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 华盛顿共识" 。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 政府的角色最小化" 、" 快速的私有化" 和" 快速的自由化"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 ，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强调市场逻辑、反对国家干预。美国电讯和传媒领域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 ）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背景和经济政策背景在传播领域的反映。
中国需走出新自由主义影响误区
主要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该思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市场" 原教旨主义" 、倡导市场自由的竞争和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演变历程：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它的核心思想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经济学家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 滞胀" 局面，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重新抬头。为与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区别，称之为" 新自由主义" 。
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从理论、学术转变为国家政治的体现和意识形态的思潮，成为美英等国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 。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及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
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 看不见的手" 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 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 和" 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 滞胀" ，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 华盛顿共识" 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高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
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 华盛顿共识" 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 华盛顿共识" 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 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 ，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 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 、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 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 休克疗法" ，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说法：" 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 华盛顿共识" 。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
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中国怎么办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因为它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思潮的弊端与缺陷；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反思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理论与政策的影响，特别需要关注" 国进民退" 、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加强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责任，在继续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过程中，遏制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各种不利影响。 " 窃听门" 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今年夏天，英国最大小报《世界新闻报》因电话窃听事件成了世界新闻界的最大丑闻。" 窃听门" 事件的戏剧化发展、默多克本人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的遭遇，都成了全球新闻热点。但是，在讨论中很少被谈到的，是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危机，是自由主义新闻范式危机的戏剧性演绎；而这一危机，又与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存在着鲜明的互构关系。
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历史与政治
理想化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是这样的：私人拥有、商业广告资助和高度竞争与自律的新闻业、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政府的" 第四权力" 力量、以《纽约时报》所代表的专业主义水准和公共服务意识。这种模式的主导霸权与英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经济霸权相互同构，几乎取得了" 普世" 的地位，影响着当下世界各地有关理想现代新闻制度的想象。" 窃听门" 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彻底撼动了理想化自由新闻主义模式中的基本理论假定。
实际上，由广告商资助的、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英美新闻业，是特定的阶级政治考量的产物。如我在《传播与社会》一书中引证英国报业史的一项研究论及，在英国报业史上，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报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建立由广告商资助报纸的新闻商业模式，达到控制社会话语、建立资产阶级意识主导权的政治目的。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劳资阶级冲突的激烈化，英国劳工阶层和激进左翼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报业及其主导话语体制。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 堵" ，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后一种策略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商业逻辑发展中获胜。在1836年到1855年期间，限制报业全面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印花税逐步被
废除，英国报业进入了商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而激进的劳工报刊在市场和资本的挤压下，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
