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作文备考素材作文32800字

初一作文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光明媒体观点”2016年2月号

1. 节后股市的“猴市”特征更明显

2. 四道加法应对世界性难题

3. 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

4. 休眠空调,为政之耻

5. 无法取暖的敬老院让社会心寒

6. 本土节日该向洋节学什么

7. 景区“拥堵红线”不能成摆设

8. “抢红包”的考题尚待深解

9. 高校经费怎么投才能用到点儿上

10. 鳇鱼宰客,是谁在助刀

11. 对国人狂买奢侈品的喜与忧

12. 接父母来京过年应成新潮流

13. 转变旧习俗,享受“春节蓝”

14. 手机真是亲情的大敌吗?

15. 7天36亿,不代表“跑赢”了观众

16. 最宁静春节,最该为市民点赞

17. 年味当随时代变

1. 节后股市的“猴市”特征更明显

谭浩俊

虽然1月份的股市十分糟糕,下跌幅度进入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前列,但是,在管理层的各种努力以及各项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节前的股市还算平稳,有了一些起色,也让许多投资者放弃了持币过年的打算,选择了持股过年。 但是,就在中国人欢度春节、股市休市的这段时间,外围股市却是风声鹤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幕。在经历了持续下跌以后,大年初四晚上标普500再次下跌1.23%,盘中创出新低1810点,恒生指数也是新低了18446点,2月11日过完年的首个交易日下跌了3.85%,此外创新低的还有日经指数、德国DAX 指数、英国富时指数。

外围股市暴跌意味着什么,对广大投资者来说,当然是可以预料的事。因为,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很难有一个国家的股市能够在其他市场都暴跌的情况下独善其身的。

中国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之所以外围股市出现暴跌,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有关。如果说美国加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利影响、冲击着其他国家市场的话,那么,美国经济再次出现反复,可能比加息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大。而从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日的表态来看,美国经济复苏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耶伦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指出,当前金融形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度在下降,股市下跌、高风险借款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借款利率、美元进一步升值。如果这个态势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因此,不仅加息的步子放慢了,甚至出现了要求降息的声音。

美国经济如此,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如此。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月8日发布的月度领先指标则显示,有迹象表明在未来数月内,中国经济将企稳,而美国和日本经济将有所放缓。这也意味着,日本年前启动的负利率政策,也在经济动能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作用回落了。如果没有新的政策跟进,日本经济会不会再度回落、再度走下坡路呢,实在难以预料。

而困扰股市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无疑是油价。原本以为,前段时间的价格回暖,能够支撑全球经济和股市等出现复苏或反弹,但是,很快地,油价又回到了30美元以内,继而让股市受到了更大的下跌压力。

可以预料,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在外围市场极为不利的影响下,不大可能以较好的状态出现,大幅低开也是大概率事件。有可能的现象是,管理层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提振股市的政策和措施,国家队也可能会根据节后股市的波动情况,做出是否入市的决策。一旦股市再度出现严重震荡,国家队是会很快出手的。

不过,对投资者来说,还是要小心为上,能够更加谨慎地考虑是否入市,是否抄底,是否介入。因为,节后股市更有可能是“猴市”特征明显。如果实在耐不住寂寞,还是要以估值偏低的股为主,而不要去炒高价股、炒概念股,尤其是估值已经明显偏高的“明星股”,要离得越远越好。

总之,节后的股市对广大投资者来说,是比较揪心的时刻,也是比较纠结的时刻。谨慎仍然是当前股市最重要的原则,也是避免和减少损失最重要的策略。(谭浩俊)

2. 四道加法应对世界性难题

章 正

2008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对涉案的104名青少年采取了帮教挽救的措施,并试行违法犯罪青少年轻罪违法记录消除制度。目前,瓮安

事件中的104名帮教对象中有94人的违法和轻罪记录被消除,有47人考上了大学。全省已有211名青少年违法或轻罪记录被消除。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青少年犯罪、吸毒贩毒、环境污染是世界上公认的三大公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仅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更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贵州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全国这一领域工作进展的缩影。

在预防青少年犯罪这一重要领域,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在2006年以来,未成年人和25岁以下青少年涉罪数、犯罪数占同期全部犯罪数的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中央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各级综治委专门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形成党委领导、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综合治理+依法预防”——以制度化的形式让各方共同参与

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重点青少年群体救助,这些工作应该怎么做?

早在2001年,中央综治委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2011年调整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以团中央为组长单位,明确22个部委为成员单位。目前,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上,各省、市、县分别成立相应机构,形成党委领导、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工作原则,不仅成为社会共识,也成为我国对未成人年司法保护的共识。近年来,从青少年最大利益原则出发,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比例不断提高,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左右,不到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率的三分之一,帮助青年少重新融入社会。

织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网络,我国形成了“两法一专章”为核心的法律格局。各级法院设少年法庭2300余个,专兼职法官7400余人。各级检察机关设立800多个有独立编制的未检机构。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对1225名未成年罪犯进行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侵犯财产为主要犯罪行为,占总数的80%以上;二是共同犯罪现象突出,占总数的84%;三是激情、冲动犯罪居多,占总数的65%;四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以下学历占7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量仍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比例一直维持较高水平。尤其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等新的特点,预防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标本兼治+源头预防”——从源头解决阻碍青少年成长的问题

互联网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隐身性和匿名性强,监控和追责困难,使之成为诱导青少年违法犯罪或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

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诱导青少年犯罪,虽然多方联合开展的治理行动有明显成效,但问题依然存在;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青少年犯罪与长期沉迷网络游戏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网络欺凌”等恶意行为增多,这是传统的“校园暴力”向虚拟社会的延伸;网络对极端社会现象的放大和扭曲,青少年对社会的观察和判断缺乏经验,容易受到影响和煽动,进而采取过激行为而对社会造成危害。

为了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公安、综治、教育等部门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网信、工信、公安、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大力整治网络暴力色情及低俗信息,共青团组建网络评论员、网络宣传员、网络文明志愿者和青年好网民4支队伍,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相关部门联合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从近几年被打掉的一些暴恐团伙特征来看,暴恐团伙成员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严重、年龄逐渐趋于低龄化。青少年始终是非法宗教、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势力重点拉拢侵蚀的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开展新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专题调研,提出了有效预防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的工作方案。拍摄制作去极端化教育警示片,组织广大青少年集体观看学习;壮大网络评论员队伍,正确引领社会舆论导向;动员帮教辅导员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的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教育,引导青少年群体自觉明辨是非,抵御非法宗教活动渗透;与律协共同建立由500名律师组成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和权益维护律师志愿团,在全疆范围内开展“法制宣传365”青少年法制大讲堂活动1710场。

除此之外,新疆各级团组织排演了一批歌舞、小品、相声、情景剧,在农村、社区、学校、巴扎进行演出。和田地区编排表演的小品《暗路和明路》《两个帕台木》,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瓦哈比思想的危害和穿着黑罩袍的不良影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人为本+专业预防”——引入专业力量帮扶青少年

具有不良行为青少年一直处于“家长管不了、老师很难管、社会很少管”的状态,存在转化工作难度大,如不及时矫正,将造成很大危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些青少年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群体、多样化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借助青少年事务社工等具备专业素养的社会化工作

了26个“阳光班级”,共招生1130余人,成功转化860余人。

各地在工作中对不同青少年群体因人施策:对于一般不良行为青少年,通过学校和家庭配合起来进行教育;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通过专业力量乃至必要的强制力量进行教育矫治;对于闲散青少年,实现经常性联系,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对于流浪未成年人,重点抓好救助、打拐两个环节,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重点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和心理阴影两个突出问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宁波市区建设区级“江东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及街道社区级青少年社会事务服务站60多家,打造12355“心灵花园”体验中心、阳光假日小屋等活动阵地15家,组建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化队伍80余人以及青少年事务社工等社会化工作队伍500余人,着力提升服务重点青少年群体的能力和水平。

北京对重点青少年群体分类指导,1650名法制副校长实现了全市中小学全覆盖;未保公益律师171人,年开展法律援助500件,提供法律咨询近1万人次;青少年心理咨询公益服务团成员200人,年提供心理咨询近5000人次。江苏省仅2013年,就帮教重点青少年22903人,其中19934人得到转化,帮教转化率达87%。(章 正)

3. 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

李秦卫

46岁的外出打工者在车站对前来送别的蹒跚父母突然一跪,这对“空巢老人”瞬间泪奔;听着77岁的老父亲“你干干净净地、勤勤恳恳地,就是不回来过年我和你妈也高兴”的微信叮咛,返城的公务员儿子眼窝发潮;长途车站,丧夫近20年的母亲把儿子的第一个月工资塞还给儿子,在说完“你刚找到工作,用钱的地方多,让它下了崽再孝顺妈”的话后,终于松开了紧握儿子的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转身走了……

“三六九,往外走。”几天之前,人们揣着满腔的激情与兴奋回乡。年过初六,人们又捧着满怀的深情与留恋返城。自古多情伤离别,网络上,指尖滑动之间,人们对那些返城感人故事的跟帖与点赞,让不舍的情绪疯长,让怀恋的泪水在飞。诗人说,“这一辈子,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父母的视线;无论长多大,血脉中都会流淌着父母的温暖。”的确,当真正与故土双亲告别时,当看着母亲默默往行囊里装孩子喜欢吃的特产时,没有谁能心静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注重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期盼,还是“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的无奈,无论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

书意万重”的睹物思人,抑或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浓郁思乡,都是牵挂亲人和被亲人牵挂的亲情暖流。也正是因为有了亲情的激励和支撑,才让一个个客居他乡的游子在跋涉中哪怕遇上了狂风,也能把它唱成一首浪漫的歌;即便遇到了暴雨,也能把它读成一行醉人的诗。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在城镇化浪潮中,有的人选择留下,建设美丽乡村;更有很多人告别父老乡亲,走进城市灯火,尽管这里有艰难、有委屈,但更有机会、有梦想。无论身在何方,根都在故乡;无论走多远,亲情都是心灵的港湾。

“咱乡下人身上的朴实、勤劳、善良、节俭、诚实的品质,你进了城可不能丢。”电视剧里主人公给进城工作的儿子说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父亲对儿子的叮咛,不如说是民族传统的承续。学者说,“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民族既是一个血脉共同体,也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包括注重亲情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中国所以为中国、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标识。离别家乡“根”不丢,就是对团圆的精神守望,如此也才能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梁漱溟先生曾说:现代化的中国“是一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人也一样,走到哪里,都是爹妈的孩子,都流淌着亲情的血液。而亲情的陪伴与坚守,就是战胜困难、拥抱未来最大的能量;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就是尽职尽责、不断前行的最大动能。 有人牵挂的路程不叫漂泊,有人思念的日子不叫寂寞,有人关怀的岁月不会失落。春天,是憧憬与梦想萌发的时节,是愿望和筹划扬帆的时刻。离家,就是春天里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去用坚实的脚步丈量梦想,去为下一次归乡而奋发。(李秦卫)

4. 休眠空调,为政之耻

刘雪松

在山东郯城县的养老院里,有一样东西是只给看、不给开的。这就是空调。在这些养老院里,空调的遥控器“被乡里要回去了”。高峰头养老院负责人明确说过,低于零下5度再开。

低于零下5度,对于地处鲁苏交界的郯城来说,应该是个多年才能一遇的天气。所以高峰头养老院里,空调装了4年多了,也没开过一次。哪怕老人们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见温暖。

可当时“温暖”送进养老院,郯城县是豪爽过的:2010年安排专项资金45万元置了270台空调,次年又投入近30万元集中采购了160台空调,实现了全

装了430台空调,覆盖了全县的敬老院。这些设备也并非绝对闲置,郯城县高峰头敬老院负责人表示:“零下5℃以下再开。”另外,有病号的时候也要开启。为了避免老人自己开启空调,遥控器被统一收走。

这样一来,空调虽然没有永久闲置,但老人多数时间只能靠抖取暖。对照《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供热期间室内温度不低于十八摄氏度。此敬老院的温度距离条例存在天壤之别。

乡镇敬老院一般只针对农村五保户人群,每处敬老院里老人数量不多。可能因为敬老院规模太小,所以建设的时候没有规划集中采暖设备。如今依靠空调解决分散取暖的问题,节省了供暖设备的费用,又要支出高昂的电费。

这个费用,恰恰又挑战了乡镇敬老院的支付能力。乡镇敬老院是种特殊养老模式,供养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依靠上级拨款和村级自筹来解决。随着老人数量的增加,物价的升高,高度依赖政府拨款的敬老院,在并不弹性的拨款机制下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无法支付取暖电费只是这个养老模式困境下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困境背后,首先是农村五保户老人的养老两难困境,无人照料的老人放手不管晚年不人道,而基层政府又无法维持他们体面地生存。敬老院养老问题的背后,更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特殊人群养老问题,高度依赖福利制度的养老机制函待突破。

如今,城市里面飞速发展的养老产业大部分是面向有支付能力的健康老人或半健康的老人。城市中特殊残障人群,无人照应又缺乏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同样要面临福利制度无力承担的问题。如果针对特殊人群的福利机制还没有理顺,有取暖设备而无法取暖的现象将越来越多。

我国用30年的时间达到了欧洲300年的时间面对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在养老巨大的缺口面前,特殊人群的养老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敬老院转型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可以更好地保障敬老院工作人员的待遇收入问题。而对于提高敬老院的养老能力以及全面解决经费缺口问题,对于特殊老人的群体,除了各地政府大包大揽以外,更需要使用福利资金采购社会团体的服务,或者开放更多的社会慈善团体进入这一领域之中。r> 在养老问题步步逼近之际,这些特殊困境老人的养老,将成为社会养老中的最短板,和衡量文明发展的底线。不能再让无法取暖的敬老院出现,让社会心寒。(新京报社论)

6. 本土节日该向洋节学什么

周怀宗 李河

越来越开放的视野,和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

更多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乃至是节日文化成为大都市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本土原有的节日和外来节日之间的关系与冲突也从未消歇,2月14日,又是一年情人节,这个很早就已经被国人广泛接受的外来节日,何以迅速地进入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外来节日成功在本土落地生根的典范?讨论它的来龙去脉,或许能够给我们启示。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其实在今天,讨论节日文化,特别是大都市中的节日文化,需要带入城市化、人口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等去看待,仅仅以中西问题去看节日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是崇洋还是多元

作为一个外来节日,情人节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功地扎根本土,融入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比一些接受度不高的传统节日更具有生命力。

为什么一个外来的节日如此受欢迎?李河说:“讨论情人节这样的节日,首先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宗教节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宗教崇拜的传统,比如说过年进香,在乡村当然也有,但主要还是城市中更多,而在城市中,藏传佛教要比中土佛教更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些传统,它的仪轨,在进入城市后,有很明显的时尚因素,能够迅速成为一种时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和追捧。”

另外一个对比来自于乡村和城市,李河说:“乡村和城市也是不同的,在乡村中,传统节日的受众相对较多,洋节主要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里比较普遍。在城市里,尤其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过洋节的更多。这就有了一个范围,并非是洋节更受欢迎,而是在一定的人群中,洋节更受欢迎。”

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的交流,更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交流,李河说:“开放近40年,我们的城市化已经超过一半,大都市越来越多。现代都市的特点之一,就是外来人口很多。在城市社会学中,如果一个城市中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口,那这个城市是不发育的。反之,城市的发育程度越高,就意味着外来人口越多。而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度的人们汇聚在同一个城市,肯定会把不同的习俗带来。”

所以,面对外来节日,需要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李河说:“今天不同于30多年前,那时候刚刚开放,大家对洋节可能有羡慕、猎奇甚至崇拜。而在3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外来的文化已经入土扎根别生枝干。就如2月14情人节,现在还有3月14白色情人节,甚至韩国有12个情人节,也会随着韩剧进来。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讨论节日就不能仅以中西问题

来看,不能仅以是否崇洋媚外来看。而是要带入到城市化进程、人口多样、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中去看。”

仪式是否适应生活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在2月14日的情人节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把中国的七夕作为我们自己的情人节,也有很多年轻人渐渐开始在七夕表达爱慕,加深情感。

但目前为止,2月14依旧是最受重视的情人节,差别究竟在哪里?李河说:“这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分开来说的,确实会有一部分人对七夕有兴趣,但亦有一部分人,他们本身就在涉外企业工作,因此可能会更接受2月14情人节。还有时尚的问题,一个现象如果成为时尚,自然会有很多人跟风。”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节日文化是否能够融入日常生活,显然是接受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李河说:“节日文化中,仪式性的要素是什么样的,往往影响着它的传播。2月14的情人节,人们互赠礼品、表达爱意,约会、看电影等,并且它的文化一直被不断地诠释,适应现代生活,因此年轻人没有接受上的障碍,甚至会追捧。相对来说,传统的七夕又是什么样呢?它的仪式性要素,配合的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现代大都市里,哪里还能随处找到葡萄架?喜鹊也很稀少了。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我们说把七夕文化博物馆化,当然没问题,作为故事讲给孩子听也可以,但是要让年轻人接受这种方式,恐怕就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

传统需要转化,需要新的创造,适应现代生活,李河说,“严格来说,七夕就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传统时代,也没有情人节这样的概念,假如没有2月14日的情人节,七夕可能也不会和情人节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七夕情人节,本身是中西合璧的结果,这也是传统节日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

情感是稀缺资源

不论是外来的2月14,还是传统的七夕,情人节如此受欢迎,成为社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究竟表现着什么样的现象,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原因? 李河说:“情人节的重要要素,就是情感的交换,它是以美好的感情为对象的节日,一般来说,亦可以作为通达婚姻的一种过程和途径。五四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感情上的解放,但事实上,传统的力量和惯性仍旧很大。当然,我们的传统中,同样重视感情,但也更加重视婚姻、家庭。并没有为感情设置节日,七夕和情人节联系起来,也是现代才有的概念,是当代人附会上去的。中国的传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是以婚姻为目的的,或者说,最终要把情

感的联结,变成家庭这样的经济单位、社会单位。”

以情感为目的的文化,在传统中缺少,在现代社会又如何呢?李河说:“理论上来说,婚姻、家庭应该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但在现实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很多没有经过心理、情感阶段,直接进入婚姻的,先结婚后恋爱,还有先结婚后也不恋爱的,甚至还有婚姻磨灭情感的,家庭琐事、生活压力等等,让原本的情感迅速消退。所以,现实是,年轻人的情感交往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有了这么一个纯粹以爱情为目标的节日,它提醒人们,家庭重要,情感也很重要,要关注美好的情感,那么自然会非常受欢迎和认可。” 当然,广受欢迎的另一面,情人节也一直都受到批评,李河说:“这就是另外一面,当爱情止于两情相悦时,问题出现了。第一,有家庭的人该怎么样过节。第二,情人这个词在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和腐败牵连在一起。第三是文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虽然改革多年,但当面对情感的问题时,仍旧天然地为家庭辩护,家庭的稳定远远超过情感的需求。这一点确实需要学者们认真思考,情感和家庭到底是什么关系?”

情人节的启示

社会更加开放,世界越发变小,节日的交融,文化的传播成为天下大势,情人节大行其道,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更多了解文化传播的规律,更多体会社会变化的动态。

李河说:“在今天,首先应该充分注意到,洋节的流行,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配置的文化多样性现象。洋节的流行即是如此,它是社会变化的一种表现,仅仅以崇洋媚外、以中西之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外来文化,看待洋节,越来越成了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时代在变化,文化的传统也在变化,李河说:“前不久有一位国外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的传统是垂直传统,就是从古至今。但在现代开放以后,水平的传统进来了,你的邻居,可能和你不是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人,他带来了他们的节日,你也跟着过了,时间长了,你自己也就开始过这个节了。”

这就是现代生活,就是现代文化,李河说:“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天然的结论,说哪个就是好的,哪个就是不好的,说本土的好,外来的不好,或者外来的好,本土的不好。没有这样的前提和结论,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环境中充分竞争,人们自由选择。”

毫无疑问,情人节是一个竞争中的胜者,它从一个外来节日,成功在本土落地生根,过程值得思考。李河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这当然

是好事,传统也应该受到重视。但是重视传统,复兴传统,并不能照搬传统,有一些东西,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适应的是那个时代和环境,当时移世易,当初的条件、环境都改变了以后,它要继续传承,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就需要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并不是靠某些特定的方法,甚至是行政命令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成的。”(周怀宗 李河)

7. 景区“拥堵红线”不能成摆设

张紫赟

春节期间景区拥堵成为网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有游客反映,年初三黄山风景区拥堵不堪,1小时路程走了5小时,直到晚上八九点,仍有不少游客滞留山上,一场休闲度假之旅变成累心之旅。其实,不止这个春节长假,景区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假日病,严重影响国人出游体验。若要留住游客脚步,提升休闲质量,国内景区应当提升人流预警与疏导能力、优化应急措施;相关部门应加快优化假日制度安排。多管齐下,让游客假日体验迈上新台阶。

假日旅游原本为放松心情,如果景区敞开“大肚”超负荷接待,游客往往会疲惫不堪,甚至诱发不安全因素。孩子哭、大人叫、老人喘,摩肩接踵,只见人头不见景,游人哪有心境去欣赏好山好水好风光呢?况且拥堵之下,隐患重重,一旦发生踩踏或者其他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各大景区应核算出游客最大承载量,并制订相关游客流量控制预案。按理说,如果所有景区都能本着“舒适游”的原则科学核算,将游客数量限定在最大承载量之内,并且不打折扣完成实时监测、疏导分流、入口调控等流量控制流程,景点严重拥堵应会有所减轻。可现实是,对于一些著名景区,单日最大承载量的红线已经沦为摆设。

如果说拥堵前的预警与分流考验景区的科学管理能力,那么拥堵发生后如何疏导人群则考问景区应急服务能力。显然,目前多数景区在这方面应对能力仍显不足。例如游客反映的景区服务人员疏导不力、缺乏解释等,这往往会导致游客在拥堵环境中产生更多不满。

随着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费正呈现“爆炸式增长”。短期看,国内景区应当重视优化升级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有效监测、分流、调控人流量,为提升旅游品质、加快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夯实服务基础;长远看,消除景区假日“拥堵病”,还应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更多错峰休假的探索,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让百姓出游感受更美好。(张紫赟)

8. “抢红包”的考题尚待深解

陈静

“红包”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推广方式,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对监管机构来说,如何适应“红包”带来的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监管机构必须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

猴年春节期间,人们“抢红包”的频次和金额再创新高。数据显示,农历除夕到农历正月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相较于羊年春节6天收发32.7亿次,增长了近9倍。其中,除夕当日的收发量为80.8亿次,3年狂增505倍。春晚期间,支付宝“咻一咻”抢红包活动总参与3245亿次,是去年春晚互动总次数的29.5倍。

当下,抢红包正在从节日伴奏曲演变为过年主题歌。不过,抛开热闹看门道,笔者想给广大手机用户提个醒儿。对普通用户来说,抢红包广告推广喊得山响,其实都是互联网公司在造势。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不管是支付宝觊觎用户社交链,还是微信尝试新技术,或者线下厂商和服务业希望通过一个个红包与消费者建立联系,说白了,仍然都是商家的营销推广,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

当然,硬币都有两面。上春晚也好,“刷一刷”也罢,对年轻人来说,倒是一个可以趁势给家里长辈手把手科普一下移动支付的好机会。毕竟,移动支付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种种便利。移动支付的使用门槛不高,即使在偏僻地区,即便是上了年纪的群体,都完全可以学会并用好。

对参与发红包的商家来说,去年春节,商家借发红包之机发出大量优惠券,但其后因为说明不清、期限不明引来了不少“差评”。说到底,以积分、抵扣券形式发放的红包,商家应注意标明其使用条件、方法和期限,不能以为这只是过年的一个“乐子”,商家必须承担责任。此外,红包发放也不能“越界”。比如,不能用发放红包的方式搭售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也就意味着,抽奖式红包的上限不能超过5000元。

另外,对监管机构来说,红包已成为一种将会长期存在的企业营销和社交互动方式。但是,从去年以来,与红包有关的若干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破题。具体包括,通过互联网发放的红包如何征税、起征点如何计算、沉淀在社交网络用户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利息怎样归属、利用拼手气红包进行的变相网络赌博

如何打击和贿赂能否防范等等。

红包虽小,却折射出互联网技术与文化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深层次改变。对从普通用户到管理部门的方方面面来说,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为此,监管机构必须积极适应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陈 静)

9. 高校经费怎么投才能用到点儿上

魏建国

【985经费分配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行政决定的过程,高校的规模、专业结构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别,但获得的985经费却可能完全一样

专项的执行必然在体制上要依赖高校的教务、科研、规划等职能部门,这使得大量的财权集中在处长们手里,而院长们没有权力

更高比例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既接受了高水平高等教育,又享受了相对较低学费的优惠,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这不公平】

增加公立大学自主权、鼓励大学间竞争和特色发展、加强问责,从而提高公立大学办学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挑战。自主权不足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扩大高校自主权也成为推进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自主权的概念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例如财务自主、组织自主、学术自治等。财务自主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近,财政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早在2008年,财政部、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细化了综合定额生均拨款标准,增设了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和社会服务补偿经费,初步建立起了中央高校预算拨款的基本框架。

此次,《通知》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相关规定对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

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有助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经费投入举措,然而,从是否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实现的角度来衡量,我国已有的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大量专项限制高校财务自主权

专项在我国高校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专项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专项也可以较为迅速地传递政府的办学意图和办学思想。但是,专项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大量专项的存在限制了高校的财务自主权。这是在笔者调研高校中反映最为强烈和一致的一点。 专项存在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

专项过多,项目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没有体系化。从支出结构方面来说,中央高校的预算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目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比例在6∶4左右。据调研高校反映,目前的项目支出占比偏高。同时,项目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没有体系化。例如:本科教学工程专项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专项之间存在交叉;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与中央高校发展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叉。

