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给予我们一代知青精神上、物质上些许温暖、同情和慰籍的人们，或许都是些小人物。他们没有高唱大风、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谆谆教导，更没有装腔做势、作威作福。他们只是用他们心灵的本色、朴素的做人，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和激励着我们。他们让我们在理性地触摸历史的冰凉时，心里常常潮涌起阵阵温热的涟漪„„
——题记
祥 宏
说起祥宏，应该讲他也是知识青年行列中的一员。祥宏初中毕业后便回到了自己村里务农，走的当然是一条比我们这些城市下乡知青还要紧密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那时，我所在的温庄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一、二、三队。村里的人习惯上称一队为西队，三队为东队，二队居中也便无别他称了，还是叫二队。我和祥宏都在二队，他那时是二队的副队长。
初识祥宏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年龄相仿，个头也差不多。他长得很瘦，却十分精壮干练，黑黝黝的脸上总是带着一股拧折不弯的倔气。他的力气很大，尤其是扳手腕他敢和当时队里最壮的三哥、四哥较劲，且常常获胜。在我以后参加队委会中，他是一个讲话办事让我心悦诚服的人。我们知青下乡，经常接受的训导就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贫下中农心红根正，觉悟高、水平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云云。可实际上接触起来，总觉得现实中的贫下中农与理想中的楷模反差甚大，心胸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大公无私、宽阔开朗，还什么胸怀全球之类。而祥宏却不然。无论是在生产队的会议上，还是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的闲聊，他都是谈笑风生，且讲得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性。再就是他看问题的视野也较宽广大气，不象一些农民那样一出了自己的小村就懵就蔫就缩头缩脚。再加上他从小生在农村，对乡里的风土人情特别熟悉，很受社员们的拥护和爱戴。
祥宏很有才气，性格也爽朗、乐观，有事没事的经常独自一人哼着一些歌的简谱，让我们很惊奇。他的毛笔字写得也不错，还独出心裁地创出了一种类似花鸟形的字体，村里人上门索字的颇多。
大概是1973年吧，大队团支部换届，祥宏和我被选为正、副书记。当时我们都在积极争取入党。年轻人心盛，学大寨学得热血沸腾、雄心勃勃，大有非在温庄不干出一番宏业来决不罢休的架势。那些日子里，我们动不动就组织青年团员搞义务活动，还办夜校，开展农业科技活动（记得当时主要是搞棉花的病虫害防治、棉花营养钵育苗、玉米杂交授粉等）及搞批林批孔、宣传农业学大寨等等，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倒也充实。那时我和祥宏经常地彻夜长谈，在一起苦思冥想，探讨改变温庄穷面貌的路子和方法，憧憬着农村发展后的美好前景。虽说颇有纸上谈兵之嫌，倒也不啻于是一种贫窘中的精神吧。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我在祥宏家里又和他谈起生产队发展规划之类的事情来。我拿着一张自己构画的生产队平面图一边说一边比画，很是兴奋，却没注意祥宏的情绪一直高涨不起来。当我声高如唱，连连向祥宏发问时，才发现他的情绪不对劲。我心里纳闷，便问他是不是我讲的有问题？他摇摇头，苦笑了一声说不是。我又问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低下头叹了一口气，用手一指屋角一只缀满补丁的口袋，说，就要过年了，家里之剩下这点棒子（玉米）了，他得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再籴点儿粮食回来，家里老的小的等着过年哩！我过去提了提口袋，充其量也就是十几斤。我看看祥宏紧缩的双眉，心倏忽一下沉了下来。是啊，当时我们知青的口粮不够吃，国家还给补贴一部分，可社员的口粮靠谁呢？我琢磨了一会儿，对他说，我们小组里有一囤地瓜干当时吃不着，不行我给你装一袋子来。他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再难我也不能拿你们知识青年的粮食吃。我说那怎么办呢？他瞅了一眼靠在墙根的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说，明天赶博平集卖了它，应应急吧。看着他为断粮心焦如焚，愁云遮面，我那一肚子高谈阔论再也没了底气。他把小烟筐推过来，我们默默地卷上烟抽了一支。祥宏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吃不上饭，
嘛也说不上。我看他似乎是笑了一下，笑得很惨白。我起身告辞，他和我握了握手，有点儿抖，却很有力。不知何故，当时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祥宏他一定会是一棵大树，就在温庄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我刚从济南回来，晚上空荡荡的屋里就我一个人，好不孤单！这时，祥宏一推门进来了。我们一见面那个亲热劲就提了。我高兴地把从家里带来的土豆、猪油拿出来炒了一盘，又摸出一瓶酒来。二人凑着小煤油灯就对饮起来。乘着酒兴，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地神侃起来，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完全忘了时间的流逝。正在兴头上，大门突然被推开了，只见繁珠嫂子气喘吁吁闯了进来。她看到祥宏，连连指着他说，你怎么跑到这里喝起酒来了呢？凤英（祥宏的爱人）生孩子不是让你去找人的吗？我一下愣住了。祥宏啊呀一声拍了一下头，说，嗨，这和沈明一拉呱，全忘啦！嗨，嗨„„说着便忙不迭当地窜了出去。繁珠嫂子嗔了我一眼，说，你俩也是，他家里人生孩子，急得火上了房，你俩倒在这里喝起酒来了！我十分冤屈地说，嫂子，我哪里知道这些呀！繁珠嫂子没再说话，转身匆匆走了。那一晚上，我心里好不是个滋味，老觉得对不住祥宏。直到第二天一早，祥宏来告诉我他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叫蕾蕾。我这才又高兴起来。
后来，我被招工去了辛大铁路，世事茫茫，人事匆匆，和祥宏也没再联系。直到1997年秋天我因事去临清，途中特意到了温庄，着急打听的第一个人就是祥宏。村里人告诉我，祥宏早已是温陈乡的党委副书记了，还兼着村里的支部书记。他曾经连续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我的心不由一动，想起当年的那种感觉暗中思忖祥宏果然是个好样的。我们见了面。他几乎没有变样，仍保留着当年青年时期的那股英气、那股风采。我们亲热地寒暄过后，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了我走后村里发生的变化。望着他不减当年那种朝气勃发而又成熟稳练的样子，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我们当年经常复诵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是的，当年的祥宏已经成熟起来了。温陈大地应该是属于象他这样一代有志青年的。他，当然也应属于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
祥宏姓孔，全名是孔祥宏。
繁珠嫂子
我下乡几年的日子里，和许多农民交上了朋友，可是内心里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人就是繁珠嫂子了。
繁珠嫂子就住在我们知青小组大院的斜对门。繁珠哥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后来又和我们知青在一起搞试验田。繁珠哥从小学过戏，会唱一口很好的流行于当地的梆子腔，对戏的套路也颇熟悉。他们家只有一个小女儿，叫艳文。由于繁珠哥爱说爱唱，更是由于繁珠嫂子待人热情、可亲，又不失于礼，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喜欢到他们家去玩。夏天一院子，冬天一炕头。
我们村里要说干净利落恐怕最要数繁珠嫂子和她拾掇的那个家了。繁珠嫂子的年龄实际上比我大不少岁。她个头不高，黑红的脸上总是带着慈祥温和的笑容。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除了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外，光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缝补浆洗再加上喂猪养鸡、纺棉花织布就够忙活的了。生活的窘迫条件，使村里不少的妇女大都蓬头垢面、拉里拉塌的。而繁珠嫂子从来都是身上利利索索的、衣服也特别合体，头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院子里收拾得有边有沿，地上连根草棒都难寻。进得屋来，虽然也是土炕土灶，可无论是炕上灶上洁净得连个土星都没有，锅碗瓢勺连锅盖都刷洗得干干净净，让人一看就从心里感到特别的舒畅。
无论繁珠哥在家不在家，去嫂子那玩的人很多，亲亲热热又全都不失规矩。平时一
些很爱开玩笑甚至说话很粗劣的人只要进了繁珠嫂子的门，全都象听话的小绵羊一样，说句话都瞅着嫂子的脸，生怕哪句话不当冒犯了她，就连最邋遢的那些人去了吐口痰都很自觉地捂着嘴跑到外面去吐。开始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村里的年轻人这么愿意到嫂子这里来？为什么那些皮打皮闹、一说话就日娘骂奶奶的人一到了繁珠嫂子跟前，全都象变了另外一种人了呢？后来我和嫂子也渐渐熟悉了，了解了嫂子的为人，心里便想：或许这就是一种美德的魅力吧。这种魅力甚是强大，摄人魂魄；这种魅力以她独特的强场陶冶净化着人们的心灵，让人在她面前感到温馨、愉悦和舒朗。即便有些想入非非，也只能在这种强场中自惭形秽、龌鹾，不敢妄言妄语，稍有过分。美好的东西人人都爱，人人都会把她奉为灵台上的一种圣洁，谁也不会也不敢在她面前有半点亵渎。
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很好，又大又圆的挂在靛蓝的天上，银须飘飘。村里一片安详。我吃过饭，便到繁珠嫂子家去玩。一进院，猛地让我下了一跳！只见繁珠嫂子光着上身（其实当地已婚妇女在自己家院子里光着上身是很平常的事）正和一群光着脊梁的庄稼后生们在说话。繁珠嫂子面朝着院子门坐着，平时总是挽起的头发象黑色的瀑布披在肩上，丰满的身子被银白的月光朦朦胧胧罩上了一层乳晕。那时我是第一次看到女人的上身，只觉得心怦的一声停跳了，全身的血一下涌上头来慌得我转身就走。繁珠嫂子看到了我，大大方方在身后喊道：“沈明，跑啥来？进来坐一会儿！”几个年轻人也转过身来，一起喊我。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脸热心跳地转身进来在一旁坐下，可是就不敢抬头。繁珠哥笑着问我：“沈明，你干嘛老低着头来？”我只是支支吾吾。嫂子也笑了，笑得很爽朗：“人家沈明脸皮薄呗。嗨，这有嘛哎，我是你嫂子嘛！”其他那几个年轻人见状也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霎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尴尬和龌鹾。人家都和嫂子是那么坦然、那么无邪地在一起坐着，人家什么事也没有，你这是干什么？本来天就热，这下我窘得又出了一头汗。我抹了一把脸，抬起头来。嫂子和蔼地笑着，递给我一碗水。当我用手接那碗水时，看了嫂子一眼。嫂子慈眉善目地抿着嘴，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善良、那样的„„不知怎的，我的心里突然一阵激颤。嫂子和颜悦色地看着我说：“喝了吧，刚晾凉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很晚，天上地上、人情世故，玩得特别开心、舒朗。月光下的院子里，不时荡漾起一阵阵的欢笑声，直到夜深。临走时，繁珠嫂子起身送我。这时我已经很平静了。我笑着对她说：“嫂子，穿上点衣服吧，别着了凉。”嫂子一抿嘴，也笑了，说：“大伏天的，凉不着。” 在农村的几年里，我们小组发生了好几次断粮，同学们各自都被要好的社员叫到家里去吃饭。我经常去的就是繁珠嫂子家。其实她家里也不富裕，但嫂子却尽量把饭做得可口，热汤热水的。玉米饼子玉米粥，加上一碗蒸熟的咸萝卜条，至今让我难忘。繁珠哥买了一架缝纫机，我有事没事就好坐在缝纫机前捣鼓一通，繁珠嫂子从不见外。要知道，当时缝纫机是很稀罕的，嫂子这缝纫机是全村唯一的一台。而我却自以为是地经常用缝纫机补衣服，甚至做鞋垫。繁珠嫂子不但不心烦，还常常夸我：“沈明还真巧，什么都会干。”