当然，资本并没有抛弃下层劳工市场。它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精英办严肃报纸的同时，为下层劳工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的小报。这些貌似站在下层民众立场的小报，挪用了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一部分修辞，倡导消费主义，并通过体育、娱乐和庸俗的八卦新闻吸引受众。虽然小报在自由主义理想新闻模式中没有任何地位，但是，它们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在整个传媒业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
默多克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1969年，默多克购得英国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同年，收购《太阳报》--《太阳报》是最能体现以上商业逻辑的政治性的报纸。
《太阳报》的前身《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 第三版' 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一起成了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
新闻伦理、行业自律
与专业主义的制度条件
随着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霸权地位的确立，英国报业" 市场革命" 所隐含的深层政治和阶级历史早就被遮蔽。广告商资助的牟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 自然" 状态，而且几乎成了" 自由的新闻业" 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 不自由" 的新闻业的代名词。冷战语境下东西方新闻制度的对立更强化了这种新闻观。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如《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一书所示，直到20世纪初，新闻应该全部私营并让市场来主宰这一观念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新闻业的多元化与国家有意识的资助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邮政系统对报刊业在邮资上的优惠和资助。这种资助大大降低了美国报刊发行的成本，使小型出版物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的流通成了可能。总之，国家权力对美国新闻制度的形塑，从来不仅仅在于新闻免于政府干预的" 负面自由" 。
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由于美国的政治地理特性，商业广告机制在报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之一是产业集中，垄断性的" 一城一报" 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和新闻业自律，成了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同时，李普曼等人所倡导的新闻不屈从于资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成了作为" 新中产阶级" 一部分媒体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带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媒体经济。媒体公司的" 经理人革命" 、家族企业的退出和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把传统的报业大亨推到了后台，经理人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开始主导媒体日常经营。广播的兴起，尤其是公共广播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建立，更对英美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中和作用。在美国，虽然商业广播占了主导地位，公共利益和本国控制一直是国家管制广播电视和节制资本的两个重要原则。
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作用，为媒体自律和专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性前提。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体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70年代推出诸如CBS 的《60分钟》这样高度体现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节目，部分原因就是在国家权力的保证下，由ABC 、
CBS 和NBC 三家商业电视寡头的垄断结构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以及体育与娱乐等高利润节目对新闻在媒体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针对商业性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容的倾向，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了广播电视内容方面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管制条款，尤其是著名的" 公正准则" ：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为了避免片面性，这一准则还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问题时，给予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
但是，处于专业主义高峰期的战后英美媒体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有精英主义和家长制的倾向，在论题和新闻议程设置方面相对狭窄。另一方面，这种以提供客观公正信息为主的新闻，因没有了政治激情和鲜明的立场而失去了其感染力。以BBC 为代表的公共广播就是例子。对一般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而言，这种精英媒体可敬不可亲；资本和政治右翼对此更是不满：公共服务和本国控制原则限制了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全球扩张，专业媒体人群在政治立场上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而媒体产业中工会的力量也太强。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颠覆性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呼之欲出。
默多克和新闻集团：
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报业的全面市场化是资产阶级针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部分，那么默多克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发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急先锋。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默多克所引领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挑战的是战后" 嵌入式自由主义" 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媒体专业主义文化对商业利益的钳制、国家管制对资本逻辑的羁绊。
默多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以" 撒切尔主义" 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革命。
对默多克而言，商业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盟。最著名的案例，一是在1984~1985年，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立场，一是在1986~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 1990年代后期，当英国工党以" 新工党" 的面目重新执政，并承认" 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了" 的时候，默多克已基本完成了其作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和意识形态教父的角色。