专项的分配行政色彩浓厚,不能很好地反映高校的实际办学需求。985经费的分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985经费的分配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行政决定的过程,而没有根据更加客观的因素标准进行。高校的规模、专业结构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别,但获得的985经费却可能完全一样。在其他专项的申报、审批中,也存在类似的受主观因素、人为因素所影响的问题。

专项的运作和高校的经费统筹之间存在矛盾。专项使得高校在预算编制方面的自主权受到限制,从而使得高校在全校层面的统筹规划能力较为有限。 专项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校院二级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专项的执行必然在体制上要依赖高校的各个职能部门(教务部门、科研部门、规划部门,等等),这就使得大量的财权集中在处长们手里,而院长们没有权力,这样也就无法调动院系的积极性,无法鼓励院系基于各自的专业特色自主发展。

专项的不稳定影响高校的长远规划编制和日常的预算编制。以高校内部的科研机构为例,目前除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外,其他的研究机构都没有专门的运行费拨款。高校多采用985、211经费对相关的研究机构予以支持。相关专项经费的停止或取消将使得高校没有资金来源来支持这些科研机构。

过多的项目还可能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专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资金的使用范围、支出时限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一方面高校在资金使用方面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已有的专项资金又无法统筹使用。笔者调研的高校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二)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拨款的不足

在大学科研拨款中,应该使非竞争性拨款与竞争性拨款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非竞争性拨款通常由大学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受到拨款机构的约束比较少。

而竞争性拨款通常要受制于拨款机构的各项规定。相关的科研经费通常由负责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支配,大学不能统筹使用。同时,两类拨款方式也与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研究和项目研究具有密切关系。

我国科研经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相当严重。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竞争性项目拨款逐步取代了财政保障拨款,成为我国从事基础研究机构的主要经费来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央级科研经费(民口)中竞争性经费一度达到接近80%的比例。高校的状况也相当严峻。我国政府为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63项目、973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大型科技计划的竞争性经费,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包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所需的经费、满足大学系统内实体科研机构的基本运行经费,缺乏支持自由探索的经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财政部、教育部于2008年推出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但是在我国的大学科研拨款中,非竞争性经费还是远低于竞争性经费,结构仍然不合理。

(三)收费调整受到限制

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收取学费,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已经成为解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紧张的通行做法。

我国在上世纪末实现高校学费并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根据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除国家另有规定外,5年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目前,学费冻结的期限已经结束,但除了个别地区,学费和住宿费政策仍然没有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的学费水平在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高校间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差别。这一状况既不利于公平又不利于效率。就公平而言,有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在就读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中,具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农村户口,并且该比例还在继续上升。这表明更高比例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既接受了高水平高等教育,又享受了相对低学费的优惠。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这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就读高水平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学费资助则是更为公平的方式。就效率而言,长期的低水平收费不能补偿高校相应的办学成本,还会挤占其他的教学科研经费,不利于办学效率的提高。

(四)捐赠的功能尚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举办研究型大学最为成功的国家。社会捐赠对包括公立大学在内的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贡献居功至伟。此外,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都由专业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和投资运作。通过多样化的投资工具进行市场投资,从而实现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捐赠在公立大学收入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较为有限。

在我国,虽然2009年设立了中央高校捐赠配比制度,但是,捐赠在高校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相当低。此外,设立不动本的捐赠基金的高校还较为有限。在捐赠基金的专业化投资运作和税收优惠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通知》在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方面有哪些突破

从是否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实现的角度来评价《通知》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通知》在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方面具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一)优化整合专项,采取客观化分配方式,提高中央高校的经费统筹能力

过多的专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央高校财务自主权的有效发挥。为此,《通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调整:

首先,将已有的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教学科研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13个专项,优化整合为6个专项。调整之后专项的数目大大缩减;同时,也降低了项目之间的重复交叉。

其次,在专项资金的分配中,改变过去行政色彩相对浓厚的分配方式,主要采取按照因素、标准、政策等相对客观的资金分配方式。调整后的分配方式提高了资金分配的透明度,促进了资金分配的公平性。

最后,在专项资金的使用方面,则强调高校对经费的统筹使用。例如:对于由已有本科教学工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专项整合而成的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主要目的是统筹支持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教师和学生、课内和课外教育教学活动,用于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由中央高校按照规定统筹使用。

以上改革措施有助于克服过去专项过多的一些弊端,可以让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各自的实际发展需求自主决定资金的使用范围,降低资金闲置和浪费的可能性,增加高校的财务自主权。这些改革措施最终将会增加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从而促进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与特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同质化的弊端。

(二)松动学费管制,鼓励社会捐赠,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

学费管制和社会捐赠不足是制约中央高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方面。为此,《通知》特别规定,根据“平稳有序、逐步推进”的原则,按照规定程序动态调整高校学费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学费自主权和高校财务自主权密切相关。学费收入是高校可以在全校范围内统筹使用的资金,高校收入结构中学费收入占比的增加有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此外,《通知》在学费和社会捐赠方面的规定将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促进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

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为了促进中央高校财务自主权的进一步实现,笔者认为,还需要继续推进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的完善。

(一)进一步整合专项,提高高校经费统筹能力

目前整合过的6个专项还有进一步整合的余地。例如:目前已经由高校按规定统筹使用的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可以考虑纳入中央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生均定额拨款,由项目支出转为基本支出,由高校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使用该笔资金。

(二)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科研拨款机制

目前,以生均拨款体现的教学拨款机制已经基本健全,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科研拨款机制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将其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合并,转为常规性的拨款,建立非竞争性的科研拨款制度。

(三)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

尽快落实学费调整政策,适度提高收费水平,体现办学成本。逐步改变高水平大学收费偏低的状况。此外,进一步完善捐赠配比制度。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公平。对一些因院校层次、专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因素吸纳捐赠能力较弱的高校,应该制定倾斜性配比政策。鼓励高校设立捐赠基金,应该重视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重视专业化运作,取消一些投资限制措施,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应该免税。

(四)加强资金监管

落实高校财务自主权和加强资金监管是相辅相成的。首先,高校必须按照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实际要求,认真编制预算,并把决算做实。其次,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事中监督。完善资金使用和监管制度,对于经费使用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予以追究。第三,要加强事后的审计监督。最后,加强高校财务公开。在一些高教发达国家,高校的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现金

流量表等,会在接受社会审计机构审计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目前中央高校的财务公开工作其实也在开展,但在公开的报表类型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当然,高校财务公开与整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改革是紧密相连的。(魏建国)

10. 鳇鱼宰客,是谁在助刀

刘雪松

法治不彰,旅客的消费信心何来?消费安全何以得到保障?

你还在笑骂青岛大虾太黑的时候,江苏常州游客春节在哈尔滨“吃鱼花万元”的遭遇立即破了前者的纪录。应了当初有青岛人说的一句话,天下哪有不宰客的地儿?

哈尔滨这次,宰得既机智又勇敢。游客要7斤左右的鳇鱼,店家称了10斤4两,结账时算的是14斤4两。

更闹心的是,报了警,警察到店查监控,店家当着警察的面把游客给打了。游客陈先生称,口叼香烟的110民警给了游客两个选项:要么双方协商解决;要么拘留。陈先生最后选择了全额照付,买个安稳。

有这样的警察撑腰,店家不把刀磨快了都不行。它比青岛大虾事件派出所“我们管不了”、物价局“等明天处理”的消极放任更出格。当执法机构沦为看人下刀的地方保护伞,天下何处不宰客?

据最新出炉的大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春节出境游再创纪录:600万人,消费了900个亿。这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对于消费环境的信任与信心,以及对于旅游性价比的对照。哈尔滨一餐吃鱼的钱,已经抵得上一个中国的三口之家来回日本机票的钱。一盆青岛大虾、国内一线旅游景点的一张门票,就能抵上几张低折扣的出境旅游机票了,这个冤大头,谁也不甘当。

一句“宁去日本找骂,不去青岛扒虾”,倒尽了国人在国内消费发自内心的苦涩。每一次宰客,都说成个案。但不停涨价的景点门票是个案吗?青岛大虾之后的吃鱼被宰又是个案吗?云南女导游甲辱骂游客5分钟之后,再出现女导游乙辱骂游客“一毛不拔”还是个案吗?下一个个案会轮到谁?没人能说得清楚。

一个全世界垂涎三尺的消费大国,一个令世人眼红的购买力大国,本国的人在本国不敢玩、不敢花,宁愿把辛苦的积攒扔给别的国家作贡献,这个用脚投出去的票,难道真的仅仅是对同胞兄弟人心不古的失望?答案是否定的。关键还是对法治不彰的失望。

国内消费有陷阱,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这些年,连国家旅游局、工

商局等机构,都在逢年过节的旅游旺季发布消费陷阱警示。这是个奇迹。明明知道自己管辖的范围里有坑,职能部门不是去填坑补坑,而是提醒旅客别往坑里跳,显然是工作的着力点发生了偏差。法治不彰,旅客的消费信心何来?消费安全何以得到保障?整个中国,坐视着国人将拉动GDP 的这块肥肉往国外送,好像家大业大,没人在乎。

当旅游消费此起彼伏地做成一锤子买卖,当法治监管可以充满地域保护色彩的感情执法,所谓杀鸡取卵,只不过拿自家同胞开刀、拿自己今天的口袋赌生意的未来罢了。防不胜防的消费陷阱,仍显示当今国内法治环境的短板。此短板不补,谈何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地方当引以为鉴,补齐短板。(刘雪松)

11. 对国人狂买奢侈品的喜与忧

朱永华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旅游消费群体称号。中国游客被称为“行走的钱包”,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其中,910亿美元在国外发生,占到总额的78%。也就是说,中国人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是“海外淘货”的。

在世界很多国家人的眼里,中国人是“有钱了”,面对疯狂购物的黄皮肤亚洲人,人们不再认为是来自日本、韩国或是中国的香港、台湾,而是公认为是来自中国大陆。鼓鼓的钱包,让国人在世界各地享受尊严甚至“虚荣”的同时,也把某种“暴发户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长期饱受贫穷与落后的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之后,用几近疯狂的扫货甚至“报复”性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大病初愈”后的扬眉吐气。很显然,如潮的中国游客在国外疯狂购物消费,既是一种自信和经济实力的证明,也对拉动世界消费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角度看,是非常可喜和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人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世界的目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人赢得了世界的青睐甚至“攒足了面子”,无论传统文化价值观有何不同还是国与国关系的深浅,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勇气来拒绝中国游客的入境消费,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大于某些政治分歧,合作共赢正在成为“国际共识”。表面上看,国人近八成奢侈品消费是在“海外淘货”,对拉动国内市场消费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有害无益”,实际并非如此,世界市场早已进入“地球村”时代,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不是孤立的,尽管这些奢侈品牌大多出自海外,但与国内市场几乎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某些奢侈品甚

至就是“中国制造”,国人对奢侈品的青睐,在拉动世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同时,国内企业既是“受益者”,也在刺激国内企业提升创新信心和“工匠精神”,从长远利益看,显然也是利大于弊。

但也不能不说的是,疯狂购买这种性价比并不“实惠”的奢侈品,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不正常心态驱使下的虚荣心作祟。更应当看到的是,不少中国游客热衷选购海外奢侈品,既不完全是经济实力支撑,也不是刚性需求,其购买心理冲动在于同样的奢侈品国内外价格的差距悬殊,而传统的消费心理也促使不少国人把购买到“便宜”奢侈品视为“划算”并以此为傲,收入的快速递增与传统落后消费理念的巨大反差,使得很多富起来的国人陷入消费的误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济由落后到崛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烦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持续发展,国人的消费心理日渐成熟,这种有失健康的消费冲动,也一定会被理性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国人疯狂消费奢侈品,尤其是近八成奢侈品为“海外淘货”这一现象中有喜有忧,喜的是无论这种消费方式有多少盲从和缺乏理性,都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中国人的消费实力,国人在海外的消费狂欢,也是站在民间立场为国家向世界做年度发言。而忧的是,在这种疯狂国外扫货的消费心理中,更隐藏着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品牌产品的极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而呈扩大蔓延之势,甚至连一盒感冒药都要选购日产。这种对民族品牌极不自信的不正常心态,尽管原因多方多面,但对于提升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确实弊端很多。泱泱大国和世界市场的最大消费群体,缺乏对本土品牌的自信与尊重,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创新创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绝对不容低估,因此,如何通过规范国内市场和通过严格的制度监管,来提升国人对本土品牌的自信和将国内市场培育成健康有序的“国际市场”,让墙内开花“遍地香”,这尤其值得相关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和尝试。(朱永华)

12. 接父母来京过年应成新潮流

与归

接爸妈来京过年,来回路线与主流客流方向相反;而回归春节本身,也是对春节的文化救赎。只要爸妈在,只要是亲情交融的地方,就是我们追求的家。 春节前夕,新京报和携程集团共同发起了“接爸妈来京过大年”公益活动,为在京留守岗位的一线员工父母提供了往返机票。其中,塔台管控员李岗工作九年来,只有一次回家过年,但今年他把爸妈接到北京过年,一起吃了年夜饭;而空乘国威,虽然除夕晚上仍然在航班上为旅客服务,但是大年初四,他还是

带着来北京的母亲一起逛了京城。

接爸妈一起过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让春节从农村走向城市,也正成为一种时代变迁的新潮流。

提起春节,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词——春运。而春运对于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需要返家的人来说,都是一场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从大城市到老家乡下,单向性的臃肿客流让旅途疲惫不堪。但接爸妈一起过年,恰好回避了这个问题,来回路线与主流客流方向相反,大量的打折机票,充足的火车票源和并不拥挤的高速,让“春运”真正成为一种旅行,而不再是奔波。

而回归春节本身,接父母过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春节的文化救赎。近年来,一直都是年轻人感受乡村的颓落,“博士生返乡记”、“赌博成为农村春节的唯一娱乐方式”等感叹,折射出的是年俗的庸俗化。当条件足够允许,也是时候让父辈们感受城市的欣荣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春节,更像是农村的春节。诸多古老的春节年俗,都摆脱不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烙印。反而是如今的都市人,如果无乡下老家可归,过年倒会显得落寂、不合“规矩”。更多的人接父母去城市过年,能够让城市在春节中的地位不再那么尴尬,进而酝酿出适合这个时代和生活状态的新年俗,比如已经流行起来的春节游、预订特色年夜饭等等。

此外,正如“接爸妈来京过大年”公益活动中,很多参与人员,其工作都有着“不能离开”的特殊性。这个时候,与其回不了家,不如把工作的异乡当做家,把爸妈接来家中过年。其实,只要爸妈在,只要是亲情交融的地方,就是我们追求的家。如此,不仅能照顾到自己的工作,进而保障更多的人安心过年,还能让自己以及父母舒心,何乐而不为?(与 归)

13. 转变旧习俗,享受“春节蓝”

宋广玉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南京空气质量如何?统计发现,2月7日到2月13日,南京收获5个优良天,“春节蓝”效应明显。2月14日,南京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秀。实时数据显示,当天下午15:10,南京空气质量指数AQI 为35。其中,PM2.5日均浓度为14微克/立方米,PM10日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

南京市民能享受到“春节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春节期间主城区烟花爆竹禁放令的落实到位。禁放令之下,市民开始转变过年习俗,不再用燃放烟花爆竹来营造年味。江苏省环保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除夕和初五,由于烟花爆竹燃放,全省其他地方均出现中度到重度污染,但南京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环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全国三分之二重点城市因燃放烟花爆竹陷入

“春节霾”,长三角25个重点城市中,保持空气质量良好的城市仅南京和丽水两市。

市民改变过年习俗支持禁放,也有一个过程。2015年春节,南京市第一次在主城区实行烟花爆竹禁放,市12345政务热线接到市民抱怨禁放的来电投诉多达上百件。因为老南京有句俗话:“过年听个响”,不少市民已经习惯在春节期间、尤其是除夕夜和初五迎财神日燃放烟花爆竹,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迎春纳福。南京市烟花爆竹禁放政策曾纠结了20余年,从1994年全面禁放,变成后来的点开面禁、点禁面放,再到现在的主城区等常年禁放,原因也在于此。 此次全面禁放,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积极支持,这也是禁放成功、维护良好空气质量的重要基础。市禁放办统计显示,除夕至初四下午4点,无论是查处违规燃放案件、收缴非法烟花爆竹,还是举报违规燃放电话,同比均大幅减少。今年12345政务热线投诉禁放的电话不仅缩减到个位数,还有数十位市民来电要求在江宁、六合等地增设禁放区。

从习俗改变中获益最大的恰好是市民自己,得到休养生息机会的环境,给予“春节蓝”的回馈。这其实在提醒,严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雾霾,并非是不可治理的顽症。每个人习俗、习惯上的一点小改变,可能会发挥出巨大的蝴蝶效应,拥有吹散雾霾的力量。

正在热映的电影《美人鱼》中有一段独白:“当这个世界连最后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段独白,值得享受着“春节蓝”的我们思考:如果我们的城市充满雾霾、呼吸不到一口干净的空气,再多的年味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不但要转变一些影响空气质量的过年习俗,进而还应将公共交通作为生活方式,将节能减排作为生产方式,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春节蓝”变成“天天蓝”。(宋广玉)

14. 手机真是亲情的大敌吗?

段思平

在这个春节假期里,每个人真正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有多少呢?《华商报》记者设置的小型调查问卷显示,在18个人里面,放下手机全身心陪同父母的只有3人。(2月14日《华商报》)

这样的调查结果,其实谁都能想到。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抛开手机一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更别说在整个春节假期内都放下手机。但是,手机与亲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关系,也不是说非要抛开一切网络工具、切断一切外部联系,才叫孝顺父母。如果说陪伴父母就一定要改变自己平时的生活状态,那么这种陪伴,也未免有些形式主义,难

免让人心不在焉。

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科技的发展,会削弱亲情的纽带吗?犹记得电视刚开始普及时,一些人也担心,电视减少了亲人之间的交流、夺走了亲情,但事实证明,一家人围着电视有说有笑,也是一种天伦之乐。如今80后、90后一代的父母,很多人也已经用惯了智能手机,在手机上给父母分享有意思的视频,在家庭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的动态,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亲情互动方式。科技不断进步、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亲情关系不会因此而疏远,只会因此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孝顺之心,手机并不会让亲情产生隔膜。当然,有些人一天到晚在家玩手机,不搭理父母,容易让父母对手机产生“醋意”。但这里面的问题不全怪手机,主要在人心。即便手机里有再美好丰富的世界,和父母聊聊天的时间总是有的,不愿意放下手机,要么是与父母有心结,要么就是不善于与父母沟通。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单纯就是放下手机就能解决的,需要坦诚对话与换位思考。

父母并不要求我们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他们身上,所谓的“全身心陪伴”,也不代表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做了。亲情本来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情感需求,不必过度追求形式,而是讲求一颗真心。孝顺父母,也不必拘泥于过年过节的特殊日子,而要渗透到生活的常态中去。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就不必纠结在父母面前要不要放下手机的问题了。(段思平)

15. 7天36亿,不代表“跑赢”了观众

王彦

知道会火爆,但没人想到丙申猴年春节票房竟会火爆至斯———年初一至初七单日票房分别为6.64亿元、5.24亿元、5.07亿元、4.71亿元、4.49亿元、

4.27亿元、5.75亿元,任意一天票房都超过了2015年单日票房最高纪录。猴年的前7天内地总票房36.17亿元,票房金额比去年同期上涨67.1%,累计观影人次增幅高达78.24%。

眼见数据日日新,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对于内地影市大势又生几分笃信,“中国电影已连续13年高速增长,这在全球独树一帜。近10年,全球电影市场年增幅最多5%,而中国保持着35%以上的年均增速,2015年更是达到49%。”在他看来,中国电影市场在2年内全球登顶并非痴人说梦,“制作与消费双繁荣,这是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

热闹中的清醒自然也在学界产生另一种声音,有学者提醒:观众同市场共成长,只有“跑赢”了观众,比大部分观众更“高明”,中国电影才能有长久的发展。

上海大学聂伟教授亦有相似观点,“中国电影应在增长的抛物线抵达顶点之前未雨绸缪,将发力点从观众的需求逐步转向制作方的精品供给上。”

春节档渐成国产影片天下,文化亲近感赢得观众缘

比票房节节高更让人振奋的是,春节档力拔山川的均为国产片。《美人鱼》《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3部猴年新片堪称春节档三大引擎。相比2006年《金刚》与《霍元甲》掰手腕,2010年《阿凡达》摘下春节档冠军,2014年《冰雪奇缘》占大盘大头,近两年的春节档蛋糕几乎全被国产片瓜分。回望过去7天内地影市,仅有动画电影《鼠来宝4》代表进口片取走区区百万元票房。

春节档渐成国产影片的天下,实为近年国产片份额提升的一道缩影。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2015年共有47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这意味着几乎每周就有一部亿元国产片诞生。2016年刚开年,国产电影“亿元俱乐部”又添8位新成员。相比之下,2015年的进口大片中,除了《速度与激情7》这一特例,好莱坞寄予厚望并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一大批影片在进入中国后,也就仅仅五六亿元票房规模,与市场的整体容量增长实难相符。

国产片屡有奇迹,进口片略显式微,尹鸿将之归结为观众半径的扩大。“过去的电影市场由大都市白领决定,他们影响一部电影的趣味、品格与票房效果。”他说,这两年情势陡转,3亿被电影圈称为“小镇青年”的观众日渐掌握电影话语权。“观影习惯来自文化背景,小镇青年绝大多数看电视剧长大,观影经验欠缺。”在尹鸿看来,如果说院线建设为三四五线城市的票房增长提供了硬件基石,那么一批令小镇青年获得文化亲近感的影片则是票房高企的内在因素,亦是进口片没能分享市场扩容红利的一大缘由。

“观众是识货的,目前电影不足以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

国产电影的繁荣已无需赘言。但不少学者看到了繁荣背后的矛盾,而这将成为电影产业持续繁荣的阻梗。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提出,眼下国产电影的产能惊人,但精品供给不足,“观众是识货的,目前的精品电影并不足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以春节期间的“三大爆款”为例,有评论认为,《澳门风云3》全靠明星与前作余韵撑场面,《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在特效之外乏善可陈,这两部在豆瓣上的评分依次为4.1分和5.9分。就连票房冠军《美人鱼》的评价也多为“有诚意,少亮点”,豆瓣评分7.4分。有影评人认为,影评与票房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小,从侧面佐证,写影评的多为观影经验丰富的“精英观众”,而买票入场的则是缺少实战经验的“普通观众”。在专业人士眼里,无论是去年的《捉妖记》《大

圣归来》《寻龙诀》,还是眼下的春节大热影片都有明显的短板,例如流连于想象的蜗居,所述故事大都限于池水风波,甚至带有逃离现实的色彩。这些影片票房再大,也无法承载“大剧情电影”的文化担当。

观众会成长,经验能累加,中国电影固然还有3至5年的时间能享受观众群快速成长带来的市场利好,可中国电影市场增长并非无极限。聂伟认为:“国产电影若一味沉醉于跟随观影需求,借此推高票房成绩,或将在一段时间的繁荣后遭遇危机。”相比观众偏好,电影的工业模式、技术硬件和叙事观念等方面都应当有3至5年前置性。国产电影只有在观众之前起跑,才不至于被观众抛弃。(王 彦)

16. 最宁静春节,最该为市民点赞

伍溟

“史上最严”的“禁燃令”,为上海带来了“史上最宁静”的春节。

而在长假之前,我们对“禁燃令”多少还有一些担心。今年1月1日施行的新版《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推出不久,不少人表达过对新规的“观望”情绪:“严法”会不会无力“责众”?执法又会不会应接不暇?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担忧最终都没变成现实。为了这个“最宁静春节”,各方合力协同,充分实现“共治”。我们看到执法力量全员出动,不愿漏掉一个死角;看到社区志愿者群策群力,共筑一道监督之网;看到媒体、村居倾力动员,将新规传递到千家万户;也看到市场监管部门严控源头,杜绝隐匿的燃放风险……

而在这背后,我们最该看到的,则是这座城市每位普通市民对移风易俗的支持与参与,对法治精神的尊崇与坚守。

“爆竹声声”虽已成为“年味”的一种象征。但想一想每年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火灾隐患、安全风险、噪音危害,想一想环卫工们的清扫之苦、受伤者们的切肤之痛,这项悠久的年俗,越发成为现代城市的梦魇。

禁燃之所以有成效,离不开民意的支持。当酝酿多年的“禁燃令”通过地方人大立法的形式成为现实,其实也是一次民心的选择。而一道体现民意的法令要真正在社会有效实施,除了严格的执法、高效的动员,更需要依靠的,正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认同与自觉。

支持“禁燃令”的固然是大多数,但毕竟还有不少烟花爆竹的忠实拥趸,或是理性上支持禁燃、情感上却很难舍弃的人。这很正常。要改变一个多年的习俗总是艰难的事,需要变的不只是“手”,更有“心”。而在“禁燃令”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面前,几乎所有人都跨过了这样一道心理门坎。正是每个人心中

的自觉一跨,让“禁燃令”真正从文本变成了现实。

这些天报道中有则趣闻,说除夕夜警方接到市民举报,称其邻居疑似违规燃放爆竹,弄得楼里砰砰响。执法人员上门看到的不是爆竹灰,而是气球残渣——原来,这户爱热闹的人家特意吹了400多个气球,赶在零点踩爆,以此实现“禁燃”与“年味”的两全。这次虚惊一场的警情背后,恰是“禁燃令”在社会的一个生动投影——喜欢爆竹声声也好,反对燃放也罢,无论是执法者还是普通市民,面对法律,人们用不同的方式,默契地表达着对法律一致的捍卫和守护。 这种捍卫和守护,从小处说是管住了一个烟花爆竹,往大处说就是守住了一座城市赖以运行的规则意识,捍卫了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法治共识。法治是社会的基石,规则是法治的先导,而规则的捍卫正来源于人的自觉。