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吵架了，气得我跑到繁珠嫂子家恨天骂地。繁珠哥劝我繁珠嫂子也劝我。嫂子说：“你们这起儿人啊，从城里到这儿来不容易啊，别再和自己过不去了。你想想，家里当妈的要是知道了，能放心吗？”一句话，说得我泪眼花花，半天没抬起头来„„ 1974年的年底，我被铁路招工。临走之前，繁珠哥叫我在他家里喝了酒。嫂子那天特意炒了好几个菜。那天我喝醉了，两只眼睛里晃动着下乡几年的一幕幕这事那事，晃着晃着又和繁珠哥喝。喝着喝着我就哭了，哭着喊繁珠哥，喊繁珠嫂子„„繁珠哥放下酒杯，也抹起了眼角。繁珠嫂子拿了一块热毛巾给我擦脸，嘴里絮叨着象是嘱咐着什么。我醉眼花花地看到繁珠嫂子也哭了„„
再后来，一晃就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愣青的我也已近天命之年了。1995年我去温庄特意到繁珠哥家去看望。我见到了嫂子。嫂子老了！她好象突然矮了很多。满头青发已经全白了，银丝冉冉，但仍是梳理的那么干净整齐。繁珠哥身体不好，歪在床上和我说话，
嫂子还是象当年那样里外忙活着。当年的小艳文已经成长为一名小学教师了。看到他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我心里很是安慰。那次我只待了一会儿，就匆匆走了。繁珠哥不能下地送我，繁珠嫂子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我说嫂子别送了。繁珠嫂子仰着脸盯着我，眼圈红红的抓着我的手只是抖„„
嫂子！
亲亲的嫂子，黑黑的嫂子啊„„
八奶奶
我在生产队里劳动，经常看到一个穿着很破旧的老年妇女，弓着腰，掂着小脚和社员一样出工下地。老人很瘦，但也挺结实（劳动炼的），休息时不是择些野菜之类的东西就是理理整整弄些破布头线脑的活，从没见她闲着过。我们队的人从队长到社员都叫她八奶奶。 那时的我思想中有个想法就是下乡后一定要好好劳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以贫下中农为榜样，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尽管对世界观这个概念我还相当的模糊，但基本上认定的模式就是在劳动中抢重活干、干累活，吃苦耐劳，并努力在周围的人中去发现一些能够体现头脑里所灌输的贫下中农光辉形象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然后积极主动地靠上去学习、效仿。比如说在干活时，我就暗暗和队上力气最大、体格最壮的三哥（繁申）、四哥（繁喜）、繁月等棒小伙子在一起标着干。平时地头休息闲聊呢，便常和兆银大爷、宪岗大爷、庆生大爷、庆寅大爷、庆喜四叔等人在一起，听他们讲古道今、话说桑麻，光想从中发现些闪光的东西来激励、鞭策自己。所以，八奶奶也就进入了我寻找崇拜的视野。
八奶奶当时年纪并不是很大，估计也就是五十多岁吧，却苍老的很厉害。印象中她是个长方脸形，很瘦，灰白凌乱的发丝上经常沾着些碎柴禾叶之类的东西。她干活很卖力气，且听话，队上让干啥就干啥。她只有一个儿子叫庆贵，腿有残疾，娶了个 媳妇，都叫她庆贵家，也是个残疾人。所以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事全都放在八奶奶身上了。老人每天起得很早。队上上工打点的小铁钟就挂在她家院门口，每天清晨敲钟上工时，都能看到八奶奶弓腰弯背地在院子里忙活着。队长有什么事吩咐她去做，她总是痛快地答应着，然后掂着小脚、弓着腰身，一晃一歪颠颠地一路小跑。啊呀，这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勤劳能干这么多的贫下中农的优点，不都在八奶奶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吗？于是，我便有意识地经常去接触八奶奶，主动地和她聊个天、拉个闲呱什么的。
开始，八奶奶似乎不是很爱说话。时候长了，老人朴实的本性便显了出来，话说得也多了。其实也不外乎家常里道过日子的言语，并无什么种田为革命、农业学大寨、反修防修毛泽东思想普照全球之类的豪言壮语，但我听了却感到很亲切，也很实在。有一次，我的手被镰刀割破了。八奶奶一见疼得她一把攥住我的手，随手捋了一把野荠菜搓碎了用那绿色的汁水给我涂上，说是这样就不会恶发了。老人见我手上的刀口一个劲的出血，就一直紧紧地给攥着。她一边攥着一边心疼地絮叨着问：“不疼了吧？不疼了吧？”看她那样子，好象割破的不是我的手，倒是她的手似的。望着老人心疼的那个样子，我心里一阵阵的热涌，不由就想起了我的母亲。
正当我和八奶奶逐渐熟悉的时候，大队上有人警告我说要注意阶级立场，不要和八奶奶太近乎了，她是个富农！我一下懵了，心悠地一下沉到了冰窟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吃苦能干且又善良亲切的八奶奶竟会是个富农！富农在我印象中应是肥头大耳、挺腰凸肚，手拿着长烟袋，提着杆大秤，到处盘剥敲诈穷人的恶人、坏蛋。而眼前这个八奶奶„„但大队上告诉我，她确实是个富农。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和八奶奶疏远了。老远一见八奶奶的身影我就赶紧躲开她，生怕她再叫住我问长问短的。而八奶奶对这些似乎没有什么觉察，见到我仍上那么亲切。有好几回，我和八奶奶迎面走在一条路上，我转身躲开她，她还在我身后喊我，我头也不回地只顾奔走离去。我想，身后的八奶奶一定是很伤心的。有一次我曾悄悄地回头望了她
一眼，见她怔怔地愣在那里，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很对不住人的愧疚感。时候长了，慢慢我们也都习惯了。不过每当我再从八奶奶面前经过时，虽然不再说话，但总是能从八奶奶那茫然的脸上看到一种悲凉凄楚的苦相。
尽管八奶奶是富农，可实际上我们队上对她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还发觉我们队上的人与八奶奶相处并没有和我那样划这么清的界线，而是一样地说说笑笑，一样地闲话家常。我也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十分警惕地审视过八奶奶，发现她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反攻倒算、妄图变天的狼子野心和罪恶行径。可是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起码也得把贫下中农和富农分清楚啊！所以，我就一直不远不近地和八奶奶处着。
1973年，聊城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批干部住进了我们的村子。干校的同志就和我们知青住一个院，相处得很好。他们来了以后，也是参加劳动、访贫问苦、帮助村里办学习夜校，当然也少不了搞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干校的张金德（当时是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14级干部，后为聊城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1993年离休）、张敬民（聊城地区行政管理局局长），还有小齐、小郑他们也都对八奶奶好象特别感兴趣，经常主动地和她拉呱扯家常，询问些事情之类，几个女同志干活则就和八奶奶一起，有说有笑的很融洽。有一次，张敬民局长说，这个八奶奶身上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愧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形象。我愕然了，心想怎么这位老革命干部也如此阶级界线模糊呢？难道他就没看出来八奶奶是个富农？这时，干校的女小齐插嘴说道，八奶奶这人可好了，又朴实又可亲！张局长说，那你们几个就好好向她学习，争取有个象样的心得。我禁不住低声对张局长说，你们说的这个八奶奶好是好，但她可是个富农啊。什么？！女小齐惊叫道，八奶奶！她——怎么能是个富农呢？哎呀，她怎么是个富农呢？我见老局长的脸一下拉了老长，拿着烟的手悬在半腰老半天没放下来。良久，老局长叹了一口气，说，那，那咱以后就多注意吧。
其实，当时无论是从八奶奶本人还是从她一家来看，怎么也想不到她能是个富农。八奶奶长年累月的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家里是四壁徒空。黑洞洞的屋里空空荡荡，屋角有好几处都露着天。儿子、儿媳都是残疾人。一家人没有一个挣整工分的，也是吃糠咽菜、破衣罗嗦。可她竟是个富农！确实是个富农！那时我心里曾闪出过这么一个问号，这富农就富到这个样啊？那贫农又该贫到什么样呢？想想八奶奶一家不但要承受贫困生活的煎熬，还要比别人再承受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我真的有点担心那么瘦弱的八奶奶能否吃得消。
可八奶奶仍是那样，有人理就笑笑，没人理就沉默，只是那双手一直在不停地劳作着——为了可怜的几张嘴。
我离开温庄临走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来相送。我看见八奶奶也来了。她远远的站在人群后面，倚着土墙一动不动地朝我张望着。初冬的寒风吹起她零乱的白发，老人兜着手在萧瑟的寒风里定格成一个母亲永远的雕像。我向八奶奶招了招手，看到老人撮着袖口在不停地抹眼角„„
我走了。
当二十多年以后我又回到温庄时，村里已经大变样了，几乎很难再寻当年的影子。一进村，我碰到一位穿着俏丽的大姑娘，明目皓齿，一脸的水灵。一问，原来是我们二队祥成哥最小的那个女儿。当年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襁褓中呢。我向她问起八奶奶，姑娘想了老半天也没想起来。我又提及八奶奶的儿子庆贵。姑娘噢了一声说，那个八奶奶呀，早就死了。
我不由得站住了脚步，老半晌没有说话„„
小柱子
小柱子的大名应该叫孔祥柱。他是我们温庄二队队长繁义哥的小三。我插队的那个时候，他才四五岁。
小柱子长得特别喜人，矮矮的个子，挑着一颗四方四楞的大头。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晒得黑黝黝的，可这小柱子却长得细皮嫩肉的白里透红，加上一双圆圆的黑亮黑亮的眼睛，让人一看就喜欢。
繁义哥一家人都拿我很亲，特别是繁义哥的母亲，我叫她大娘。每次我到繁义哥家去，大娘不论在干着什么都要放下来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从上到下地是那么痛爱那么深情地打量着我，让我顿时感到一种慈母般的温暖和呵护。还有我那可亲敬的繁义嫂子，有时她一句关心的话，竟让我潮涌半天，泪眼盈盈。由于我们的亲近关系，繁义哥的几个孩子都亲热地叫我沈明叔。繁义哥当时有四个孩子，老大祥明，老二是个女孩叫小荣，老三便是小柱子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名字我便记不起来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是非常艰难，孩子多，年龄又小。所以，老大祥明老早就替家庭担起了担子。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由于长年过早的劳动，营养不良，身体又矮又瘦。我经常在村巷里碰到他，不是挎着一大篮子草就是背着一大捆柴禾，身子压得弯弯的，呼哧呼哧地走过来。不论多累，他见了我总要停下来毕敬毕恭地喊一声“沈明叔”。当时真让我从心里感到热乎。