可以说，默多克在过去30年中与英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关系不仅仅是"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的简单交易，而是在推进新自由主义革命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联盟。英国政府不仅无法干涉默多克在传媒领域推进资本积累逻辑的强硬手段，而且还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例如，新闻公司最先被禁止进入英国电视业界。但默多克还是于1989年在卢森堡注册了专门面向英国的卫星电视频道天空电视。1990年，默多克的卫星公司兼并了另一家设在英国本土的卫星电视公司，在伦敦成立了" 天空卫视" 。虽然这一举动违反了刚刚生效两天的英国新电视法，英国政府还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默多克拥有的英国报纸与撒切尔一道，成为BBC 所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抨击者。在英国，《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经营上亏本，但在影响精英舆论方面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默多克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掌控了这两家报纸，使自己的媒体权力涵盖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到了" 窃听门" 前夜，英国现有的新闻管制条款已无法有效地阻止默多克全面并购" 天空卫视" ，从而实现其对英国媒体业更全面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 窃听门" 的曝光事实上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
而当一个国家要靠非常机遇来对付一个媒体集团的时候，自由主义新闻观中有关政府权力与媒体权力关系的假定，也就彻底被颠覆了。
默多克也是美国媒体业新自由主义化的急先锋。他在1985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购买美国的几家地方电视台，1986年组建了FOX 电视网，从而打破了美国商业电视由ABC 、CBS 和NBC 三家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对平衡局面。到了新世纪，默多克的FOX 有线新闻电视网，更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几乎成了茶党的非正式喉舌。
FOX 在美国迅猛发展，是因为美国国家权力和广播电视管理法规的改变。与撒切尔在英国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相呼应，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的传媒放松管制政策为美国媒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鸣锣开道，这也为FOX 电视网在美国立足大开了方便之门。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著名的" 公正准则" 于1987年在各种公共利益团体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废除。从此，评论者，尤其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信口开河，整个媒体意识形态迅速右翼化。需要强调的是，与其说下层民众天生就有右翼的政治倾向，毋宁说，媒体业主的阶级利益和基于广告的商业媒体，不欢迎那些既有左翼倾向，又有高收视率的内容。
在英美成功启动与推进了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从1990年代开始向全球扩张。到了2000年，新闻集团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子公司。把新闻公司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杆性公司和意识形态标兵，大概并不过分。
金融危机下的
新自由主义新闻秩序的危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有其辩证法。以默多克和新闻公司为代表的英美传媒业强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为自己积聚了财富与权力，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危机，为这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报业则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媒体一直在报道金融危机；但是，它们没有报道的是媒体业本身的危机，尤其是新闻业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由广告资助的、私人营利的新闻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这一危机的核心在报业，但危机的渊源在于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报纸一直是非常盈利的产业。但是，与1960和1970年代不同，传媒业主们不再把报纸当作事业本身来经营，而是把报纸当作支撑产业扩张的" 现金奶牛" 。他们通过减缩报业成本，从报业抽取高额利润，再用报业的利润来并购其他媒体。默多克就是这一经营策略的最精明和最著名的实践者。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放松管制为这些媒体在跨媒体并购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提供了可能；新技术和放弃本国控制原则为媒体资本扩张提供了新的疆域；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投资者把媒体业当作另一投机领域提供了金融和文化心理上的支持。
当然，这种策略的必然结果是新闻报道质量的下降、专业主义的衰落和极端商业主义对基本新闻伦理底线的践踏。" 窃听门" 是这一趋势登峰造极的发展。但是，整个英美主流媒体业最大的丑闻应该是他们在以下两件事中的表现：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不断重复有关萨达姆与拉登联盟和"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谎言；他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对华尔街投机者们没有起到任何监督作用。" 窃听门" 因为被新闻界侵犯的对象是失踪小女孩而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但是，有谁会想到英美新闻业的危机与伊拉克战争中那些无辜的牺牲者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些失去房子、工作的下层劳工阶级的关系？当世界舆论在谈论默多克和他的传媒帝国的命运的时候，更相关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化了的新闻业所维系的英美自由主义民主，又该何去何从？
结语：重构后危机时代的
新闻观念与秩序？
" 窃听门" 在英美引发了要求国家加强媒体管制的呼声并不奇怪。实际上，更激进的媒体改革声音一直在呼吁，英美新闻业需要一次对当年商业革命" 否定之否定" 的根本性革命。当下，在美国，一些媒体改革者在倡导美国政府通过财政和税收机制强力资助报业和调查性新闻业，包括资助订阅报纸、鼓励把现有盈利性但已无法靠广告生存的报纸转型为非营利机构，对非营利报纸实行新的优惠政策，通过设立国家基金扶持新闻，甚至由国家支付调查性记者的一部分工资等。
但是，这场讨论是否可以挽救英美新闻业于危机之中，从而导致" 一次自下而上的' 整风'" 或" 另一种形式的无暴力社会革命" （《南方周末》），还有待观察。同时，在我们讨论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美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帝国并不外在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也影响深远。例如，胡舒立在一篇《过度监管不是出路》的文章中就写道：" 媒体自律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无人能否认，窃听丑闻最终败露正是《卫报》等严肃报纸锲而不舍调查的结果。改进监管的方向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界的主导思潮，重申' 自由而负责任'...... 它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媒介自律优于来自国家权力的他律。"