猴年春节,上海市民用自觉行动交出了出色答卷。但考验并未结束:未来的一个个春节,“禁燃”工作能否因这份自觉的进一步提升而变得更顺畅?再作深一步探询,我们面临的其他种种考验,又是否能因这样的自觉而赢得破解的动力?这或许是更值得期待的。(伍 溟)

17. 年味当随时代变

梅剑飞

春节期间,在南京老门东、夫子庙,游人摩肩接踵。苏州山塘老街举行民俗活动,场面热烈。人们逛庙会、游老街,追寻浓浓“年味”。

伴随着时代变迁,和春节有关的庆祝活动有的会被淘汰,有的遭遇改变,都很正常。许多地方禁放鞭炮,这是社会进步文明提高的象征,却未必是年味的消失。我们欢度佳节,感觉到年味匮乏,应是在情感释放和心理诉求上渴望有得以满足的载体,现实恰是,要么这类载体少了,要么少了去寻找载体的心情。

从庙会和老街上无数兴奋的脸庞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熙熙攘攘的亲切,人群集聚的欢快,正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年俗气味。虽然庙会上非常拥挤,但人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尽管在购物集市上挑选物品没有网购便捷,然而讨价还价的过程让人们体会到乐趣。人需要群居,人心的距离近了,就会在“人气”中获得存在和欢乐感。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之快,人与人交往日益虚拟化。过年期间,大多是小家庭之间互相走动,吃吃喝喝。如此,当然会感叹过年的乏味。走出家门,逛庙会看热闹,从传统文化中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所品尝到的年味,正是现代人过节需要填补的情感诉求。

一边在怀念过年曾经的热热闹闹,一边却是一些年俗渐渐式微。好在能抚

慰人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放下手机,走出家门,逛逛庙会,就能品年味。各地应在年俗形式上挖掘出更多的地方传统文化,创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让老百姓过节有处可去,有乐可寻。(梅剑飞)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媒体观点撷英 ”2016年2月号第3辑

1. “年味淡了”是对民俗的误解

2. 在场的监督,才是治不文明行为的药

3. 生肖猴,为何让洋品牌占了先机

4. 救人者原本就无须自证清白

5. 以春节为取景框 见证时代之变

6. 城市治理也要因需“破格”

7. 查处“泄露巡视秘密”,并非小题大做

8. 既然回家就别低头刷手机了

9. 戏曲传承 少不得青年领军人才

10. 为救护车让道应以守法为前提

11. 学会放手是因为有更专业的管理

12. 新加坡为何没有“号贩子”

13. 史上最严环保执法不容“耍赖”

14. 付费观剧渐成习惯

15. “回乡看中国”用眼还需用心用情

16. 清除儿童成长的“精神雾霾”

17. 清廉过节 勿踩“红线”

18. 拼车回家须防法律风险

19. 缓解交通拥堵,要打“组合拳”

20. 少放鞭炮,别让“年味”染“霾味”

21. 春天属于心有诗意的每一个人

1. “年味淡了”是对民俗的误解

郑土有

每到年关,都会看到人们发出“年味淡了”“越来越没有年味”的感叹。我想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传统年俗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的担忧,二是对民俗的误解。

毋庸置疑,传统年俗的部分仪式活动确实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二十六去吊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的场景在广大城镇乃至部分农村地区已渐行渐远。

其中,有些是因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自然变化,属于年俗的正常演变。如祭灶习俗,现在城镇居民家中甚至部分农村都用上了煤气、天然气,柴灶逐渐消失了,灶王爷没有了立身之所,祭灶也就逐渐消失了。又如春节食品,原来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做的,做好之后隔壁邻居、亲戚朋友互相赠送品尝,其乐融融,现在一方面人们无暇制作,另一方面商店都有销售,于是自家制作春节食品的习俗也就淡化了,其制作技艺也逐渐消亡。

有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如以往一度禁止在春节期间祭祀天地、祖先,把春节期间表达慎终追远、感恩情怀的信仰内容都禁绝了;这种情况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已大为改观。再如禁放鞭炮,鞭炮在春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在形式可以增添热闹气氛,内在心理方面则表达了民众在新旧交替之际驱邪除祟、祈福求吉祥的愿望。诚然,燃放鞭炮对环境会造成污染,甚至有时造成意外伤害或者引发火灾。但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改进鞭炮的制作工艺,使其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现有的技术能力完全能够做到。“一禁了之”则弱化了春节的氛围。

“年味淡了”,言下之意就是以往“年味浓”。但这只是部分城市人的感受,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年气氛依然是浓浓的,这从繁忙春运就可以看出,每到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朝向一个目标——家(老家)——汇聚,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人们前行的步伐。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对春节的重视,许多仪式活动得到恢复,“年味”一年比一年浓,也就更加吸引人们返乡过年的愿望。

之所以产生“年味淡了”的感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俗的误解。民俗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是伴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俗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年俗也是如此。试想宋代的过年和唐代的过年会一样吗,清代过年会跟明代过年一样吗?

例如,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年”(走亲戚)是重要的习俗活动,它对于强化亲情、密切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起到重要作用。拜年习俗源自何时已难以考证,但至少到宋代,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便有用名帖相互投贺的习俗。当时的贺年片,用梅花笺纸裁成约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朋友之间在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互相赠送。明代,投寄贺年片风俗盛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贺年片开始用红色硬纸片制作。当时时兴一种“拜盒”,

将贺年片放到锦盒里送给对方,以见庄重。普通百姓拜年没有士大夫那么讲究,只要有一定的礼物就行。通常是晚辈给长辈拜年或同辈之间拜年。客人登门拜年,先拜尊长,如厅堂上挂有主人祖先的画像,也需叩拜。拜毕,主人端出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果盘待客,再请客人吃具有春节特色的民俗茶点。小孩随往拜年,主人还要给小孩“压岁钱”。也就是说传统的拜年都是登门的。

现在春节期间,我们仍可看到全家老幼、提着大包小包拜年的人群。但同时,各种新兴拜年方式不断出现,电话普及后有了电话拜年,手机普及后有了短信拜年,现在的年轻人更热衷于微信拜年、发手机红包,这些在30年前都不可想象。同样,以往除夕夜“守岁”,全家老少围坐包饺子、吃零食、聊天,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有了春节联欢晚会后,看春晚已成了新的年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年味淡了”是个伪命题,今天的过年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无所谓年味淡了的问题。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已沉淀在每位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今天虽然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为了农事而酬神、祈神的目的已经淡化,但春节所具有的巩固亲情、联络感情的功能仍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其仪式活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则仍然鲜活。我们应有充分自信,相信民众的无限创造力,相信“年俗”的更新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郑土有)

2. 在场的监督,才是治不文明行为的药

兵临

要真正形成对不文明行为的纠治之效,关键在于复活不文明行为人周围的“在场者”,激发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促使大家都对不文明现象说“不”。 从今年3月1日起,在杭州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向车外丢烟蒂、抛果壳等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将受到处罚,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被记录个人信用信息。前不久,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用立法方式把部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

将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纳入法律规范,杭州的做法并不新鲜。在很多城市,诸如随地吐痰等行为早已纳入城市管理执法当中,将不文明行为上升为“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虽然有立法利剑,但从实践看,整治不文明行为似乎并没有“法到病除”,反而成为很多城市的一道难题。无论是集中专项治理,还是采取曝光等威慑方式,不文明行为总是形同城市的“牛皮癣”,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既有前车之鉴,那么杭州的立法能否找到新的破解之道呢? 从名称看,杭州

立法虽然也强调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但主旨意图更倾向于倡导和促进。避免单一处罚而寻求更广泛的促进机制,这或许是杭州立法的一大亮点。

立法整治不文明行为,不能只盯着如何处罚。生活中,不文明现象体现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立法很难作出清晰、明确的罗列并设计有效的处罚措施,执法更是难以安排充足的力量去全天候纠治。由于公权力治理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你不知道会是谁、会在哪儿做出不文明行为。以往一些地方开展的集中整治,下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但效果既不明显也不持久。

仔细研究不文明行为的特点,就会发现执法并不是最有效的整治。不文明行为藏在人群中间,执法很难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捕捉。要真正形成对不文明行为的纠治之效,关键在于复活不文明行为人周围的“在场者”,激发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促使大家都对不文明现象说“不”。实践中,90%以上的市民都看不惯随地扔垃圾、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但其中只有10%的市民表示曾经上前劝阻。不文明行为之所以顽劣难治,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在场监督”。

可见,针对极具分散性的不文明行为,执法者“以劳待逸”势必力有不逮,有效的治理途径就是激活公民“在场的监督”。杭州的《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不文明行为人辱骂、威胁、推搡或者公然侮辱劝阻人,将会受到处罚。我看重的不是杭州立法对不文明行为的约束,而是鼓励公民在遇到不文明行为时进行劝阻。对劝阻者的权利进行保障,对反抗劝阻者施罚,真正营造浓厚的“在场监督”氛围,或许才是治理不文明行为的“对症之药”。(兵 临)

3. 生肖猴,为何让洋品牌占了先机

金梁

一部植入百事可乐广告的《猴王世家》,讲述章家四代人一心坚持猴戏的宣传短片,一下子得到了猴年营销的头彩。百事在猴年说猴显然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在情节上大打亲情牌和情怀招,不少人的微信圈为此广告频频刷屏。

无独有偶,肯德基年前推出了一个猴王套餐,凭着几个卖萌的孙悟空快餐玩具和《西游记》漫画,点燃了很多人尘封的记忆,遭到了70后、80后和孩子们的疯抢。

生肖猴,这个最传统的中国元素,如今却被一些洋品牌借此占得了春节消费市场的先机。不经意间发现,路易威登、阿玛尼、迪奥等诸多国际大牌纷纷为中国消费者设计“猴年限量款”,虽说他们设计的猴子并不够“中国味”,但愿

意为此买单的却大有人在。

不禁要问,我们的国货去哪儿了?

在这场与猴有关的营销大战中,为何洋品牌频频戳中消费者泪点,或抓准怀旧软肋?而我们的国货,如金丝猴奶糖之类的有着先天优势的本土品牌却集体“失声”,或仍处在贴猴年剪纸、挂猴年春联、发猴年红包的传统阶段。

传统文化固然不能放弃,但以文化推广市场恰可一举两得。借猴营销就是其中的例子。其实,每逢春节都是各大品牌商扎堆营销的时候,从“送礼就送脑白金”到“恒源祥,羊羊羊”,国货清一色的都是吆喝式叫卖;而洋品牌凭着一句“苦练七十二变,方能笑对八十一难”的走心营销,赢来了一片赞不绝口。

在猴年营销现象的背后,不得不为国货感到一丝担忧,而更多的应该是反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方式来推进结构调整,从而助力需求侧增长。作为供给端,能否以创新的理念引领需求端,正是不少国货“叫好不叫座”要补上的一课。

这几年,国货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日趋深入,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不断提升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可市场依然还没打开。在跨境电商中,进口商品市场越来越大,出口电商相形见绌。都说是因为进口商品的品牌在国内已深入人心。以生肖猴为媒介的推广方式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部分国货在推广中的短板。如今越来越多的国货走向国际,如何让国产品牌在当地深入人心,或许需要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发力。

值得庆幸的是,在人们对商界这场猴年营销大戏的争议中,个别市场敏锐的国货品牌已成为优秀案例之一。鄂尔多斯出了生肖猴系列,农夫山泉推出了猴年纪念版包装,毫无疑问将会刺激他们的新春消费。在愈加激烈的赛场,国货的生产、销售商们应以新思维、新竞技赢得未来。(金 梁)

4. 救人者原本就无须自证清白

潘洪其

杭州的《条例》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为救人者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其他地方,法律法规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规定,救人者同样也不应当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如果受到被救助人诬陷和讹诈,自己纵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

将于3月1日起施行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倡导文明行为,制止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规范规定。《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或者主张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未尽合理限度注意义务加重其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这条规定涉及到近年来备受社会关切的“老人摔倒扶不扶”问题,因此受

到舆论的高度瞩目。

当地媒体刊出题为《救人者再也无须自证清白》的解释性报道,特别突出了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但是这个标题并不准确,容易让人误以为在《条例》颁行之前,在杭州救人都是必须要自证清白的。其实,迄今为止,包括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在内,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规定“救人者须自证清白,否则须对被救者所受损害承担责任”。现在杭州出台了《条例》,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为救人者免除了后顾之忧,而在其他地方,法律法规没有专门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救人者同样也不应当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如果受到被救助人诬陷和讹诈,自己纵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

杭州的《条例》规定,被救助人如果指称救助人造成或加重了他的损害,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当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损害的确是由救助人造成,或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本可避免而未避免加重了其损害,否则指称无效。这条规定没有创造全新的法理原则,也没有针对救人者制定特别的保障条款,而只是将“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一般性法律要求,落实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上,进而明确了一个“文明行为指引”——如果看见有老人摔倒在地,旁人完全可以上前将老人扶起来,不必担心会因“说不清楚”而被诬陷、讹诈,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救人者之所以不必担心,就是因为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被救助的一方承担,被救助的老人如果不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被救人者撞倒,那么不但救人者不会被判担责,老人自己可能还要因恶意诬陷、讹诈而被追究责任。杭州的《条例》虽然没有针对救人者制定特别保障条款,但针对“扶不扶老人”问题提出了“文明行为指引”,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救助行为中的法律关系,因此能够让更多的人敢于去救助他人,也让更多的人在得到他人救助后,即便是在情急之下出现了误判误记,也不能随便就对救助人反咬一口。从这一点看,这个“文明行为指引”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当然,现在人们为“救人者再也无须自证清白”感到欣慰,也不全是由于对《条例》内容的误解,更多的还是因为在现实中,“救人者被指肇事,发微博寻求目击证人”,这类救人者自证清白之事并不罕见。救人者多方搜集证据自证清白,一方面是被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版本“彭宇案”误导,误以为因救助行为引发纠纷后,救人者必须自证清白,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做好宣传教育和调解引导工作,无形中助长了被救助人指认侵权者的随意性,让一些被救助人产生了某种“特权意识”,以为自己即便诬陷了好人,也不用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从上述两方面入手,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应当向公众重点宣传“被救助人指称受损须举证,救助人无须自证清白”的道理,并依法厘清被救助人和救助人的责任与义务,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明确了相应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分配,将有助于解决好“老人摔倒扶不扶”问题,大力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提升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潘洪其)

5. 以春节为取景框 见证时代之变

左中甫

“潮涌如云,归心似虹。火车从蒸汽机跑到动车组,春运扬起的世纪号角,漂洋越山。”这是诗人笔下的春节序曲——春运,当然,它也是春节的片尾曲。有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中国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近30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想想看,40天左右时间里,数十亿国人穿行在中国大地,这是一幅多么宏大壮阔而又不乏艰辛的巨画!

在学者眼里,春节理所当然成为当下中国复杂样貌的理想课题之一。单是以春运为取景框抓取的画面里,就包含了国家发展进步的诸多丰富信息,比如诗人所写的“从蒸汽机跑到动车组”这类特征鲜明的细节,比如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还略胜一筹的高速公路系统等等;同时,它也浓缩了今日中国亟待破解的多重难题,比如城乡差距、沿海与内地差距、上亿农民工的梦想与期望……毫不夸张地说,读懂了春节特别是春运,也就读懂了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大致走向。

这么说或许过于“宏大叙事”,换个视角如何?实际上,每个个体在春节的亲身体验同样甚至更为真实、可信。从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起,人们用双脚丈量回家的路,用双眼打量从异乡到故乡之变,用内心体验包含在春节团聚里的世事人情。其间,也常牵动着时代的变迁印记、个体的成长记忆等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个体生命体验构成了春节巨画上的些微细部,也是观察和理解这幅画卷的难得窗口,移步换景之间,往往蕴含着兼具温度和深度的真学问、大文章。

正因此,春节不仅通向团聚的幸福、节日的温情,同时它也理应成为一次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体验之旅、观察之旅、思考之旅。如果你是学生家长,不妨把春节作为孩子的一次社会实践,鼓励他们从书本走到地面、走向人群,增长对窗外世界特别是吾国吾民的感性认知;如果你是官员,不妨把春节作为一次原生态的调研考察,从中学习新知识、获取新经验、启发新思考,也更加真切地了解政策的绩效、人民的期待、民生的诉求;如果你是学者和社会问题

观察者,不妨把春节作为一次丰富和修正既有观察、研究结论的机遇,使之更接地气、人气,更加真切、笃实;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也无妨,通过春节可以强化与故乡的关联,触动你为故乡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略表游子的绵薄感恩……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一书的末尾写道:“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流如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春节是通向亲情和家园的旅程,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它让我们的个体命运与成长、与故乡声息相通,与国家和未来紧密相连。诸君,在通向春天的旅程里,“慢慢走、欣赏啊”!(左中甫)

6. 城市治理也要因需“破格”

孙宏阳

全长近4公里的石榴庄路介于京城南三环、南四环之间,但由于建设方自身原因,这条路并没有验收达标并交付市政。通车了却没人管,好好的马路反倒成了秩序混乱的“停车场”。考虑到交通安全隐患,日前交管部门协调属地政府和施工单位,“破格”为这条被称为“三环半”的在建路装上了红绿灯和隔离护栏,回应了群众需求。

什么是“破格”?打破约束,不遵常规。道路“配件”的标准是死的,人的交通出行需求是活的。首都城市建设节奏很快,不少在建路都存在未完全达标先试着运行的情况。通过交管部门出招,属地政府出资,“破格”配置道路管理设施,服务保障市民出行,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

“破格”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应有路径,既要按规矩办事,也得以人为本。京城这么大,治理起来离不开严格细密的规矩,只有依法办事、依规治理才能一切有序。同样的,这么大一座城市,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只有瞄准群众需求,突破僵化限制,公共服务才能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城市运转才人性化,才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

这种“破格”,还体现在不能只扫自家门前雪,也要管管他人瓦上霜,关键时候需要“手伸长一点点”。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比如治理超标电动自行车,不能只靠交管部门路上查处,还要从源头上管理好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销售,只有质监部门、工商部门、交管部门通力合作,不留管理“真空”,才能真正达到治理效果。

依着群众的观感,城市治理涉及到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不能为”,而是“不

想为”“不敢为”,不主动担当,不积极作为。其实,有关部门不能总是怕麻烦、踢皮球,而应主动“找麻烦”,否则可能会更麻烦。比如,在治理“三环半”交通秩序上,交通队如果认为不是自己职责范围,一直不管,可能眼下从“规矩”上行得通,但秩序乱了,事故多了,最后还得由交警来处理,付出的精力不是更大么?(孙宏阳)

7. 查处“泄露巡视秘密”,并非小题大做

新京报

【贺家铁“泄露巡视工作秘密”被查,背后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正在到来。要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对泄露巡视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隐瞒病情之类问题的查处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起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日通报,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其实早在数月前,湖北就风传贺家铁“落马”,在人们的想像中,八九不离十跟权钱交易之类情形有关。但这次中纪委通报,贺家铁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巡视工作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问题主要两条,目前看来,都不能算直接的权钱交易。

按照过去的标准和逻辑,贺家铁“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可谓小事、“小节”,甚至可能被视为鸡毛蒜皮。特别是当我们拿它与某些大贪巨奸的问题相比较,就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比如去年被“双开”的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被查实的问题有7大类,有些涉嫌犯罪,“泄露巡视工作秘密”掩映其中,似乎不甚显眼。

但类似小题大做的看法,其实是一种陈腐的惯性思维,它将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又将腐败简单地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画等号,并且有着相对主义倾向,认为只有贪腐金字塔尖的少数人才是真贪,其他受贿几十万元、几百万元都算相当清廉的干部。至于泄露巡视工作秘密、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都是身在“染缸”难以避免的小节,不必过于认真。

贺家铁被查,背后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正在到来。十八大标志着从严治党的开始,截至去年12月上旬,中纪委共查处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133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去年在福建调研时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 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正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所言,就

是“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简言之,把握一个“严”字,防微杜渐。和近几年查处的巨贪大奸相比,泄露巡视秘密问题不算特别严重,但泄露巡视秘密违反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容姑息,严肃查处理属当然。 近一段时间,抓早抓小的案例已经不少,相比之下,还有比泄露巡视秘密更“小”的。比如山东省副省长徐珠宝日前辞职,据分析“系因隐瞒病情”。过去,带病坚守岗位被宣传为“忘我工作”、自我牺牲,但现在显然被理解为一种隐瞒重大个人事项的违纪行为。拖着病体坚守岗位不仅没有获得赞扬,反而丢官。可见党纪之网越织越密,从严治党越管越细。

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提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抓早抓小,目的是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而要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对泄露巡视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隐瞒病情之类问题的查处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起来。(新京报社论)

8. 既然回家就别低头刷手机了

陈小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旁边,你却在玩手机”,这句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的话,道出了手机给人际交流带来的苦恼。春节临近,浩浩荡荡的“回家”大潮正在上演。这边厢,亿万游子步履匆匆,顶风雨雪霜只为回家团聚;那边厢,年迈的父母翘首以盼,望穿秋水,等待风尘仆仆的子女归来。

本该是互诉衷肠、嘘寒问暖的宝贵机会,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手机破坏了。身在家里,心已在手机里沉沦了。不少年轻人已经习惯捧着手机,把父母晾在一旁。多少次,父母热切的询问,只等来你心不在焉的“哦”“啊”;多少次,一家人围炉聚餐时,本该有不少交流,你却埋头刷手机;多少次,爸妈和你交流正酣时,一个手机提醒音就把你召唤过去……

手机抢占了本属于乡里乡情的“地盘”。曾经走街串巷、邻里寒暄的热闹不见了,满载温情的现金红包日益减少,打电话问候父老乡亲也逐渐成了非主流。手机正势如破竹地碾压温情脉脉的习俗。网络红包、祝福动画、朋友圈拜年……手机包揽一切,与此同时,家庭氛围也在逐渐改变。让我们抓狂的,不是和父母交流是否顺畅,而是手机信号是否流畅;让我们心急的,不是跟做好年夜饭的老妈表达谢意,而是晒上朋友圈求点赞;让我们兴奋的是,我抢到了一个一毛钱红包,而不是帮爸妈干了一个活……

不经意间,春节假期就会结束,当我们踏上回程时,才发现没看清父母斑白的双鬓,没听清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没来得及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拥抱。春节临近,我们呼吁返乡游子,放下手机,好好陪爸爸妈妈唠唠嗑,聊聊天,珍惜相处的每一分钟,听父母唠叨,跟父母分享拼搏的酸甜苦辣,让家里充盈着温暖的亲情,让春节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别让手机屏蔽了亲情,别让短暂的相聚留下遗憾。(陈小雁)

9. 戏曲传承 少不得青年领军人才

徐涟

沈铁梅来北京开会,顾不上吃晚饭,急着赶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出话剧版电影《奥赛罗》。“那种感觉真的很震撼,镜头的运用我们根本想不到!看电影像看话剧演出一样,还有中场休息!”前些天,她已经专程飞到上海,观看了一场话剧电影,想着把这样的方式引入戏曲,让经典的川剧剧目也能拍成好看的电影,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今天戏曲行业里的年轻人,有几个能有这样的冲劲和执着?川剧现代戏《金子》一鸣惊人,古装戏《李亚仙》再摘梅花大奖,随后又把经典川剧推至欧洲与美国……身为川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剧协副主席的沈铁梅,早已是功成名就。但她却一时一刻放不下川剧,心心念念的都是怎样找到好本子,塑造出突破以往形象的新角色;怎么样让重庆川剧院的年轻演员排出好戏;如何将现代技术手段引入川剧,扩大戏曲的传播力度,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她的艺术之路也曾有过坎坷,被商品经济的大潮裹挟而去,却终究抵不住川剧的诱惑而回归,终至欲罢不能,直至今天走向了当代戏曲表演艺术的高峰。 这些年,戏曲扶持政策一个比一个给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剧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如今可以说哪个团排演新戏都不差钱。俗话说,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有了钱也并非万能,戏曲人才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事实上,人才的问题不仅是戏曲面临的问题,许多传统行业甚至政府公务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而戏曲艺术由于总体生态环境而面临的人才困境尤甚。年近百岁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老先生,感慨今天的扶持政策令戏曲艺术再一次碰上了最好的时代,但再好的戏曲扶持政策,如果没有优秀青年人才的不断加入,没有执着投入献身戏曲艺术的年轻人,这个职业就不可能会有未来。

这并非危言耸听。包括沈铁梅在内的戏曲领军人才,既是当代戏曲舞台上的佼佼者,也是戏曲艺术的得益者。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来说,她(他)们大多40多岁、50岁,最小的一位也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他们成长成熟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曾经得到过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尽管也受到经

济大潮的冲击,但“戏大于天”的观念深扎于心,所以才会全情投入、全力以赴。那么,今天的年轻人有愿意投身于戏曲这一行的吗?愿意加入戏曲队伍的,有艺术天赋吗?一位有才华又有志于戏曲的年轻人,会碰到大的发展机遇吗?如果他碰巧进入了某一个小剧种,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而如果没有一支心心念念于戏曲的年轻队伍,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参与,戏曲何谈传承发展?

