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说起来也有15年了。那时春天刚刚来临，树木吐着新芽。但冬天残留的寒气还是有点咄咄逼人。那时我还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一名负责为报社报道各种案件的记者。我正赶往案发现场，抢夺那些争夺读者眼球的“独家猛料”。听广播里介绍说，一个老人在家门前的便道上倒车时，意外地将几岁大的孩子碾在车轮下，孩子当场身亡。
当我到达时，警车和各种新闻媒体已经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努力朝里面挤了挤，终于瞥见一位身穿棉布衣、站在轻型货车旁的老人。所有的闪光灯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闪个不停，所有的麦克风都争先恐后地递向他的嘴边。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机械地回答着各种提问。大多数时间，他只是翕动着嘴唇，眨着眼睛，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终于放弃了对老人的纠缠。他们跟随警察走进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老人和我交谈的画面。遭受重大创伤的他，低头望着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围是一块刚刚挖好的花圃，里面还堆着黑黑的肥料。
“我刚把车倒在那儿，本打算把肥料播洒一下，”老人悲伤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小宝贝也跑到了门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后又无力地垂落下来。很显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的悔恨中。我离开他，向屋里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几分钟后，我终于搜集到足够的细节和小女孩一张5寸照片。我把它们揣进夹克里，然后又去厨房，因为警察说，孩子的尸体就放在那儿。
这时，每个来房子里寻觅信息的人都渐渐散去。警察们、记者们和摄影师们都带着自己的“成果”满意离开，我终于也有机会走进厨房探视一番。于是，我看到下面的场景：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是一张雪白发亮的床单，裹着小女孩娇小柔弱的尸体。丝丝光线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给它抹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不知道老人是何时摆脱人群的叨扰，来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侧面对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着孩子的尸体发呆，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没有任何瓜葛。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昭示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老人向前倾了倾身子，伸出颤抖的手，从头到脚，一遍遍抚摸孙女的尸体。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把脸悄悄地贴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动作轻柔而细腻。然后他就保持这样的姿势，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张唯美、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将产生。我估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强度，调整好镜头和距离，拧亮闪光灯，举起相机，准备将这副难得的画面记录在胶卷上。
如果拍摄出来，这张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闪耀在阳光下的白发、裹在被单里的孩子、挂在窗边墙上的世博会纪念品和黑色铁三角炉架都烘托出这个家庭的简朴气氛。窗外，忙碌的警察们正检查那个肇事的车轮，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拥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却迟迟按不下快门。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张照片有太大的叙事价值，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又不愿意闯入这位可怜老人内心的悲恸世界，撩开他的伤疤，展示给各位报纸读者。
最终，我悄悄放下相机，偷偷地走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当然，我也从不敢告诉上司和同行我错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图片。
每一天，新闻广播都会展示数不清的、表达痛苦与绝望的图片。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反而成了满足大家猎奇心理的娱乐手段。每当看到这些新闻时，我都会想起那一天。
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
这件事说起来也有15年了。那时春天刚刚来临，树木吐着新芽。但冬天残留的寒气还是有点咄咄逼人。那时我还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一名负责为报社报道各种案件的记者。我正赶往案发现场，抢夺那些争夺读者眼球的“独家猛料”。听广播里介绍说，一个老人在家门前的便道上倒车时，意外地将几岁大的孩子碾在车轮下，孩子当场身亡。
当我到达时，警车和各种新闻媒体已经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努力朝里面挤了挤，终于瞥见一位身穿棉布衣、站在轻型货车旁的老人。所有的闪光灯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闪个不停，所有的麦克风都争先恐后地递向他的嘴边。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机械地回答着各种提问。大多数时间，他只是翕动着嘴唇，眨着眼睛，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终于放弃了对老人的纠缠。他们跟随警察走进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老人和我交谈的画面。遭受重大创伤的他，低头望着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围是一块刚刚挖好的花圃，里面还堆着黑黑的肥料。
“我刚把车倒在那儿，本打算把肥料播洒一下，”老人悲伤地说，“我不知道我的小宝贝也跑到了门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后又无力地垂落下来。很显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责与痛苦的悔恨中。我离开他，向屋里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几分钟后，我终于搜集到足够的细节和小女孩一张5寸照片。我把它们揣进夹克里，然后又去厨房，因为警察说，孩子的尸体就放在那儿。
这时，每个来房子里寻觅信息的人都渐渐散去。警察们、记者们和摄影师们都带着自己的“成果”满意离开，我终于也有机会走进厨房探视一番。于是，我看到下面的场景：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是一张雪白发亮的床单，裹着小女孩娇小柔弱的尸体。丝丝光线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给它抹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不知道老人是何时摆脱人群的叨扰，来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侧面对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着孩子的尸体发呆，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没有任何瓜葛。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昭示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老人向前倾了倾身子，伸出颤抖的手，从头到脚，一遍遍抚摸孙女的尸体。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把脸悄悄地贴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动作轻柔而细腻。然后他就保持这样的姿势，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张唯美、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将产生。我估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强度，调整好镜头和距离，拧亮闪光灯，举起相机，准备将这副难得的画面记录在胶卷上。
如果拍摄出来，这张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闪耀在阳光下的白发、裹在被单里的孩子、挂在窗边墙上的世博会纪念品和黑色铁三角炉架都烘托出这个家庭的简朴气氛。窗外，忙碌的警察们正检查那个肇事的车轮，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拥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却迟迟按不下快门。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张照片有太大的叙事价值，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又不愿意闯入这位可怜老人内心的悲恸世界，撩开他的伤疤，展示给各位报纸读者。
最终，我悄悄放下相机，偷偷地走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当然，我也从不敢告诉上司和同行我错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张图片。
每一天，新闻广播都会展示数不清的、表达痛苦与绝望的图片。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反而成了满足大家猎奇心理的娱乐手段。每当看到这些新闻时，我都会想起那一天。
当然，直到现在，我都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