在当下的中国，这番话语显然非常有针对性。但是，综上所述，这里有几点值得重申。第一，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新闻自由，而是谁的自由和干什么的自由：是公民的新闻自由还是作为跨国公司雇员的新闻记者和资本牟利的自由；第二，如上面的讨论所示，自律与他律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第三，"60多年" 的时间跨度掩盖了198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的重要区别，掩盖了英美新闻业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后的深刻危机；最后，《卫报》作为严肃报纸这点不错，但这里的关键性区别不是严肃报纸与小报的区别。《卫报》是一个叫苏格兰基金的非营利机构所办的报纸，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市场自由主义报业的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卫报》本身也面临着经济困难。今天，《卫报》捍卫了英美自由主义新闻的谜思，使一个世界传媒巨无霸不能全部吞噬" 天空卫视" ；明天，这个模式及其维系的民主制度还能靠它保住一片蓝天吗？
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 华盛顿共识" 。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 政府的角色最小化" 、" 快速的私有化" 和" 快速的自由化"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然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 ，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 强调市场逻辑、反对国家干预。美国电讯和传媒领域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 ）是新自由主义思想背景和经济政策背景在传播领域的反映。
中国需走出新自由主义影响误区
主要观点：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出现的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该思想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市场" 原教旨主义" 、倡导市场自由的竞争和个人主义、主张经济、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演变历程：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它的核心思想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经济学家同凯恩斯主义对抗，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在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 滞胀" 局面，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重新抬头。为与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区别，称之为" 新自由主义" 。
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从理论、学术转变为国家政治的体现和意识形态的思潮，成为美英等国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台的" 华盛顿共识" 。在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流经济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及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
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它泛指经济学中的市场自由主义思想。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市场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己的，因而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场的调节是" 看不见的手" 作用，私人活动取代公共行为；市场经济倡导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国内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及其内涵一直看法各异，但是其基本思想与核心内容应是有共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秉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走向极端。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大致是" 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 和" 全球经济一体化即全球经济美国化" 。
早期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而存在。20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经济的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近20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传散，使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 滞胀" ，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活、变异与盛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思想嬗变为全球垄断资本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20世纪90年代到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自由主义以" 华盛顿共识" 政策而被大多数转型国家所采纳。这一波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曾在美国的里根时期和英国的撒切尔时期达到高潮，美国和英国政府不仅仅使本国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时也
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并输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思想演变为" 华盛顿共识" 政策并传散到各国，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思想典型代表的" 华盛顿共识" 政策，从美英国家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不仅是美英国家大资本阶层的利益体现，其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 新自由主义的' 华盛顿共识' ，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 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 、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 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
从俄罗斯转型初期推行的" 休克疗法" ，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国内政策和国际背景，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施行分不开。甚至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按照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说法：" 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代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我国很多学者对此也有认同。