相比于老一辈,或前一辈,今天年轻戏曲人的机会要多得多。大中小城市一流的剧场设施,执行几十年的京昆振兴计划,最近出台的戏曲扶持若干政策,各地出台的配套措施,以及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问题是,年轻戏曲人要面对的是横向的比较,是有房有车炒股的同龄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有几个能吃得住苦,把青春托付给前景并不确定的戏曲?而戏曲的要求又那么高!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扮相、嗓音,缺一条都不行。特别是十几年不间断的练功学习,与一夜成名的影视歌星相比,落差太大!这种横向比较带来的不平衡,其实也是整个社会年轻人面临的困境。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要计算投入产出比,看看自己的“投资”值不值,这无可厚非。戏曲曾经是艺术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如今没有了那种万人空巷的影响力,这是客观现实。多元化的世界里,不可能一枝独秀。更何况,戏曲也已经风光了一二百年了。客观地说,戏曲的受众面没有电影电视高,也没有综艺节目、歌星明星那么吸引眼球。即使是成名成家的戏曲演员,再红也红不过影视歌明星。

但平心静气地想想,哪一行里的佼佼者,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流行音乐的一夜成名,往往让人以为轻而易举,只是上天眷顾,但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一点也不少!据报道,韩国批量造星的那些艺术培训机构,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管理,受培训者甚至每天都在被淘汰的压力之下。千军万马挤在这条独木桥上,高强度的训练,能够承受下来的都不是弱者,更别提一次次的整容,在人身上、脸上动刀动斧,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承受?支撑他们的,是成为明星的梦想,这心底的渴望得有多么强烈!即使从无数竞争者当中杀出重围,闯入流行乐坛、影视娱乐行业,却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两年,甚至一两年,很快风吹烟散,小星星不见踪影;大量新人涌入,令竞争更加低龄化,也更为惨烈。那些成功的名利双收,那些不成功的呢,投入付出全打了水漂。看看每年艺考那黑压压的人群,能有几个明星冉冉升起?正合了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规律。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前不久,美国的一次彩票开奖更是创造了

10多亿美元的神话,几个中奖者分到手中的现金多达数亿人民币,真叫做不投入、高产出了,但这事儿想想可以,真等着天上掉馅饼啥也不干,恐怕就成了中国人笑话的守株待兔,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相比之下,戏曲演员的艺术生命显然要长得多,舞台上的常青树并不鲜见,成名成家的演员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一方名流,即使年纪大了走下舞台,也可以成为戏曲传承人、艺术教师,带徒授艺,或转行做管理。这样的投入,相当于长线投资,回报时间长久,未必不如那些昙花一现的歌星影星。 当然,这样说有点庸俗,似乎在用利益吸引人才。事实上,未来戏曲人才,一定是那些真正对戏曲有感情、有兴趣的年轻人,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责任、有担当的年轻人。今天的生活条件早已大大改善,戏曲扶持政策也做好了戏曲振兴的一切硬件准备,就等着有志青年加入戏曲人才队伍,尽早成为戏曲领军人才,让传统戏曲艺术发扬光大。毕竟谋生只是手段,做自己爱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才是人生的目标。传承、环保、公益、慈善……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做了有意义的选择。(徐 涟)

10. 为救护车让道应以守法为前提

舒心萍

【避让救护车虽然是社会车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 因为避让不当而发生其他意外, 也将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浙江宁波市中心的晚高峰堵成一锅粥, 动弹不得, 而此时有三四辆私家车集体闯红灯, 还被网友齐声大叫“好样的”。这一幕出现在2月2日傍晚的江厦桥东, 也就是向来以“堵”著称的中山路上(2月4日《现代金报》) 。

私家车为给救护车让道集体闯红灯事件, 引发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不少网友都给予了点赞, 认为避让救护车是必须的, 哪怕自己违反交通法规。而对于闯红灯让道的做法, 当地交管部门负责人却表示, 不提倡闯红灯, 还是想提醒司机们, 让行首先要确保安全, 万一在让行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就好心做坏事了。

其实, 社会车辆避让救护车, 这是最基本的交通常识。但是, 在当今城市机动车数量暴增、道路交通暴堵的情势下, 社会车辆如何科学避让救护车却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比如, 在行车道上遭遇暴堵, 机动车一辆跟着一辆排成长队, 此时, 救护车陷入机动车拥堵的强大阵容里, 社会车辆即使想让也没处让。再比如, 类似上述私家车集体闯红灯为救护车让道的做法, 就突增引发交通事故的几率, 因为红绿灯是确保交通秩序和安全的公共规则, 车辆一旦闯了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 就如交管部门负责人所言, 好心办了坏事。

那么, 现实中, 究竟如何避让救护车才是最合理、最有效、最安全的做法呢?

以笔者之见, 还要把握好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依法避让。即避让救护车, 需要在不违反交通法规的前提下避让, 也就是说的依法避让, 而不是违法避让。比如, 在路况较好的情况下, 遇有救护车, 社会车辆应当主动并线让路, 让救护车先行, 遇有左右有救护车时, 也应当自动减速, 让过救护车。其二是安全避让。避让救护车需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而不宜在行驶过程中采取急刹车或者闯红灯的避让方式, 因为周围存在许多不可预知和不确定的因素, 一旦采取措施不当, 很可能引发剐蹭、碰撞、追尾等连锁反应。

当然, 对于急救部门来说, 也应当转变观念, 创新方法, 以科技、智能等手段, 大力提升救护车出行的效率和安全。比如, 是不是可以通过提升救护车出行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借助GPS 定位指挥系统等, 提前避开拥堵路段, 选择最佳的道路行驶? 是不是可以把救护车分为两个等级, 一种是特急等级, 当遇有急危重病人时, 是不是可以请求交警支援, 帮助疏通道路, 以达到争分夺秒? 另一种是常规等级, 救护车上的病人尚不属于生命垂危的情况, 此时, 是不是尽可能按照救护车优先的原则来保障通行? 让社会车辆有序避让, 而不是紧急避让?

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 肩负抢救危重病人的责任。但是生活中, 各种救护的紧急情况等级不同, 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避让救护车虽然是社会车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 因为避让不当而发生其他意外, 也将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笔者以为, 既保障救护车的优先通行权, 又确保交通安全, 这才是上上策。不然, 因紧急避让救护车而再发生其他次生灾害, 显然, 将带来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舒心萍)

11. 学会放手是因为有更专业的管理

李杏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保监会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决定自2016年4月1日起,在天津、包头、长春、南京、宁波、马鞍山、福州、吉安、青岛、安阳、武汉、南宁、成都、黔东南、大理、宝鸡等16地试点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自学直考。

随着这份公告的出台,人们期盼已久的驾考制度全面改革正式启动。今后在试点地区,学车考驾照不一定要上驾校,也可以根据个人条件和需要,自行学习后直接报考。对越来越多想学开车的人而言,这意味着能够自由决定学习驾驶的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当驾校不再是驾考必经之路以后,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驾校乱象也有望得到改善。

自学直考,将学习的方式交给人们自主选择,提供了极大方便。只要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政府主导考试把关绝对严格,学习方式因人而异,也不怕批

量出现“马路杀手”。政府抓大放小,申领驾照的人们得到解放,可谓双赢。 政府放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大趋势,驾校市场改革只是其一。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是对人的解放,也提升了社会运转效率,释放了活力。汽车时代的到来让考驾照的需求日益激增,导致传统驾校和驾考模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类似的问题在激增,不断向政府提出管理上的新课题。有些事可以政府直接操劳,有些无法包办,就要制定规则秩序、修订法律法规,让社会资源自我组织起来。

放权之后,管理需要考虑的地方更多了。事后的监管,秩序的维系,需要政府操更多的心,并没有落得轻松。譬如自学直考,涉及汽车识别、指导资质、道路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封闭的驾校变成了广阔的城市,政府再也不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秩序,必须和社会各环节有效对接。这个时候,管理向更现代专业的方式看齐,对自己提出了更高标准。

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形态。简单一个驾考,看起来只是考试过关、申领驾照的问题,其实这是普通人走进汽车社会的第一道环节,很多人对安全、规范的认识,对公平、效率的理解,正是在这第一道环节产生了烙印。考试,不是向政府获取相应资质,而是公共生活的学习和训练,这是主动的参与,很多时候,社会文明都在这些细小的环节中酝酿积累,一点一滴构筑了我们的社会风貌。让管理更严格,秩序更严谨,也让社会资源更活跃,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性,一定能见证社会更大的进步。

作为“把关人”的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秩序上越是严守底线,严格把关,对社会也就越能感到放心,更有信心。(李杏)

12. 新加坡为何没有“号贩子”

陈济朋

我在新加坡当驻外记者的时候, 发现当地看病竟然是不用挂号的。

虽然不用挂号, 但是需要预约, 打电话过去, 说明什么症状, 然后实名预约, 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总的来说, 不必担心约不上, 但一般的病症, 想要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 的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至于急症, 则可以去看急诊。

为什么不需要挂号也能基本保证秩序井然, 没有号贩子来捣乱?

关键的机制在于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也就是说, 医生凭借自己多年训练成就的专业服务, 获取相应的报酬, 而且是相当高的收入。即便是在公立医院, 诊费也是最主要的支出。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约3000新

元(1新元约合4.62元人民币), 一般感冒发烧到普通私立诊所的诊费是30~50新元, 公立医院看急诊或专科的费用相对更高, 除去政府补贴之后, 个人支付一般也超过100新元。

诊费有高低不同。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可以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 收取的诊费最低, 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 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 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 医疗水平和服务均很高。但即便是在一般的家庭诊所, 患者预约好了再来, 也不会乱糟糟。

新加坡的诊费中也包括列表内的基本用药, 列表之外的药物才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医院里的药店独立运营, 药品并不比社会上的药品贵, 而且患者也有凭处方在任何地方买药的自由。加上医生有合理的收入, 打击医疗腐败的力度也够大, 医生基本不必靠多开药来维持收入。

反观国内, 号贩子之所以有存在的土壤, 归根结底在于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 存在巨大牟利空间。挂号费几十年不变, 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变得不伦不类。如果说是医生的诊费, 显然太低;如果说不是诊费, 却又是花钱买来的就医凭证。 让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 辅之以严格的实名制挂号、信用黑名单制度等, 才能让号贩子没有牟利的空间。

至于诊费的水平, 怎样制定才算合理? 不妨参考新加坡的计算方法, 即根据医院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数据作为参数, 来计算应该收取的医药费。这就意味着北京、上海、深圳的诊费应该高一些, 一般二线城市则相应减少。

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 还有其他许多好处, 比如有利于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层级合理分布, 减少医疗资源的滥用, 不必小病也跑到三甲医院去;有利于保证诊疗时间, 让每名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 减少矛盾。(陈济朋)

13. 史上最严环保执法不容“耍赖”

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要改变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违法排污企业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拒不执行环保罚单,是对新《环保法》能否成为“利器”、能否形成敢于碰硬环保执法新常态的严峻考验。

据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当地媒体报道,“齐齐哈尔环保局快被黑化集团整崩溃了!”从2014年4月15日开始,齐齐哈尔环保局已对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开出环保罚单29张。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处罚决定书,黑化集团却显得很淡定,该公司一名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表示:“罚就罚吧。现在我们厂比较困难,让我们付也没钱付”。

从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来看,黑化集团之所以会被开出多张环保罚单,可以说一点儿不冤枉,而完全是屡教不改下的罪有应得。仅以黑化公司75吨1-2号炉、50吨3号炉总排放口为例,2015年2季度监督性监测中发现总排放口烟尘浓度为1014.4 mg/m3,超标32.8倍,并在8月11日被开出10万元罚单。但在8月21日复查中,仍超标4.3倍,又被开出一张250万元罚单;10月13日再次复查,依旧超标4.31倍。

这种背景下,面对环保罚单,黑化集团表现出来的淡定态度,完全就是一副“要罚就罚,要钱没有”的耍赖架势。这种耍赖的架势,显然不仅是对当地环保部门执法尊严的挑衅,也是对“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的轻慢和蔑视。去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新《环保法》,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正在于针对环保违法者制定了一系列空前严厉的处罚措施,如对于“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的排污企业,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等,更在于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大的权力,包括查封、扣押相关设备、行政拘留、罚款上不封顶、区域限批等。这些权力加强了环保部门的“装备”,使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监管执法时,可以底气更足,拳头更硬,下手更狠。

现在,即便是面对环保部门“按日连续处罚”的最严罚单,黑化集团也照样不以为然、置若罔闻,几乎就是要把环保部门“整崩溃”的节奏。如果从环保部门到地方政府再到司法机关,都对违法排污企业明目张胆的“耍赖”无可奈何或无动于衷,不仅不足以让“史上最严”《环保法》真正名副其实,也不足以在法治秩序层面充分捍卫“法之必行”的权威与公信,不能真正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对于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抗拒执法的环保违法企业,现行法律真的就没有办法应对处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一,对拒不缴纳罚款的违法企业,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还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二,依据新《环保法》,除了罚款之外,对拒不执行的企业,公安机关还可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其三,对于造成严重污染、涉嫌犯罪的排污企业,还可以进一步追究相关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依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针对新《环保法》的实施执行,环保部部长陈吉林曾强调,一个好的法律

不能成为“纸老虎”,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要把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彻底改变过来,把守法变成新常态,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违法排污企业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拒不执行环保罚单,无疑是对新《环保法》能否成为“利器”、能否形成敢于碰硬环保执法新常态的严峻考验。这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役,史上最严环保执法绝不容许“耍赖”。(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14. 付费观剧渐成习惯

徐晶卉

一向以免费著称的视频网站终于在去年举起了付费大旗,也带来了中国视频付费市场的快速爆发。日前,艺恩发布的《2015中国视频行业付费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视频网站付费用户规模达到2200万,较2014年的945万增长133%。保守估算,2016年这一数字可达到3500万左右。 报告显示,中国在线视频行业收入规模不断攀升,2015年前三季度已超过270亿元。尽管广告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付费市场的崛起令人感到惊喜。整体来看,自2014年起,各家视频网站在付费会员人数和收入上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事实上,自2010年,各大视频网站开始尝试付费服务,随着国家打击盗版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移动支付的完善,为视频行业付费会员规模的快速增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目前,包括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视频等最大的5家视频网站都开启了付费业务。其中爱奇艺在12月初宣布付费会员突破1000万,占行业用户规模的45%,在一众视频平台中处于领先。

报告显示,片库的极大丰富、视频网站的差异化发展、以及电影窗口期的缩短,是引发越来越多用户关注和使用视频付费服务的关键。如在付费内容以及付费模式上的创新上,爱奇艺的《盗墓笔记》引爆付费狂潮和此后《蜀山战纪》开“先网后台”先河,成为了标志性事件。而乐视视频打造的《太子妃升职记》在意外火爆之后,乐视也试探性地在最后一集采用会员模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国内视频网站在经历了野蛮生长、残酷洗牌、跑马圈地、合并整合几个阶段后,逐渐形成了“几大寡头”的格局。随着战争主阵地从版权到自制的转移,几大视频网站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报告认为,今年五大主流视频网站的主要付费产品依然是电影以及有潜力的优质大剧,而纪录片、在线演唱会、教育以及体育等新领域也受到各家视频网站的竞相追逐,或成为付费的潜力增长点。(徐晶卉)

15. “回乡看中国”用眼还需用心用情

郭元鹏

春节回乡,您是否“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猴年新春到来之际,在一年一度人口大迁徙之际,由国家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开展的“回乡看中国”活动启动。网友撰写的作品、拍摄的图片,将在网络上实现实时播报。(2月5日《都市晨报》)

“回乡看中国”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旅程,这其实是对中国乡村的再认识,这更是对乡村的一种关注。乡村需要更多瞩目的眼睛,但是,“回乡看中国”需要的却不仅是一双眼睛,还需要一颗关注乡村的心以及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情。 这次活动的组织划定了一个人群范围,主要是发动“青年观察家”感知中国乡村。在我看来这样的范围小了点,我们每一个回乡的人,都有责任“回乡看中国”。在外地为官的官员,在外地经商的商贾,无论是功成名就者,还是在人生路上的攀爬者,都有责任关注乡村。您是否“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范围也需要扩大,回到老家当然希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应该关注眼下乡村存在的问题。

对于异地官员来说,需要看看那个“养育了我们的小山村”是否已经发展了。虽然这些官员是在外地为官,但通过感受贫困的真实面貌,体恤村民的现实困难,也能在工作的地方关注乡村的发展。对于富豪商贾来说,需要看看乡亲们是否还处于贫困之中,是否已经遭遇了环境污染的包围。如果能在“回乡看中国”中找回自己对乡村的感情,就能警醒自己不要把假冒伪劣商品送到农村,不以落后的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环境。多些心牵乡村的商人,何尝不是乡村之幸、农民之福?

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春节回家当成“回乡看中国”的生动之旅。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篇篇的美文,一篇篇的论文,而是看过之后该咋办?是能不能把看到的问题解决好?只有每一个人在看了之后,多些用心用情的实际行动,去为乡村的改变付出行动,才能让中国乡村不在发展的步伐中掉队。(郭元鹏)

16. 清除儿童成长的“精神雾霾”

刘涛

在“精神雾霾”和商业之火的冲击下,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构筑一面坚实的防火墙,这是父母在商业或文化产品面前的基本责任。

眼下正值寒假,新春临近,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欣赏新鲜上映的影片。但你可曾遇到过这样的事:电影院里,母亲带着孩子观看电影,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粗俗不雅语言或色情、血腥画面,母亲惊慌失措地捂住孩子

的眼睛。

这样的场景,相信很多家长都经历过。比如前不久热映的电影《老炮儿》,就有不少粗俗语言;曾经票房大卖的《心花路放》等一批知名影片,色情、暴力画面也屡屡出现。电视、广告、图书、杂志等,也在生产着这类防不胜防的“精神雾霾”。而儿童,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许多家长曾无数次呼吁,电影生产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尤其在性、暴力问题上要有所“收敛”。然而,“精明”的电影人打量着父母们焦虑的目光,最后却在票房面前露出了异样的眼神。这是因为,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商品,遵循的是资本原则,是注意力原则,是面向欲望系统的生产原则。

面对银幕上充斥的各种“儿童不宜”内容,有人将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了分级制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分级制一直未能实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孩子们却在一天天成长。

怎么办?其实,对于一些可能存在不良内容的电影,父母应该为孩子把好第一关。比如《老炮儿》等所谓“重口味”电影,本就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电影里面大量的脏话和暴力色情场面,恰似一柄柄长剑,伤害着少年儿童的天真与纯净的心灵。那么,带孩子走进电影院之前,父母是否可以自己先去查阅、鉴别一下电影的“级别”?

不单单是电影,不雅内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网络、电视、图书、杂志等都是“重灾区”,孩子们毫无防备地陷入了一个不设防的“风险社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最可以依靠的就是家庭,就是父母。

在“精神雾霾”和商业之火的冲击下,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构筑一面坚实的防火墙,这是父母在商业或文化产品面前的基本责任。这也意味着,父母需要腾出更多时间,不厌其烦地对孩子重复并明确一些信息内容的危害,这才是不失职的表现。因此,对于一些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产品,父母“提前做做功课”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可能对孩子身心产生不利影响的不良信息、不雅内容,父母在做功课之前,其实还有更大的“功课”要做,那就是提升媒介素养。“把关”并不是简单的时间付出问题。除了掌握儿童心理学知识,父母还需要学习更多的媒介素养知识,比如什么内容适合儿童观看,什么内容有助于儿童的精神健康,什么内容有助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等。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自发组建“妈妈评审团”,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尝试。比如当一部电影上映时,其中一位妈妈先去电影院打探一下,然后在虚拟平台上交流心得,其他父母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决定是否让孩子走进电影院。

其实,当某些底层的、结构性的把关体系还不明朗时,“妈妈评审团”可以推广为一种普遍的监护模式。随着越来越多“妈妈评审团”的成立,再加上专业人士的媒介素养培训,人们慢慢会形成一种价值共识,从而将那些有益孩子健康成长的作品遴选出来。可喜的是,现在一些视频网站已经启动这样的项目,组织父母和专家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级和评价。

当然,“把关”并不是简单的鉴定和遴选,尤其要教育孩子如何分辨、理解和消化文化信息,这便需要父母的陪伴、讲解和交流。要知道,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刷下,文化产品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良信息、不雅内容。比如,不能因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有用平底锅砸人和“烤全羊”这样的画面,就完全予以否定。父母要拿出更多时间,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和讲解,如此才不会出现“幼童模仿灰太狼烤全羊烧伤同伴”这样的惊悚新闻。(刘 涛)

17. 清廉过节 勿踩“红线”

李彩芸

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春节是访亲会友、出游小聚的高潮期,这期间,个别党员干部在一片安定祥和的喜庆氛围中,立场暧昧、半推半就,逐渐放松了警惕、悄悄越过了“红线”。如何安全度过“伸手旺季”?关键还是选择理智、做事磊落,清廉过年、坚守“干净”。

违规饭局吃不得。饭局“怎么吃”?参加饭局前请先进行“饭局三问”,一问谁买单,私人聚会“公款买单”是大忌;二问和谁吃,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饭局千万别参与;三问在哪吃,高消费豪华饭局不能去,私人会所和隐蔽、神秘场所的宴请更要慎行。坚决对公款吃喝说“不”,对管理服务对象等吃请说“不”,对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联谊会组织的各类活动说“不”。总之,只要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不踩纪律红线,饭局“怎么吃”就不再是问题。

公款旅游行不得。旅游“谁买单”?不论是开着公车去外地逍遥,还是拿着单位介绍信到景点“打白条”,亦或直接在景区乱开发票回去报销,甚至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你出钱我尽兴”……这些“老毛病”“新花样”,都无一例外地触碰了纪律红线,严重违反了党纪条规。假日出游,安心舒心最重要,千万别让旅游变“旅忧”。广大党员干部也务必切记:公私要分明,三思而后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公家买单”的事儿绝对不允许。 婚丧喜庆别大办。有的党员干部完全无视“史上最严限宴令”,你说你的我办我的。有的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把管理服务对象挨个请了个遍,一次酒席进账不菲,敛财性质昭然若揭。还有的则开着公车去迎亲,公家物品随便用,把

中央及省上要求当成耳边风、“毛毛雨”。礼尚往来本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婚嫁庆贺也是人之常情,婚丧喜庆正常操办无可厚非,但大操大办不可取,变了味的宴席更要不得,因为如若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甚至借机敛财,那就为党纪所不容了。

馓子飘香,年味渐浓。在即将到来的猴年春节里,党员干部务必时刻提醒自己,莫忘自己的身份、莫忘纪律和规矩的约束、莫忘群众的监督,过一个节俭、文明、廉洁、祥和的新春佳节。(李彩芸)

18. 拼车回家须防法律风险

张智全

不以盈利为目的“拼车回家”虽得到支持,但盈利与否如何界定,出现纠纷如何定责,仍是需要直面的法律问题。

春运返乡“一票难求”,不少游子选择拼车返乡。交通运输部日前也明确表态,支持不以盈利为目的“拼车回家”。然而,盈利与否如何界定,出现纠纷如何定责,仍是“拼车一族”需要直面的法律问题。

拼车回家热潮的兴起,是春运交通运输不堪重负的直接缩影。顺路拼车回家,既解决了返乡者交通运输不便的燃眉之急,又缓解了公共交通不足的难题,从本质上说,拼车回家是对公共交通运输的有益补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拼车回家虽然带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但前提是必须要得到法律的认可。虽然交通运输部支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拼车回家”,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不盈利难以界定,且各地的执法标准不一。车主因收取了拼车者的相关费用,即使只是相互分摊了必要的燃油费和路桥费,也有可能被运管部门以“非法营运”之名予以查处。一旦被查处,耽误行程、让回家之旅变成“烦心之旅”自不必说,更有可能会因双方起初的约定不够明确,发生“非法营运”责任承担的纠纷。至于那些通过拼车平台明码标价的拼车,本质上已属于盈利营运,拼车者更要注意防范车辆被查扣后潜在的法律风险责任。

搭乘有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回家也好,顺路拼车返乡也罢,最为关键的是要平安。恰恰在这方面,拼车中的私车因车辆性能状况不可能做到最严格的检查维护,以及车主的驾驶技术并非完全过硬等因素,加之不少私车保险责任购买金额明显偏低,存在的行车安全隐患也最大。如果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保险公司在查明事故系车辆性能质量状况等问题所引发的情况下,就会拒绝理赔,拼车者极有可能难以及时足额追索赔偿款;如果发生重特大致人伤亡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拼车者或亲属获得赔偿更是遥遥无期。退一步讲,即使交通事故不是因车辆性能质量问题所致,如果车主购买的保额过低,拼车者也会面临赔偿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光明媒体观点”2016年2月号

1. 节后股市的“猴市”特征更明显

2. 四道加法应对世界性难题

3. 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

4. 休眠空调,为政之耻

5. 无法取暖的敬老院让社会心寒

6. 本土节日该向洋节学什么

7. 景区“拥堵红线”不能成摆设

8. “抢红包”的考题尚待深解

9. 高校经费怎么投才能用到点儿上

10. 鳇鱼宰客,是谁在助刀

11. 对国人狂买奢侈品的喜与忧

12. 接父母来京过年应成新潮流

13. 转变旧习俗,享受“春节蓝”

14. 手机真是亲情的大敌吗?