而小柱子却在这贫困的家庭里得天独厚地享受了他哥哥、姐姐很少缘幸的童年的欢乐和无忧。每天只是和村里一群呀呀叫唤的孩童们疯玩疯耍，不饿不回家，回家就吃，吃完了就走。由于我天性就特别喜欢小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也就特别的偎乎我。只要我一收工，院子里马上就会涌来一群光着屁股蛋的小孩，吱吱呀呀围着我让我给他们讲故事，或者非让我搞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弄他们一身水、一脸泥巴什么的，非常开心。这些孩子中间不论辈分大的小的，统统一律叫我“沈明叔”，小柱子就是他们的头。
有一年夏天，我留在家里办批林批孔的宣传壁报，就听见外面一声脆亮的“沈明叔”，接着呼啦啦涌进来一群光腚孩子。孩子们看到我画的画，非常惊奇，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出了神。忽然，小柱子冲我说：“沈明叔，俺让你画画俺！”我说：“行，你站着别动，一动也不能动，我就画你。”小柱子果然听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让我画。我就给他画了——方方的头、大大的脸、一对黑黑的圆眼睛、小鼻子、小薄嘴唇„„画完以后，孩子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呜呀乱叫，都争着要让我画他们。我瞥了一眼得意的小柱子，说：“柱子，你底下那个小鸡鸡画不画？”没想到这一丝不挂的小柱子脸竟腾地一下红了，通红通红的就象块大红布。他用两只小手狠命地捂着那个地方，拧着眉头直嚷嚷：“不画这里！不画这里！”看他急得那样，我笑着说：“行啊，不画那里。你把手拿开吧。”可是小柱子的手说什么就是不离开那里了。
看看天快晌午了，我还得赶紧画画，就想让孩子们出去。可他们谁也不想走。我瞅了他们一会儿，想出个办法来。我问他们：“喂，你们愿意当解放军吗？”“愿意！”孩子们齐声喊道。“那好。现在排好队，一个个过来，我让你们参军。”说着，我先把小柱子拽过来用红墨水在他头上画了一颗五角星，又在他脖子下锁骨上画了两个红领章。孩子们一看，都乐得呀呀直叫。我说：“别急，一个一个的来。”就这样，我一口气让十几个孩子全都“参了军”。 画完以后，我让他们站成一排。一瞅，嘿！别看都光着腚，额头上的红星和脖子上的红领章齐刷刷的还真是那么回事。我说：“柱子，你当班长，喊一二一，游行去吧。”小柱子果然喊起了口令。我趁他不注意，冷不防又在他小鸡鸡两边抹了两道红杠。这下可了不得了，小柱子弓着腰用手捂着小肚子就再也不直起腰来了。我喊了一声“立正”，孩子们都挺胸直腰，惟独小柱子弯着腰。我朝他又喊了一声：“柱子，站直了！”小柱子弓着腰抬起一脸的苦相，哀求道：“沈明叔，嗯，嗯，沈明叔„„”我强忍住笑，朝大门口一指：“解放军马上出发，围着庄转三圈！”孩子们一甩手，便一二一地走出了院子。
我跟了几步出来，见一队光屁股孩子神气活现地齐步走着，嘴里还煞有其事地高喊着“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惹了不少人在看。惟有小柱子还是弓着腰，双手捂着小肚子一拐一拐地在头里晃。那模样差点没把我笑岔了气。
吃午饭的时候，繁义嫂子突然找我来了。她有点着急地问：“沈明，你怎么弄的？小柱回家两只手就光捂肚子，饭也不吃了。我硬给他掰开一看，小鸡都搓红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繁义哥家去看看。一进门，见大娘正在用水给小柱子洗。小柱子一见到我，苦哧白咧地说：“沈明叔，红领章不能画在这里。”我过去一看，不过是红墨水把小鸡给染红了。我回头跟繁义嫂子说：“没事，嫂子，红墨水染的。”繁义嫂子捶了我一拳，嗔道：“你是真能闹腾！”我转身走了，听到小柱子在后面还喊着：“沈明叔，过晌俺还参军！”
有一天中午我从地里回来，经过我们住的那个巷子口时见一大群孩子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我走近一看，见繁义哥的女儿小荣拿着一只半青半黄的杏正在炫耀。孩子们个个伸长了脖子，直勾勾地盯着小荣手里的那颗杏子，嘴里争先恐后地喊着“荣姐姐，俺和你好”，“荣姐姐，俺和你好”„„小荣则把那颗杏子咬破了一点皮，然后拿着依次让孩子们舔。舔到杏的孩子都美得直呱嗒嘴，舔不到的就急得一个劲地央求。看到孩子们这个样子，我的心不由得吱吱吟叫起来。正在这时，小柱子突然势不可挡地闯了过来。他气势汹汹把孩子们一个个地拨拉开，冲到姐姐跟前一把抢走了杏子，气得姐姐小荣哇哇哭了起来。我正想上前去说说柱子，就见他拿着杏已跑到我跟前来，用小手高高举着，说：“沈明叔，给你吃。” 啊呀！这个小柱子。我心里訇地一下喧腾起来，一股热热的酸液涌到喉咙咕咕上下翻了好几翻。我蹲下来用手摸着小柱子的头，笑着对小柱子说：“柱子，我不吃，快还给姐姐去。”柱子瞪着小圆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把杏一直送到我嘴边上，极认真地说：“沈明叔，就给你吃。谁都不让吃！就给你吃！”望着周围孩子们那焦渴的眼神，我鼻子不由一酸，声音都有点发哑了。我接过杏子，来到小荣跟前悄悄把杏塞给了她。然后，我回头看了看小柱子，说：“柱子，走，跟我来。”
小柱子很听话地跟着我来到宿舍。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包以前回家带来的糖块抓了一把递给小柱子。
“柱子，拿着，出去给令各（孩子名）他们分分，啊？”
小柱子瞅见那花花绿绿的糖块，小眼睛倏地一亮，小手本能地就冲着糖伸了过来„„然而，他突然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伸出的手在半路上又停了下来。他瞪着眼睛望望我，怯怯地摇摇头，很为难地说：“俺——不，不——要。”
“怎么啦？沈明叔给你的，你敢不要？快拿着！要不，我就不和你玩了。”我故意一板脸。
小柱子这才又把小手伸出来。
我剥了一块糖放到他嘴里，又往他口袋里装了两把叮咛了一句：“一人一块，别打仗。” “知道了，沈明叔！”小柱子脆亮地答应着，又蹦又跳地走了。不大一会儿，我听到院子外面小柱子扯着小嗓门在喊：“站好了！排好队！沈明叔说了，一人一块！”
前次回庄，我见到了他哥哥祥明。祥明如今已变成一个历经沧桑的实实在在的庄稼汉了。还是当年那样亲热，只不过我们都已并非当年那样的人了。我问起小柱子，祥明说柱子出门了，没在家。
柱子，沈明叔好想你啊！
四 哥
当时在我们队里，我最羡慕和喜欢的一个人就是四哥了。四哥叫孔繁喜，排行老四。年长者叫他四儿，平辈的叫他老四、或者四哥，往下依辈分有叫四叔的、有叫四爷爷的，这就暂且不说了。
当年四哥正是雄壮时节，熊腰虎背，膀大腰圆，两只粗胳臂象铁棒，两条腿就象铁柱子。他的饭量极大，一顿饭能吃2斤干面的干粮再加上几大海碗粘粥。那时村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从前一个大地主家里要找短工，用人的标准就是先做一顿饭可着人吃，看谁吃得多，最能吃者入选。这里面有一个老百姓非常朴素的认定，能吃的能干。其实，这话
并不过头。四哥就属于能吃能干、能干能吃的大莽汉一类。
和四哥在一起干活，那真是一种力与美的享受。你看他把褂子一脱，露出一身紫红的硬肉，那把钢锹在他手里简直就象小孩玩具一样，上下飞舞，左右开弓。我想当时如果有哪位舞美设计者要看到他，非把他拉去当模特不可。四哥的力气大得惊人，一车子小土山样的土粪肥，别人怎么也得两个人才拉的动，可四哥一个人拉着走在田地里跟闹着玩似的。碰到别人拉车陷进泥地里，四哥过去一探手掀住车盘，哞的一声就把车给掀出来。听别人说有一次他的车陷入了泥巴地，他硬硬把牛皮筋编的车袢拉断了两三根！四哥干活从不惜力气，虽然工分都是一个样。别人两人拉一车，他一个人拉一车照样乐呵呵的。1970年冬天，我就是和四哥一起上的东阿刘集去挖河。在河上，四哥那英雄劲儿真是挥发的淋漓尽致。铮明瓦亮的钢锹银光闪闪，再难挖的淤泥流沙到了他手里不一会儿就给它“玩”了下去。晚上，我和四哥打通腿睡在一个被窝里。那时我身体很瘦弱，怕冷。有四哥这么个大热乎身子在一起，一冬天睡觉我就没觉得冷。
四哥很爱唱，嗓门也大，也高，还能用假嗓学女声唱。别看他不识字，不认简谱，却吹得一手好口琴。他的乐感很强，凡是歌或是当时的样板戏什么的，只要他听上几遍，张口便能唱出来，也能用口琴找摸着吹奏出来，那真是惟妙惟肖，特别有味。有一次，公社里民兵演练结束之后，有人提议让四哥唱个样板戏。四哥也不谦虚客套，站起来迎着风一声“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喊得人心渠激荡、精神倍长，连县武装部的干部们都一个劲儿地拍巴掌叫好。
然而，四哥的能干，除了博得众人的佩服赞叹以外，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收益，因为那时能干不能干，工分都是一个样。而四哥的能干，却把他家里啃得饥荒不断，雪上加霜。队里劳动分配是“人七劳三”，体壮如牛的四哥和襁褓中的娃娃口粮一个样。明知不公， 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的政策就是这个样。四哥家里穷得叮当响，老母亲有病卧床，他一年到头也混不上个象样的衣裳穿。天热好说，扒了光脊梁舍着太阳晒就是，反正皮肉不值钱。天冷了，身上就不得不围上点衣裳了。他穿得也费，所以身上总也见不着个完整利索。 我下乡后，母亲怕我冬天干活冻着身子，精心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背心。黄军布的面，又合体、又暖和、又好看。有一次干活时我见四哥穿的太单薄了，冻得直打颤，就把棉背心拿出来让他穿了。好家伙，这一穿就是好几年，再也不下身了！干活穿、睡觉穿、赶集也穿，走亲戚也穿。有社员说我，你自己身上也不厚实，干吗不向他要过来？我当时还真有那么一股邪劲，看到四哥穿在身上暖和，自己心里也就暖和了，并觉得这是和贫下中农真正是贴近了。因为四哥是实实在在的贫下中农。
可四哥这人也太实在了。队里的人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说有一年县里来人搞运动，发动贫下中农倒苦水，挖苦根。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许多人都上台诉了过去的苦，谈及伤心处，无不声泪俱下。四哥也被发动了，让他上台诉苦。四哥就上去了，琢磨了半天，就说别的俺不知道，就说俺爹吧。他就把他爹如何饿得长了水肿，两条腿都肿烂了挺在床上不能动弹，最后临死也没吃上一口粮食饭什么什么的说了一通。四哥说着说着就哭了，先是抽泣，小哭，后来便成了嚎啕大哭。他在台上哭得嗷天顿地，台下却有不少人在掩着嘴偷笑。县里的干部觉得不大对劲，过去打断了他，问道：“你先别哭，你爹是哪年死的？”四哥甩了一把大鼻涕，哭着说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六零年。
“胡闹！”县里干部一下就急了，气得用手连连指着四哥说，“你——你可胆子不小啊！你，啊？你，你这是诉新社会的苦啊你，啊？你是什么成分？啊？查查他！”四哥一下也愣了，张了张嘴说：“俺是贫农，俺全家都是贫农。”“贫农？”县里干部不大相信，“贫农还诉新社会的苦啊？贫农还能在新社会饿死吗？啊? 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四哥这会儿可真急了，顿着脚喊了起来：“谁不说实话来？俺爹就是六零年饿死的，这还有假啊？老的小的都知道，咋的？俺一家子贫农，老的小的都知道，咋的？俺不说实话？是俺不说实话，还是你不让说
实话？咋的？”那位干部气得干瞪眼，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下去吧，下去吧。”
