中咏出了这样的感悟。有人不解，说这还是当年那个“聊发少年狂”“雕弓射天狼”的游侠剑客吗？还是那个感触龙鳞、直言上谏的苏学士吗？还是那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生死话凄凉”的才子情郎吗？似乎都已不是。他似乎已写不出曾经英气勃发的青春之歌，写不出曾经喑呜叱诧的噌吰之声，写不出曾经温柔乡里的莺莺燕燕。是的，他已经走出了朝廷，走进了草野。一路上，他修长堤、治害河、擒巨盗、梳漕运、植桑麻，就在一起一落、一进一出、一生一死的万般磨劫后，胸中块垒已消，心态已如泻在黄州赤壁湖面上的冷月，圆润清亮；已如长于琼州荒野深处的荆棘，坚韧顽强。灵魂褪去了曾经张狂的色彩，回归人性的质朴与本真，回归生命最初的状态。“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的生命完全融于自然的风雨变换、盈缺轮回之中，物我两忘，像陈年佳酿，脱去烈性与苦涩，蒸馏出最原始的真醇与甘美，从此不再有名利羁绊，不再有世俗牵情，只听命于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灵“真”之释放，即使死亡也只是“溯源归真”的形式罢了，生命与自然同在！老子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当生命的磁场中充盈着“静”与“常”结合的粒子时，便可真正读懂生命，回归心灵。
然而，回归心灵并非通常理解的老子说的“无为”。的确，“无为”是一种生命归根的状态，但并未包括“归真”的所有形式。而且“无为”只是最低层次的归真，如苏轼，若无前半生的风雨波折与其奋进有为，若无苏公堤，若无东坡上的耕作，他的生命不知要萎缩多少，怎会如此地丰盈？正是其年轻时的“有为”，才为他最终回归“无为”之本真状态寻找到了一条崎岖的山间溪径。
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其存在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空的状态，保持宁静。仔细一想，这是不可能的。除却极少数能如林逋过“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地南山锄豆，如僧道深藏山野地冥然悟世，还有些如卧龙、李泌般的假隐士、真宰相，大部分的人都要过自己真实的人生。其实，也相当正常，这个世界本来就需要一部分人藏进深山去悟道悟禅，告诉大自然告诉上天自己的生命状态与人世的生存状态，需要一部分人柴米油盐，风里雨里为生活奔波，需要一部分人追名逐利，浑浑噩噩，为稻粱谋划，更需要一部分人义无反顾，探索生命与人世的真谛，关键时刻振作精神，激发人心，危难之秋挺起脊梁，担负责任。
羸弱者如中国文人，看似百无一用，连执刀之力都没有，却发出了某些将军、宰相等庙堂高官不敢言的金石呐喊。自称“乾坤一腐儒”的杜甫目睹人间之不公，政治之腐败，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振聋发聩。在极度困厄之中，还时刻关注国是民生，关心百姓冷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时代强音，实践着“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读这些诗句，我们并不感到做作，反而感觉像一捧从心眼流出的泉水，澄澈晶莹，从不躲开历史和后人直视的目光。即便是杜甫那些刻意求工的诗句，我们也并没有觉得干涩雕琢，反而像一曲从心底谱出的音符在跳跃。时而沉郁，时而轻狂，漫天的急雨被大风卷着四处飞旋，一座突兀的山峰直插苍冥，一位不称为战士的战士昂首问天，吟诵着铿锵的诗句，聆听着神灵的回答。神灵的回答穿透风雨重重包围，在空中反复着，一遍遍加强：生命可以卑微，但灵魂从未屈服。这就是羸弱如杜甫者——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自白。
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上马击敌，下马属文，居庙堂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相对文人，他们更愿世人称其为战士，如范仲淹、陆游、辛弃疾等人，进则率虎狼之师驰骋沙场，退则于文坛执牛耳。其实，他们都在延续同一种角色——为理想不停奔跑的追梦人，都在为自己苦闷的灵魂寻找面向阳光的窗口。所以，读他们的文章，只感到有一份力量在心中激荡，有一股冲动让血脉喷张，有一种声音使灵魂舞蹈。无论是“羌管悠悠霜满地”的苍凉，还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伤感，无论是“曾是惊鸿照影来”的缠绵，还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无论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还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悠然，都如酷夏里吹来的一阵凉风，清新畅快；又如雷电铸造的一把利剑，彻扫污浊。读他们的人生，不暇于他们角色的换，感愤于他们遭遇的多舛，百般磨难却坚持初衷，那些至真至美的诗文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遭遇的多舛，角色的换，并没有削弱心志，反而倍加坚定。之所以游刃于风刀霜剑之间，执着于生死危亡一线，不仅是源于使命，更是受雇于心灵。