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理论政策对中国改革有影响吗？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的背景下，鉴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与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显露，人们开始关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中外一些人士看来，中国是这些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其理论政策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例外吗？对此，我们看看国内的一些主要论点。
第一，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理论产生影响。更多的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主要学说被引入中国20多年来，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语境中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理论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产权理论指导中国产权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国一度放松管制，特别是中国金融监管失利。在我国，也有少数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国改革成就归功于" 华盛顿共识" 。
第二，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政策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曾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给资本和市场留下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推至极端，从而影响中国经济政策，使中国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与性质。特征之一是主张效率就是一切，资本和利润是达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与标志；特征之二是动用政权力量为资本开路，为资本提供方便条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视普通人的权利。当前我国存在的诸多矛盾，比如贫富分化、消费不振以及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等等，恐怕都与前期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无联系。这是把资本的利益推至极端的必然结果。更有甚者，一旦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则会产生极端的腐败。
第三，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的正反面影响。对于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也有学者从其正反两方面加以评价。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所以能够误
导很多国家的经济实践，在于这一理论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盖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从而被广为传播。它们对于中国改革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初期，中国政治环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强调经济自由、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和充分竞争的精神。对中国改革来说，新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建立现代国家所必须的某些合理制度，诸如个人自由、私人产权、市场制度等等，而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尚未确立。对中国来说，市场监管的对象本身还远不够完整，中国需要强化监管，更需要构造市场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样，新自由主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使中国出现财富两极分化，社会严重不公、公民权利损失、社会矛盾激增、伦理道德丧失等问题。
中国怎么办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思考新自由主义及其政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因为它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和思潮的弊端与缺陷；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国不断输出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必然产物。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总结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同时，反思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对中国改革理论与政策的影响，特别需要关注" 国进民退" 、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加强政府在教育、卫生、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责任，在继续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过程中，遏制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 政策的各种不利影响。 " 窃听门" 与自由主义新闻体制的危机
今年夏天，英国最大小报《世界新闻报》因电话窃听事件成了世界新闻界的最大丑闻。" 窃听门" 事件的戏剧化发展、默多克本人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的遭遇，都成了全球新闻热点。但是，在讨论中很少被谈到的，是默多克和新闻集团的危机，是自由主义新闻范式危机的戏剧性演绎；而这一危机，又与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存在着鲜明的互构关系。
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历史与政治
理想化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是这样的：私人拥有、商业广告资助和高度竞争与自律的新闻业、自由主义传统和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所保障的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政府的" 第四权力" 力量、以《纽约时报》所代表的专业主义水准和公共服务意识。这种模式的主导霸权与英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政治经济霸权相互同构，几乎取得了" 普世" 的地位，影响着当下世界各地有关理想现代新闻制度的想象。" 窃听门" 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彻底撼动了理想化自由新闻主义模式中的基本理论假定。
实际上，由广告商资助的、以私人牟利为目的的英美新闻业，是特定的阶级政治考量的产物。如我在《传播与社会》一书中引证英国报业史的一项研究论及，在英国报业史上，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向资本的全面开放，是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报业的全面市场化和建立由广告商资助报纸的新闻商业模式，达到控制社会话语、建立资产阶级意识主导权的政治目的。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英国社会劳资阶级冲突的激烈化，英国劳工阶层和激进左翼通过逃避印花税的非法出版物开拓他们自己的话语空间，冲击现有的精英报业及其主导话语体制。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在如何有效控制这些地下刊物以及它们的声音的问题上，一部分统治精英主张用政府的力量来" 堵" ，而另一种策略则主张放开市场，通过资本的力量来达到支配主流话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目的。后一种策略在英国议会的辩论中以及随后的政策与商业逻辑发展中获胜。在1836年到1855年期间，限制报业全面市场化和资本化的印花税逐步被
