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高考满分作文
且以作品论英雄（60）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国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薄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点评：
观点辩证。对于人品与作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而作了理性的思考：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这种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跳出二者关系本身，显得冷静，客观，充满理性的思辨色彩。
层次鲜明。文章从作品反映其人品起笔，接着反转一笔：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在此基础上，作者往前推进一步：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作者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展开论证，不游离，不枝蔓，并靠论证带动材料，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一杯春醪寄余心（60）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
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行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如“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梵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赏之以文，考之以史（60）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之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做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殊途同归（60）
青瓷缸中戎戎水影，养的是水仙清丽；污泥塘里深深沼洼，养的是白莲洁净。倘若人品是哺育艺术的土壤，为何白莲见不到泥土色，闻不见土壤气？性情急徐固然可从字里行间略窥几许，而人品一说，实难揣测。然而我们欣赏艺术，并非一定要读作者生年，只要骨子里渴望开出一朵好花。
“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马尔克思如是说。尤其到了革命时，艺术的种子似乎满战场撒播。犹记得铿锵的《马赛曲》响彻巴黎，《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擎起战旗，然而法国国歌作曲词者鲁热，不过是个上尉，甚至在战争的后程抵触革命，像个懦夫一样度完余生；画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国革命的种子”，自信勇敢，连素描的笔触都不愿收敛，作品的格调趣味惊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确是云泥之别，可见艺术，从不是人品忠实的镜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标准。肥沃的黑土，美丽的红壤乃至贫瘠的黄泥，因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长出哺育人性的大麦、稻谷与青稞。
作品的格调趣味未必与人品一致，却一定与内心的追求吻合，国家危亡之时，懦夫鲁热的笔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国的儿子！”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与人计较、抬杠的牛顿才俯首为真理海边拾贝的孩子；方案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绝，语带机锋；书法的恣意中，好顺手偷人字画的米芾潇洒挥毫，尽是大家之风。
因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与美，作品才被称为艺术，而追求，从来不由人品决定，忠实于内心的艺术家当然可以字如其人，言为心声，而被生活的苟且压弯了腰，被人性的阴暗绊住了脚，依然追求着正直与光明，不正是艺术最强烈痛苦的诗意吗？
北大教授孔庆东近日发微博称莫言常说的家境没落，常日饥寒全是谎言，还附图一张，上头的小莫言穿着棉袄，虎头虎脑，很是可爱。所以我们该要求艺术家什么呢？村上春树说：“我们是一群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的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人品很难达到一致，但我们可以在虚构中要求真诚，那是一颗热忱地为人类共同的光明挣扎的心。莫言的村庄充满了人性的残酷与温暖，既然有所收获，便不必苛责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满谎言。诚如不必劝凡·高戒酒，让鲁迅戒烟，要知道他们都是脚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满天星辰的人啊！我们自己都是这般口是心非，便只顾欣赏艺术，何苦纠缠于多变的人品。
艺术家一生都在难以实现的格调与人品的一致中挣扎，而它们因为同样高尚的追求觅得一致的归途。
我虽然知道这条路难找也难走，但也愿南辕北辙。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让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携手并肩，一同前行。
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恒的归途。
笔下的真实与真心（60）
“功名之士，必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曾这样写过。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善于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去发现这美丽的世界。世界观的不同带来了创作心态的迥异，作为思维外化形式的作品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格调。
《纽约时报》在采访海明威时问及他最好的写作状态。海明威回答说：“最好的写作一定来自于我爱的时候。”创作是灵感和笔尖的激烈触碰，强烈的情感奔涌而出。当创作者归于平静，搁下笔，却仍能看见作品里正翻涌的温柔与热烈。唯其如此，创作才有了艺术的品格，笔下才有了能透视创作者心灵的真实。
在南美洲反体制主义者长长的名单中，加莱亚诺无疑是殿堂级的人物。这个被称为“南美洲的良心”的作家，以火一般的热情和执著，发出对现实最有力的叩问。“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为不识字以及没办法的人写作。”他用笔尖温暖了
南美洲的底层人民，又用目光毫不留情地鞭挞全球化下被人们忽视的暴戾与野蛮。加莱亚诺的文字永远充满战斗的激情，正如他的作品名《南美洲——被切口的血管》。而加莱亚诺本人，也是一位倔强、顽强、勇毅的战斗者，正是心里从未熄灭的火光，让他的作品有了温度，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他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印证了“文如其人”这个词，也给世界文坛留下不朽传奇。
激昂的斗士留下战斗的呼告，而那些坚守内心的人，也在用文字塑造着另一个自己。文学大师木心先生淡泊致远，一直走在向内心朝圣的旅途。他喜欢从前含蓄的美好也一直竭力去守护那种美好，正如他在《从前慢》中写下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他的笔下，涌出的是清明的心境与追求；又如杨绛，虽历经苦难却从未放弃，亲人离去也能勇敢面对，她的纯粹和坚韧，从她纯净、“如初生婴儿”的文字中流露。 真正领悟艺术的人，定会懂得真情实感之于艺术的价值，也了悟自己的生命体验是何其珍贵。艺术是一种反映，一种途径，让我们窥见作者心内涌动的波澜和曾经历的悲欢。
违背心志写下、画下的“成品”，是手的产品，而非心的创造。因此，从一开始，没有情感没有体验的“成品”，就不能算是艺术。
请在你爱的时候，用心写下画下一些东西，不论是停泊于温柔港湾的细沙，还是清朗高远的明月。要知道，你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在未来便成了你心境志趣的证据。
似曾相识燕归来（60）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否认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墨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 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
