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博士黄仁宇所著，我早就对此书有所耳闻，又加之我对历史的热爱，前不久我就在图书馆借得此书，拜读了一番。读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些方面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警示和启迪意义。
书中首先介绍的人物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然后是先后出现的两位首相。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至于“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
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安全、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美籍华裔博士黄仁宇所著，我早就对此书有所耳闻，又加之我对历史的热爱，前不久我就在图书馆借得此书，拜读了一番。读后深感作者对历史的熟知及对史实的娴熟运用和作者透过文字传达思想的功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有些方面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警示和启迪意义。
书中首先介绍的人物是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原也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最终意志消沉，无为而终。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突破和改变儒家礼教，如在废长立幼、操练御林军、修建皇陵等问题上，万历或遭遇到大臣群体的明确反对，或是委婉的劝告，或是软性的但却是不可背离的抵制。正如书中所写：“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社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然后是先后出现的两位首相。张居正、申时行。二人的相同之处是：熟知儒家礼仪，并以此拼力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皇帝，但两人不同风格是：张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治理，从而落得生时大权在手，威风八面，死后遭到彻底清算，殃及子孙。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团“阳”与“阴”的双重性格，以调和为主，维持着帝国的延行。而最终还是由于“立储”遭到了文官们的参劾，不得辞职家居。
至于“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义者，他三次罢官，固然有其刚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风格不为当时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碍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闲职。海瑞的一生经历，表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悲剧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他
率领他的“戚家军”在平倭战斗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倭乱平息后，他又被调往北方，依靠南方旧部训练出一支蓟州军，成为阻遏俺答南侵的铜墙铁壁。戚继光一生战绩斐然，然而，从书中可看到其凸现的务实的武官集团与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儒家重文轻武，军事体制的设计不是出于国防的考虑，而是为对付国内的叛乱，因此，国家的军备糟糕到了极点，正规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戚家军几乎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从政府那里很难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质量太差，他的军队在战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当时先进的火器。本来戚继光注重效率和务实的思维就与儒家因循守旧的习惯及整个旧体制有着尖锐的矛盾，再加上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就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弃官不仕，别妇抛雏，创建佛院，著书立作的被视为封建异端的李贽，书中说他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举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对当时的社会和人的虚伪甚至自己都做过不留情面的抨击，如他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力与物迕，心与口违。”李贽的悲观及内心矛盾，正是他所属时代所赋予的。儒家的因循守旧及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使得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革新无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压缩以至矛盾、灰心消极。李贽在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已显然可见。
《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鉴，揭露了历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以维持王朝安全、官员的腐败问题、不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等弊端，对现实都有着警示意义，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当代有着积极的启迪作用。作者对儒家腐朽的一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盘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这在书后所附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