15. 7天36亿,不代表“跑赢”了观众

16. 最宁静春节,最该为市民点赞

17. 年味当随时代变

1. 节后股市的“猴市”特征更明显

谭浩俊

虽然1月份的股市十分糟糕,下跌幅度进入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前列,但是,在管理层的各种努力以及各项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节前的股市还算平稳,有了一些起色,也让许多投资者放弃了持币过年的打算,选择了持股过年。 但是,就在中国人欢度春节、股市休市的这段时间,外围股市却是风声鹤唳,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幕。在经历了持续下跌以后,大年初四晚上标普500再次下跌1.23%,盘中创出新低1810点,恒生指数也是新低了18446点,2月11日过完年的首个交易日下跌了3.85%,此外创新低的还有日经指数、德国DAX 指数、英国富时指数。

外围股市暴跌意味着什么,对广大投资者来说,当然是可以预料的事。因为,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很难有一个国家的股市能够在其他市场都暴跌的情况下独善其身的。

中国春节前后的这段时间,之所以外围股市出现暴跌,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有关。如果说美国加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利影响、冲击着其他国家市场的话,那么,美国经济再次出现反复,可能比加息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大。而从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日的表态来看,美国经济复苏似乎又陷入了新的困境。耶伦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指出,当前金融形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度在下降,股市下跌、高风险借款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借款利率、美元进一步升值。如果这个态势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美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因此,不仅加息的步子放慢了,甚至出现了要求降息的声音。

美国经济如此,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如此。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月8日发布的月度领先指标则显示,有迹象表明在未来数月内,中国经济将企稳,而美国和日本经济将有所放缓。这也意味着,日本年前启动的负利率政策,也在经济动能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作用回落了。如果没有新的政策跟进,日本经济会不会再度回落、再度走下坡路呢,实在难以预料。

而困扰股市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无疑是油价。原本以为,前段时间的价格回暖,能够支撑全球经济和股市等出现复苏或反弹,但是,很快地,油价又回到了30美元以内,继而让股市受到了更大的下跌压力。

可以预料,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在外围市场极为不利的影响下,不大可能以较好的状态出现,大幅低开也是大概率事件。有可能的现象是,管理层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提振股市的政策和措施,国家队也可能会根据节后股市的波动情况,做出是否入市的决策。一旦股市再度出现严重震荡,国家队是会很快出手的。

不过,对投资者来说,还是要小心为上,能够更加谨慎地考虑是否入市,是否抄底,是否介入。因为,节后股市更有可能是“猴市”特征明显。如果实在耐不住寂寞,还是要以估值偏低的股为主,而不要去炒高价股、炒概念股,尤其是估值已经明显偏高的“明星股”,要离得越远越好。

总之,节后的股市对广大投资者来说,是比较揪心的时刻,也是比较纠结的时刻。谨慎仍然是当前股市最重要的原则,也是避免和减少损失最重要的策略。(谭浩俊)

2. 四道加法应对世界性难题

章 正

2008年,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对涉案的104名青少年采取了帮教挽救的措施,并试行违法犯罪青少年轻罪违法记录消除制度。目前,瓮安

事件中的104名帮教对象中有94人的违法和轻罪记录被消除,有47人考上了大学。全省已有211名青少年违法或轻罪记录被消除。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青少年犯罪、吸毒贩毒、环境污染是世界上公认的三大公害。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仅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更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贵州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全国这一领域工作进展的缩影。

在预防青少年犯罪这一重要领域,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在2006年以来,未成年人和25岁以下青少年涉罪数、犯罪数占同期全部犯罪数的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中央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各级综治委专门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形成党委领导、职能部门和群团组织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综合治理+依法预防”——以制度化的形式让各方共同参与

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治教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重点青少年群体救助,这些工作应该怎么做?

早在2001年,中央综治委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2011年调整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以团中央为组长单位,明确22个部委为成员单位。目前,在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上,各省、市、县分别成立相应机构,形成党委领导、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齐抓共管的综合治理格局。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工作原则,不仅成为社会共识,也成为我国对未成人年司法保护的共识。近年来,从青少年最大利益原则出发,未成年人非监禁刑适用比例不断提高,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率控制在2%左右,不到成年罪犯重新犯罪率的三分之一,帮助青年少重新融入社会。

织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网络,我国形成了“两法一专章”为核心的法律格局。各级法院设少年法庭2300余个,专兼职法官7400余人。各级检察机关设立800多个有独立编制的未检机构。

2010年,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对1225名未成年罪犯进行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征:“一是侵犯财产为主要犯罪行为,占总数的80%以上;二是共同犯罪现象突出,占总数的84%;三是激情、冲动犯罪居多,占总数的65%;四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以下学历占7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量仍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比例一直维持较高水平。尤其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呈现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等新的特点,预防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标本兼治+源头预防”——从源头解决阻碍青少年成长的问题

互联网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隐身性和匿名性强,监控和追责困难,使之成为诱导青少年违法犯罪或利用网络实施犯罪的重要原因。

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诱导青少年犯罪,虽然多方联合开展的治理行动有明显成效,但问题依然存在;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青少年犯罪与长期沉迷网络游戏有很高的正相关关系;“网络欺凌”等恶意行为增多,这是传统的“校园暴力”向虚拟社会的延伸;网络对极端社会现象的放大和扭曲,青少年对社会的观察和判断缺乏经验,容易受到影响和煽动,进而采取过激行为而对社会造成危害。

为了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公安、综治、教育等部门加强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网信、工信、公安、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大力整治网络暴力色情及低俗信息,共青团组建网络评论员、网络宣传员、网络文明志愿者和青年好网民4支队伍,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相关部门联合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程,引导青少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从近几年被打掉的一些暴恐团伙特征来看,暴恐团伙成员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严重、年龄逐渐趋于低龄化。青少年始终是非法宗教、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势力重点拉拢侵蚀的对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开展新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专题调研,提出了有效预防青少年群体违法犯罪的工作方案。拍摄制作去极端化教育警示片,组织广大青少年集体观看学习;壮大网络评论员队伍,正确引领社会舆论导向;动员帮教辅导员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的民族团结和去极端化教育,引导青少年群体自觉明辨是非,抵御非法宗教活动渗透;与律协共同建立由500名律师组成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和权益维护律师志愿团,在全疆范围内开展“法制宣传365”青少年法制大讲堂活动1710场。

除此之外,新疆各级团组织排演了一批歌舞、小品、相声、情景剧,在农村、社区、学校、巴扎进行演出。和田地区编排表演的小品《暗路和明路》《两个帕台木》,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瓦哈比思想的危害和穿着黑罩袍的不良影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以人为本+专业预防”——引入专业力量帮扶青少年

具有不良行为青少年一直处于“家长管不了、老师很难管、社会很少管”的状态,存在转化工作难度大,如不及时矫正,将造成很大危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些青少年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群体、多样化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借助青少年事务社工等具备专业素养的社会化工作

了26个“阳光班级”,共招生1130余人,成功转化860余人。

各地在工作中对不同青少年群体因人施策:对于一般不良行为青少年,通过学校和家庭配合起来进行教育;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通过专业力量乃至必要的强制力量进行教育矫治;对于闲散青少年,实现经常性联系,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帮助;对于流浪未成年人,重点抓好救助、打拐两个环节,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人子女,重点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和心理阴影两个突出问题;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宁波市区建设区级“江东青少年成长辅导中心”及街道社区级青少年社会事务服务站60多家,打造12355“心灵花园”体验中心、阳光假日小屋等活动阵地15家,组建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化队伍80余人以及青少年事务社工等社会化工作队伍500余人,着力提升服务重点青少年群体的能力和水平。

北京对重点青少年群体分类指导,1650名法制副校长实现了全市中小学全覆盖;未保公益律师171人,年开展法律援助500件,提供法律咨询近1万人次;青少年心理咨询公益服务团成员200人,年提供心理咨询近5000人次。江苏省仅2013年,就帮教重点青少年22903人,其中19934人得到转化,帮教转化率达87%。(章 正)

3. 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

李秦卫

46岁的外出打工者在车站对前来送别的蹒跚父母突然一跪,这对“空巢老人”瞬间泪奔;听着77岁的老父亲“你干干净净地、勤勤恳恳地,就是不回来过年我和你妈也高兴”的微信叮咛,返城的公务员儿子眼窝发潮;长途车站,丧夫近20年的母亲把儿子的第一个月工资塞还给儿子,在说完“你刚找到工作,用钱的地方多,让它下了崽再孝顺妈”的话后,终于松开了紧握儿子的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转身走了……

“三六九,往外走。”几天之前,人们揣着满腔的激情与兴奋回乡。年过初六,人们又捧着满怀的深情与留恋返城。自古多情伤离别,网络上,指尖滑动之间,人们对那些返城感人故事的跟帖与点赞,让不舍的情绪疯长,让怀恋的泪水在飞。诗人说,“这一辈子,无论走多远,都走不出父母的视线;无论长多大,血脉中都会流淌着父母的温暖。”的确,当真正与故土双亲告别时,当看着母亲默默往行囊里装孩子喜欢吃的特产时,没有谁能心静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注重亲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期盼,还是“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的无奈,无论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

书意万重”的睹物思人,抑或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浓郁思乡,都是牵挂亲人和被亲人牵挂的亲情暖流。也正是因为有了亲情的激励和支撑,才让一个个客居他乡的游子在跋涉中哪怕遇上了狂风,也能把它唱成一首浪漫的歌;即便遇到了暴雨,也能把它读成一行醉人的诗。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在城镇化浪潮中,有的人选择留下,建设美丽乡村;更有很多人告别父老乡亲,走进城市灯火,尽管这里有艰难、有委屈,但更有机会、有梦想。无论身在何方,根都在故乡;无论走多远,亲情都是心灵的港湾。

“咱乡下人身上的朴实、勤劳、善良、节俭、诚实的品质,你进了城可不能丢。”电视剧里主人公给进城工作的儿子说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父亲对儿子的叮咛,不如说是民族传统的承续。学者说,“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民族既是一个血脉共同体,也是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包括注重亲情在内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是中国所以为中国、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标识。离别家乡“根”不丢,就是对团圆的精神守望,如此也才能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梁漱溟先生曾说:现代化的中国“是一棵新树,但他是从原来的老树根上生长出来的,仍和老树为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人也一样,走到哪里,都是爹妈的孩子,都流淌着亲情的血液。而亲情的陪伴与坚守,就是战胜困难、拥抱未来最大的能量;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就是尽职尽责、不断前行的最大动能。 有人牵挂的路程不叫漂泊,有人思念的日子不叫寂寞,有人关怀的岁月不会失落。春天,是憧憬与梦想萌发的时节,是愿望和筹划扬帆的时刻。离家,就是春天里在亲情守望中再出发,去用坚实的脚步丈量梦想,去为下一次归乡而奋发。(李秦卫)

4. 休眠空调,为政之耻

刘雪松

在山东郯城县的养老院里,有一样东西是只给看、不给开的。这就是空调。在这些养老院里,空调的遥控器“被乡里要回去了”。高峰头养老院负责人明确说过,低于零下5度再开。

低于零下5度,对于地处鲁苏交界的郯城来说,应该是个多年才能一遇的天气。所以高峰头养老院里,空调装了4年多了,也没开过一次。哪怕老人们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见温暖。

可当时“温暖”送进养老院,郯城县是豪爽过的:2010年安排专项资金45万元置了270台空调,次年又投入近30万元集中采购了160台空调,实现了全

装了430台空调,覆盖了全县的敬老院。这些设备也并非绝对闲置,郯城县高峰头敬老院负责人表示:“零下5℃以下再开。”另外,有病号的时候也要开启。为了避免老人自己开启空调,遥控器被统一收走。

这样一来,空调虽然没有永久闲置,但老人多数时间只能靠抖取暖。对照《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供热期间室内温度不低于十八摄氏度。此敬老院的温度距离条例存在天壤之别。

乡镇敬老院一般只针对农村五保户人群,每处敬老院里老人数量不多。可能因为敬老院规模太小,所以建设的时候没有规划集中采暖设备。如今依靠空调解决分散取暖的问题,节省了供暖设备的费用,又要支出高昂的电费。

这个费用,恰恰又挑战了乡镇敬老院的支付能力。乡镇敬老院是种特殊养老模式,供养资金来源渠道狭窄,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主要依靠上级拨款和村级自筹来解决。随着老人数量的增加,物价的升高,高度依赖政府拨款的敬老院,在并不弹性的拨款机制下经费常常捉襟见肘,无法支付取暖电费只是这个养老模式困境下的冰山一角。

在这个困境背后,首先是农村五保户老人的养老两难困境,无人照料的老人放手不管晚年不人道,而基层政府又无法维持他们体面地生存。敬老院养老问题的背后,更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特殊人群养老问题,高度依赖福利制度的养老机制函待突破。

如今,城市里面飞速发展的养老产业大部分是面向有支付能力的健康老人或半健康的老人。城市中特殊残障人群,无人照应又缺乏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同样要面临福利制度无力承担的问题。如果针对特殊人群的福利机制还没有理顺,有取暖设备而无法取暖的现象将越来越多。

我国用30年的时间达到了欧洲300年的时间面对的老龄化社会问题,在养老巨大的缺口面前,特殊人群的养老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敬老院转型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可以更好地保障敬老院工作人员的待遇收入问题。而对于提高敬老院的养老能力以及全面解决经费缺口问题,对于特殊老人的群体,除了各地政府大包大揽以外,更需要使用福利资金采购社会团体的服务,或者开放更多的社会慈善团体进入这一领域之中。r> 在养老问题步步逼近之际,这些特殊困境老人的养老,将成为社会养老中的最短板,和衡量文明发展的底线。不能再让无法取暖的敬老院出现,让社会心寒。(新京报社论)

6. 本土节日该向洋节学什么

周怀宗 李河

越来越开放的视野,和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丰富多元。

更多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乃至是节日文化成为大都市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本土原有的节日和外来节日之间的关系与冲突也从未消歇,2月14日,又是一年情人节,这个很早就已经被国人广泛接受的外来节日,何以迅速地进入当代人的生活,成为外来节日成功在本土落地生根的典范?讨论它的来龙去脉,或许能够给我们启示。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说,“其实在今天,讨论节日文化,特别是大都市中的节日文化,需要带入城市化、人口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等去看待,仅仅以中西问题去看节日问题,越来越成为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是崇洋还是多元

作为一个外来节日,情人节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成功地扎根本土,融入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比一些接受度不高的传统节日更具有生命力。

为什么一个外来的节日如此受欢迎?李河说:“讨论情人节这样的节日,首先可以做一些比较。比如说宗教节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宗教崇拜的传统,比如说过年进香,在乡村当然也有,但主要还是城市中更多,而在城市中,藏传佛教要比中土佛教更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些传统,它的仪轨,在进入城市后,有很明显的时尚因素,能够迅速成为一种时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和追捧。”

另外一个对比来自于乡村和城市,李河说:“乡村和城市也是不同的,在乡村中,传统节日的受众相对较多,洋节主要在城市、特别是大都市里比较普遍。在城市里,尤其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过洋节的更多。这就有了一个范围,并非是洋节更受欢迎,而是在一定的人群中,洋节更受欢迎。”

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的交流,更是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交流,李河说:“开放近40年,我们的城市化已经超过一半,大都市越来越多。现代都市的特点之一,就是外来人口很多。在城市社会学中,如果一个城市中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口,那这个城市是不发育的。反之,城市的发育程度越高,就意味着外来人口越多。而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度的人们汇聚在同一个城市,肯定会把不同的习俗带来。”

所以,面对外来节日,需要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李河说:“今天不同于30多年前,那时候刚刚开放,大家对洋节可能有羡慕、猎奇甚至崇拜。而在3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外来的文化已经入土扎根别生枝干。就如2月14情人节,现在还有3月14白色情人节,甚至韩国有12个情人节,也会随着韩剧进来。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讨论节日就不能仅以中西问题

来看,不能仅以是否崇洋媚外来看。而是要带入到城市化进程、人口多样、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中去看。”

仪式是否适应生活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在2月14日的情人节之外,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把中国的七夕作为我们自己的情人节,也有很多年轻人渐渐开始在七夕表达爱慕,加深情感。

但目前为止,2月14依旧是最受重视的情人节,差别究竟在哪里?李河说:“这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分开来说的,确实会有一部分人对七夕有兴趣,但亦有一部分人,他们本身就在涉外企业工作,因此可能会更接受2月14情人节。还有时尚的问题,一个现象如果成为时尚,自然会有很多人跟风。”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节日文化是否能够融入日常生活,显然是接受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李河说:“节日文化中,仪式性的要素是什么样的,往往影响着它的传播。2月14的情人节,人们互赠礼品、表达爱意,约会、看电影等,并且它的文化一直被不断地诠释,适应现代生活,因此年轻人没有接受上的障碍,甚至会追捧。相对来说,传统的七夕又是什么样呢?它的仪式性要素,配合的是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现代大都市里,哪里还能随处找到葡萄架?喜鹊也很稀少了。这样的情况下,假如我们说把七夕文化博物馆化,当然没问题,作为故事讲给孩子听也可以,但是要让年轻人接受这种方式,恐怕就有一定的难度和障碍。”

传统需要转化,需要新的创造,适应现代生活,李河说,“严格来说,七夕就是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传统时代,也没有情人节这样的概念,假如没有2月14日的情人节,七夕可能也不会和情人节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所以说,七夕情人节,本身是中西合璧的结果,这也是传统节日在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

情感是稀缺资源

不论是外来的2月14,还是传统的七夕,情人节如此受欢迎,成为社会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现象,究竟表现着什么样的现象,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原因? 李河说:“情人节的重要要素,就是情感的交换,它是以美好的感情为对象的节日,一般来说,亦可以作为通达婚姻的一种过程和途径。五四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感情上的解放,但事实上,传统的力量和惯性仍旧很大。当然,我们的传统中,同样重视感情,但也更加重视婚姻、家庭。并没有为感情设置节日,七夕和情人节联系起来,也是现代才有的概念,是当代人附会上去的。中国的传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是以婚姻为目的的,或者说,最终要把情

感的联结,变成家庭这样的经济单位、社会单位。”

以情感为目的的文化,在传统中缺少,在现代社会又如何呢?李河说:“理论上来说,婚姻、家庭应该建立在情感基础上。但在现实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很多没有经过心理、情感阶段,直接进入婚姻的,先结婚后恋爱,还有先结婚后也不恋爱的,甚至还有婚姻磨灭情感的,家庭琐事、生活压力等等,让原本的情感迅速消退。所以,现实是,年轻人的情感交往是一种稀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有了这么一个纯粹以爱情为目标的节日,它提醒人们,家庭重要,情感也很重要,要关注美好的情感,那么自然会非常受欢迎和认可。” 当然,广受欢迎的另一面,情人节也一直都受到批评,李河说:“这就是另外一面,当爱情止于两情相悦时,问题出现了。第一,有家庭的人该怎么样过节。第二,情人这个词在当今社会,很大程度上和腐败牵连在一起。第三是文化的问题,我们的社会虽然改革多年,但当面对情感的问题时,仍旧天然地为家庭辩护,家庭的稳定远远超过情感的需求。这一点确实需要学者们认真思考,情感和家庭到底是什么关系?”

情人节的启示

社会更加开放,世界越发变小,节日的交融,文化的传播成为天下大势,情人节大行其道,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更多了解文化传播的规律,更多体会社会变化的动态。

李河说:“在今天,首先应该充分注意到,洋节的流行,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配置的文化多样性现象。洋节的流行即是如此,它是社会变化的一种表现,仅仅以崇洋媚外、以中西之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外来文化,看待洋节,越来越成了一种简单化的思维。”

时代在变化,文化的传统也在变化,李河说:“前不久有一位国外的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的传统是垂直传统,就是从古至今。但在现代开放以后,水平的传统进来了,你的邻居,可能和你不是同一个地方,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人,他带来了他们的节日,你也跟着过了,时间长了,你自己也就开始过这个节了。”

这就是现代生活,就是现代文化,李河说:“现代社会,没有一个天然的结论,说哪个就是好的,哪个就是不好的,说本土的好,外来的不好,或者外来的好,本土的不好。没有这样的前提和结论,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环境中充分竞争,人们自由选择。”

毫无疑问,情人节是一个竞争中的胜者,它从一个外来节日,成功在本土落地生根,过程值得思考。李河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这当然

是好事,传统也应该受到重视。但是重视传统,复兴传统,并不能照搬传统,有一些东西,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的,适应的是那个时代和环境,当时移世易,当初的条件、环境都改变了以后,它要继续传承,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就需要创造性的转化。这种转化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并不是靠某些特定的方法,甚至是行政命令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完成的。”(周怀宗 李河)

7. 景区“拥堵红线”不能成摆设

张紫赟

春节期间景区拥堵成为网上最热的话题之一。有游客反映,年初三黄山风景区拥堵不堪,1小时路程走了5小时,直到晚上八九点,仍有不少游客滞留山上,一场休闲度假之旅变成累心之旅。其实,不止这个春节长假,景区拥堵已经成为一种假日病,严重影响国人出游体验。若要留住游客脚步,提升休闲质量,国内景区应当提升人流预警与疏导能力、优化应急措施;相关部门应加快优化假日制度安排。多管齐下,让游客假日体验迈上新台阶。

假日旅游原本为放松心情,如果景区敞开“大肚”超负荷接待,游客往往会疲惫不堪,甚至诱发不安全因素。孩子哭、大人叫、老人喘,摩肩接踵,只见人头不见景,游人哪有心境去欣赏好山好水好风光呢?况且拥堵之下,隐患重重,一旦发生踩踏或者其他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各大景区应核算出游客最大承载量,并制订相关游客流量控制预案。按理说,如果所有景区都能本着“舒适游”的原则科学核算,将游客数量限定在最大承载量之内,并且不打折扣完成实时监测、疏导分流、入口调控等流量控制流程,景点严重拥堵应会有所减轻。可现实是,对于一些著名景区,单日最大承载量的红线已经沦为摆设。

如果说拥堵前的预警与分流考验景区的科学管理能力,那么拥堵发生后如何疏导人群则考问景区应急服务能力。显然,目前多数景区在这方面应对能力仍显不足。例如游客反映的景区服务人员疏导不力、缺乏解释等,这往往会导致游客在拥堵环境中产生更多不满。

随着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消费正呈现“爆炸式增长”。短期看,国内景区应当重视优化升级管理水平,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有效监测、分流、调控人流量,为提升旅游品质、加快旅游业供给侧改革夯实服务基础;长远看,消除景区假日“拥堵病”,还应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更多错峰休假的探索,分流和缓解“集中式”休假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紧张,让百姓出游感受更美好。(张紫赟)

8. “抢红包”的考题尚待深解

陈静

“红包”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推广方式,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对监管机构来说,如何适应“红包”带来的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监管机构必须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

猴年春节期间,人们“抢红包”的频次和金额再创新高。数据显示,农历除夕到农历正月初五,微信红包总收发次数达321亿次,相较于羊年春节6天收发32.7亿次,增长了近9倍。其中,除夕当日的收发量为80.8亿次,3年狂增505倍。春晚期间,支付宝“咻一咻”抢红包活动总参与3245亿次,是去年春晚互动总次数的29.5倍。

当下,抢红包正在从节日伴奏曲演变为过年主题歌。不过,抛开热闹看门道,笔者想给广大手机用户提个醒儿。对普通用户来说,抢红包广告推广喊得山响,其实都是互联网公司在造势。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不管是支付宝觊觎用户社交链,还是微信尝试新技术,或者线下厂商和服务业希望通过一个个红包与消费者建立联系,说白了,仍然都是商家的营销推广,广大手机用户千万别因为抢红包而忘了过年团聚的本意。

当然,硬币都有两面。上春晚也好,“刷一刷”也罢,对年轻人来说,倒是一个可以趁势给家里长辈手把手科普一下移动支付的好机会。毕竟,移动支付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种种便利。移动支付的使用门槛不高,即使在偏僻地区,即便是上了年纪的群体,都完全可以学会并用好。

对参与发红包的商家来说,去年春节,商家借发红包之机发出大量优惠券,但其后因为说明不清、期限不明引来了不少“差评”。说到底,以积分、抵扣券形式发放的红包,商家应注意标明其使用条件、方法和期限,不能以为这只是过年的一个“乐子”,商家必须承担责任。此外,红包发放也不能“越界”。比如,不能用发放红包的方式搭售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也就意味着,抽奖式红包的上限不能超过5000元。

另外,对监管机构来说,红包已成为一种将会长期存在的企业营销和社交互动方式。但是,从去年以来,与红包有关的若干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破题。具体包括,通过互联网发放的红包如何征税、起征点如何计算、沉淀在社交网络用户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利息怎样归属、利用拼手气红包进行的变相网络赌博

如何打击和贿赂能否防范等等。

红包虽小,却折射出互联网技术与文化对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深层次改变。对从普通用户到管理部门的方方面面来说,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将是需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随着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与红包类似的产品还会不断出现。为此,监管机构必须积极适应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及时给予相应解决之道。(陈 静)

9. 高校经费怎么投才能用到点儿上

魏建国

【985经费分配更多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行政决定的过程,高校的规模、专业结构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别,但获得的985经费却可能完全一样

专项的执行必然在体制上要依赖高校的教务、科研、规划等职能部门,这使得大量的财权集中在处长们手里,而院长们没有权力

更高比例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既接受了高水平高等教育,又享受了相对较低学费的优惠,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这不公平】

增加公立大学自主权、鼓励大学间竞争和特色发展、加强问责,从而提高公立大学办学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的挑战。自主权不足也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扩大高校自主权也成为推进高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自主权的概念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例如财务自主、组织自主、学术自治等。财务自主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近,财政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早在2008年,财政部、教育部就发布了《关于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细化了综合定额生均拨款标准,增设了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和社会服务补偿经费,初步建立起了中央高校预算拨款的基本框架。

此次,《通知》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相关规定对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

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有助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经费投入举措,然而,从是否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实现的角度来衡量,我国已有的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大量专项限制高校财务自主权

专项在我国高校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专项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专项也可以较为迅速地传递政府的办学意图和办学思想。但是,专项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大量专项的存在限制了高校的财务自主权。这是在笔者调研高校中反映最为强烈和一致的一点。 专项存在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

专项过多,项目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没有体系化。从支出结构方面来说,中央高校的预算支出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目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比例在6∶4左右。据调研高校反映,目前的项目支出占比偏高。同时,项目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没有体系化。例如:本科教学工程专项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专项之间存在交叉;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与中央高校发展长效机制补助资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叉。

专项的分配行政色彩浓厚,不能很好地反映高校的实际办学需求。985经费的分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985经费的分配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决定或行政决定的过程,而没有根据更加客观的因素标准进行。高校的规模、专业结构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别,但获得的985经费却可能完全一样。在其他专项的申报、审批中,也存在类似的受主观因素、人为因素所影响的问题。

专项的运作和高校的经费统筹之间存在矛盾。专项使得高校在预算编制方面的自主权受到限制,从而使得高校在全校层面的统筹规划能力较为有限。 专项的存在也严重影响了校院二级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专项的执行必然在体制上要依赖高校的各个职能部门(教务部门、科研部门、规划部门,等等),这就使得大量的财权集中在处长们手里,而院长们没有权力,这样也就无法调动院系的积极性,无法鼓励院系基于各自的专业特色自主发展。