浙江高考满分作文
且以作品论英雄（60）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国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薄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点评：
观点辩证。对于人品与作品，作者并没有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而作了理性的思考：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这种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跳出二者关系本身，显得冷静，客观，充满理性的思辨色彩。
层次鲜明。文章从作品反映其人品起笔，接着反转一笔：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在此基础上，作者往前推进一步：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作者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展开论证，不游离，不枝蔓，并靠论证带动材料，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层次清晰，结构严谨。
一杯春醪寄余心（60）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
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行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如“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梵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赏之以文，考之以史（60）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之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做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殊途同归（60）
青瓷缸中戎戎水影，养的是水仙清丽；污泥塘里深深沼洼，养的是白莲洁净。倘若人品是哺育艺术的土壤，为何白莲见不到泥土色，闻不见土壤气？性情急徐固然可从字里行间略窥几许，而人品一说，实难揣测。然而我们欣赏艺术，并非一定要读作者生年，只要骨子里渴望开出一朵好花。
“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马尔克思如是说。尤其到了革命时，艺术的种子似乎满战场撒播。犹记得铿锵的《马赛曲》响彻巴黎，《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擎起战旗，然而法国国歌作曲词者鲁热，不过是个上尉，甚至在战争的后程抵触革命，像个懦夫一样度完余生；画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国革命的种子”，自信勇敢，连素描的笔触都不愿收敛，作品的格调趣味惊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确是云泥之别，可见艺术，从不是人品忠实的镜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标准。肥沃的黑土，美丽的红壤乃至贫瘠的黄泥，因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长出哺育人性的大麦、稻谷与青稞。
作品的格调趣味未必与人品一致，却一定与内心的追求吻合，国家危亡之时，懦夫鲁热的笔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国的儿子！”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与人计较、抬杠的牛顿才俯首为真理海边拾贝的孩子；方案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绝，语带机锋；书法的恣意中，好顺手偷人字画的米芾潇洒挥毫，尽是大家之风。
因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与美，作品才被称为艺术，而追求，从来不由人品决定，忠实于内心的艺术家当然可以字如其人，言为心声，而被生活的苟且压弯了腰，被人性的阴暗绊住了脚，依然追求着正直与光明，不正是艺术最强烈痛苦的诗意吗？
北大教授孔庆东近日发微博称莫言常说的家境没落，常日饥寒全是谎言，还附图一张，上头的小莫言穿着棉袄，虎头虎脑，很是可爱。所以我们该要求艺术家什么呢？村上春树说：“我们是一群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的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人品很难达到一致，但我们可以在虚构中要求真诚，那是一颗热忱地为人类共同的光明挣扎的心。莫言的村庄充满了人性的残酷与温暖，既然有所收获，便不必苛责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满谎言。诚如不必劝凡·高戒酒，让鲁迅戒烟，要知道他们都是脚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满天星辰的人啊！我们自己都是这般口是心非，便只顾欣赏艺术，何苦纠缠于多变的人品。
艺术家一生都在难以实现的格调与人品的一致中挣扎，而它们因为同样高尚的追求觅得一致的归途。
我虽然知道这条路难找也难走，但也愿南辕北辙。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让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携手并肩，一同前行。
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恒的归途。
笔下的真实与真心（60）
“功名之士，必不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为敦庞大雅之响。”叶燮曾这样写过。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善于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去发现这美丽的世界。世界观的不同带来了创作心态的迥异，作为思维外化形式的作品也因此有了不一样的格调。
《纽约时报》在采访海明威时问及他最好的写作状态。海明威回答说：“最好的写作一定来自于我爱的时候。”创作是灵感和笔尖的激烈触碰，强烈的情感奔涌而出。当创作者归于平静，搁下笔，却仍能看见作品里正翻涌的温柔与热烈。唯其如此，创作才有了艺术的品格，笔下才有了能透视创作者心灵的真实。
在南美洲反体制主义者长长的名单中，加莱亚诺无疑是殿堂级的人物。这个被称为“南美洲的良心”的作家，以火一般的热情和执著，发出对现实最有力的叩问。“我为那些不能读我的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为不识字以及没办法的人写作。”他用笔尖温暖了
南美洲的底层人民，又用目光毫不留情地鞭挞全球化下被人们忽视的暴戾与野蛮。加莱亚诺的文字永远充满战斗的激情，正如他的作品名《南美洲——被切口的血管》。而加莱亚诺本人，也是一位倔强、顽强、勇毅的战斗者，正是心里从未熄灭的火光，让他的作品有了温度，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他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印证了“文如其人”这个词，也给世界文坛留下不朽传奇。
激昂的斗士留下战斗的呼告，而那些坚守内心的人，也在用文字塑造着另一个自己。文学大师木心先生淡泊致远，一直走在向内心朝圣的旅途。他喜欢从前含蓄的美好也一直竭力去守护那种美好，正如他在《从前慢》中写下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他的笔下，涌出的是清明的心境与追求；又如杨绛，虽历经苦难却从未放弃，亲人离去也能勇敢面对，她的纯粹和坚韧，从她纯净、“如初生婴儿”的文字中流露。 真正领悟艺术的人，定会懂得真情实感之于艺术的价值，也了悟自己的生命体验是何其珍贵。艺术是一种反映，一种途径，让我们窥见作者心内涌动的波澜和曾经历的悲欢。
违背心志写下、画下的“成品”，是手的产品，而非心的创造。因此，从一开始，没有情感没有体验的“成品”，就不能算是艺术。
请在你爱的时候，用心写下画下一些东西，不论是停泊于温柔港湾的细沙，还是清朗高远的明月。要知道，你笔下的真实与真心，在未来便成了你心境志趣的证据。
似曾相识燕归来（60）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否认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墨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 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著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