几个大队干部上来好说歹说连拉带拽地把四哥劝了下来。四哥一边走一边拧着脖子颈大喊大叫，脸上还挂着滴沥当啷的眼泪和鼻涕：“你查去吧，老子到哪里都是贫农！” 1974年年底，我要离开温庄了。那天晚上，四哥来看我，把我那棉背心叠得板板正正的给我送来了，还有我的一双胶靴，已经被他给穿得透了气儿。看得出四哥十分难受，支支吾吾地老是唉声叹气的。我把那几样东西推了回去，说：“四哥，你就别这么认真了，留着吧。”四哥拉着我的手，两眼红红的，老半天没说一句话。
前几年我回温庄，祥宏邀我到他家去坐坐。走到巷子口看到一个人远远地蹲在一个土堆上朝我张望，当时也没在意。等我从祥宏家出来，再走到巷子口时，那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朝我张着两只手叫了一声：“这是——沈明，是沈明吧？”
我一下愣住了。眼前的这个人蓬头垢面，腰弯背驼，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皱纹，两只眼睛红红的，眼角上缀着眼屎，骨节崎岖的大脚上趿拉着一双破塑料鞋。我仔细地辨认着面前这个风烛残年的沧桑老人，脑子里在飞快地搜索着记忆中的底片。
那个人又喊了我一声，脸上极不自然地笑了笑。我这才依稀从他那形态和面容上渐渐寻出了当年的影子。他，就是四哥！
“四哥！”我冲动地向前跑了几步，拉住他的手，上下地打量着这个当年迎风高喊“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的牯牛般的汉子，心里轰隆隆翻腾起一阵子说不出的滋味。 “沈明啊，见了四哥不认识了吧？四哥老了呀，都六十多了呀！”四哥说着，勉强又笑了笑，又不自禁地用手一个劲儿地擦眼睛。
我连忙拿出烟来，敬他一支。四哥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自言自语地说：“呀，是好烟哎。”说完就夹在耳朵上了。
我又递给他一支，用打火机给他点着。
四哥颤颤抖抖地吸了几口，接着就咳嗦起来，憋得满脸通红。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他抬头望着我，嘴张了好几张说了句：“沈明，你要是秋天来就好了，咱这里种的‘红富士’，个大，甜得很，我给你带点回去。”就再也没了话„„
我面前的四哥，渐渐模糊了，耳际萦绕着又响起“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那气壮山河的叫板行腔„„
传林哥传林哥姓程，叫程传林。他和我并不属于一个生产队。他在西队，即一队。我们温庄很有意思，说是叫温庄，其实全庄只有一户温姓人家，叫温道生，是我们二队的会计。最大的姓氏是以从曲阜迁来的孔姓，便及全庄尤以二队为先，除了道生会计，全都是姓孔的。西队里除了孔姓外还有两大姓，即程姓和张姓；东队也是以孔姓最多，其次便是王姓，还有一户须姓，须宝春一家。据说西队的程氏家族里上几代出了个较有名气的人物，曾在村里建了一个祠堂。所以，温庄就有了“温家的庄，程家的庙，孔家来了瞎胡闹”的说法。传林哥属于村里知识分子一类，上学回来后被推选为村里小学的教师。那时我思想上还没有什么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之类的概念，后来公社里又给派来一个齐老师，全村人包括大队干部对齐老师都毕敬毕恭的。我这才知道齐老师是吃工资的公办教师，而传林则是在队上拿工分吃饭的民办教师。
我和传林哥因不在一个队，所以下乡头几年里接触并不是很密切。平日里见面，不过是客气地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再说，我们知识青年下乡后，一般都看重于生产劳动表现，看你能不能干活、能不能吃苦，对其他的事一般都不大注意。直到1973年的秋后，上边来了股风要各大队都得办农民政治夜校。大队上就把我和祥宏、传林等几个人叫到一起，布置了任务，这样，我们的交往才渐渐多了起来。
政治夜校的校长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孔宪印和公办教师齐老师。当时办得很隆重，大
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郑重宣布成立“以宪印为主、以齐老师为副”的夜校班子，我和祥宏、传林等都是夜校的教员。我与祥宏分别负责老年班和青年班，传林则发挥他带学生的优势串门串户办起“联户班”。所谓“联户班”就是按社员居住的远近把家庭妇女集中在一块，弄个小黑板让小学生们写上字教婶子大娘老奶奶们认。
夜校刚办的几天，每天晚上人来的还很多。过了一段时间，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时，公社里通知说县里最近可能要下来检查，温庄离公社最近，决不可“掉链子”，给弄成“灯下黑”。这下大队有点紧张了，连夜开会布置安排，商量着对策。我记得当时大队书记说的第一位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把人都给拢到夜校里来”。这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要把散漫惯了的社员天天拢在夜校，还真得下点功夫、使点手段哩。大队上把三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找了来，规定下不管什么情况各队的社员不论男女老少，每天晚上必须上夜校；凡是上夜校的人一律加记两晌工分。尽管当时队上的工分已经很“毛”（贬值）了，但这是政治任务，宁可让工分“毛”了也得记。
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晚上夜校里的人果然多了。可人来了学什么呢？开始我们只是找些报纸、宣传材料来照本宣科。你不念报纸还好点，人还呜呜呀呀乱腾着有点生气。你只要一念报纸，不一会儿下面就是鼾声一片，如雷贯耳，把念报纸的声音都给压得听不见了。传林哥说这可不行，要是检查的来看了非得毁堆（砸锅）不可。书记宪印说你几个得想个法，不能让人都睡着。于是，我每天晚上便搜肠刮肚，把原先上学时学到的、听到的一些英雄故事、国际上帝修反的政治笑话之类（在此说明一下，讲的都是政治突出、立场鲜明的正经故事，可不象现在这样荤的素的胡侃）归纳一下，上课就讲。祥宏则想法借了一本《渔岛怒潮》给大家边念边讲（当时广播上正播送此书，很有吸引力）。而传林的任务最重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伙更加嘻嘻哈哈家长里短的妇女们。他日他的学生们在小黑板的正反两面写上“毛主席万岁”和“农业学大寨”几个字，一吃完饭就走家串户实施正面灌输。同时，副校长齐老师安排了几个小学生在村口放哨，告诉他们要是发现有生人来了，马上跑回来报告。 这天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学校里，正在闲扯着，忽然几个小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来了！来了！”于是，大家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我和祥宏高声招呼着人们打起精神来，开篇“宣讲”；传林则带着一群学生到事先安排好了的几个“联户班”紧急临阵磨枪。书记和齐老师便慌慌着到村口去迎接，又让人买了酒和烟预备着。
那天晚上挺顺利。人来的时候，我正讲到陈毅同志说“北面的苏修、东边的美帝、南边的印度反动派有本事就来吧，我们不怕。我等得头发都白了”，老少爷们儿听得十分入神，两眼滴溜圆，效果好极了！我见那几个人也听得很得，站在那里老不走。我有点沉不住气了，生怕再讲下去让给听出纰漏来，便急中生智说：“现在欢迎县里领导给我们讲话！”说完带头鼓起了掌。没想到那几个倒慌了手脚，面红耳赤地一边朝外走一边说：“俺们不是县领导，不讲了。恁这里讲得就挺好，挺好。”
他们走了，我也就不再讲了，惴惴不安地等候着另外几个地方的检查情况。教室里又嘁嘁喳喳乱了起来，还夹着如雷的鼾声。
大概11点多了吧，宪印、齐老师还有传林等都回来了，满面红光，还带着一股酒味。他们情绪很高昂。宪印说：“这回不孬，汽灯（奖品）是拿定了。”齐老师说：“可多亏了传林，要不就漏汤了。”传林一碰我，如获重释地说：“哎吆喂，可把我吓毁了。那起儿人到了庆喜家一指黑板上的五个字，问老妇女们写得嘛，都说是毛主席万岁。人家一个劲地直摇头。亏了八奶奶上前用手数了数说，五个字不假，可不是毛主席万岁，这是农业学大寨。人家这才点了头。”宪印接着表扬说：“这回检查，传林立了头功。还有沈明、祥宏，都不孬。”说完，就让人到村口大车店里把刚才没吃完的酒拿来，我们几个坐下来又喝了一会儿。记得那天夜里很冷，喝着喝着都冻得坐不住了。传林出去抱了一抱棉柴进来，就在屋里点着，弄得满屋子烟熏火燎。
那次我们大队获得了一个奖状，还有一个汽灯。
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到小学校里去找传林玩。我那还是头一回看到在一个教室里传林同时上着四个年级的课。他讲台上放着四个年级的课本，顾此并不失彼，讲得井井有条，让我很惊奇。我想起在学校有时我们两个班合起来上课，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很别扭，那还是一个年级的呢！想想这些，农村的老师也真是不容易。这也算是农村教学的一个特点吧。 有一年冬天，我和何庄的知青刘光宙、刘坦的高培禄赶博平集，碰上几个博平街上的人欺负老乡。我们打抱不平，动了手。开始，我们沾了光，一口气打倒对方好几个。后来就不妙了，满街上净是他们的人，拿扁担的、拿棍子的、拿铁锨的呜呀乱叫着黑压压上来一大片。光宙说不能打了，快走！正说着，一个人拿扁担抡了过来，我一仰头躲过了扁担，下巴却让扁担钩给划了一下。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三个人转身就跑。光宙喊道，快过徒骇河，进何庄！我们在前面跑，后面的人象一群黑色的游蜂嗷嗷地叫喊着紧跟着过了徒骇河大桥，仍追着不舍。
我们跑到何庄村口，迎面碰上十几个何庄的人溜溜达达地也去赶集。他们见了我们跑得这个样子就驻下脚步问光宙，这是咋了？光宙说和西街上的打仗了。何庄的人说，这还了得，还敢打到咱庄上来了？一个年纪大点儿的人说，你几个快回庄，别出来。那人又让一个年轻的快回去叫人来，然后十分英雄地说，咱几个就站在这里，看哪个王八羔子敢上咱庄上打咱的知青！
我们一口气跑回何庄知青的住处。我这才发现下巴给划了一个大口子，滴滴答答流了不少的血。光宙找出卫生箱，用药棉给我擦着伤口。高培禄心有余悸地说，那伙人不会跟上来吧？光宙摇摇头说，没事的，进了咱庄就安全了，外庄人谁也进不来。
正说着，一个女同学急急忙忙跑了进来，说一个外庄的人非要进来，又吵又闹的。光宙说怎么不打出去？那女生说那个人说他认识沈明。我一听，连忙站起来走出门口，光宙顺手抓了一张铁锨紧跟在我身后。
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往这边走，看样子双方还在争辩着什么。等近了，我认出了来的正是传林。他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对何庄的人说，我是温庄的，和沈明一个庄，我看见他跑到你庄上来了。我赶忙迎了上去，叫了一声：“传林哥，你怎么来了？”
“哎呦喂！”传林见我头上缠着绷带，吓了一大跳。他双手一撒，把车子丢在地上就抱住了我的肩膀，连连问道：“这是咋弄的？不要紧吧？”
何庄跟着来的人一见这情景，便放了心。光宙过来说到咱屋里说话吧。我们便一起回到了知青住的宿舍。
传林一边擦着汗，一边喘吁吁地说：“沈明，你们咋去惹他们那起儿人呢？那都是些街化子，西街上有名的，可恶了。今儿要不是何庄的把他们挡住，你们吃亏可就吃大了！” 光宙说：“那伙人欺负人家一个卖菜的，咱看不惯，就揍了他们一顿。”
传林说：“那伙街化子可恶了，乡里人进城净受他们的气。唉，恁这起儿今天也算给咱乡里人出了口气。不过，这几天恁可千万别再上博平转悠了，要让他们逮住可就了不得了！”说着他就站起来对我说，“走，咱这就走。我骑车带你走小路，只要进了咱庄，咱就不怕了。” 传林那瘦小的身子带着我，在坑洼不平的田间小路上猛骑，一口气把我带回温庄，送到我的宿舍。他一再叮咛我这几天可千万别再出去，就在庄里待着；只要在咱庄里，就什么事也没有。说完，他看了看冷冷清清的屋里，转身走了。