专项的不稳定影响高校的长远规划编制和日常的预算编制。以高校内部的科研机构为例,目前除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之外,其他的研究机构都没有专门的运行费拨款。高校多采用985、211经费对相关的研究机构予以支持。相关专项经费的停止或取消将使得高校没有资金来源来支持这些科研机构。

过多的项目还可能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专项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资金的使用范围、支出时限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一方面高校在资金使用方面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已有的专项资金又无法统筹使用。笔者调研的高校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二)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拨款的不足

在大学科研拨款中,应该使非竞争性拨款与竞争性拨款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非竞争性拨款通常由大学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受到拨款机构的约束比较少。

而竞争性拨款通常要受制于拨款机构的各项规定。相关的科研经费通常由负责科研项目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支配,大学不能统筹使用。同时,两类拨款方式也与科学研究中的自由探索研究和项目研究具有密切关系。

我国科研经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相当严重。自1985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竞争性项目拨款逐步取代了财政保障拨款,成为我国从事基础研究机构的主要经费来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央级科研经费(民口)中竞争性经费一度达到接近80%的比例。高校的状况也相当严峻。我国政府为大学提供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63项目、973项目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大型科技计划的竞争性经费,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包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所需的经费、满足大学系统内实体科研机构的基本运行经费,缺乏支持自由探索的经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财政部、教育部于2008年推出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但是在我国的大学科研拨款中,非竞争性经费还是远低于竞争性经费,结构仍然不合理。

(三)收费调整受到限制

在高等教育阶段,实行成本分担、收取学费,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已经成为解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紧张的通行做法。

我国在上世纪末实现高校学费并轨,实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根据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除国家另有规定外,5年内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目前,学费冻结的期限已经结束,但除了个别地区,学费和住宿费政策仍然没有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的学费水平在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高校间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差别。这一状况既不利于公平又不利于效率。就公平而言,有多项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在就读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中,具有城镇户口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农村户口,并且该比例还在继续上升。这表明更高比例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学生既接受了高水平高等教育,又享受了相对低学费的优惠。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这是不公平的。而对于就读高水平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学费资助则是更为公平的方式。就效率而言,长期的低水平收费不能补偿高校相应的办学成本,还会挤占其他的教学科研经费,不利于办学效率的提高。

(四)捐赠的功能尚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举办研究型大学最为成功的国家。社会捐赠对包括公立大学在内的研究型大学发展的贡献居功至伟。此外,美国大学的捐赠基金都由专业机构和人员负责管理和投资运作。通过多样化的投资工具进行市场投资,从而实现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捐赠在公立大学收入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还较为有限。

在我国,虽然2009年设立了中央高校捐赠配比制度,但是,捐赠在高校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相当低。此外,设立不动本的捐赠基金的高校还较为有限。在捐赠基金的专业化投资运作和税收优惠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通知》在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方面有哪些突破

从是否有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实现的角度来评价《通知》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通知》在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方面具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一)优化整合专项,采取客观化分配方式,提高中央高校的经费统筹能力

过多的专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央高校财务自主权的有效发挥。为此,《通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调整:

首先,将已有的用于改善办学条件、教学科研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13个专项,优化整合为6个专项。调整之后专项的数目大大缩减;同时,也降低了项目之间的重复交叉。

其次,在专项资金的分配中,改变过去行政色彩相对浓厚的分配方式,主要采取按照因素、标准、政策等相对客观的资金分配方式。调整后的分配方式提高了资金分配的透明度,促进了资金分配的公平性。

最后,在专项资金的使用方面,则强调高校对经费的统筹使用。例如:对于由已有本科教学工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专项整合而成的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主要目的是统筹支持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教师和学生、课内和课外教育教学活动,用于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由中央高校按照规定统筹使用。

以上改革措施有助于克服过去专项过多的一些弊端,可以让高校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各自的实际发展需求自主决定资金的使用范围,降低资金闲置和浪费的可能性,增加高校的财务自主权。这些改革措施最终将会增加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从而促进高校的内涵式发展与特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同质化的弊端。

(二)松动学费管制,鼓励社会捐赠,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

学费管制和社会捐赠不足是制约中央高校经费来源多元化的重要方面。为此,《通知》特别规定,根据“平稳有序、逐步推进”的原则,按照规定程序动态调整高校学费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学费自主权和高校财务自主权密切相关。学费收入是高校可以在全校范围内统筹使用的资金,高校收入结构中学费收入占比的增加有助于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此外,《通知》在学费和社会捐赠方面的规定将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促进高校财务自主权的实现。

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为了促进中央高校财务自主权的进一步实现,笔者认为,还需要继续推进中央高校经费投入机制的完善。

(一)进一步整合专项,提高高校经费统筹能力

目前整合过的6个专项还有进一步整合的余地。例如:目前已经由高校按规定统筹使用的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资金,可以考虑纳入中央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生均定额拨款,由项目支出转为基本支出,由高校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使用该笔资金。

(二)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科研拨款机制

目前,以生均拨款体现的教学拨款机制已经基本健全,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建立健全中央高校科研拨款机制的角度,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将其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合并,转为常规性的拨款,建立非竞争性的科研拨款制度。

(三)进一步完善中央高校多元化筹资机制

尽快落实学费调整政策,适度提高收费水平,体现办学成本。逐步改变高水平大学收费偏低的状况。此外,进一步完善捐赠配比制度。在考虑效率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公平。对一些因院校层次、专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因素吸纳捐赠能力较弱的高校,应该制定倾斜性配比政策。鼓励高校设立捐赠基金,应该重视捐赠基金的保值增值,重视专业化运作,取消一些投资限制措施,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应该免税。

(四)加强资金监管

落实高校财务自主权和加强资金监管是相辅相成的。首先,高校必须按照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实际要求,认真编制预算,并把决算做实。其次,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的事中监督。完善资金使用和监管制度,对于经费使用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依法予以追究。第三,要加强事后的审计监督。最后,加强高校财务公开。在一些高教发达国家,高校的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表、现金

流量表等,会在接受社会审计机构审计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目前中央高校的财务公开工作其实也在开展,但在公开的报表类型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当然,高校财务公开与整个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改革是紧密相连的。(魏建国)

10. 鳇鱼宰客,是谁在助刀

刘雪松

法治不彰,旅客的消费信心何来?消费安全何以得到保障?

你还在笑骂青岛大虾太黑的时候,江苏常州游客春节在哈尔滨“吃鱼花万元”的遭遇立即破了前者的纪录。应了当初有青岛人说的一句话,天下哪有不宰客的地儿?

哈尔滨这次,宰得既机智又勇敢。游客要7斤左右的鳇鱼,店家称了10斤4两,结账时算的是14斤4两。

更闹心的是,报了警,警察到店查监控,店家当着警察的面把游客给打了。游客陈先生称,口叼香烟的110民警给了游客两个选项:要么双方协商解决;要么拘留。陈先生最后选择了全额照付,买个安稳。

有这样的警察撑腰,店家不把刀磨快了都不行。它比青岛大虾事件派出所“我们管不了”、物价局“等明天处理”的消极放任更出格。当执法机构沦为看人下刀的地方保护伞,天下何处不宰客?

据最新出炉的大数据显示,中国游客春节出境游再创纪录:600万人,消费了900个亿。这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对于消费环境的信任与信心,以及对于旅游性价比的对照。哈尔滨一餐吃鱼的钱,已经抵得上一个中国的三口之家来回日本机票的钱。一盆青岛大虾、国内一线旅游景点的一张门票,就能抵上几张低折扣的出境旅游机票了,这个冤大头,谁也不甘当。

一句“宁去日本找骂,不去青岛扒虾”,倒尽了国人在国内消费发自内心的苦涩。每一次宰客,都说成个案。但不停涨价的景点门票是个案吗?青岛大虾之后的吃鱼被宰又是个案吗?云南女导游甲辱骂游客5分钟之后,再出现女导游乙辱骂游客“一毛不拔”还是个案吗?下一个个案会轮到谁?没人能说得清楚。

一个全世界垂涎三尺的消费大国,一个令世人眼红的购买力大国,本国的人在本国不敢玩、不敢花,宁愿把辛苦的积攒扔给别的国家作贡献,这个用脚投出去的票,难道真的仅仅是对同胞兄弟人心不古的失望?答案是否定的。关键还是对法治不彰的失望。

国内消费有陷阱,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这些年,连国家旅游局、工

商局等机构,都在逢年过节的旅游旺季发布消费陷阱警示。这是个奇迹。明明知道自己管辖的范围里有坑,职能部门不是去填坑补坑,而是提醒旅客别往坑里跳,显然是工作的着力点发生了偏差。法治不彰,旅客的消费信心何来?消费安全何以得到保障?整个中国,坐视着国人将拉动GDP 的这块肥肉往国外送,好像家大业大,没人在乎。

当旅游消费此起彼伏地做成一锤子买卖,当法治监管可以充满地域保护色彩的感情执法,所谓杀鸡取卵,只不过拿自家同胞开刀、拿自己今天的口袋赌生意的未来罢了。防不胜防的消费陷阱,仍显示当今国内法治环境的短板。此短板不补,谈何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地方当引以为鉴,补齐短板。(刘雪松)

11. 对国人狂买奢侈品的喜与忧

朱永华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继续保持世界主要旅游消费群体称号。中国游客被称为“行走的钱包”,财富品质研究院根据品牌库中2万多个品牌的营业收入估算发现,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其中,910亿美元在国外发生,占到总额的78%。也就是说,中国人近八成的奢侈品消费是“海外淘货”的。

在世界很多国家人的眼里,中国人是“有钱了”,面对疯狂购物的黄皮肤亚洲人,人们不再认为是来自日本、韩国或是中国的香港、台湾,而是公认为是来自中国大陆。鼓鼓的钱包,让国人在世界各地享受尊严甚至“虚荣”的同时,也把某种“暴发户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长期饱受贫穷与落后的中国人在经济迅速崛起之后,用几近疯狂的扫货甚至“报复”性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大病初愈”后的扬眉吐气。很显然,如潮的中国游客在国外疯狂购物消费,既是一种自信和经济实力的证明,也对拉动世界消费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角度看,是非常可喜和有积极意义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国人从未有像今天这样吸引世界的目光,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人赢得了世界的青睐甚至“攒足了面子”,无论传统文化价值观有何不同还是国与国关系的深浅,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有勇气来拒绝中国游客的入境消费,经济利益事实上已经大于某些政治分歧,合作共赢正在成为“国际共识”。表面上看,国人近八成奢侈品消费是在“海外淘货”,对拉动国内市场消费和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有害无益”,实际并非如此,世界市场早已进入“地球村”时代,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不是孤立的,尽管这些奢侈品牌大多出自海外,但与国内市场几乎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某些奢侈品甚

至就是“中国制造”,国人对奢侈品的青睐,在拉动世界奢侈品消费增长的同时,国内企业既是“受益者”,也在刺激国内企业提升创新信心和“工匠精神”,从长远利益看,显然也是利大于弊。

但也不能不说的是,疯狂购买这种性价比并不“实惠”的奢侈品,既是一种“浪费”,也是不正常心态驱使下的虚荣心作祟。更应当看到的是,不少中国游客热衷选购海外奢侈品,既不完全是经济实力支撑,也不是刚性需求,其购买心理冲动在于同样的奢侈品国内外价格的差距悬殊,而传统的消费心理也促使不少国人把购买到“便宜”奢侈品视为“划算”并以此为傲,收入的快速递增与传统落后消费理念的巨大反差,使得很多富起来的国人陷入消费的误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经济由落后到崛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烦恼”。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持续发展,国人的消费心理日渐成熟,这种有失健康的消费冲动,也一定会被理性所取代。

由此可见,在国人疯狂消费奢侈品,尤其是近八成奢侈品为“海外淘货”这一现象中有喜有忧,喜的是无论这种消费方式有多少盲从和缺乏理性,都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中国人的消费实力,国人在海外的消费狂欢,也是站在民间立场为国家向世界做年度发言。而忧的是,在这种疯狂国外扫货的消费心理中,更隐藏着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品牌产品的极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反而呈扩大蔓延之势,甚至连一盒感冒药都要选购日产。这种对民族品牌极不自信的不正常心态,尽管原因多方多面,但对于提升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确实弊端很多。泱泱大国和世界市场的最大消费群体,缺乏对本土品牌的自信与尊重,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创新创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绝对不容低估,因此,如何通过规范国内市场和通过严格的制度监管,来提升国人对本土品牌的自信和将国内市场培育成健康有序的“国际市场”,让墙内开花“遍地香”,这尤其值得相关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和尝试。(朱永华)

12. 接父母来京过年应成新潮流

与归

接爸妈来京过年,来回路线与主流客流方向相反;而回归春节本身,也是对春节的文化救赎。只要爸妈在,只要是亲情交融的地方,就是我们追求的家。 春节前夕,新京报和携程集团共同发起了“接爸妈来京过大年”公益活动,为在京留守岗位的一线员工父母提供了往返机票。其中,塔台管控员李岗工作九年来,只有一次回家过年,但今年他把爸妈接到北京过年,一起吃了年夜饭;而空乘国威,虽然除夕晚上仍然在航班上为旅客服务,但是大年初四,他还是

带着来北京的母亲一起逛了京城。

接爸妈一起过年,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让春节从农村走向城市,也正成为一种时代变迁的新潮流。

提起春节,我们始终绕不开一个词——春运。而春运对于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需要返家的人来说,都是一场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从大城市到老家乡下,单向性的臃肿客流让旅途疲惫不堪。但接爸妈一起过年,恰好回避了这个问题,来回路线与主流客流方向相反,大量的打折机票,充足的火车票源和并不拥挤的高速,让“春运”真正成为一种旅行,而不再是奔波。

而回归春节本身,接父母过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春节的文化救赎。近年来,一直都是年轻人感受乡村的颓落,“博士生返乡记”、“赌博成为农村春节的唯一娱乐方式”等感叹,折射出的是年俗的庸俗化。当条件足够允许,也是时候让父辈们感受城市的欣荣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春节,更像是农村的春节。诸多古老的春节年俗,都摆脱不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烙印。反而是如今的都市人,如果无乡下老家可归,过年倒会显得落寂、不合“规矩”。更多的人接父母去城市过年,能够让城市在春节中的地位不再那么尴尬,进而酝酿出适合这个时代和生活状态的新年俗,比如已经流行起来的春节游、预订特色年夜饭等等。

此外,正如“接爸妈来京过大年”公益活动中,很多参与人员,其工作都有着“不能离开”的特殊性。这个时候,与其回不了家,不如把工作的异乡当做家,把爸妈接来家中过年。其实,只要爸妈在,只要是亲情交融的地方,就是我们追求的家。如此,不仅能照顾到自己的工作,进而保障更多的人安心过年,还能让自己以及父母舒心,何乐而不为?(与 归)

13. 转变旧习俗,享受“春节蓝”

宋广玉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南京空气质量如何?统计发现,2月7日到2月13日,南京收获5个优良天,“春节蓝”效应明显。2月14日,南京空气质量继续保持优秀。实时数据显示,当天下午15:10,南京空气质量指数AQI 为35。其中,PM2.5日均浓度为14微克/立方米,PM10日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

南京市民能享受到“春节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春节期间主城区烟花爆竹禁放令的落实到位。禁放令之下,市民开始转变过年习俗,不再用燃放烟花爆竹来营造年味。江苏省环保厅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除夕和初五,由于烟花爆竹燃放,全省其他地方均出现中度到重度污染,但南京空气质量保持良好。环保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当天全国三分之二重点城市因燃放烟花爆竹陷入

“春节霾”,长三角25个重点城市中,保持空气质量良好的城市仅南京和丽水两市。

市民改变过年习俗支持禁放,也有一个过程。2015年春节,南京市第一次在主城区实行烟花爆竹禁放,市12345政务热线接到市民抱怨禁放的来电投诉多达上百件。因为老南京有句俗话:“过年听个响”,不少市民已经习惯在春节期间、尤其是除夕夜和初五迎财神日燃放烟花爆竹,在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迎春纳福。南京市烟花爆竹禁放政策曾纠结了20余年,从1994年全面禁放,变成后来的点开面禁、点禁面放,再到现在的主城区等常年禁放,原因也在于此。 此次全面禁放,得到越来越多市民的积极支持,这也是禁放成功、维护良好空气质量的重要基础。市禁放办统计显示,除夕至初四下午4点,无论是查处违规燃放案件、收缴非法烟花爆竹,还是举报违规燃放电话,同比均大幅减少。今年12345政务热线投诉禁放的电话不仅缩减到个位数,还有数十位市民来电要求在江宁、六合等地增设禁放区。

从习俗改变中获益最大的恰好是市民自己,得到休养生息机会的环境,给予“春节蓝”的回馈。这其实在提醒,严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雾霾,并非是不可治理的顽症。每个人习俗、习惯上的一点小改变,可能会发挥出巨大的蝴蝶效应,拥有吹散雾霾的力量。

正在热映的电影《美人鱼》中有一段独白:“当这个世界连最后一滴干净的水、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了,钱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段独白,值得享受着“春节蓝”的我们思考:如果我们的城市充满雾霾、呼吸不到一口干净的空气,再多的年味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不但要转变一些影响空气质量的过年习俗,进而还应将公共交通作为生活方式,将节能减排作为生产方式,全社会共同努力,把“春节蓝”变成“天天蓝”。(宋广玉)

14. 手机真是亲情的大敌吗?

段思平

在这个春节假期里,每个人真正能陪伴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有多少呢?《华商报》记者设置的小型调查问卷显示,在18个人里面,放下手机全身心陪同父母的只有3人。(2月14日《华商报》)

这样的调查结果,其实谁都能想到。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抛开手机一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更别说在整个春节假期内都放下手机。但是,手机与亲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关系,也不是说非要抛开一切网络工具、切断一切外部联系,才叫孝顺父母。如果说陪伴父母就一定要改变自己平时的生活状态,那么这种陪伴,也未免有些形式主义,难

免让人心不在焉。

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科技的发展,会削弱亲情的纽带吗?犹记得电视刚开始普及时,一些人也担心,电视减少了亲人之间的交流、夺走了亲情,但事实证明,一家人围着电视有说有笑,也是一种天伦之乐。如今80后、90后一代的父母,很多人也已经用惯了智能手机,在手机上给父母分享有意思的视频,在家庭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的动态,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亲情互动方式。科技不断进步、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亲情关系不会因此而疏远,只会因此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颗孝顺之心,手机并不会让亲情产生隔膜。当然,有些人一天到晚在家玩手机,不搭理父母,容易让父母对手机产生“醋意”。但这里面的问题不全怪手机,主要在人心。即便手机里有再美好丰富的世界,和父母聊聊天的时间总是有的,不愿意放下手机,要么是与父母有心结,要么就是不善于与父母沟通。这里面的问题,也不单纯就是放下手机就能解决的,需要坦诚对话与换位思考。

父母并不要求我们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放在他们身上,所谓的“全身心陪伴”,也不代表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做了。亲情本来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情感需求,不必过度追求形式,而是讲求一颗真心。孝顺父母,也不必拘泥于过年过节的特殊日子,而要渗透到生活的常态中去。只要我们记住这一点,就不必纠结在父母面前要不要放下手机的问题了。(段思平)

15. 7天36亿,不代表“跑赢”了观众

王彦

知道会火爆,但没人想到丙申猴年春节票房竟会火爆至斯———年初一至初七单日票房分别为6.64亿元、5.24亿元、5.07亿元、4.71亿元、4.49亿元、

4.27亿元、5.75亿元,任意一天票房都超过了2015年单日票房最高纪录。猴年的前7天内地总票房36.17亿元,票房金额比去年同期上涨67.1%,累计观影人次增幅高达78.24%。

眼见数据日日新,清华大学尹鸿教授对于内地影市大势又生几分笃信,“中国电影已连续13年高速增长,这在全球独树一帜。近10年,全球电影市场年增幅最多5%,而中国保持着35%以上的年均增速,2015年更是达到49%。”在他看来,中国电影市场在2年内全球登顶并非痴人说梦,“制作与消费双繁荣,这是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

热闹中的清醒自然也在学界产生另一种声音,有学者提醒:观众同市场共成长,只有“跑赢”了观众,比大部分观众更“高明”,中国电影才能有长久的发展。

上海大学聂伟教授亦有相似观点,“中国电影应在增长的抛物线抵达顶点之前未雨绸缪,将发力点从观众的需求逐步转向制作方的精品供给上。”

春节档渐成国产影片天下,文化亲近感赢得观众缘

比票房节节高更让人振奋的是,春节档力拔山川的均为国产片。《美人鱼》《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澳门风云3》3部猴年新片堪称春节档三大引擎。相比2006年《金刚》与《霍元甲》掰手腕,2010年《阿凡达》摘下春节档冠军,2014年《冰雪奇缘》占大盘大头,近两年的春节档蛋糕几乎全被国产片瓜分。回望过去7天内地影市,仅有动画电影《鼠来宝4》代表进口片取走区区百万元票房。

春节档渐成国产影片的天下,实为近年国产片份额提升的一道缩影。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2015年共有47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这意味着几乎每周就有一部亿元国产片诞生。2016年刚开年,国产电影“亿元俱乐部”又添8位新成员。相比之下,2015年的进口大片中,除了《速度与激情7》这一特例,好莱坞寄予厚望并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一大批影片在进入中国后,也就仅仅五六亿元票房规模,与市场的整体容量增长实难相符。

国产片屡有奇迹,进口片略显式微,尹鸿将之归结为观众半径的扩大。“过去的电影市场由大都市白领决定,他们影响一部电影的趣味、品格与票房效果。”他说,这两年情势陡转,3亿被电影圈称为“小镇青年”的观众日渐掌握电影话语权。“观影习惯来自文化背景,小镇青年绝大多数看电视剧长大,观影经验欠缺。”在尹鸿看来,如果说院线建设为三四五线城市的票房增长提供了硬件基石,那么一批令小镇青年获得文化亲近感的影片则是票房高企的内在因素,亦是进口片没能分享市场扩容红利的一大缘由。

“观众是识货的,目前电影不足以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

国产电影的繁荣已无需赘言。但不少学者看到了繁荣背后的矛盾,而这将成为电影产业持续繁荣的阻梗。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提出,眼下国产电影的产能惊人,但精品供给不足,“观众是识货的,目前的精品电影并不足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以春节期间的“三大爆款”为例,有评论认为,《澳门风云3》全靠明星与前作余韵撑场面,《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在特效之外乏善可陈,这两部在豆瓣上的评分依次为4.1分和5.9分。就连票房冠军《美人鱼》的评价也多为“有诚意,少亮点”,豆瓣评分7.4分。有影评人认为,影评与票房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小,从侧面佐证,写影评的多为观影经验丰富的“精英观众”,而买票入场的则是缺少实战经验的“普通观众”。在专业人士眼里,无论是去年的《捉妖记》《大

圣归来》《寻龙诀》,还是眼下的春节大热影片都有明显的短板,例如流连于想象的蜗居,所述故事大都限于池水风波,甚至带有逃离现实的色彩。这些影片票房再大,也无法承载“大剧情电影”的文化担当。

观众会成长,经验能累加,中国电影固然还有3至5年的时间能享受观众群快速成长带来的市场利好,可中国电影市场增长并非无极限。聂伟认为:“国产电影若一味沉醉于跟随观影需求,借此推高票房成绩,或将在一段时间的繁荣后遭遇危机。”相比观众偏好,电影的工业模式、技术硬件和叙事观念等方面都应当有3至5年前置性。国产电影只有在观众之前起跑,才不至于被观众抛弃。(王 彦)

16. 最宁静春节,最该为市民点赞

伍溟

“史上最严”的“禁燃令”,为上海带来了“史上最宁静”的春节。

而在长假之前,我们对“禁燃令”多少还有一些担心。今年1月1日施行的新版《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推出不久,不少人表达过对新规的“观望”情绪:“严法”会不会无力“责众”?执法又会不会应接不暇?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担忧最终都没变成现实。为了这个“最宁静春节”,各方合力协同,充分实现“共治”。我们看到执法力量全员出动,不愿漏掉一个死角;看到社区志愿者群策群力,共筑一道监督之网;看到媒体、村居倾力动员,将新规传递到千家万户;也看到市场监管部门严控源头,杜绝隐匿的燃放风险……

而在这背后,我们最该看到的,则是这座城市每位普通市民对移风易俗的支持与参与,对法治精神的尊崇与坚守。

“爆竹声声”虽已成为“年味”的一种象征。但想一想每年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空气污染、火灾隐患、安全风险、噪音危害,想一想环卫工们的清扫之苦、受伤者们的切肤之痛,这项悠久的年俗,越发成为现代城市的梦魇。

禁燃之所以有成效,离不开民意的支持。当酝酿多年的“禁燃令”通过地方人大立法的形式成为现实,其实也是一次民心的选择。而一道体现民意的法令要真正在社会有效实施,除了严格的执法、高效的动员,更需要依靠的,正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认同与自觉。

支持“禁燃令”的固然是大多数,但毕竟还有不少烟花爆竹的忠实拥趸,或是理性上支持禁燃、情感上却很难舍弃的人。这很正常。要改变一个多年的习俗总是艰难的事,需要变的不只是“手”,更有“心”。而在“禁燃令”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共识面前,几乎所有人都跨过了这样一道心理门坎。正是每个人心中

的自觉一跨,让“禁燃令”真正从文本变成了现实。

这些天报道中有则趣闻,说除夕夜警方接到市民举报,称其邻居疑似违规燃放爆竹,弄得楼里砰砰响。执法人员上门看到的不是爆竹灰,而是气球残渣——原来,这户爱热闹的人家特意吹了400多个气球,赶在零点踩爆,以此实现“禁燃”与“年味”的两全。这次虚惊一场的警情背后,恰是“禁燃令”在社会的一个生动投影——喜欢爆竹声声也好,反对燃放也罢,无论是执法者还是普通市民,面对法律,人们用不同的方式,默契地表达着对法律一致的捍卫和守护。 这种捍卫和守护,从小处说是管住了一个烟花爆竹,往大处说就是守住了一座城市赖以运行的规则意识,捍卫了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法治共识。法治是社会的基石,规则是法治的先导,而规则的捍卫正来源于人的自觉。

