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读书笔记
2013172316 林秀琳
今天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第一感觉是很好看，感觉不是特别难理解，但细细再看，就可以看出文章里有许多值得品味的。鲁迅先生不愧为大学问家，对魏晋风度、五行散以及酒，还有对于曹魏政权，司马政权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在谈论那个乱世、易代中以举例子的形式加入自已对所处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的看法，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意味。下面是我再看这边文章所作的一些读书笔记。
魏晋南北朝，是后世许多文人所羡慕的时代，其标签不外乎魏晋风度、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清谈等等。说到清谈，这是在汉末就已流行的一种品评方式和时人性格风度，但有些名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的地位，有时其行为方式如鲁迅所说的“非常可笑”，除了鲁迅所说的那两个例子外，其实我在《世说新语》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如今的我看来实在是怪异，甚至是做作无礼的。如第五章方正第63中：“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哪得独饮? ’江云:’卿亦复须耶？’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江卢奴的举止，正式“魏晋风度”之一斑。率意、任性、做作、矫枉过正，等等，在那时的名士中，都是个性，都是风格。但在我们后人看来，是很不按常理的，很无礼，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之所以为后
人所推崇的缘故吧。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由于战乱，朝代更易频繁，于是许多名人隐退江湖，过着钟情山水的生活，而这些人，其艺术造诣是很高的，且性格清高孤傲，如阮籍、嵇康、刘伶等人。
文章中鲁迅先生认为：嵇康、阮籍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礼教的破坏者, 但他们内心“实在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这一观点，对我感触很深，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魏晋人物的精神与内心有着多么深刻的洞见，这是他综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成果。对于这一论断的解释，在现在的我们（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比较好理解的：当礼教成为一种形式，成为自利的工具时，对于一个忠实于这一礼教的激进人士来看，则已经不能称其为礼教，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反抗这一礼教，而最好的反抗方法就是破坏、违反这一礼教。然而，在他们内心则是始终是留有那最本真、最美好的礼教规范的。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文中也举了阮籍拒绝其儿子加入竹林七贤的例子，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可见魏晋的礼教破坏者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下面说说药与酒。这两样在魏晋时期可谓是魏晋风度的两个代表性表现。文章中是这样写长生不老药的：“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
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我在《世说新语》中也常看到魏晋中名士服食“五石散”的例子，这可以说是魏晋的一种风气，就像近代的鸦片一样。而关于酒，那就更普遍，虽然曹操禁酒，但显然这对魏晋来说是没作用，从来酒就是文人放纵的必备良品，更可况在那个需要靠酒来躲避现实的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那么喝酒呢？我觉得这与他们内心需要发泄有关，喝醉了还能躲避现实。
文章中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也是别出心裁的：“陶潜之在晋末, 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 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 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 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 而且, 于朝政还是留心, 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 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人物内心的认识研究之深刻与独特。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矛盾体。他一方面痛恨封建门阀制度，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因而厌恶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最终隐居山林，躬耕自乐；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关心时事，崇尚理想社会，
盼望有朝一日朝廷能够重用他，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水、乐天安命、消极遁世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批判现实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是东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最后说说文章关于鲁迅所作这边文章与其所处时代的一个背景。 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文章所作的时间是1927年，彼时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又处于内战中，面对这种战乱的局面，鲁迅不免想起同是战乱不断的魏晋时期，心中有慨而发。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读书笔记
2013172316 林秀琳
今天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第一感觉是很好看，感觉不是特别难理解，但细细再看，就可以看出文章里有许多值得品味的。鲁迅先生不愧为大学问家，对魏晋风度、五行散以及酒，还有对于曹魏政权，司马政权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且在谈论那个乱世、易代中以举例子的形式加入自已对所处那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的看法，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意味。下面是我再看这边文章所作的一些读书笔记。
魏晋南北朝，是后世许多文人所羡慕的时代，其标签不外乎魏晋风度、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清谈等等。说到清谈，这是在汉末就已流行的一种品评方式和时人性格风度，但有些名人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显示自己的地位，有时其行为方式如鲁迅所说的“非常可笑”，除了鲁迅所说的那两个例子外，其实我在《世说新语》看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在如今的我看来实在是怪异，甚至是做作无礼的。如第五章方正第63中：“王恭欲请江卢奴为长史，晨往诣江，江犹在帐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应，直唤人取酒；自饮一碗，又不与王。王且笑、且言：’哪得独饮? ’江云:’卿亦复须耶？’更使酌与王。王饮酒毕，因得自解去。未出户，江叹曰’人自量，固为难’。”江卢奴的举止，正式“魏晋风度”之一斑。率意、任性、做作、矫枉过正，等等，在那时的名士中，都是个性，都是风格。但在我们后人看来，是很不按常理的，很无礼，也许，这就是那个时代之所以为后
人所推崇的缘故吧。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由于战乱，朝代更易频繁，于是许多名人隐退江湖，过着钟情山水的生活，而这些人，其艺术造诣是很高的，且性格清高孤傲，如阮籍、嵇康、刘伶等人。
文章中鲁迅先生认为：嵇康、阮籍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礼教的破坏者, 但他们内心“实在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这一观点，对我感触很深，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魏晋人物的精神与内心有着多么深刻的洞见，这是他综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成果。对于这一论断的解释，在现在的我们（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比较好理解的：当礼教成为一种形式，成为自利的工具时，对于一个忠实于这一礼教的激进人士来看，则已经不能称其为礼教，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反抗这一礼教，而最好的反抗方法就是破坏、违反这一礼教。然而，在他们内心则是始终是留有那最本真、最美好的礼教规范的。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文中也举了阮籍拒绝其儿子加入竹林七贤的例子，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可见魏晋的礼教破坏者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下面说说药与酒。这两样在魏晋时期可谓是魏晋风度的两个代表性表现。文章中是这样写长生不老药的：“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
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我在《世说新语》中也常看到魏晋中名士服食“五石散”的例子，这可以说是魏晋的一种风气，就像近代的鸦片一样。而关于酒，那就更普遍，虽然曹操禁酒，但显然这对魏晋来说是没作用，从来酒就是文人放纵的必备良品，更可况在那个需要靠酒来躲避现实的时代。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那么喝酒呢？我觉得这与他们内心需要发泄有关，喝醉了还能躲避现实。
文章中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也是别出心裁的：“陶潜之在晋末, 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 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 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 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 而且, 于朝政还是留心, 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 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人物内心的认识研究之深刻与独特。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矛盾体。他一方面痛恨封建门阀制度，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因而厌恶官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最终隐居山林，躬耕自乐；但另一方面，他又时时关心时事，崇尚理想社会，
盼望有朝一日朝廷能够重用他，让他为国家建功立业。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水、乐天安命、消极遁世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批判现实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都是东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最后说说文章关于鲁迅所作这边文章与其所处时代的一个背景。 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文章所作的时间是1927年，彼时国民大革命失败，中国又处于内战中，面对这种战乱的局面，鲁迅不免想起同是战乱不断的魏晋时期，心中有慨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