那时侯，小组的同学都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天快黑时，传林用手托着一个布包，还端着一大碗粘粥又来了。打开布包，是几个热腾腾刚出锅的玉米饼子。他说：“你弄成这个样，一个人也别做饭了。到时我给你送来。快吃吧，别凉了。”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吩咐了他的学生们，谁也不准说沈明在庄里；要有人问，就说回济南了。
听着传林那关切的话语，看着桌上的饭，我心里当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传林在一旁看着我吃完饭，才站起身走了。临出门时，又嘱咐我：“早点歇着。这几天好生在家里养着，可哪里也不能去啊！”
我的下巴底下至今还留着一道蹉跎岁月的疤痕。我一摸到它，就想起当年的那些事，眼前便现出传林当时那关切着急的样子。
那些曾经给予我们一代知青精神上、物质上些许温暖、同情和慰籍的人们，或许都是些小人物。他们没有高唱大风、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谆谆教导，更没有装腔做势、作威作福。他们只是用他们心灵的本色、朴素的做人，潜移默化地熏陶、感染和激励着我们。他们让我们在理性地触摸历史的冰凉时，心里常常潮涌起阵阵温热的涟漪„„
——题记
祥 宏
说起祥宏，应该讲他也是知识青年行列中的一员。祥宏初中毕业后便回到了自己村里务农，走的当然是一条比我们这些城市下乡知青还要紧密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那时，我所在的温庄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自西向东依次排列为一、二、三队。村里的人习惯上称一队为西队，三队为东队，二队居中也便无别他称了，还是叫二队。我和祥宏都在二队，他那时是二队的副队长。
初识祥宏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年龄相仿，个头也差不多。他长得很瘦，却十分精壮干练，黑黝黝的脸上总是带着一股拧折不弯的倔气。他的力气很大，尤其是扳手腕他敢和当时队里最壮的三哥、四哥较劲，且常常获胜。在我以后参加队委会中，他是一个讲话办事让我心悦诚服的人。我们知青下乡，经常接受的训导就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贫下中农心红根正，觉悟高、水平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云云。可实际上接触起来，总觉得现实中的贫下中农与理想中的楷模反差甚大，心胸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大公无私、宽阔开朗，还什么胸怀全球之类。而祥宏却不然。无论是在生产队的会议上，还是在田间地头休息时的闲聊，他都是谈笑风生，且讲得很有条理，很有逻辑性。再就是他看问题的视野也较宽广大气，不象一些农民那样一出了自己的小村就懵就蔫就缩头缩脚。再加上他从小生在农村，对乡里的风土人情特别熟悉，很受社员们的拥护和爱戴。
祥宏很有才气，性格也爽朗、乐观，有事没事的经常独自一人哼着一些歌的简谱，让我们很惊奇。他的毛笔字写得也不错，还独出心裁地创出了一种类似花鸟形的字体，村里人上门索字的颇多。
大概是1973年吧，大队团支部换届，祥宏和我被选为正、副书记。当时我们都在积极争取入党。年轻人心盛，学大寨学得热血沸腾、雄心勃勃，大有非在温庄不干出一番宏业来决不罢休的架势。那些日子里，我们动不动就组织青年团员搞义务活动，还办夜校，开展农业科技活动（记得当时主要是搞棉花的病虫害防治、棉花营养钵育苗、玉米杂交授粉等）及搞批林批孔、宣传农业学大寨等等，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倒也充实。那时我和祥宏经常地彻夜长谈，在一起苦思冥想，探讨改变温庄穷面貌的路子和方法，憧憬着农村发展后的美好前景。虽说颇有纸上谈兵之嫌，倒也不啻于是一种贫窘中的精神吧。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我在祥宏家里又和他谈起生产队发展规划之类的事情来。我拿着一张自己构画的生产队平面图一边说一边比画，很是兴奋，却没注意祥宏的情绪一直高涨不起来。当我声高如唱，连连向祥宏发问时，才发现他的情绪不对劲。我心里纳闷，便问他是不是我讲的有问题？他摇摇头，苦笑了一声说不是。我又问他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低下头叹了一口气，用手一指屋角一只缀满补丁的口袋，说，就要过年了，家里之剩下这点棒子（玉米）了，他得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再籴点儿粮食回来，家里老的小的等着过年哩！我过去提了提口袋，充其量也就是十几斤。我看看祥宏紧缩的双眉，心倏忽一下沉了下来。是啊，当时我们知青的口粮不够吃，国家还给补贴一部分，可社员的口粮靠谁呢？我琢磨了一会儿，对他说，我们小组里有一囤地瓜干当时吃不着，不行我给你装一袋子来。他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再难我也不能拿你们知识青年的粮食吃。我说那怎么办呢？他瞅了一眼靠在墙根的一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说，明天赶博平集卖了它，应应急吧。看着他为断粮心焦如焚，愁云遮面，我那一肚子高谈阔论再也没了底气。他把小烟筐推过来，我们默默地卷上烟抽了一支。祥宏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吃不上饭，
嘛也说不上。我看他似乎是笑了一下，笑得很惨白。我起身告辞，他和我握了握手，有点儿抖，却很有力。不知何故，当时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祥宏他一定会是一棵大树，就在温庄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棵大树。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冬天我刚从济南回来，晚上空荡荡的屋里就我一个人，好不孤单！这时，祥宏一推门进来了。我们一见面那个亲热劲就提了。我高兴地把从家里带来的土豆、猪油拿出来炒了一盘，又摸出一瓶酒来。二人凑着小煤油灯就对饮起来。乘着酒兴，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天南地北地神侃起来，越谈越高兴、越谈越投机，完全忘了时间的流逝。正在兴头上，大门突然被推开了，只见繁珠嫂子气喘吁吁闯了进来。她看到祥宏，连连指着他说，你怎么跑到这里喝起酒来了呢？凤英（祥宏的爱人）生孩子不是让你去找人的吗？我一下愣住了。祥宏啊呀一声拍了一下头，说，嗨，这和沈明一拉呱，全忘啦！嗨，嗨„„说着便忙不迭当地窜了出去。繁珠嫂子嗔了我一眼，说，你俩也是，他家里人生孩子，急得火上了房，你俩倒在这里喝起酒来了！我十分冤屈地说，嫂子，我哪里知道这些呀！繁珠嫂子没再说话，转身匆匆走了。那一晚上，我心里好不是个滋味，老觉得对不住祥宏。直到第二天一早，祥宏来告诉我他得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叫蕾蕾。我这才又高兴起来。
后来，我被招工去了辛大铁路，世事茫茫，人事匆匆，和祥宏也没再联系。直到1997年秋天我因事去临清，途中特意到了温庄，着急打听的第一个人就是祥宏。村里人告诉我，祥宏早已是温陈乡的党委副书记了，还兼着村里的支部书记。他曾经连续被评为县里的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干部。我的心不由一动，想起当年的那种感觉暗中思忖祥宏果然是个好样的。我们见了面。他几乎没有变样，仍保留着当年青年时期的那股英气、那股风采。我们亲热地寒暄过后，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了我走后村里发生的变化。望着他不减当年那种朝气勃发而又成熟稳练的样子，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我们当年经常复诵的毛泽东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是的，当年的祥宏已经成熟起来了。温陈大地应该是属于象他这样一代有志青年的。他，当然也应属于生他养他的这方热土。
祥宏姓孔，全名是孔祥宏。
繁珠嫂子
我下乡几年的日子里，和许多农民交上了朋友，可是内心里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人就是繁珠嫂子了。
繁珠嫂子就住在我们知青小组大院的斜对门。繁珠哥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后来又和我们知青在一起搞试验田。繁珠哥从小学过戏，会唱一口很好的流行于当地的梆子腔，对戏的套路也颇熟悉。他们家只有一个小女儿，叫艳文。由于繁珠哥爱说爱唱，更是由于繁珠嫂子待人热情、可亲，又不失于礼，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喜欢到他们家去玩。夏天一院子，冬天一炕头。
我们村里要说干净利落恐怕最要数繁珠嫂子和她拾掇的那个家了。繁珠嫂子的年龄实际上比我大不少岁。她个头不高，黑红的脸上总是带着慈祥温和的笑容。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除了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外，光是家里的柴米油盐、缝补浆洗再加上喂猪养鸡、纺棉花织布就够忙活的了。生活的窘迫条件，使村里不少的妇女大都蓬头垢面、拉里拉塌的。而繁珠嫂子从来都是身上利利索索的、衣服也特别合体，头发总是梳的整整齐齐。院子里收拾得有边有沿，地上连根草棒都难寻。进得屋来，虽然也是土炕土灶，可无论是炕上灶上洁净得连个土星都没有，锅碗瓢勺连锅盖都刷洗得干干净净，让人一看就从心里感到特别的舒畅。
无论繁珠哥在家不在家，去嫂子那玩的人很多，亲亲热热又全都不失规矩。平时一
些很爱开玩笑甚至说话很粗劣的人只要进了繁珠嫂子的门，全都象听话的小绵羊一样，说句话都瞅着嫂子的脸，生怕哪句话不当冒犯了她，就连最邋遢的那些人去了吐口痰都很自觉地捂着嘴跑到外面去吐。开始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村里的年轻人这么愿意到嫂子这里来？为什么那些皮打皮闹、一说话就日娘骂奶奶的人一到了繁珠嫂子跟前，全都象变了另外一种人了呢？后来我和嫂子也渐渐熟悉了，了解了嫂子的为人，心里便想：或许这就是一种美德的魅力吧。这种魅力甚是强大，摄人魂魄；这种魅力以她独特的强场陶冶净化着人们的心灵，让人在她面前感到温馨、愉悦和舒朗。即便有些想入非非，也只能在这种强场中自惭形秽、龌鹾，不敢妄言妄语，稍有过分。美好的东西人人都爱，人人都会把她奉为灵台上的一种圣洁，谁也不会也不敢在她面前有半点亵渎。
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很好，又大又圆的挂在靛蓝的天上，银须飘飘。村里一片安详。我吃过饭，便到繁珠嫂子家去玩。一进院，猛地让我下了一跳！只见繁珠嫂子光着上身（其实当地已婚妇女在自己家院子里光着上身是很平常的事）正和一群光着脊梁的庄稼后生们在说话。繁珠嫂子面朝着院子门坐着，平时总是挽起的头发象黑色的瀑布披在肩上，丰满的身子被银白的月光朦朦胧胧罩上了一层乳晕。那时我是第一次看到女人的上身，只觉得心怦的一声停跳了，全身的血一下涌上头来慌得我转身就走。繁珠嫂子看到了我，大大方方在身后喊道：“沈明，跑啥来？进来坐一会儿！”几个年轻人也转过身来，一起喊我。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只好脸热心跳地转身进来在一旁坐下，可是就不敢抬头。繁珠哥笑着问我：“沈明，你干嘛老低着头来？”我只是支支吾吾。嫂子也笑了，笑得很爽朗：“人家沈明脸皮薄呗。嗨，这有嘛哎，我是你嫂子嘛！”其他那几个年轻人见状也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霎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尴尬和龌鹾。人家都和嫂子是那么坦然、那么无邪地在一起坐着，人家什么事也没有，你这是干什么？本来天就热，这下我窘得又出了一头汗。我抹了一把脸，抬起头来。嫂子和蔼地笑着，递给我一碗水。当我用手接那碗水时，看了嫂子一眼。嫂子慈眉善目地抿着嘴，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善良、那样的„„不知怎的，我的心里突然一阵激颤。嫂子和颜悦色地看着我说：“喝了吧，刚晾凉的。”„„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聊到很晚很晚，天上地上、人情世故，玩得特别开心、舒朗。月光下的院子里，不时荡漾起一阵阵的欢笑声，直到夜深。临走时，繁珠嫂子起身送我。这时我已经很平静了。我笑着对她说：“嫂子，穿上点衣服吧，别着了凉。”嫂子一抿嘴，也笑了，说：“大伏天的，凉不着。” 在农村的几年里，我们小组发生了好几次断粮，同学们各自都被要好的社员叫到家里去吃饭。我经常去的就是繁珠嫂子家。其实她家里也不富裕，但嫂子却尽量把饭做得可口，热汤热水的。玉米饼子玉米粥，加上一碗蒸熟的咸萝卜条，至今让我难忘。繁珠哥买了一架缝纫机，我有事没事就好坐在缝纫机前捣鼓一通，繁珠嫂子从不见外。要知道，当时缝纫机是很稀罕的，嫂子这缝纫机是全村唯一的一台。而我却自以为是地经常用缝纫机补衣服，甚至做鞋垫。繁珠嫂子不但不心烦，还常常夸我：“沈明还真巧，什么都会干。”