猴年春节,上海市民用自觉行动交出了出色答卷。但考验并未结束:未来的一个个春节,“禁燃”工作能否因这份自觉的进一步提升而变得更顺畅?再作深一步探询,我们面临的其他种种考验,又是否能因这样的自觉而赢得破解的动力?这或许是更值得期待的。(伍 溟)

17. 年味当随时代变

梅剑飞

春节期间,在南京老门东、夫子庙,游人摩肩接踵。苏州山塘老街举行民俗活动,场面热烈。人们逛庙会、游老街,追寻浓浓“年味”。

伴随着时代变迁,和春节有关的庆祝活动有的会被淘汰,有的遭遇改变,都很正常。许多地方禁放鞭炮,这是社会进步文明提高的象征,却未必是年味的消失。我们欢度佳节,感觉到年味匮乏,应是在情感释放和心理诉求上渴望有得以满足的载体,现实恰是,要么这类载体少了,要么少了去寻找载体的心情。

从庙会和老街上无数兴奋的脸庞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熙熙攘攘的亲切,人群集聚的欢快,正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年俗气味。虽然庙会上非常拥挤,但人们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尽管在购物集市上挑选物品没有网购便捷,然而讨价还价的过程让人们体会到乐趣。人需要群居,人心的距离近了,就会在“人气”中获得存在和欢乐感。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之快,人与人交往日益虚拟化。过年期间,大多是小家庭之间互相走动,吃吃喝喝。如此,当然会感叹过年的乏味。走出家门,逛庙会看热闹,从传统文化中感受到过年的气氛,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所品尝到的年味,正是现代人过节需要填补的情感诉求。

一边在怀念过年曾经的热热闹闹,一边却是一些年俗渐渐式微。好在能抚

慰人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放下手机,走出家门,逛逛庙会,就能品年味。各地应在年俗形式上挖掘出更多的地方传统文化,创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让老百姓过节有处可去,有乐可寻。(梅剑飞)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媒体观点撷英 ”2016年2月号第3辑

1. “年味淡了”是对民俗的误解

2. 在场的监督,才是治不文明行为的药

3. 生肖猴,为何让洋品牌占了先机

4. 救人者原本就无须自证清白

5. 以春节为取景框 见证时代之变

6. 城市治理也要因需“破格”

7. 查处“泄露巡视秘密”,并非小题大做

8. 既然回家就别低头刷手机了

9. 戏曲传承 少不得青年领军人才

10. 为救护车让道应以守法为前提

11. 学会放手是因为有更专业的管理

12. 新加坡为何没有“号贩子”

13. 史上最严环保执法不容“耍赖”

14. 付费观剧渐成习惯

15. “回乡看中国”用眼还需用心用情

16. 清除儿童成长的“精神雾霾”

17. 清廉过节 勿踩“红线”

18. 拼车回家须防法律风险

19. 缓解交通拥堵,要打“组合拳”

20. 少放鞭炮,别让“年味”染“霾味”

21. 春天属于心有诗意的每一个人

1. “年味淡了”是对民俗的误解

郑土有

每到年关,都会看到人们发出“年味淡了”“越来越没有年味”的感叹。我想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传统年俗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的担忧,二是对民俗的误解。

毋庸置疑,传统年俗的部分仪式活动确实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二十六去吊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的场景在广大城镇乃至部分农村地区已渐行渐远。

其中,有些是因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自然变化,属于年俗的正常演变。如祭灶习俗,现在城镇居民家中甚至部分农村都用上了煤气、天然气,柴灶逐渐消失了,灶王爷没有了立身之所,祭灶也就逐渐消失了。又如春节食品,原来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做的,做好之后隔壁邻居、亲戚朋友互相赠送品尝,其乐融融,现在一方面人们无暇制作,另一方面商店都有销售,于是自家制作春节食品的习俗也就淡化了,其制作技艺也逐渐消亡。

有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如以往一度禁止在春节期间祭祀天地、祖先,把春节期间表达慎终追远、感恩情怀的信仰内容都禁绝了;这种情况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已大为改观。再如禁放鞭炮,鞭炮在春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在形式可以增添热闹气氛,内在心理方面则表达了民众在新旧交替之际驱邪除祟、祈福求吉祥的愿望。诚然,燃放鞭炮对环境会造成污染,甚至有时造成意外伤害或者引发火灾。但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改进鞭炮的制作工艺,使其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现有的技术能力完全能够做到。“一禁了之”则弱化了春节的氛围。

“年味淡了”,言下之意就是以往“年味浓”。但这只是部分城市人的感受,在广大农村地区,过年气氛依然是浓浓的,这从繁忙春运就可以看出,每到春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朝向一个目标——家(老家)——汇聚,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人们前行的步伐。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对春节的重视,许多仪式活动得到恢复,“年味”一年比一年浓,也就更加吸引人们返乡过年的愿望。

之所以产生“年味淡了”的感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俗的误解。民俗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是伴随着时代发展、技术进步、观念改变而不断变化发展的,民俗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年俗也是如此。试想宋代的过年和唐代的过年会一样吗,清代过年会跟明代过年一样吗?

例如,春节期间亲戚朋友之间互相“拜年”(走亲戚)是重要的习俗活动,它对于强化亲情、密切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起到重要作用。拜年习俗源自何时已难以考证,但至少到宋代,上层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便有用名帖相互投贺的习俗。当时的贺年片,用梅花笺纸裁成约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朋友之间在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互相赠送。明代,投寄贺年片风俗盛行。到了清代康熙年间,贺年片开始用红色硬纸片制作。当时时兴一种“拜盒”,

将贺年片放到锦盒里送给对方,以见庄重。普通百姓拜年没有士大夫那么讲究,只要有一定的礼物就行。通常是晚辈给长辈拜年或同辈之间拜年。客人登门拜年,先拜尊长,如厅堂上挂有主人祖先的画像,也需叩拜。拜毕,主人端出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果盘待客,再请客人吃具有春节特色的民俗茶点。小孩随往拜年,主人还要给小孩“压岁钱”。也就是说传统的拜年都是登门的。

现在春节期间,我们仍可看到全家老幼、提着大包小包拜年的人群。但同时,各种新兴拜年方式不断出现,电话普及后有了电话拜年,手机普及后有了短信拜年,现在的年轻人更热衷于微信拜年、发手机红包,这些在30年前都不可想象。同样,以往除夕夜“守岁”,全家老少围坐包饺子、吃零食、聊天,自1983年中央电视台有了春节联欢晚会后,看春晚已成了新的年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年味淡了”是个伪命题,今天的过年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无所谓年味淡了的问题。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已沉淀在每位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今天虽然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为了农事而酬神、祈神的目的已经淡化,但春节所具有的巩固亲情、联络感情的功能仍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其仪式活动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其承载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内涵则仍然鲜活。我们应有充分自信,相信民众的无限创造力,相信“年俗”的更新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郑土有)

2. 在场的监督,才是治不文明行为的药

兵临

要真正形成对不文明行为的纠治之效,关键在于复活不文明行为人周围的“在场者”,激发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促使大家都对不文明现象说“不”。 从今年3月1日起,在杭州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向车外丢烟蒂、抛果壳等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违者将受到处罚,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将被记录个人信用信息。前不久,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用立法方式把部分道德规范转变为法律规范。

将道德层面的不文明行为纳入法律规范,杭州的做法并不新鲜。在很多城市,诸如随地吐痰等行为早已纳入城市管理执法当中,将不文明行为上升为“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虽然有立法利剑,但从实践看,整治不文明行为似乎并没有“法到病除”,反而成为很多城市的一道难题。无论是集中专项治理,还是采取曝光等威慑方式,不文明行为总是形同城市的“牛皮癣”,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既有前车之鉴,那么杭州的立法能否找到新的破解之道呢? 从名称看,杭州

立法虽然也强调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罚,但主旨意图更倾向于倡导和促进。避免单一处罚而寻求更广泛的促进机制,这或许是杭州立法的一大亮点。

立法整治不文明行为,不能只盯着如何处罚。生活中,不文明现象体现在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立法很难作出清晰、明确的罗列并设计有效的处罚措施,执法更是难以安排充足的力量去全天候纠治。由于公权力治理的能力和精力都有限,你不知道会是谁、会在哪儿做出不文明行为。以往一些地方开展的集中整治,下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但效果既不明显也不持久。

仔细研究不文明行为的特点,就会发现执法并不是最有效的整治。不文明行为藏在人群中间,执法很难进行及时而准确的捕捉。要真正形成对不文明行为的纠治之效,关键在于复活不文明行为人周围的“在场者”,激发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促使大家都对不文明现象说“不”。实践中,90%以上的市民都看不惯随地扔垃圾、吐痰等不文明行为,但其中只有10%的市民表示曾经上前劝阻。不文明行为之所以顽劣难治,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在场监督”。

可见,针对极具分散性的不文明行为,执法者“以劳待逸”势必力有不逮,有效的治理途径就是激活公民“在场的监督”。杭州的《条例》明确规定:公民有权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不文明行为人辱骂、威胁、推搡或者公然侮辱劝阻人,将会受到处罚。我看重的不是杭州立法对不文明行为的约束,而是鼓励公民在遇到不文明行为时进行劝阻。对劝阻者的权利进行保障,对反抗劝阻者施罚,真正营造浓厚的“在场监督”氛围,或许才是治理不文明行为的“对症之药”。(兵 临)

3. 生肖猴,为何让洋品牌占了先机

金梁

一部植入百事可乐广告的《猴王世家》,讲述章家四代人一心坚持猴戏的宣传短片,一下子得到了猴年营销的头彩。百事在猴年说猴显然是为了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在情节上大打亲情牌和情怀招,不少人的微信圈为此广告频频刷屏。

无独有偶,肯德基年前推出了一个猴王套餐,凭着几个卖萌的孙悟空快餐玩具和《西游记》漫画,点燃了很多人尘封的记忆,遭到了70后、80后和孩子们的疯抢。

生肖猴,这个最传统的中国元素,如今却被一些洋品牌借此占得了春节消费市场的先机。不经意间发现,路易威登、阿玛尼、迪奥等诸多国际大牌纷纷为中国消费者设计“猴年限量款”,虽说他们设计的猴子并不够“中国味”,但愿

意为此买单的却大有人在。

不禁要问,我们的国货去哪儿了?

在这场与猴有关的营销大战中,为何洋品牌频频戳中消费者泪点,或抓准怀旧软肋?而我们的国货,如金丝猴奶糖之类的有着先天优势的本土品牌却集体“失声”,或仍处在贴猴年剪纸、挂猴年春联、发猴年红包的传统阶段。

传统文化固然不能放弃,但以文化推广市场恰可一举两得。借猴营销就是其中的例子。其实,每逢春节都是各大品牌商扎堆营销的时候,从“送礼就送脑白金”到“恒源祥,羊羊羊”,国货清一色的都是吆喝式叫卖;而洋品牌凭着一句“苦练七十二变,方能笑对八十一难”的走心营销,赢来了一片赞不绝口。

在猴年营销现象的背后,不得不为国货感到一丝担忧,而更多的应该是反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方式来推进结构调整,从而助力需求侧增长。作为供给端,能否以创新的理念引领需求端,正是不少国货“叫好不叫座”要补上的一课。

这几年,国货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日趋深入,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在不断提升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可市场依然还没打开。在跨境电商中,进口商品市场越来越大,出口电商相形见绌。都说是因为进口商品的品牌在国内已深入人心。以生肖猴为媒介的推广方式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部分国货在推广中的短板。如今越来越多的国货走向国际,如何让国产品牌在当地深入人心,或许需要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协同发力。

值得庆幸的是,在人们对商界这场猴年营销大戏的争议中,个别市场敏锐的国货品牌已成为优秀案例之一。鄂尔多斯出了生肖猴系列,农夫山泉推出了猴年纪念版包装,毫无疑问将会刺激他们的新春消费。在愈加激烈的赛场,国货的生产、销售商们应以新思维、新竞技赢得未来。(金 梁)

4. 救人者原本就无须自证清白

潘洪其

杭州的《条例》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为救人者免除了后顾之忧。在其他地方,法律法规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规定,救人者同样也不应当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如果受到被救助人诬陷和讹诈,自己纵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

将于3月1日起施行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倡导文明行为,制止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规范规定。《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被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或者主张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未尽合理限度注意义务加重其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这条规定涉及到近年来备受社会关切的“老人摔倒扶不扶”问题,因此受

到舆论的高度瞩目。

当地媒体刊出题为《救人者再也无须自证清白》的解释性报道,特别突出了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但是这个标题并不准确,容易让人误以为在《条例》颁行之前,在杭州救人都是必须要自证清白的。其实,迄今为止,包括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在内,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规定“救人者须自证清白,否则须对被救者所受损害承担责任”。现在杭州出台了《条例》,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为救人者免除了后顾之忧,而在其他地方,法律法规没有专门规定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救人者同样也不应当有后顾之忧,不必担心如果受到被救助人诬陷和讹诈,自己纵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

杭州的《条例》规定,被救助人如果指称救助人造成或加重了他的损害,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即应当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损害的确是由救助人造成,或救助人在救助过程中本可避免而未避免加重了其损害,否则指称无效。这条规定没有创造全新的法理原则,也没有针对救人者制定特别的保障条款,而只是将“谁主张谁举证”这个一般性法律要求,落实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上,进而明确了一个“文明行为指引”——如果看见有老人摔倒在地,旁人完全可以上前将老人扶起来,不必担心会因“说不清楚”而被诬陷、讹诈,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

救人者之所以不必担心,就是因为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被救助的一方承担,被救助的老人如果不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被救人者撞倒,那么不但救人者不会被判担责,老人自己可能还要因恶意诬陷、讹诈而被追究责任。杭州的《条例》虽然没有针对救人者制定特别保障条款,但针对“扶不扶老人”问题提出了“文明行为指引”,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救助行为中的法律关系,因此能够让更多的人敢于去救助他人,也让更多的人在得到他人救助后,即便是在情急之下出现了误判误记,也不能随便就对救助人反咬一口。从这一点看,这个“文明行为指引”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当然,现在人们为“救人者再也无须自证清白”感到欣慰,也不全是由于对《条例》内容的误解,更多的还是因为在现实中,“救人者被指肇事,发微博寻求目击证人”,这类救人者自证清白之事并不罕见。救人者多方搜集证据自证清白,一方面是被近年来出现的各种版本“彭宇案”误导,误以为因救助行为引发纠纷后,救人者必须自证清白,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未能做好宣传教育和调解引导工作,无形中助长了被救助人指认侵权者的随意性,让一些被救助人产生了某种“特权意识”,以为自己即便诬陷了好人,也不用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

从上述两方面入手,有关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应当向公众重点宣传“被救助人指称受损须举证,救助人无须自证清白”的道理,并依法厘清被救助人和救助人的责任与义务,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明确了相应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分配,将有助于解决好“老人摔倒扶不扶”问题,大力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提升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潘洪其)

5. 以春节为取景框 见证时代之变

左中甫

“潮涌如云,归心似虹。火车从蒸汽机跑到动车组,春运扬起的世纪号角,漂洋越山。”这是诗人笔下的春节序曲——春运,当然,它也是春节的片尾曲。有数据显示,30多年来,中国春运大军从1亿人次增长到2016年的近30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想想看,40天左右时间里,数十亿国人穿行在中国大地,这是一幅多么宏大壮阔而又不乏艰辛的巨画!

在学者眼里,春节理所当然成为当下中国复杂样貌的理想课题之一。单是以春运为取景框抓取的画面里,就包含了国家发展进步的诸多丰富信息,比如诗人所写的“从蒸汽机跑到动车组”这类特征鲜明的细节,比如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甚至还略胜一筹的高速公路系统等等;同时,它也浓缩了今日中国亟待破解的多重难题,比如城乡差距、沿海与内地差距、上亿农民工的梦想与期望……毫不夸张地说,读懂了春节特别是春运,也就读懂了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大致走向。

这么说或许过于“宏大叙事”,换个视角如何?实际上,每个个体在春节的亲身体验同样甚至更为真实、可信。从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起,人们用双脚丈量回家的路,用双眼打量从异乡到故乡之变,用内心体验包含在春节团聚里的世事人情。其间,也常牵动着时代的变迁印记、个体的成长记忆等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些个体生命体验构成了春节巨画上的些微细部,也是观察和理解这幅画卷的难得窗口,移步换景之间,往往蕴含着兼具温度和深度的真学问、大文章。

正因此,春节不仅通向团聚的幸福、节日的温情,同时它也理应成为一次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体验之旅、观察之旅、思考之旅。如果你是学生家长,不妨把春节作为孩子的一次社会实践,鼓励他们从书本走到地面、走向人群,增长对窗外世界特别是吾国吾民的感性认知;如果你是官员,不妨把春节作为一次原生态的调研考察,从中学习新知识、获取新经验、启发新思考,也更加真切地了解政策的绩效、人民的期待、民生的诉求;如果你是学者和社会问题

观察者,不妨把春节作为一次丰富和修正既有观察、研究结论的机遇,使之更接地气、人气,更加真切、笃实;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也无妨,通过春节可以强化与故乡的关联,触动你为故乡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之事,略表游子的绵薄感恩……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一书的末尾写道:“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流如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春节是通向亲情和家园的旅程,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上,它让我们的个体命运与成长、与故乡声息相通,与国家和未来紧密相连。诸君,在通向春天的旅程里,“慢慢走、欣赏啊”!(左中甫)

6. 城市治理也要因需“破格”

孙宏阳

全长近4公里的石榴庄路介于京城南三环、南四环之间,但由于建设方自身原因,这条路并没有验收达标并交付市政。通车了却没人管,好好的马路反倒成了秩序混乱的“停车场”。考虑到交通安全隐患,日前交管部门协调属地政府和施工单位,“破格”为这条被称为“三环半”的在建路装上了红绿灯和隔离护栏,回应了群众需求。

什么是“破格”?打破约束,不遵常规。道路“配件”的标准是死的,人的交通出行需求是活的。首都城市建设节奏很快,不少在建路都存在未完全达标先试着运行的情况。通过交管部门出招,属地政府出资,“破格”配置道路管理设施,服务保障市民出行,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

“破格”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应有路径,既要按规矩办事,也得以人为本。京城这么大,治理起来离不开严格细密的规矩,只有依法办事、依规治理才能一切有序。同样的,这么大一座城市,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只有瞄准群众需求,突破僵化限制,公共服务才能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城市运转才人性化,才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

这种“破格”,还体现在不能只扫自家门前雪,也要管管他人瓦上霜,关键时候需要“手伸长一点点”。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比如治理超标电动自行车,不能只靠交管部门路上查处,还要从源头上管理好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销售,只有质监部门、工商部门、交管部门通力合作,不留管理“真空”,才能真正达到治理效果。

依着群众的观感,城市治理涉及到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不能为”,而是“不

想为”“不敢为”,不主动担当,不积极作为。其实,有关部门不能总是怕麻烦、踢皮球,而应主动“找麻烦”,否则可能会更麻烦。比如,在治理“三环半”交通秩序上,交通队如果认为不是自己职责范围,一直不管,可能眼下从“规矩”上行得通,但秩序乱了,事故多了,最后还得由交警来处理,付出的精力不是更大么?(孙宏阳)

7. 查处“泄露巡视秘密”,并非小题大做

新京报

【贺家铁“泄露巡视工作秘密”被查,背后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正在到来。要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对泄露巡视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隐瞒病情之类问题的查处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起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日通报,湖北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贺家铁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其实早在数月前,湖北就风传贺家铁“落马”,在人们的想像中,八九不离十跟权钱交易之类情形有关。但这次中纪委通报,贺家铁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巡视工作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问题主要两条,目前看来,都不能算直接的权钱交易。

按照过去的标准和逻辑,贺家铁“泄露巡视工作秘密”可谓小事、“小节”,甚至可能被视为鸡毛蒜皮。特别是当我们拿它与某些大贪巨奸的问题相比较,就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比如去年被“双开”的山西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被查实的问题有7大类,有些涉嫌犯罪,“泄露巡视工作秘密”掩映其中,似乎不甚显眼。

但类似小题大做的看法,其实是一种陈腐的惯性思维,它将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又将腐败简单地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画等号,并且有着相对主义倾向,认为只有贪腐金字塔尖的少数人才是真贪,其他受贿几十万元、几百万元都算相当清廉的干部。至于泄露巡视工作秘密、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都是身在“染缸”难以避免的小节,不必过于认真。

贺家铁被查,背后是一个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正在到来。十八大标志着从严治党的开始,截至去年12月上旬,中纪委共查处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133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去年在福建调研时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 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正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所言,就

是“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简言之,把握一个“严”字,防微杜渐。和近几年查处的巨贪大奸相比,泄露巡视秘密问题不算特别严重,但泄露巡视秘密违反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不容姑息,严肃查处理属当然。 近一段时间,抓早抓小的案例已经不少,相比之下,还有比泄露巡视秘密更“小”的。比如山东省副省长徐珠宝日前辞职,据分析“系因隐瞒病情”。过去,带病坚守岗位被宣传为“忘我工作”、自我牺牲,但现在显然被理解为一种隐瞒重大个人事项的违纪行为。拖着病体坚守岗位不仅没有获得赞扬,反而丢官。可见党纪之网越织越密,从严治党越管越细。

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提出,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抓早抓小,目的是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而要让重处分、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少下去,对泄露巡视秘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隐瞒病情之类问题的查处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起来。(新京报社论)

8. 既然回家就别低头刷手机了

陈小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旁边,你却在玩手机”,这句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的话,道出了手机给人际交流带来的苦恼。春节临近,浩浩荡荡的“回家”大潮正在上演。这边厢,亿万游子步履匆匆,顶风雨雪霜只为回家团聚;那边厢,年迈的父母翘首以盼,望穿秋水,等待风尘仆仆的子女归来。

本该是互诉衷肠、嘘寒问暖的宝贵机会,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手机破坏了。身在家里,心已在手机里沉沦了。不少年轻人已经习惯捧着手机,把父母晾在一旁。多少次,父母热切的询问,只等来你心不在焉的“哦”“啊”;多少次,一家人围炉聚餐时,本该有不少交流,你却埋头刷手机;多少次,爸妈和你交流正酣时,一个手机提醒音就把你召唤过去……

手机抢占了本属于乡里乡情的“地盘”。曾经走街串巷、邻里寒暄的热闹不见了,满载温情的现金红包日益减少,打电话问候父老乡亲也逐渐成了非主流。手机正势如破竹地碾压温情脉脉的习俗。网络红包、祝福动画、朋友圈拜年……手机包揽一切,与此同时,家庭氛围也在逐渐改变。让我们抓狂的,不是和父母交流是否顺畅,而是手机信号是否流畅;让我们心急的,不是跟做好年夜饭的老妈表达谢意,而是晒上朋友圈求点赞;让我们兴奋的是,我抢到了一个一毛钱红包,而不是帮爸妈干了一个活……

不经意间,春节假期就会结束,当我们踏上回程时,才发现没看清父母斑白的双鬓,没听清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没来得及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拥抱。春节临近,我们呼吁返乡游子,放下手机,好好陪爸爸妈妈唠唠嗑,聊聊天,珍惜相处的每一分钟,听父母唠叨,跟父母分享拼搏的酸甜苦辣,让家里充盈着温暖的亲情,让春节充满浓浓的人情味,别让手机屏蔽了亲情,别让短暂的相聚留下遗憾。(陈小雁)

9. 戏曲传承 少不得青年领军人才

徐涟

沈铁梅来北京开会,顾不上吃晚饭,急着赶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出话剧版电影《奥赛罗》。“那种感觉真的很震撼,镜头的运用我们根本想不到!看电影像看话剧演出一样,还有中场休息!”前些天,她已经专程飞到上海,观看了一场话剧电影,想着把这样的方式引入戏曲,让经典的川剧剧目也能拍成好看的电影,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今天戏曲行业里的年轻人,有几个能有这样的冲劲和执着?川剧现代戏《金子》一鸣惊人,古装戏《李亚仙》再摘梅花大奖,随后又把经典川剧推至欧洲与美国……身为川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剧协副主席的沈铁梅,早已是功成名就。但她却一时一刻放不下川剧,心心念念的都是怎样找到好本子,塑造出突破以往形象的新角色;怎么样让重庆川剧院的年轻演员排出好戏;如何将现代技术手段引入川剧,扩大戏曲的传播力度,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她的艺术之路也曾有过坎坷,被商品经济的大潮裹挟而去,却终究抵不住川剧的诱惑而回归,终至欲罢不能,直至今天走向了当代戏曲表演艺术的高峰。 这些年,戏曲扶持政策一个比一个给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剧团最大的困难是经费问题,如今可以说哪个团排演新戏都不差钱。俗话说,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有了钱也并非万能,戏曲人才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事实上,人才的问题不仅是戏曲面临的问题,许多传统行业甚至政府公务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而戏曲艺术由于总体生态环境而面临的人才困境尤甚。年近百岁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老先生,感慨今天的扶持政策令戏曲艺术再一次碰上了最好的时代,但再好的戏曲扶持政策,如果没有优秀青年人才的不断加入,没有执着投入献身戏曲艺术的年轻人,这个职业就不可能会有未来。

这并非危言耸听。包括沈铁梅在内的戏曲领军人才,既是当代戏曲舞台上的佼佼者,也是戏曲艺术的得益者。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来说,她(他)们大多40多岁、50岁,最小的一位也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他们成长成熟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曾经得到过老一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尽管也受到经

济大潮的冲击,但“戏大于天”的观念深扎于心,所以才会全情投入、全力以赴。那么,今天的年轻人有愿意投身于戏曲这一行的吗?愿意加入戏曲队伍的,有艺术天赋吗?一位有才华又有志于戏曲的年轻人,会碰到大的发展机遇吗?如果他碰巧进入了某一个小剧种,想要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而如果没有一支心心念念于戏曲的年轻队伍,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参与,戏曲何谈传承发展?