有骨气的文人如此，凡人亦是如此，尤其是国家危亡民众受苦之时。从滔天洪水到罕见雪灾，从惊世地震到百年奥运，从阻击非典到遏制禽流感，到每一次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甚至到每一次的鲜血、做志愿者，我常常看到忙碌的身影、湿润的眼眶、动人的微笑，常常听到不悔的誓言、暖心的抚慰、真诚的感谢，常常思索“为什么平时再吝啬的人面对地震时能倾其所有”,“为什么平时再胆小的人面对强暴时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平时再沉默的人面对奥运时能献身其中”。很多人说他们是担负责任，我反而更愿相信这是源于心灵，源于心中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源于对同一种情结的信仰。
即便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抗击挫折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理想的不懈动力，我们也有换角色的胆识，也有在成功时不自矜的谦虚，在失败时不自馁的执着，都因为我们心灵的磁场中时刻充盈着一种“静”与“常”结合的粒子，已经把沉静作为生命的一种常态，无论是辉煌还是困厄，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均围绕着一条由心灵出发的直线跌宕起伏、徘徊腾跃，不断反复，直至无穷，为灵魂寻找一条铺满阳光的道路，达到一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生命状态。
古人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填上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古之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生命形式的一种极致。其实，言宠辱、去留，本身内心中就有一种保留，一种期待，一种无形却有牵绊的微弱存在。从心灵客栈出发，经历生命中的每一处渡口，每一座桥梁，欣赏生命中每一缕朝霞，每一轮晚月，品尝生命中每一味的甘甜苦涩，每一次的辛酸兴奋，风雨在身边歌唱，那座架起彩虹桥的仙境，就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心灵故乡。
“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寻找一种生命常态，从心灵出发，载着灵魂，到达一处面朝阳光的窗口！
生命中，有的人叱咤风云，却疲于奔命；有的人一掷千金，却腹中空空；有的人炙手可热，却心如寒冰。相反，有的人家徒四壁，却甘之如饴；有的人捉襟见肘，却乐善好施；有的人命途多蹇，却志若磐石。凡人如此，圣人也如此，只有经历了生命的大悲喜、大苦痛，才可能获得灵魂的大沉静、大洒脱。于是，看起来那些曾经的辉煌只不过是飞鸿踏雪，瞬间即逝，我们最终寻找的是心灵的自由与安静。
“人生到此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晚年的苏东坡在极度困厄中咏出了这样的感悟。有人不解，说这还是当年那个“聊发少年狂”“雕弓射天狼”的游侠剑客吗？还是那个感触龙鳞、直言上谏的苏学士吗？还是那个“多情却被无情恼”“生死话凄凉”的才子情郎吗？似乎都已不是。他似乎已写不出曾经英气勃发的青春之歌，写不出曾经喑呜叱诧的噌吰之声，写不出曾经温柔乡里的莺莺燕燕。是的，他已经走出了朝廷，走进了草野。一路上，他修长堤、治害河、擒巨盗、梳漕运、植桑麻，就在一起一落、一进一出、一生一死的万般磨劫后，胸中块垒已消，心态已如泻在黄州赤壁湖面上的冷月，圆润清亮；已如长于琼州荒野深处的荆棘，坚韧顽强。灵魂褪去了曾经张狂的色彩，回归人性的质朴与本真，回归生命最初的状态。“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的生命完全融于自然的风雨变换、盈缺轮回之中，物我两忘，像陈年佳酿，脱去烈性与苦涩，蒸馏出最原始的真醇与甘美，从此不再有名利羁绊，不再有世俗牵情，只听命于自己的心灵。所有的一切都是心灵“真”之释放，即使死亡也只是“溯源归真”的形式罢了，生命与自然同在！老子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或许当生命的磁场中充盈着“静”与“常”结合的粒子时，便可真正读懂生命，回归心灵。
然而，回归心灵并非通常理解的老子说的“无为”。的确，“无为”是一种生命归根的状态，但并未包括“归真”的所有形式。而且“无为”只是最低层次的归真，如苏轼，若无前半生的风雨波折与其奋进有为，若无苏公堤，若无东坡上的耕作，他的生命不知要萎缩多少，怎会如此地丰盈？正是其年轻时的“有为”，才为他最终回归“无为”之本真状态寻找到了一条崎岖的山间溪径。