废除，英国报业进入了商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而激进的劳工报刊在市场和资本的挤压下，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
当然，资本并没有抛弃下层劳工市场。它在为上层和中产阶级精英办严肃报纸的同时，为下层劳工提供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的小报。这些貌似站在下层民众立场的小报，挪用了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一部分修辞，倡导消费主义，并通过体育、娱乐和庸俗的八卦新闻吸引受众。虽然小报在自由主义理想新闻模式中没有任何地位，但是，它们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在整个传媒业中的地位，都不可低估。
默多克就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大得益者、推动者和集大成者。1969年，默多克购得英国最大的小报《世界新闻报》，同年，收购《太阳报》--《太阳报》是最能体现以上商业逻辑的政治性的报纸。
《太阳报》的前身《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 第三版' 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一起成了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
新闻伦理、行业自律
与专业主义的制度条件
随着市场自由主义新闻观霸权地位的确立，英国报业" 市场革命" 所隐含的深层政治和阶级历史早就被遮蔽。广告商资助的牟利新闻不但成了新闻业的" 自然" 状态，而且几乎成了" 自由的新闻业" 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政府补贴的新闻业成了" 不自由" 的新闻业的代名词。冷战语境下东西方新闻制度的对立更强化了这种新闻观。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如《美国新闻业的死与生》一书所示，直到20世纪初，新闻应该全部私营并让市场来主宰这一观念还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新闻业的多元化与国家有意识的资助制度安排有直接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国家通过公共服务的邮政系统对报刊业在邮资上的优惠和资助。这种资助大大降低了美国报刊发行的成本，使小型出版物在地广人稀的美国的流通成了可能。总之，国家权力对美国新闻制度的形塑，从来不仅仅在于新闻免于政府干预的" 负面自由" 。
同样，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特定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条件。由于美国的政治地理特性，商业广告机制在报业运作的必然结果之一是产业集中，垄断性的" 一城一报" 市场格局逐渐形成。到了20世纪，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和新闻业自律，成了媒体业主们防范国家干预其资本积累自由和维护私有新闻产业的政治和社会措施。同时，李普曼等人所倡导的新闻不屈从于资本的公共服务意识，也成了作为" 新中产阶级" 一部分媒体人自我身份认同的依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领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带来了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媒体经济。媒体公司的" 经理人革命" 、家族企业的退出和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把传统的报业大亨推到了后台，经理人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开始主导媒体日常经营。广播的兴起，尤其是公共广播制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建立，更对英美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商业原则和资本逻辑，起到了一定的抑制和中和作用。在美国，虽然商业广播占了主导地位，公共利益和本国控制一直是国家管制广播电视和节制资本的两个重要原则。
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作用，为媒体自律和专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性前提。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体制，之所以能在20世纪60~70年代推出诸如CBS 的《60分钟》这样高度体现媒体专业主义精神的节目，部分原因就是在国家权力的保证下，由ABC 、
CBS 和NBC 三家商业电视寡头的垄断结构所带来的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条件，以及体育与娱乐等高利润节目对新闻在媒体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针对商业性广播电视偏重娱乐性节目、忽略新闻时事内容的倾向，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了广播电视内容方面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管制条款，尤其是著名的" 公正准则" ：这一准则要求广播电视提供一定时段的时政节目；为了避免片面性，这一准则还要求广播电视在报道有争议的时政问题时，给予争论各方以均等的机会。
但是，处于专业主义高峰期的战后英美媒体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它有精英主义和家长制的倾向，在论题和新闻议程设置方面相对狭窄。另一方面，这种以提供客观公正信息为主的新闻，因没有了政治激情和鲜明的立场而失去了其感染力。以BBC 为代表的公共广播就是例子。对一般公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而言，这种精英媒体可敬不可亲；资本和政治右翼对此更是不满：公共服务和本国控制原则限制了资本逻辑的深化和全球扩张，专业媒体人群在政治立场上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而媒体产业中工会的力量也太强。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颠覆性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呼之欲出。
默多克和新闻集团：
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
如果说19世纪英国报业的全面市场化是资产阶级针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部分，那么默多克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代表，也是发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急先锋。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默多克所引领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所挑战的是战后" 嵌入式自由主义" 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媒体专业主义文化对商业利益的钳制、国家管制对资本逻辑的羁绊。
默多克对英国政治的影响要追溯到30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以" 撒切尔主义" 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革命。
对默多克而言，商业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盟。最著名的案例，一是在1984~1985年，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立场，一是在1986~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 1990年代后期，当英国工党以" 新工党" 的面目重新执政，并承认" 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了" 的时候，默多克已基本完成了其作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媒体急先锋和意识形态教父的角色。