相比于老一辈,或前一辈,今天年轻戏曲人的机会要多得多。大中小城市一流的剧场设施,执行几十年的京昆振兴计划,最近出台的戏曲扶持若干政策,各地出台的配套措施,以及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问题是,年轻戏曲人要面对的是横向的比较,是有房有车炒股的同龄人。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有几个能吃得住苦,把青春托付给前景并不确定的戏曲?而戏曲的要求又那么高!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扮相、嗓音,缺一条都不行。特别是十几年不间断的练功学习,与一夜成名的影视歌星相比,落差太大!这种横向比较带来的不平衡,其实也是整个社会年轻人面临的困境。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总要计算投入产出比,看看自己的“投资”值不值,这无可厚非。戏曲曾经是艺术王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如今没有了那种万人空巷的影响力,这是客观现实。多元化的世界里,不可能一枝独秀。更何况,戏曲也已经风光了一二百年了。客观地说,戏曲的受众面没有电影电视高,也没有综艺节目、歌星明星那么吸引眼球。即使是成名成家的戏曲演员,再红也红不过影视歌明星。

但平心静气地想想,哪一行里的佼佼者,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流行音乐的一夜成名,往往让人以为轻而易举,只是上天眷顾,但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一点也不少!据报道,韩国批量造星的那些艺术培训机构,实行的都是准军事化管理,受培训者甚至每天都在被淘汰的压力之下。千军万马挤在这条独木桥上,高强度的训练,能够承受下来的都不是弱者,更别提一次次的整容,在人身上、脸上动刀动斧,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承受?支撑他们的,是成为明星的梦想,这心底的渴望得有多么强烈!即使从无数竞争者当中杀出重围,闯入流行乐坛、影视娱乐行业,却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两年,甚至一两年,很快风吹烟散,小星星不见踪影;大量新人涌入,令竞争更加低龄化,也更为惨烈。那些成功的名利双收,那些不成功的呢,投入付出全打了水漂。看看每年艺考那黑压压的人群,能有几个明星冉冉升起?正合了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规律。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前不久,美国的一次彩票开奖更是创造了

10多亿美元的神话,几个中奖者分到手中的现金多达数亿人民币,真叫做不投入、高产出了,但这事儿想想可以,真等着天上掉馅饼啥也不干,恐怕就成了中国人笑话的守株待兔,不是疯子就是傻子。

相比之下,戏曲演员的艺术生命显然要长得多,舞台上的常青树并不鲜见,成名成家的演员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一方名流,即使年纪大了走下舞台,也可以成为戏曲传承人、艺术教师,带徒授艺,或转行做管理。这样的投入,相当于长线投资,回报时间长久,未必不如那些昙花一现的歌星影星。 当然,这样说有点庸俗,似乎在用利益吸引人才。事实上,未来戏曲人才,一定是那些真正对戏曲有感情、有兴趣的年轻人,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责任、有担当的年轻人。今天的生活条件早已大大改善,戏曲扶持政策也做好了戏曲振兴的一切硬件准备,就等着有志青年加入戏曲人才队伍,尽早成为戏曲领军人才,让传统戏曲艺术发扬光大。毕竟谋生只是手段,做自己爱做的事、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才是人生的目标。传承、环保、公益、慈善……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做了有意义的选择。(徐 涟)

10. 为救护车让道应以守法为前提

舒心萍

【避让救护车虽然是社会车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 因为避让不当而发生其他意外, 也将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浙江宁波市中心的晚高峰堵成一锅粥, 动弹不得, 而此时有三四辆私家车集体闯红灯, 还被网友齐声大叫“好样的”。这一幕出现在2月2日傍晚的江厦桥东, 也就是向来以“堵”著称的中山路上(2月4日《现代金报》) 。

私家车为给救护车让道集体闯红灯事件, 引发网友的关注和热议。不少网友都给予了点赞, 认为避让救护车是必须的, 哪怕自己违反交通法规。而对于闯红灯让道的做法, 当地交管部门负责人却表示, 不提倡闯红灯, 还是想提醒司机们, 让行首先要确保安全, 万一在让行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就好心做坏事了。

其实, 社会车辆避让救护车, 这是最基本的交通常识。但是, 在当今城市机动车数量暴增、道路交通暴堵的情势下, 社会车辆如何科学避让救护车却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比如, 在行车道上遭遇暴堵, 机动车一辆跟着一辆排成长队, 此时, 救护车陷入机动车拥堵的强大阵容里, 社会车辆即使想让也没处让。再比如, 类似上述私家车集体闯红灯为救护车让道的做法, 就突增引发交通事故的几率, 因为红绿灯是确保交通秩序和安全的公共规则, 车辆一旦闯了红灯发生了交通事故, 就如交管部门负责人所言, 好心办了坏事。

那么, 现实中, 究竟如何避让救护车才是最合理、最有效、最安全的做法呢?

以笔者之见, 还要把握好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依法避让。即避让救护车, 需要在不违反交通法规的前提下避让, 也就是说的依法避让, 而不是违法避让。比如, 在路况较好的情况下, 遇有救护车, 社会车辆应当主动并线让路, 让救护车先行, 遇有左右有救护车时, 也应当自动减速, 让过救护车。其二是安全避让。避让救护车需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 而不宜在行驶过程中采取急刹车或者闯红灯的避让方式, 因为周围存在许多不可预知和不确定的因素, 一旦采取措施不当, 很可能引发剐蹭、碰撞、追尾等连锁反应。

当然, 对于急救部门来说, 也应当转变观念, 创新方法, 以科技、智能等手段, 大力提升救护车出行的效率和安全。比如, 是不是可以通过提升救护车出行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借助GPS 定位指挥系统等, 提前避开拥堵路段, 选择最佳的道路行驶? 是不是可以把救护车分为两个等级, 一种是特急等级, 当遇有急危重病人时, 是不是可以请求交警支援, 帮助疏通道路, 以达到争分夺秒? 另一种是常规等级, 救护车上的病人尚不属于生命垂危的情况, 此时, 是不是尽可能按照救护车优先的原则来保障通行? 让社会车辆有序避让, 而不是紧急避让?

救护车属于特种车辆, 肩负抢救危重病人的责任。但是生活中, 各种救护的紧急情况等级不同, 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避让救护车虽然是社会车辆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但是如果在实践过程中, 因为避让不当而发生其他意外, 也将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笔者以为, 既保障救护车的优先通行权, 又确保交通安全, 这才是上上策。不然, 因紧急避让救护车而再发生其他次生灾害, 显然, 将带来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舒心萍)

11. 学会放手是因为有更专业的管理

李杏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保监会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直考试点的公告》,决定自2016年4月1日起,在天津、包头、长春、南京、宁波、马鞍山、福州、吉安、青岛、安阳、武汉、南宁、成都、黔东南、大理、宝鸡等16地试点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自学直考。

随着这份公告的出台,人们期盼已久的驾考制度全面改革正式启动。今后在试点地区,学车考驾照不一定要上驾校,也可以根据个人条件和需要,自行学习后直接报考。对越来越多想学开车的人而言,这意味着能够自由决定学习驾驶的方式,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当驾校不再是驾考必经之路以后,长期以来饱受诟病的驾校乱象也有望得到改善。

自学直考,将学习的方式交给人们自主选择,提供了极大方便。只要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政府主导考试把关绝对严格,学习方式因人而异,也不怕批

量出现“马路杀手”。政府抓大放小,申领驾照的人们得到解放,可谓双赢。 政府放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一大趋势,驾校市场改革只是其一。现代社会加速发展,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是对人的解放,也提升了社会运转效率,释放了活力。汽车时代的到来让考驾照的需求日益激增,导致传统驾校和驾考模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类似的问题在激增,不断向政府提出管理上的新课题。有些事可以政府直接操劳,有些无法包办,就要制定规则秩序、修订法律法规,让社会资源自我组织起来。

放权之后,管理需要考虑的地方更多了。事后的监管,秩序的维系,需要政府操更多的心,并没有落得轻松。譬如自学直考,涉及汽车识别、指导资质、道路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封闭的驾校变成了广阔的城市,政府再也不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守住秩序,必须和社会各环节有效对接。这个时候,管理向更现代专业的方式看齐,对自己提出了更高标准。

经济社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形态。简单一个驾考,看起来只是考试过关、申领驾照的问题,其实这是普通人走进汽车社会的第一道环节,很多人对安全、规范的认识,对公平、效率的理解,正是在这第一道环节产生了烙印。考试,不是向政府获取相应资质,而是公共生活的学习和训练,这是主动的参与,很多时候,社会文明都在这些细小的环节中酝酿积累,一点一滴构筑了我们的社会风貌。让管理更严格,秩序更严谨,也让社会资源更活跃,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和主动性,一定能见证社会更大的进步。

作为“把关人”的政府,在维护社会安全秩序上越是严守底线,严格把关,对社会也就越能感到放心,更有信心。(李杏)

12. 新加坡为何没有“号贩子”

陈济朋

我在新加坡当驻外记者的时候, 发现当地看病竟然是不用挂号的。

虽然不用挂号, 但是需要预约, 打电话过去, 说明什么症状, 然后实名预约, 需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总的来说, 不必担心约不上, 但一般的病症, 想要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 的确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至于急症, 则可以去看急诊。

为什么不需要挂号也能基本保证秩序井然, 没有号贩子来捣乱?

关键的机制在于医生无一例外会收取高低不同的诊费。也就是说, 医生凭借自己多年训练成就的专业服务, 获取相应的报酬, 而且是相当高的收入。即便是在公立医院, 诊费也是最主要的支出。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约3000新

元(1新元约合4.62元人民币), 一般感冒发烧到普通私立诊所的诊费是30~50新元, 公立医院看急诊或专科的费用相对更高, 除去政府补贴之后, 个人支付一般也超过100新元。

诊费有高低不同。一般社区的家庭诊所可以看头疼脑热的常见病, 收取的诊费最低, 稍高一些的是社区医院, 再高一点的是公立综合性医院, 最贵的是顶级的私营诊所, 医疗水平和服务均很高。但即便是在一般的家庭诊所, 患者预约好了再来, 也不会乱糟糟。

新加坡的诊费中也包括列表内的基本用药, 列表之外的药物才可以收取更多的费用;医院里的药店独立运营, 药品并不比社会上的药品贵, 而且患者也有凭处方在任何地方买药的自由。加上医生有合理的收入, 打击医疗腐败的力度也够大, 医生基本不必靠多开药来维持收入。

反观国内, 号贩子之所以有存在的土壤, 归根结底在于诊疗服务与收费脱节, 存在巨大牟利空间。挂号费几十年不变, 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变得不伦不类。如果说是医生的诊费, 显然太低;如果说不是诊费, 却又是花钱买来的就医凭证。 让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 辅之以严格的实名制挂号、信用黑名单制度等, 才能让号贩子没有牟利的空间。

至于诊费的水平, 怎样制定才算合理? 不妨参考新加坡的计算方法, 即根据医院所在地的人均收入数据作为参数, 来计算应该收取的医药费。这就意味着北京、上海、深圳的诊费应该高一些, 一般二线城市则相应减少。

医生收取合理的诊费, 还有其他许多好处, 比如有利于调动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层级合理分布, 减少医疗资源的滥用, 不必小病也跑到三甲医院去;有利于保证诊疗时间, 让每名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 减少矛盾。(陈济朋)

13. 史上最严环保执法不容“耍赖”

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要改变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违法排污企业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拒不执行环保罚单,是对新《环保法》能否成为“利器”、能否形成敢于碰硬环保执法新常态的严峻考验。

据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当地媒体报道,“齐齐哈尔环保局快被黑化集团整崩溃了!”从2014年4月15日开始,齐齐哈尔环保局已对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开出环保罚单29张。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处罚决定书,黑化集团却显得很淡定,该公司一名负责人对媒体记者表示:“罚就罚吧。现在我们厂比较困难,让我们付也没钱付”。

从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来看,黑化集团之所以会被开出多张环保罚单,可以说一点儿不冤枉,而完全是屡教不改下的罪有应得。仅以黑化公司75吨1-2号炉、50吨3号炉总排放口为例,2015年2季度监督性监测中发现总排放口烟尘浓度为1014.4 mg/m3,超标32.8倍,并在8月11日被开出10万元罚单。但在8月21日复查中,仍超标4.3倍,又被开出一张250万元罚单;10月13日再次复查,依旧超标4.31倍。

这种背景下,面对环保罚单,黑化集团表现出来的淡定态度,完全就是一副“要罚就罚,要钱没有”的耍赖架势。这种耍赖的架势,显然不仅是对当地环保部门执法尊严的挑衅,也是对“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的轻慢和蔑视。去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新《环保法》,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严”,正在于针对环保违法者制定了一系列空前严厉的处罚措施,如对于“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的排污企业,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等,更在于赋予了环保部门更大的权力,包括查封、扣押相关设备、行政拘留、罚款上不封顶、区域限批等。这些权力加强了环保部门的“装备”,使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监管执法时,可以底气更足,拳头更硬,下手更狠。

现在,即便是面对环保部门“按日连续处罚”的最严罚单,黑化集团也照样不以为然、置若罔闻,几乎就是要把环保部门“整崩溃”的节奏。如果从环保部门到地方政府再到司法机关,都对违法排污企业明目张胆的“耍赖”无可奈何或无动于衷,不仅不足以让“史上最严”《环保法》真正名副其实,也不足以在法治秩序层面充分捍卫“法之必行”的权威与公信,不能真正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对于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抗拒执法的环保违法企业,现行法律真的就没有办法应对处置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一,对拒不缴纳罚款的违法企业,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还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二,依据新《环保法》,除了罚款之外,对拒不执行的企业,公安机关还可以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其三,对于造成严重污染、涉嫌犯罪的排污企业,还可以进一步追究相关企业和负责人的刑事责任——依据《刑法》,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针对新《环保法》的实施执行,环保部部长陈吉林曾强调,一个好的法律

不能成为“纸老虎”,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要把过去环保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彻底改变过来,把守法变成新常态,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违法排污企业以“要罚就罚,要钱没有”态度拒不执行环保罚单,无疑是对新《环保法》能否成为“利器”、能否形成敢于碰硬环保执法新常态的严峻考验。这是一场不能输也输不起的战役,史上最严环保执法绝不容许“耍赖”。(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14. 付费观剧渐成习惯

徐晶卉

一向以免费著称的视频网站终于在去年举起了付费大旗,也带来了中国视频付费市场的快速爆发。日前,艺恩发布的《2015中国视频行业付费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视频网站付费用户规模达到2200万,较2014年的945万增长133%。保守估算,2016年这一数字可达到3500万左右。 报告显示,中国在线视频行业收入规模不断攀升,2015年前三季度已超过270亿元。尽管广告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但付费市场的崛起令人感到惊喜。整体来看,自2014年起,各家视频网站在付费会员人数和收入上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事实上,自2010年,各大视频网站开始尝试付费服务,随着国家打击盗版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移动支付的完善,为视频行业付费会员规模的快速增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目前,包括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视频等最大的5家视频网站都开启了付费业务。其中爱奇艺在12月初宣布付费会员突破1000万,占行业用户规模的45%,在一众视频平台中处于领先。

报告显示,片库的极大丰富、视频网站的差异化发展、以及电影窗口期的缩短,是引发越来越多用户关注和使用视频付费服务的关键。如在付费内容以及付费模式上的创新上,爱奇艺的《盗墓笔记》引爆付费狂潮和此后《蜀山战纪》开“先网后台”先河,成为了标志性事件。而乐视视频打造的《太子妃升职记》在意外火爆之后,乐视也试探性地在最后一集采用会员模式,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国内视频网站在经历了野蛮生长、残酷洗牌、跑马圈地、合并整合几个阶段后,逐渐形成了“几大寡头”的格局。随着战争主阵地从版权到自制的转移,几大视频网站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报告认为,今年五大主流视频网站的主要付费产品依然是电影以及有潜力的优质大剧,而纪录片、在线演唱会、教育以及体育等新领域也受到各家视频网站的竞相追逐,或成为付费的潜力增长点。(徐晶卉)

15. “回乡看中国”用眼还需用心用情

郭元鹏

春节回乡,您是否“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猴年新春到来之际,在一年一度人口大迁徙之际,由国家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指导开展的“回乡看中国”活动启动。网友撰写的作品、拍摄的图片,将在网络上实现实时播报。(2月5日《都市晨报》)

“回乡看中国”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旅程,这其实是对中国乡村的再认识,这更是对乡村的一种关注。乡村需要更多瞩目的眼睛,但是,“回乡看中国”需要的却不仅是一双眼睛,还需要一颗关注乡村的心以及对农民兄弟姐妹的情。 这次活动的组织划定了一个人群范围,主要是发动“青年观察家”感知中国乡村。在我看来这样的范围小了点,我们每一个回乡的人,都有责任“回乡看中国”。在外地为官的官员,在外地经商的商贾,无论是功成名就者,还是在人生路上的攀爬者,都有责任关注乡村。您是否“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的范围也需要扩大,回到老家当然希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应该关注眼下乡村存在的问题。

对于异地官员来说,需要看看那个“养育了我们的小山村”是否已经发展了。虽然这些官员是在外地为官,但通过感受贫困的真实面貌,体恤村民的现实困难,也能在工作的地方关注乡村的发展。对于富豪商贾来说,需要看看乡亲们是否还处于贫困之中,是否已经遭遇了环境污染的包围。如果能在“回乡看中国”中找回自己对乡村的感情,就能警醒自己不要把假冒伪劣商品送到农村,不以落后的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环境。多些心牵乡村的商人,何尝不是乡村之幸、农民之福?

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春节回家当成“回乡看中国”的生动之旅。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一篇篇的美文,一篇篇的论文,而是看过之后该咋办?是能不能把看到的问题解决好?只有每一个人在看了之后,多些用心用情的实际行动,去为乡村的改变付出行动,才能让中国乡村不在发展的步伐中掉队。(郭元鹏)

16. 清除儿童成长的“精神雾霾”

刘涛

在“精神雾霾”和商业之火的冲击下,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构筑一面坚实的防火墙,这是父母在商业或文化产品面前的基本责任。

眼下正值寒假,新春临近,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走进电影院,欣赏新鲜上映的影片。但你可曾遇到过这样的事:电影院里,母亲带着孩子观看电影,银幕上突然出现了粗俗不雅语言或色情、血腥画面,母亲惊慌失措地捂住孩子

的眼睛。

这样的场景,相信很多家长都经历过。比如前不久热映的电影《老炮儿》,就有不少粗俗语言;曾经票房大卖的《心花路放》等一批知名影片,色情、暴力画面也屡屡出现。电视、广告、图书、杂志等,也在生产着这类防不胜防的“精神雾霾”。而儿童,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许多家长曾无数次呼吁,电影生产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尤其在性、暴力问题上要有所“收敛”。然而,“精明”的电影人打量着父母们焦虑的目光,最后却在票房面前露出了异样的眼神。这是因为,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商品,遵循的是资本原则,是注意力原则,是面向欲望系统的生产原则。

面对银幕上充斥的各种“儿童不宜”内容,有人将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了分级制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电影分级制一直未能实施。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孩子们却在一天天成长。

怎么办?其实,对于一些可能存在不良内容的电影,父母应该为孩子把好第一关。比如《老炮儿》等所谓“重口味”电影,本就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电影里面大量的脏话和暴力色情场面,恰似一柄柄长剑,伤害着少年儿童的天真与纯净的心灵。那么,带孩子走进电影院之前,父母是否可以自己先去查阅、鉴别一下电影的“级别”?

不单单是电影,不雅内容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网络、电视、图书、杂志等都是“重灾区”,孩子们毫无防备地陷入了一个不设防的“风险社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最可以依靠的就是家庭,就是父母。

在“精神雾霾”和商业之火的冲击下,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构筑一面坚实的防火墙,这是父母在商业或文化产品面前的基本责任。这也意味着,父母需要腾出更多时间,不厌其烦地对孩子重复并明确一些信息内容的危害,这才是不失职的表现。因此,对于一些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产品,父母“提前做做功课”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可能对孩子身心产生不利影响的不良信息、不雅内容,父母在做功课之前,其实还有更大的“功课”要做,那就是提升媒介素养。“把关”并不是简单的时间付出问题。除了掌握儿童心理学知识,父母还需要学习更多的媒介素养知识,比如什么内容适合儿童观看,什么内容有助于儿童的精神健康,什么内容有助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等。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自发组建“妈妈评审团”,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尝试。比如当一部电影上映时,其中一位妈妈先去电影院打探一下,然后在虚拟平台上交流心得,其他父母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决定是否让孩子走进电影院。

其实,当某些底层的、结构性的把关体系还不明朗时,“妈妈评审团”可以推广为一种普遍的监护模式。随着越来越多“妈妈评审团”的成立,再加上专业人士的媒介素养培训,人们慢慢会形成一种价值共识,从而将那些有益孩子健康成长的作品遴选出来。可喜的是,现在一些视频网站已经启动这样的项目,组织父母和专家对媒体内容进行分级和评价。

当然,“把关”并不是简单的鉴定和遴选,尤其要教育孩子如何分辨、理解和消化文化信息,这便需要父母的陪伴、讲解和交流。要知道,在商业化大潮的冲刷下,文化产品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良信息、不雅内容。比如,不能因为《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有用平底锅砸人和“烤全羊”这样的画面,就完全予以否定。父母要拿出更多时间,给孩子更多的陪伴和讲解,如此才不会出现“幼童模仿灰太狼烤全羊烧伤同伴”这样的惊悚新闻。(刘 涛)

17. 清廉过节 勿踩“红线”

李彩芸

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春节是访亲会友、出游小聚的高潮期,这期间,个别党员干部在一片安定祥和的喜庆氛围中,立场暧昧、半推半就,逐渐放松了警惕、悄悄越过了“红线”。如何安全度过“伸手旺季”?关键还是选择理智、做事磊落,清廉过年、坚守“干净”。

违规饭局吃不得。饭局“怎么吃”?参加饭局前请先进行“饭局三问”,一问谁买单,私人聚会“公款买单”是大忌;二问和谁吃,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饭局千万别参与;三问在哪吃,高消费豪华饭局不能去,私人会所和隐蔽、神秘场所的宴请更要慎行。坚决对公款吃喝说“不”,对管理服务对象等吃请说“不”,对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联谊会组织的各类活动说“不”。总之,只要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不踩纪律红线,饭局“怎么吃”就不再是问题。

公款旅游行不得。旅游“谁买单”?不论是开着公车去外地逍遥,还是拿着单位介绍信到景点“打白条”,亦或直接在景区乱开发票回去报销,甚至接受管理服务对象邀请,“你出钱我尽兴”……这些“老毛病”“新花样”,都无一例外地触碰了纪律红线,严重违反了党纪条规。假日出游,安心舒心最重要,千万别让旅游变“旅忧”。广大党员干部也务必切记:公私要分明,三思而后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公家买单”的事儿绝对不允许。 婚丧喜庆别大办。有的党员干部完全无视“史上最严限宴令”,你说你的我办我的。有的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把管理服务对象挨个请了个遍,一次酒席进账不菲,敛财性质昭然若揭。还有的则开着公车去迎亲,公家物品随便用,把

中央及省上要求当成耳边风、“毛毛雨”。礼尚往来本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婚嫁庆贺也是人之常情,婚丧喜庆正常操办无可厚非,但大操大办不可取,变了味的宴席更要不得,因为如若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甚至借机敛财,那就为党纪所不容了。

馓子飘香,年味渐浓。在即将到来的猴年春节里,党员干部务必时刻提醒自己,莫忘自己的身份、莫忘纪律和规矩的约束、莫忘群众的监督,过一个节俭、文明、廉洁、祥和的新春佳节。(李彩芸)

18. 拼车回家须防法律风险

张智全

不以盈利为目的“拼车回家”虽得到支持,但盈利与否如何界定,出现纠纷如何定责,仍是需要直面的法律问题。

春运返乡“一票难求”,不少游子选择拼车返乡。交通运输部日前也明确表态,支持不以盈利为目的“拼车回家”。然而,盈利与否如何界定,出现纠纷如何定责,仍是“拼车一族”需要直面的法律问题。

拼车回家热潮的兴起,是春运交通运输不堪重负的直接缩影。顺路拼车回家,既解决了返乡者交通运输不便的燃眉之急,又缓解了公共交通不足的难题,从本质上说,拼车回家是对公共交通运输的有益补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拼车回家虽然带有明显的公益属性,但前提是必须要得到法律的认可。虽然交通运输部支持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拼车回家”,但问题的关键是,何为不盈利难以界定,且各地的执法标准不一。车主因收取了拼车者的相关费用,即使只是相互分摊了必要的燃油费和路桥费,也有可能被运管部门以“非法营运”之名予以查处。一旦被查处,耽误行程、让回家之旅变成“烦心之旅”自不必说,更有可能会因双方起初的约定不够明确,发生“非法营运”责任承担的纠纷。至于那些通过拼车平台明码标价的拼车,本质上已属于盈利营运,拼车者更要注意防范车辆被查扣后潜在的法律风险责任。

搭乘有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回家也好,顺路拼车返乡也罢,最为关键的是要平安。恰恰在这方面,拼车中的私车因车辆性能状况不可能做到最严格的检查维护,以及车主的驾驶技术并非完全过硬等因素,加之不少私车保险责任购买金额明显偏低,存在的行车安全隐患也最大。如果发生交通安全事故,保险公司在查明事故系车辆性能质量状况等问题所引发的情况下,就会拒绝理赔,拼车者极有可能难以及时足额追索赔偿款;如果发生重特大致人伤亡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拼车者或亲属获得赔偿更是遥遥无期。退一步讲,即使交通事故不是因车辆性能质量问题所致,如果车主购买的保额过低,拼车者也会面临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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