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其存在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尽量使心灵达到一种虚空的状态，保持宁静。仔细一想，这是不可能的。除却极少数能如林逋过“梅妻鹤子”的隐士生活，如陶彭泽“不为五斗米折腰”地南山锄豆，如僧道深藏山野地冥然悟世，还有些如卧龙、李泌般的假隐士、真宰相，大部分的人都要过自己真实的人生。其实，也相当正常，这个世界本来就需要一部分人藏进深山去悟道悟禅，告诉大自然告诉上天自己的生命状态与人世的生存状态，需要一部分人柴米油盐，风里雨里为生活奔波，需要一部分人追名逐利，浑浑噩噩，为稻粱谋划，更需要一部分人义无反顾，探索生命与人世的真谛，关键时刻振作精神，激发人心，危难之秋挺起脊梁，担负责任。
羸弱者如中国文人，看似百无一用，连执刀之力都没有，却发出了某些将军、宰相等庙堂高官不敢言的金石呐喊。自称“乾坤一腐儒”的杜甫目睹人间之不公，政治之腐败，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振聋发聩。在极度困厄之中，还时刻关注国是民生，关心百姓冷暖，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时代强音，实践着“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读这些诗句，我们并不感到做作，反而感觉像一捧从心眼流出的泉水，澄澈晶莹，从不躲开历史和后人直视的目光。即便是杜甫那些刻意求工的诗句，我们也并没有觉得干涩雕琢，反而像一曲从心底谱出的音符在跳跃。时而沉郁，时而轻狂，漫天的急雨被大风卷着四处飞旋，一座突兀的山峰直插苍冥，一位不称为战士的战士昂首问天，吟诵着铿锵的诗句，聆听着神灵的回答。神灵的回答穿透风雨重重包围，在空中反复着，一遍遍加强：生命可以卑微，但灵魂从未屈服。这就是羸弱如杜甫者——那个时代中国文人的自白。
当然，还有一类人，他们上马击敌，下马属文，居庙堂则忧民，处江湖则忧君。相对文人，他们更愿世人称其为战士，如范仲淹、陆游、辛弃疾等人，进则率虎狼之师驰骋沙场，退则于文坛执牛耳。其实，他们都在延续同一种角色——为理想不停奔跑的追梦人，都在为自己苦闷的灵魂寻找面向阳光的窗口。所以，读他们的文章，只感到有一份力量在心中激荡，有一股冲动让血脉喷张，有一种声音使灵魂舞蹈。无论是“羌管悠悠霜满地”的苍凉，还是“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伤感，无论是“曾是惊鸿照影来”的缠绵，还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无奈，无论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还是“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悠然，都如酷夏里吹来的一阵凉风，清新畅快；又如雷电铸造的一把利剑，彻扫污浊。读他们的人生，不暇于他们角色的换，感愤于他们遭遇的多舛，百般磨难却坚持初衷，那些至真至美的诗文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遭遇的多舛，角色的换，并没有削弱心志，反而倍加坚定。之所以游刃于风刀霜剑之间，执着于生死危亡一线，不仅是源于使命，更是受雇于心灵。
有骨气的文人如此，凡人亦是如此，尤其是国家危亡民众受苦之时。从滔天洪水到罕见雪灾，从惊世地震到百年奥运，从阻击非典到遏制禽流感，到每一次的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甚至到每一次的鲜血、做志愿者，我常常看到忙碌的身影、湿润的眼眶、动人的微笑，常常听到不悔的誓言、暖心的抚慰、真诚的感谢，常常思索“为什么平时再吝啬的人面对地震时能倾其所有”,“为什么平时再胆小的人面对强暴时能挺身而出”，“为什么平时再沉默的人面对奥运时能献身其中”。很多人说他们是担负责任，我反而更愿相信这是源于心灵，源于心中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源于对同一种情结的信仰。
即便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抗击挫折的意志和追求目标理想的不懈动力，我们也有换角色的胆识，也有在成功时不自矜的谦虚，在失败时不自馁的执着，都因为我们心灵的磁场中时刻充盈着一种“静”与“常”结合的粒子，已经把沉静作为生命的一种常态，无论是辉煌还是困厄，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均围绕着一条由心灵出发的直线跌宕起伏、徘徊腾跃，不断反复，直至无穷，为灵魂寻找一条铺满阳光的道路，达到一种“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生命状态。
古人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填上云卷云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古之文人士大夫将其作为生命形式的一种极致。其实，言宠辱、去留，本身内心中就有一种保留，一种期待，一种无形却有牵绊的微弱存在。从心灵客栈出发，经历生命中的每一处渡口，每一座桥梁，欣赏生命中每一缕朝霞，每一轮晚月，品尝生命中每一味的甘甜苦涩，每一次的辛酸兴奋，风雨在身边歌唱，那座架起彩虹桥的仙境，就是最后到达的目的地——心灵故乡。
“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寻找一种生命常态，从心灵出发，载着灵魂，到达一处面朝阳光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