有一回，我和一个同学吵架了，气得我跑到繁珠嫂子家恨天骂地。繁珠哥劝我繁珠嫂子也劝我。嫂子说：“你们这起儿人啊，从城里到这儿来不容易啊，别再和自己过不去了。你想想，家里当妈的要是知道了，能放心吗？”一句话，说得我泪眼花花，半天没抬起头来„„ 1974年的年底，我被铁路招工。临走之前，繁珠哥叫我在他家里喝了酒。嫂子那天特意炒了好几个菜。那天我喝醉了，两只眼睛里晃动着下乡几年的一幕幕这事那事，晃着晃着又和繁珠哥喝。喝着喝着我就哭了，哭着喊繁珠哥，喊繁珠嫂子„„繁珠哥放下酒杯，也抹起了眼角。繁珠嫂子拿了一块热毛巾给我擦脸，嘴里絮叨着象是嘱咐着什么。我醉眼花花地看到繁珠嫂子也哭了„„
再后来，一晃就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当年愣青的我也已近天命之年了。1995年我去温庄特意到繁珠哥家去看望。我见到了嫂子。嫂子老了！她好象突然矮了很多。满头青发已经全白了，银丝冉冉，但仍是梳理的那么干净整齐。繁珠哥身体不好，歪在床上和我说话，
嫂子还是象当年那样里外忙活着。当年的小艳文已经成长为一名小学教师了。看到他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生活，我心里很是安慰。那次我只待了一会儿，就匆匆走了。繁珠哥不能下地送我，繁珠嫂子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我说嫂子别送了。繁珠嫂子仰着脸盯着我，眼圈红红的抓着我的手只是抖„„
嫂子！
亲亲的嫂子，黑黑的嫂子啊„„
八奶奶
我在生产队里劳动，经常看到一个穿着很破旧的老年妇女，弓着腰，掂着小脚和社员一样出工下地。老人很瘦，但也挺结实（劳动炼的），休息时不是择些野菜之类的东西就是理理整整弄些破布头线脑的活，从没见她闲着过。我们队的人从队长到社员都叫她八奶奶。 那时的我思想中有个想法就是下乡后一定要好好劳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以贫下中农为榜样，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尽管对世界观这个概念我还相当的模糊，但基本上认定的模式就是在劳动中抢重活干、干累活，吃苦耐劳，并努力在周围的人中去发现一些能够体现头脑里所灌输的贫下中农光辉形象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然后积极主动地靠上去学习、效仿。比如说在干活时，我就暗暗和队上力气最大、体格最壮的三哥（繁申）、四哥（繁喜）、繁月等棒小伙子在一起标着干。平时地头休息闲聊呢，便常和兆银大爷、宪岗大爷、庆生大爷、庆寅大爷、庆喜四叔等人在一起，听他们讲古道今、话说桑麻，光想从中发现些闪光的东西来激励、鞭策自己。所以，八奶奶也就进入了我寻找崇拜的视野。
八奶奶当时年纪并不是很大，估计也就是五十多岁吧，却苍老的很厉害。印象中她是个长方脸形，很瘦，灰白凌乱的发丝上经常沾着些碎柴禾叶之类的东西。她干活很卖力气，且听话，队上让干啥就干啥。她只有一个儿子叫庆贵，腿有残疾，娶了个 媳妇，都叫她庆贵家，也是个残疾人。所以他们家里里外外的事全都放在八奶奶身上了。老人每天起得很早。队上上工打点的小铁钟就挂在她家院门口，每天清晨敲钟上工时，都能看到八奶奶弓腰弯背地在院子里忙活着。队长有什么事吩咐她去做，她总是痛快地答应着，然后掂着小脚、弓着腰身，一晃一歪颠颠地一路小跑。啊呀，这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勤劳能干这么多的贫下中农的优点，不都在八奶奶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吗？于是，我便有意识地经常去接触八奶奶，主动地和她聊个天、拉个闲呱什么的。
开始，八奶奶似乎不是很爱说话。时候长了，老人朴实的本性便显了出来，话说得也多了。其实也不外乎家常里道过日子的言语，并无什么种田为革命、农业学大寨、反修防修毛泽东思想普照全球之类的豪言壮语，但我听了却感到很亲切，也很实在。有一次，我的手被镰刀割破了。八奶奶一见疼得她一把攥住我的手，随手捋了一把野荠菜搓碎了用那绿色的汁水给我涂上，说是这样就不会恶发了。老人见我手上的刀口一个劲的出血，就一直紧紧地给攥着。她一边攥着一边心疼地絮叨着问：“不疼了吧？不疼了吧？”看她那样子，好象割破的不是我的手，倒是她的手似的。望着老人心疼的那个样子，我心里一阵阵的热涌，不由就想起了我的母亲。
正当我和八奶奶逐渐熟悉的时候，大队上有人警告我说要注意阶级立场，不要和八奶奶太近乎了，她是个富农！我一下懵了，心悠地一下沉到了冰窟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吃苦能干且又善良亲切的八奶奶竟会是个富农！富农在我印象中应是肥头大耳、挺腰凸肚，手拿着长烟袋，提着杆大秤，到处盘剥敲诈穷人的恶人、坏蛋。而眼前这个八奶奶„„但大队上告诉我，她确实是个富农。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和八奶奶疏远了。老远一见八奶奶的身影我就赶紧躲开她，生怕她再叫住我问长问短的。而八奶奶对这些似乎没有什么觉察，见到我仍上那么亲切。有好几回，我和八奶奶迎面走在一条路上，我转身躲开她，她还在我身后喊我，我头也不回地只顾奔走离去。我想，身后的八奶奶一定是很伤心的。有一次我曾悄悄地回头望了她
一眼，见她怔怔地愣在那里，一副茫然的样子。我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很对不住人的愧疚感。时候长了，慢慢我们也都习惯了。不过每当我再从八奶奶面前经过时，虽然不再说话，但总是能从八奶奶那茫然的脸上看到一种悲凉凄楚的苦相。
尽管八奶奶是富农，可实际上我们队上对她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还发觉我们队上的人与八奶奶相处并没有和我那样划这么清的界线，而是一样地说说笑笑，一样地闲话家常。我也曾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十分警惕地审视过八奶奶，发现她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反攻倒算、妄图变天的狼子野心和罪恶行径。可是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起码也得把贫下中农和富农分清楚啊！所以，我就一直不远不近地和八奶奶处着。
1973年，聊城地区“五•七”干校的一批干部住进了我们的村子。干校的同志就和我们知青住一个院，相处得很好。他们来了以后，也是参加劳动、访贫问苦、帮助村里办学习夜校，当然也少不了搞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干校的张金德（当时是聊城地区行署办公室主任、14级干部，后为聊城地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1993年离休）、张敬民（聊城地区行政管理局局长），还有小齐、小郑他们也都对八奶奶好象特别感兴趣，经常主动地和她拉呱扯家常，询问些事情之类，几个女同志干活则就和八奶奶一起，有说有笑的很融洽。有一次，张敬民局长说，这个八奶奶身上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愧为贫下中农的代表形象。我愕然了，心想怎么这位老革命干部也如此阶级界线模糊呢？难道他就没看出来八奶奶是个富农？这时，干校的女小齐插嘴说道，八奶奶这人可好了，又朴实又可亲！张局长说，那你们几个就好好向她学习，争取有个象样的心得。我禁不住低声对张局长说，你们说的这个八奶奶好是好，但她可是个富农啊。什么？！女小齐惊叫道，八奶奶！她——怎么能是个富农呢？哎呀，她怎么是个富农呢？我见老局长的脸一下拉了老长，拿着烟的手悬在半腰老半天没放下来。良久，老局长叹了一口气，说，那，那咱以后就多注意吧。
其实，当时无论是从八奶奶本人还是从她一家来看，怎么也想不到她能是个富农。八奶奶长年累月的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家里是四壁徒空。黑洞洞的屋里空空荡荡，屋角有好几处都露着天。儿子、儿媳都是残疾人。一家人没有一个挣整工分的，也是吃糠咽菜、破衣罗嗦。可她竟是个富农！确实是个富农！那时我心里曾闪出过这么一个问号，这富农就富到这个样啊？那贫农又该贫到什么样呢？想想八奶奶一家不但要承受贫困生活的煎熬，还要比别人再承受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我真的有点担心那么瘦弱的八奶奶能否吃得消。
可八奶奶仍是那样，有人理就笑笑，没人理就沉默，只是那双手一直在不停地劳作着——为了可怜的几张嘴。
我离开温庄临走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来相送。我看见八奶奶也来了。她远远的站在人群后面，倚着土墙一动不动地朝我张望着。初冬的寒风吹起她零乱的白发，老人兜着手在萧瑟的寒风里定格成一个母亲永远的雕像。我向八奶奶招了招手，看到老人撮着袖口在不停地抹眼角„„
我走了。
当二十多年以后我又回到温庄时，村里已经大变样了，几乎很难再寻当年的影子。一进村，我碰到一位穿着俏丽的大姑娘，明目皓齿，一脸的水灵。一问，原来是我们二队祥成哥最小的那个女儿。当年我离开的时候，她还在襁褓中呢。我向她问起八奶奶，姑娘想了老半天也没想起来。我又提及八奶奶的儿子庆贵。姑娘噢了一声说，那个八奶奶呀，早就死了。
我不由得站住了脚步，老半晌没有说话„„
小柱子
小柱子的大名应该叫孔祥柱。他是我们温庄二队队长繁义哥的小三。我插队的那个时候，他才四五岁。
小柱子长得特别喜人，矮矮的个子，挑着一颗四方四楞的大头。农村的孩子一般都晒得黑黝黝的，可这小柱子却长得细皮嫩肉的白里透红，加上一双圆圆的黑亮黑亮的眼睛，让人一看就喜欢。
繁义哥一家人都拿我很亲，特别是繁义哥的母亲，我叫她大娘。每次我到繁义哥家去，大娘不论在干着什么都要放下来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从上到下地是那么痛爱那么深情地打量着我，让我顿时感到一种慈母般的温暖和呵护。还有我那可亲敬的繁义嫂子，有时她一句关心的话，竟让我潮涌半天，泪眼盈盈。由于我们的亲近关系，繁义哥的几个孩子都亲热地叫我沈明叔。繁义哥当时有四个孩子，老大祥明，老二是个女孩叫小荣，老三便是小柱子了，后来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名字我便记不起来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是非常艰难，孩子多，年龄又小。所以，老大祥明老早就替家庭担起了担子。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由于长年过早的劳动，营养不良，身体又矮又瘦。我经常在村巷里碰到他，不是挎着一大篮子草就是背着一大捆柴禾，身子压得弯弯的，呼哧呼哧地走过来。不论多累，他见了我总要停下来毕敬毕恭地喊一声“沈明叔”。当时真让我从心里感到热乎。