可以说，默多克在过去30年中与英国两个主要政党的关系不仅仅是"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的简单交易，而是在推进新自由主义革命中的共同阶级利益联盟。英国政府不仅无法干涉默多克在传媒领域推进资本积累逻辑的强硬手段，而且还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例如，新闻公司最先被禁止进入英国电视业界。但默多克还是于1989年在卢森堡注册了专门面向英国的卫星电视频道天空电视。1990年，默多克的卫星公司兼并了另一家设在英国本土的卫星电视公司，在伦敦成立了" 天空卫视" 。虽然这一举动违反了刚刚生效两天的英国新电视法，英国政府还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默多克拥有的英国报纸与撒切尔一道，成为BBC 所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抨击者。在英国，《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经营上亏本，但在影响精英舆论方面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默多克通过交叉补贴等方式掌控了这两家报纸，使自己的媒体权力涵盖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到了" 窃听门" 前夜，英国现有的新闻管制条款已无法有效地阻止默多克全面并购" 天空卫视" ，从而实现其对英国媒体业更全面地控制。从这个意义上，" 窃听门" 的曝光事实上成了英国国家阻止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进一步扩张的唯一杀手锏。
而当一个国家要靠非常机遇来对付一个媒体集团的时候，自由主义新闻观中有关政府权力与媒体权力关系的假定，也就彻底被颠覆了。
默多克也是美国媒体业新自由主义化的急先锋。他在1985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后，购买美国的几家地方电视台，1986年组建了FOX 电视网，从而打破了美国商业电视由ABC 、CBS 和NBC 三家所形成的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对平衡局面。到了新世纪，默多克的FOX 有线新闻电视网，更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几乎成了茶党的非正式喉舌。
FOX 在美国迅猛发展，是因为美国国家权力和广播电视管理法规的改变。与撒切尔在英国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相呼应，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的一系列的传媒放松管制政策为美国媒体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鸣锣开道，这也为FOX 电视网在美国立足大开了方便之门。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著名的" 公正准则" 于1987年在各种公共利益团体的一片反对声中被废除。从此，评论者，尤其是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可以信口开河，整个媒体意识形态迅速右翼化。需要强调的是，与其说下层民众天生就有右翼的政治倾向，毋宁说，媒体业主的阶级利益和基于广告的商业媒体，不欢迎那些既有左翼倾向，又有高收视率的内容。
在英美成功启动与推进了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后，默多克的传媒帝国从1990年代开始向全球扩张。到了2000年，新闻集团已在5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子公司。把新闻公司看成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杆性公司和意识形态标兵，大概并不过分。
金融危机下的
新自由主义新闻秩序的危机
然而，事物的发展的确有其辩证法。以默多克和新闻公司为代表的英美传媒业强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为自己积聚了财富与权力，但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危机，为这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报业则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媒体一直在报道金融危机；但是，它们没有报道的是媒体业本身的危机，尤其是新闻业的危机。这场危机的实质就是：由广告资助的、私人营利的新闻商业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这一危机的核心在报业，但危机的渊源在于传媒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报纸一直是非常盈利的产业。但是，与1960和1970年代不同，传媒业主们不再把报纸当作事业本身来经营，而是把报纸当作支撑产业扩张的" 现金奶牛" 。他们通过减缩报业成本，从报业抽取高额利润，再用报业的利润来并购其他媒体。默多克就是这一经营策略的最精明和最著名的实践者。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带来的放松管制为这些媒体在跨媒体并购和扩大市场份额等方面提供了可能；新技术和放弃本国控制原则为媒体资本扩张提供了新的疆域；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投资者把媒体业当作另一投机领域提供了金融和文化心理上的支持。
当然，这种策略的必然结果是新闻报道质量的下降、专业主义的衰落和极端商业主义对基本新闻伦理底线的践踏。" 窃听门" 是这一趋势登峰造极的发展。但是，整个英美主流媒体业最大的丑闻应该是他们在以下两件事中的表现：他们在伊拉克战争中不断重复有关萨达姆与拉登联盟和"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谎言；他们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对华尔街投机者们没有起到任何监督作用。" 窃听门" 因为被新闻界侵犯的对象是失踪小女孩而触及了人们的道德底线，但是，有谁会想到英美新闻业的危机与伊拉克战争中那些无辜的牺牲者和2008年金融危机中那些失去房子、工作的下层劳工阶级的关系？当世界舆论在谈论默多克和他的传媒帝国的命运的时候，更相关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化了的新闻业所维系的英美自由主义民主，又该何去何从？
结语：重构后危机时代的
新闻观念与秩序？
" 窃听门" 在英美引发了要求国家加强媒体管制的呼声并不奇怪。实际上，更激进的媒体改革声音一直在呼吁，英美新闻业需要一次对当年商业革命" 否定之否定" 的根本性革命。当下，在美国，一些媒体改革者在倡导美国政府通过财政和税收机制强力资助报业和调查性新闻业，包括资助订阅报纸、鼓励把现有盈利性但已无法靠广告生存的报纸转型为非营利机构，对非营利报纸实行新的优惠政策，通过设立国家基金扶持新闻，甚至由国家支付调查性记者的一部分工资等。
但是，这场讨论是否可以挽救英美新闻业于危机之中，从而导致" 一次自下而上的' 整风'" 或" 另一种形式的无暴力社会革命" （《南方周末》），还有待观察。同时，在我们讨论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美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帝国并不外在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也影响深远。例如，胡舒立在一篇《过度监管不是出路》的文章中就写道：" 媒体自律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无人能否认，窃听丑闻最终败露正是《卫报》等严肃报纸锲而不舍调查的结果。改进监管的方向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界的主导思潮，重申' 自由而负责任'...... 它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媒介自律优于来自国家权力的他律。"
在当下的中国，这番话语显然非常有针对性。但是，综上所述，这里有几点值得重申。第一，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新闻自由，而是谁的自由和干什么的自由：是公民的新闻自由还是作为跨国公司雇员的新闻记者和资本牟利的自由；第二，如上面的讨论所示，自律与他律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第三，"60多年" 的时间跨度掩盖了198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的重要区别，掩盖了英美新闻业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后的深刻危机；最后，《卫报》作为严肃报纸这点不错，但这里的关键性区别不是严肃报纸与小报的区别。《卫报》是一个叫苏格兰基金的非营利机构所办的报纸，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市场自由主义报业的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卫报》本身也面临着经济困难。今天，《卫报》捍卫了英美自由主义新闻的谜思，使一个世界传媒巨无霸不能全部吞噬" 天空卫视" ；明天，这个模式及其维系的民主制度还能靠它保住一片蓝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