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这门课的课外实践教学环节，众多候选书目中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吸引了我的眼球，起初我对这本书为何出现在众多诸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出版发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图书中感到不解，带着疑问我查阅了黄仁宇先生的资料和该书的写作背景，看到一个华人写作的中国史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成为教材，在深感震撼的同时，似乎也对之前的疑问有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万历十五年》一书，从公元1587年这一年写起，用笔者自己的话说，这一年四海升平中国并无大事可续，然而就是这一年确发生了许许多多看似无关紧要为史学家所忽略的小事，为中国的以后数百年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这本书讲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赞以及与他们发生过丝丝缕缕联系的各类人等在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种种大事小事。他们虽然身份各异，性格迥然但缺每个人都有着一种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所不相容的性格或主张，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去试图改变这个大环境，或者让自己融入其中，但以其每个人悲凉的结局而论，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结果显而易见。
笔者在书中曾极力阐述着一个理论，那就是明朝大环境虽然四海升平，并没有到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也是当时明朝内部私欲纵横，贪腐横行；外部武备松懈，强敌环伺的根源。无论是当时严行制度推进改革的张居正，还是视图调和阴阳的申时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十足的理论根据，也有着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也许会有一时之效，但时日一长无不弊端丛生，甚至为以后明朝的根基动摇埋下了隐患，最终都未能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一丝一毫。
万历皇帝，大明一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其年号沿用四十八年之久。纵观中国历朝，其年在位之久也仅次于康乾和汉武三位。然而，万历皇帝却始终难以像康熙乾隆一样成为宫廷剧的主角，也难以成为像汉武帝一样，开疆拓土，丝路通商的历史标杆。细读此书，我们会发现，万历皇帝也并非碌碌无为，在其执政的四十八年里，明朝中兴。既涌现出了如张居正这样的一代名相，也涌现出了戚继光这样的民族英雄。然而为何人们似乎对这样一个有为君主感到如此的陌生。我想，这与其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 礼" 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 礼" 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 礼" 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 礼" 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 阴" 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 礼" 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 礼" 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皇帝在这种体制之下尚且如此无力，其它人自然更是只能虚与委蛇，扬汤止沸。而一旦火从纸中露出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替罪羔羊。
作为明朝最出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
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 礼" ，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 阴" 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今日的中国，正处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键之年，也正处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报告和举措令人振奋，对四风问题的政治令人称快。然而今日中国之境况，似乎与书中所写的这个明朝，又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社会改革的路上，我们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百姓所看到的成效已经不如往日明显，各种社会矛盾也伴随着强有力的改革举措的出台而渐渐暴露，每一步的变革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今日的中国，如果不想重蹈明朝当年的覆辙，就必须要坚定的触及问题根本，改就要改的彻底，不可隔靴捎痒，不能扬汤止沸。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吸取当年明朝的教训，在提倡道德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法制的建设，让德治与法制并举，让民主得到人民的认同，让公平和正义有切实的保障。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坚定不移的贯彻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的改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
由于读者的理工科身份，平时对文学类作品研读较少，对此书也必然不能理解透彻，此文所写，大多也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一点点爱好和懵懂的认知，内容只是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理解，如有不周之处还望老师海涵。
李昕
2015年12月6日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这门课的课外实践教学环节，众多候选书目中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吸引了我的眼球，起初我对这本书为何出现在众多诸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出版发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图书中感到不解，带着疑问我查阅了黄仁宇先生的资料和该书的写作背景，看到一个华人写作的中国史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成为教材，在深感震撼的同时，似乎也对之前的疑问有了一些初步的答案。
《万历十五年》一书，从公元1587年这一年写起，用笔者自己的话说，这一年四海升平中国并无大事可续，然而就是这一年确发生了许许多多看似无关紧要为史学家所忽略的小事，为中国的以后数百年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这本书讲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赞以及与他们发生过丝丝缕缕联系的各类人等在万历十五年前后发生的种种大事小事。他们虽然身份各异，性格迥然但缺每个人都有着一种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所不相容的性格或主张，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去试图改变这个大环境，或者让自己融入其中，但以其每个人悲凉的结局而论，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结果显而易见。
笔者在书中曾极力阐述着一个理论，那就是明朝大环境虽然四海升平，并没有到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也是当时明朝内部私欲纵横，贪腐横行；外部武备松懈，强敌环伺的根源。无论是当时严行制度推进改革的张居正，还是视图调和阴阳的申时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十足的理论根据，也有着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也许会有一时之效，但时日一长无不弊端丛生，甚至为以后明朝的根基动摇埋下了隐患，最终都未能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一丝一毫。
万历皇帝，大明一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其年号沿用四十八年之久。纵观中国历朝，其年在位之久也仅次于康乾和汉武三位。然而，万历皇帝却始终难以像康熙乾隆一样成为宫廷剧的主角，也难以成为像汉武帝一样，开疆拓土，丝路通商的历史标杆。细读此书，我们会发现，万历皇帝也并非碌碌无为，在其执政的四十八年里，明朝中兴。既涌现出了如张居正这样的一代名相，也涌现出了戚继光这样的民族英雄。然而为何人们似乎对这样一个有为君主感到如此的陌生。我想，这与其所处的时代不无关系。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 礼" 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 礼" 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 礼" 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 礼" 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 阴" 的一面。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 礼" 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 礼" 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
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皇帝在这种体制之下尚且如此无力，其它人自然更是只能虚与委蛇，扬汤止沸。而一旦火从纸中露出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替罪羔羊。
作为明朝最出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
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 礼" ，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 阴" 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今日的中国，正处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键之年，也正处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报告和举措令人振奋，对四风问题的政治令人称快。然而今日中国之境况，似乎与书中所写的这个明朝，又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社会改革的路上，我们已经到了改革的“深水区”，百姓所看到的成效已经不如往日明显，各种社会矛盾也伴随着强有力的改革举措的出台而渐渐暴露，每一步的变革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今日的中国，如果不想重蹈明朝当年的覆辙，就必须要坚定的触及问题根本，改就要改的彻底，不可隔靴捎痒，不能扬汤止沸。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吸取当年明朝的教训，在提倡道德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法制的建设，让德治与法制并举，让民主得到人民的认同，让公平和正义有切实的保障。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坚定不移的贯彻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的改革。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上。
由于读者的理工科身份，平时对文学类作品研读较少，对此书也必然不能理解透彻，此文所写，大多也是源于自己对历史的一点点爱好和懵懂的认知，内容只是自己的一点思考和理解，如有不周之处还望老师海涵。
李昕
2015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