而小柱子却在这贫困的家庭里得天独厚地享受了他哥哥、姐姐很少缘幸的童年的欢乐和无忧。每天只是和村里一群呀呀叫唤的孩童们疯玩疯耍，不饿不回家，回家就吃，吃完了就走。由于我天性就特别喜欢小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们也就特别的偎乎我。只要我一收工，院子里马上就会涌来一群光着屁股蛋的小孩，吱吱呀呀围着我让我给他们讲故事，或者非让我搞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弄他们一身水、一脸泥巴什么的，非常开心。这些孩子中间不论辈分大的小的，统统一律叫我“沈明叔”，小柱子就是他们的头。
有一年夏天，我留在家里办批林批孔的宣传壁报，就听见外面一声脆亮的“沈明叔”，接着呼啦啦涌进来一群光腚孩子。孩子们看到我画的画，非常惊奇，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出了神。忽然，小柱子冲我说：“沈明叔，俺让你画画俺！”我说：“行，你站着别动，一动也不能动，我就画你。”小柱子果然听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让我画。我就给他画了——方方的头、大大的脸、一对黑黑的圆眼睛、小鼻子、小薄嘴唇„„画完以后，孩子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呜呀乱叫，都争着要让我画他们。我瞥了一眼得意的小柱子，说：“柱子，你底下那个小鸡鸡画不画？”没想到这一丝不挂的小柱子脸竟腾地一下红了，通红通红的就象块大红布。他用两只小手狠命地捂着那个地方，拧着眉头直嚷嚷：“不画这里！不画这里！”看他急得那样，我笑着说：“行啊，不画那里。你把手拿开吧。”可是小柱子的手说什么就是不离开那里了。
看看天快晌午了，我还得赶紧画画，就想让孩子们出去。可他们谁也不想走。我瞅了他们一会儿，想出个办法来。我问他们：“喂，你们愿意当解放军吗？”“愿意！”孩子们齐声喊道。“那好。现在排好队，一个个过来，我让你们参军。”说着，我先把小柱子拽过来用红墨水在他头上画了一颗五角星，又在他脖子下锁骨上画了两个红领章。孩子们一看，都乐得呀呀直叫。我说：“别急，一个一个的来。”就这样，我一口气让十几个孩子全都“参了军”。 画完以后，我让他们站成一排。一瞅，嘿！别看都光着腚，额头上的红星和脖子上的红领章齐刷刷的还真是那么回事。我说：“柱子，你当班长，喊一二一，游行去吧。”小柱子果然喊起了口令。我趁他不注意，冷不防又在他小鸡鸡两边抹了两道红杠。这下可了不得了，小柱子弓着腰用手捂着小肚子就再也不直起腰来了。我喊了一声“立正”，孩子们都挺胸直腰，惟独小柱子弯着腰。我朝他又喊了一声：“柱子，站直了！”小柱子弓着腰抬起一脸的苦相，哀求道：“沈明叔，嗯，嗯，沈明叔„„”我强忍住笑，朝大门口一指：“解放军马上出发，围着庄转三圈！”孩子们一甩手，便一二一地走出了院子。
我跟了几步出来，见一队光屁股孩子神气活现地齐步走着，嘴里还煞有其事地高喊着“农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寨！”，惹了不少人在看。惟有小柱子还是弓着腰，双手捂着小肚子一拐一拐地在头里晃。那模样差点没把我笑岔了气。
吃午饭的时候，繁义嫂子突然找我来了。她有点着急地问：“沈明，你怎么弄的？小柱回家两只手就光捂肚子，饭也不吃了。我硬给他掰开一看，小鸡都搓红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到繁义哥家去看看。一进门，见大娘正在用水给小柱子洗。小柱子一见到我，苦哧白咧地说：“沈明叔，红领章不能画在这里。”我过去一看，不过是红墨水把小鸡给染红了。我回头跟繁义嫂子说：“没事，嫂子，红墨水染的。”繁义嫂子捶了我一拳，嗔道：“你是真能闹腾！”我转身走了，听到小柱子在后面还喊着：“沈明叔，过晌俺还参军！”
有一天中午我从地里回来，经过我们住的那个巷子口时见一大群孩子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我走近一看，见繁义哥的女儿小荣拿着一只半青半黄的杏正在炫耀。孩子们个个伸长了脖子，直勾勾地盯着小荣手里的那颗杏子，嘴里争先恐后地喊着“荣姐姐，俺和你好”，“荣姐姐，俺和你好”„„小荣则把那颗杏子咬破了一点皮，然后拿着依次让孩子们舔。舔到杏的孩子都美得直呱嗒嘴，舔不到的就急得一个劲地央求。看到孩子们这个样子，我的心不由得吱吱吟叫起来。正在这时，小柱子突然势不可挡地闯了过来。他气势汹汹把孩子们一个个地拨拉开，冲到姐姐跟前一把抢走了杏子，气得姐姐小荣哇哇哭了起来。我正想上前去说说柱子，就见他拿着杏已跑到我跟前来，用小手高高举着，说：“沈明叔，给你吃。” 啊呀！这个小柱子。我心里訇地一下喧腾起来，一股热热的酸液涌到喉咙咕咕上下翻了好几翻。我蹲下来用手摸着小柱子的头，笑着对小柱子说：“柱子，我不吃，快还给姐姐去。”柱子瞪着小圆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把杏一直送到我嘴边上，极认真地说：“沈明叔，就给你吃。谁都不让吃！就给你吃！”望着周围孩子们那焦渴的眼神，我鼻子不由一酸，声音都有点发哑了。我接过杏子，来到小荣跟前悄悄把杏塞给了她。然后，我回头看了看小柱子，说：“柱子，走，跟我来。”
小柱子很听话地跟着我来到宿舍。我从背包里找出一包以前回家带来的糖块抓了一把递给小柱子。
“柱子，拿着，出去给令各（孩子名）他们分分，啊？”
小柱子瞅见那花花绿绿的糖块，小眼睛倏地一亮，小手本能地就冲着糖伸了过来„„然而，他突然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伸出的手在半路上又停了下来。他瞪着眼睛望望我，怯怯地摇摇头，很为难地说：“俺——不，不——要。”
“怎么啦？沈明叔给你的，你敢不要？快拿着！要不，我就不和你玩了。”我故意一板脸。
小柱子这才又把小手伸出来。
我剥了一块糖放到他嘴里，又往他口袋里装了两把叮咛了一句：“一人一块，别打仗。” “知道了，沈明叔！”小柱子脆亮地答应着，又蹦又跳地走了。不大一会儿，我听到院子外面小柱子扯着小嗓门在喊：“站好了！排好队！沈明叔说了，一人一块！”
前次回庄，我见到了他哥哥祥明。祥明如今已变成一个历经沧桑的实实在在的庄稼汉了。还是当年那样亲热，只不过我们都已并非当年那样的人了。我问起小柱子，祥明说柱子出门了，没在家。
柱子，沈明叔好想你啊！
四 哥
当时在我们队里，我最羡慕和喜欢的一个人就是四哥了。四哥叫孔繁喜，排行老四。年长者叫他四儿，平辈的叫他老四、或者四哥，往下依辈分有叫四叔的、有叫四爷爷的，这就暂且不说了。
当年四哥正是雄壮时节，熊腰虎背，膀大腰圆，两只粗胳臂象铁棒，两条腿就象铁柱子。他的饭量极大，一顿饭能吃2斤干面的干粮再加上几大海碗粘粥。那时村里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从前一个大地主家里要找短工，用人的标准就是先做一顿饭可着人吃，看谁吃得多，最能吃者入选。这里面有一个老百姓非常朴素的认定，能吃的能干。其实，这话
并不过头。四哥就属于能吃能干、能干能吃的大莽汉一类。
和四哥在一起干活，那真是一种力与美的享受。你看他把褂子一脱，露出一身紫红的硬肉，那把钢锹在他手里简直就象小孩玩具一样，上下飞舞，左右开弓。我想当时如果有哪位舞美设计者要看到他，非把他拉去当模特不可。四哥的力气大得惊人，一车子小土山样的土粪肥，别人怎么也得两个人才拉的动，可四哥一个人拉着走在田地里跟闹着玩似的。碰到别人拉车陷进泥地里，四哥过去一探手掀住车盘，哞的一声就把车给掀出来。听别人说有一次他的车陷入了泥巴地，他硬硬把牛皮筋编的车袢拉断了两三根！四哥干活从不惜力气，虽然工分都是一个样。别人两人拉一车，他一个人拉一车照样乐呵呵的。1970年冬天，我就是和四哥一起上的东阿刘集去挖河。在河上，四哥那英雄劲儿真是挥发的淋漓尽致。铮明瓦亮的钢锹银光闪闪，再难挖的淤泥流沙到了他手里不一会儿就给它“玩”了下去。晚上，我和四哥打通腿睡在一个被窝里。那时我身体很瘦弱，怕冷。有四哥这么个大热乎身子在一起，一冬天睡觉我就没觉得冷。
四哥很爱唱，嗓门也大，也高，还能用假嗓学女声唱。别看他不识字，不认简谱，却吹得一手好口琴。他的乐感很强，凡是歌或是当时的样板戏什么的，只要他听上几遍，张口便能唱出来，也能用口琴找摸着吹奏出来，那真是惟妙惟肖，特别有味。有一次，公社里民兵演练结束之后，有人提议让四哥唱个样板戏。四哥也不谦虚客套，站起来迎着风一声“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喊得人心渠激荡、精神倍长，连县武装部的干部们都一个劲儿地拍巴掌叫好。
然而，四哥的能干，除了博得众人的佩服赞叹以外，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收益，因为那时能干不能干，工分都是一个样。而四哥的能干，却把他家里啃得饥荒不断，雪上加霜。队里劳动分配是“人七劳三”，体壮如牛的四哥和襁褓中的娃娃口粮一个样。明知不公， 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的政策就是这个样。四哥家里穷得叮当响，老母亲有病卧床，他一年到头也混不上个象样的衣裳穿。天热好说，扒了光脊梁舍着太阳晒就是，反正皮肉不值钱。天冷了，身上就不得不围上点衣裳了。他穿得也费，所以身上总也见不着个完整利索。 我下乡后，母亲怕我冬天干活冻着身子，精心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背心。黄军布的面，又合体、又暖和、又好看。有一次干活时我见四哥穿的太单薄了，冻得直打颤，就把棉背心拿出来让他穿了。好家伙，这一穿就是好几年，再也不下身了！干活穿、睡觉穿、赶集也穿，走亲戚也穿。有社员说我，你自己身上也不厚实，干吗不向他要过来？我当时还真有那么一股邪劲，看到四哥穿在身上暖和，自己心里也就暖和了，并觉得这是和贫下中农真正是贴近了。因为四哥是实实在在的贫下中农。
可四哥这人也太实在了。队里的人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情，说有一年县里来人搞运动，发动贫下中农倒苦水，挖苦根。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许多人都上台诉了过去的苦，谈及伤心处，无不声泪俱下。四哥也被发动了，让他上台诉苦。四哥就上去了，琢磨了半天，就说别的俺不知道，就说俺爹吧。他就把他爹如何饿得长了水肿，两条腿都肿烂了挺在床上不能动弹，最后临死也没吃上一口粮食饭什么什么的说了一通。四哥说着说着就哭了，先是抽泣，小哭，后来便成了嚎啕大哭。他在台上哭得嗷天顿地，台下却有不少人在掩着嘴偷笑。县里的干部觉得不大对劲，过去打断了他，问道：“你先别哭，你爹是哪年死的？”四哥甩了一把大鼻涕，哭着说俺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六零年。
“胡闹！”县里干部一下就急了，气得用手连连指着四哥说，“你——你可胆子不小啊！你，啊？你，你这是诉新社会的苦啊你，啊？你是什么成分？啊？查查他！”四哥一下也愣了，张了张嘴说：“俺是贫农，俺全家都是贫农。”“贫农？”县里干部不大相信，“贫农还诉新社会的苦啊？贫农还能在新社会饿死吗？啊? 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四哥这会儿可真急了，顿着脚喊了起来：“谁不说实话来？俺爹就是六零年饿死的，这还有假啊？老的小的都知道，咋的？俺一家子贫农，老的小的都知道，咋的？俺不说实话？是俺不说实话，还是你不让说
实话？咋的？”那位干部气得干瞪眼，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下去吧，下去吧。”
几个大队干部上来好说歹说连拉带拽地把四哥劝了下来。四哥一边走一边拧着脖子颈大喊大叫，脸上还挂着滴沥当啷的眼泪和鼻涕：“你查去吧，老子到哪里都是贫农！” 1974年年底，我要离开温庄了。那天晚上，四哥来看我，把我那棉背心叠得板板正正的给我送来了，还有我的一双胶靴，已经被他给穿得透了气儿。看得出四哥十分难受，支支吾吾地老是唉声叹气的。我把那几样东西推了回去，说：“四哥，你就别这么认真了，留着吧。”四哥拉着我的手，两眼红红的，老半天没说一句话。
前几年我回温庄，祥宏邀我到他家去坐坐。走到巷子口看到一个人远远地蹲在一个土堆上朝我张望，当时也没在意。等我从祥宏家出来，再走到巷子口时，那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朝我张着两只手叫了一声：“这是——沈明，是沈明吧？”
我一下愣住了。眼前的这个人蓬头垢面，腰弯背驼，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皱纹，两只眼睛红红的，眼角上缀着眼屎，骨节崎岖的大脚上趿拉着一双破塑料鞋。我仔细地辨认着面前这个风烛残年的沧桑老人，脑子里在飞快地搜索着记忆中的底片。
那个人又喊了我一声，脸上极不自然地笑了笑。我这才依稀从他那形态和面容上渐渐寻出了当年的影子。他，就是四哥！
“四哥！”我冲动地向前跑了几步，拉住他的手，上下地打量着这个当年迎风高喊“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的牯牛般的汉子，心里轰隆隆翻腾起一阵子说不出的滋味。 “沈明啊，见了四哥不认识了吧？四哥老了呀，都六十多了呀！”四哥说着，勉强又笑了笑，又不自禁地用手一个劲儿地擦眼睛。
我连忙拿出烟来，敬他一支。四哥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自言自语地说：“呀，是好烟哎。”说完就夹在耳朵上了。
我又递给他一支，用打火机给他点着。
四哥颤颤抖抖地吸了几口，接着就咳嗦起来，憋得满脸通红。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平静下来。他抬头望着我，嘴张了好几张说了句：“沈明，你要是秋天来就好了，咱这里种的‘红富士’，个大，甜得很，我给你带点回去。”就再也没了话„„
我面前的四哥，渐渐模糊了，耳际萦绕着又响起“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那气壮山河的叫板行腔„„
传林哥传林哥姓程，叫程传林。他和我并不属于一个生产队。他在西队，即一队。我们温庄很有意思，说是叫温庄，其实全庄只有一户温姓人家，叫温道生，是我们二队的会计。最大的姓氏是以从曲阜迁来的孔姓，便及全庄尤以二队为先，除了道生会计，全都是姓孔的。西队里除了孔姓外还有两大姓，即程姓和张姓；东队也是以孔姓最多，其次便是王姓，还有一户须姓，须宝春一家。据说西队的程氏家族里上几代出了个较有名气的人物，曾在村里建了一个祠堂。所以，温庄就有了“温家的庄，程家的庙，孔家来了瞎胡闹”的说法。传林哥属于村里知识分子一类，上学回来后被推选为村里小学的教师。那时我思想上还没有什么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之类的概念，后来公社里又给派来一个齐老师，全村人包括大队干部对齐老师都毕敬毕恭的。我这才知道齐老师是吃工资的公办教师，而传林则是在队上拿工分吃饭的民办教师。
我和传林哥因不在一个队，所以下乡头几年里接触并不是很密切。平日里见面，不过是客气地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再说，我们知识青年下乡后，一般都看重于生产劳动表现，看你能不能干活、能不能吃苦，对其他的事一般都不大注意。直到1973年的秋后，上边来了股风要各大队都得办农民政治夜校。大队上就把我和祥宏、传林等几个人叫到一起，布置了任务，这样，我们的交往才渐渐多了起来。
政治夜校的校长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孔宪印和公办教师齐老师。当时办得很隆重，大
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郑重宣布成立“以宪印为主、以齐老师为副”的夜校班子，我和祥宏、传林等都是夜校的教员。我与祥宏分别负责老年班和青年班，传林则发挥他带学生的优势串门串户办起“联户班”。所谓“联户班”就是按社员居住的远近把家庭妇女集中在一块，弄个小黑板让小学生们写上字教婶子大娘老奶奶们认。
夜校刚办的几天，每天晚上人来的还很多。过了一段时间，人就越来越少了。这时，公社里通知说县里最近可能要下来检查，温庄离公社最近，决不可“掉链子”，给弄成“灯下黑”。这下大队有点紧张了，连夜开会布置安排，商量着对策。我记得当时大队书记说的第一位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把人都给拢到夜校里来”。这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要把散漫惯了的社员天天拢在夜校，还真得下点功夫、使点手段哩。大队上把三个生产队的队长都找了来，规定下不管什么情况各队的社员不论男女老少，每天晚上必须上夜校；凡是上夜校的人一律加记两晌工分。尽管当时队上的工分已经很“毛”（贬值）了，但这是政治任务，宁可让工分“毛”了也得记。
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晚上夜校里的人果然多了。可人来了学什么呢？开始我们只是找些报纸、宣传材料来照本宣科。你不念报纸还好点，人还呜呜呀呀乱腾着有点生气。你只要一念报纸，不一会儿下面就是鼾声一片，如雷贯耳，把念报纸的声音都给压得听不见了。传林哥说这可不行，要是检查的来看了非得毁堆（砸锅）不可。书记宪印说你几个得想个法，不能让人都睡着。于是，我每天晚上便搜肠刮肚，把原先上学时学到的、听到的一些英雄故事、国际上帝修反的政治笑话之类（在此说明一下，讲的都是政治突出、立场鲜明的正经故事，可不象现在这样荤的素的胡侃）归纳一下，上课就讲。祥宏则想法借了一本《渔岛怒潮》给大家边念边讲（当时广播上正播送此书，很有吸引力）。而传林的任务最重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伙更加嘻嘻哈哈家长里短的妇女们。他日他的学生们在小黑板的正反两面写上“毛主席万岁”和“农业学大寨”几个字，一吃完饭就走家串户实施正面灌输。同时，副校长齐老师安排了几个小学生在村口放哨，告诉他们要是发现有生人来了，马上跑回来报告。 这天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学校里，正在闲扯着，忽然几个小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来了！来了！”于是，大家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我和祥宏高声招呼着人们打起精神来，开篇“宣讲”；传林则带着一群学生到事先安排好了的几个“联户班”紧急临阵磨枪。书记和齐老师便慌慌着到村口去迎接，又让人买了酒和烟预备着。
那天晚上挺顺利。人来的时候，我正讲到陈毅同志说“北面的苏修、东边的美帝、南边的印度反动派有本事就来吧，我们不怕。我等得头发都白了”，老少爷们儿听得十分入神，两眼滴溜圆，效果好极了！我见那几个人也听得很得，站在那里老不走。我有点沉不住气了，生怕再讲下去让给听出纰漏来，便急中生智说：“现在欢迎县里领导给我们讲话！”说完带头鼓起了掌。没想到那几个倒慌了手脚，面红耳赤地一边朝外走一边说：“俺们不是县领导，不讲了。恁这里讲得就挺好，挺好。”
他们走了，我也就不再讲了，惴惴不安地等候着另外几个地方的检查情况。教室里又嘁嘁喳喳乱了起来，还夹着如雷的鼾声。
大概11点多了吧，宪印、齐老师还有传林等都回来了，满面红光，还带着一股酒味。他们情绪很高昂。宪印说：“这回不孬，汽灯（奖品）是拿定了。”齐老师说：“可多亏了传林，要不就漏汤了。”传林一碰我，如获重释地说：“哎吆喂，可把我吓毁了。那起儿人到了庆喜家一指黑板上的五个字，问老妇女们写得嘛，都说是毛主席万岁。人家一个劲地直摇头。亏了八奶奶上前用手数了数说，五个字不假，可不是毛主席万岁，这是农业学大寨。人家这才点了头。”宪印接着表扬说：“这回检查，传林立了头功。还有沈明、祥宏，都不孬。”说完，就让人到村口大车店里把刚才没吃完的酒拿来，我们几个坐下来又喝了一会儿。记得那天夜里很冷，喝着喝着都冻得坐不住了。传林出去抱了一抱棉柴进来，就在屋里点着，弄得满屋子烟熏火燎。
那次我们大队获得了一个奖状，还有一个汽灯。
从那以后，我便经常到小学校里去找传林玩。我那还是头一回看到在一个教室里传林同时上着四个年级的课。他讲台上放着四个年级的课本，顾此并不失彼，讲得井井有条，让我很惊奇。我想起在学校有时我们两个班合起来上课，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很别扭，那还是一个年级的呢！想想这些，农村的老师也真是不容易。这也算是农村教学的一个特点吧。 有一年冬天，我和何庄的知青刘光宙、刘坦的高培禄赶博平集，碰上几个博平街上的人欺负老乡。我们打抱不平，动了手。开始，我们沾了光，一口气打倒对方好几个。后来就不妙了，满街上净是他们的人，拿扁担的、拿棍子的、拿铁锨的呜呀乱叫着黑压压上来一大片。光宙说不能打了，快走！正说着，一个人拿扁担抡了过来，我一仰头躲过了扁担，下巴却让扁担钩给划了一下。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三个人转身就跑。光宙喊道，快过徒骇河，进何庄！我们在前面跑，后面的人象一群黑色的游蜂嗷嗷地叫喊着紧跟着过了徒骇河大桥，仍追着不舍。
我们跑到何庄村口，迎面碰上十几个何庄的人溜溜达达地也去赶集。他们见了我们跑得这个样子就驻下脚步问光宙，这是咋了？光宙说和西街上的打仗了。何庄的人说，这还了得，还敢打到咱庄上来了？一个年纪大点儿的人说，你几个快回庄，别出来。那人又让一个年轻的快回去叫人来，然后十分英雄地说，咱几个就站在这里，看哪个王八羔子敢上咱庄上打咱的知青！
我们一口气跑回何庄知青的住处。我这才发现下巴给划了一个大口子，滴滴答答流了不少的血。光宙找出卫生箱，用药棉给我擦着伤口。高培禄心有余悸地说，那伙人不会跟上来吧？光宙摇摇头说，没事的，进了咱庄就安全了，外庄人谁也进不来。
正说着，一个女同学急急忙忙跑了进来，说一个外庄的人非要进来，又吵又闹的。光宙说怎么不打出去？那女生说那个人说他认识沈明。我一听，连忙站起来走出门口，光宙顺手抓了一张铁锨紧跟在我身后。
老远就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往这边走，看样子双方还在争辩着什么。等近了，我认出了来的正是传林。他推着自行车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对何庄的人说，我是温庄的，和沈明一个庄，我看见他跑到你庄上来了。我赶忙迎了上去，叫了一声：“传林哥，你怎么来了？”
“哎呦喂！”传林见我头上缠着绷带，吓了一大跳。他双手一撒，把车子丢在地上就抱住了我的肩膀，连连问道：“这是咋弄的？不要紧吧？”
何庄跟着来的人一见这情景，便放了心。光宙过来说到咱屋里说话吧。我们便一起回到了知青住的宿舍。
传林一边擦着汗，一边喘吁吁地说：“沈明，你们咋去惹他们那起儿人呢？那都是些街化子，西街上有名的，可恶了。今儿要不是何庄的把他们挡住，你们吃亏可就吃大了！” 光宙说：“那伙人欺负人家一个卖菜的，咱看不惯，就揍了他们一顿。”
传林说：“那伙街化子可恶了，乡里人进城净受他们的气。唉，恁这起儿今天也算给咱乡里人出了口气。不过，这几天恁可千万别再上博平转悠了，要让他们逮住可就了不得了！”说着他就站起来对我说，“走，咱这就走。我骑车带你走小路，只要进了咱庄，咱就不怕了。” 传林那瘦小的身子带着我，在坑洼不平的田间小路上猛骑，一口气把我带回温庄，送到我的宿舍。他一再叮咛我这几天可千万别再出去，就在庄里待着；只要在咱庄里，就什么事也没有。说完，他看了看冷冷清清的屋里，转身走了。
那时侯，小组的同学都回家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天快黑时，传林用手托着一个布包，还端着一大碗粘粥又来了。打开布包，是几个热腾腾刚出锅的玉米饼子。他说：“你弄成这个样，一个人也别做饭了。到时我给你送来。快吃吧，别凉了。”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吩咐了他的学生们，谁也不准说沈明在庄里；要有人问，就说回济南了。
听着传林那关切的话语，看着桌上的饭，我心里当时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传林在一旁看着我吃完饭，才站起身走了。临出门时，又嘱咐我：“早点歇着。这几天好生在家里养着，可哪里也不能去啊！”
我的下巴底下至今还留着一道蹉跎岁月的疤痕。我一摸到它，就想起当年的那些事，眼前便现出传林当时那关切着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