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写作
欲望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公有制决定了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形式，从根本上取消了人对物质的非分要求，人的本能欲望和个人情感也被排除在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稍有越轨就会招致批判。 “文革”期间，人的日常生活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欲望空前膨胀，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纯粹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欲望话语叙述被搁置，身体在文本中处于“缺席”的状态。
新时期文学欲望话语叙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复苏过程，源自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发现，并由此发展到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具有思想和文化启蒙的意义。欲望叙事是在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承志、邓刚、张炜等对人的原始生命 力的歌颂，张欣辛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对原始生命本能的确认，在思想启蒙、人性解放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上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食”与“性”两个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本能，证明了人不仅是精神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物质的存在。小说以主人公深切的肉体和精神体验对一个人的原始本能欲望和主体的内在精神追求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叙事结构沿袭了中国古代主体人格成长的传统模式，即将他者对主体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作为对主体的考验与磨砺，作为主体道德完善的必经之路，对欲望的具体描述采用了审美化的形式，艺术表现唯美、含蓄而节制。在
文本中，欲望不是目的，而是人性表达和主体精神成长的工具，有意凸显欲望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审美观念都处于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期，信仰迷失、道德沦丧、金钱至上、快乐主义、感官主义、性泛滥等现象普遍存在。人的欲望具有多样性与生成性的特征，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题材和叙事策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注重表现权欲的“官场小说”，有刻意表现物欲追逐的“商场小说”，有张扬情欲的“情爱小说”，有专门表现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有关注身体的“身体写作”，等等。欲望穿越了题材、性别、家族、地域等外在叙事表征，成为文学叙事的核心，欲望化写作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创作模式。以陈染、林白、徐坤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把身体和“性”作为叙事的焦点，身体是她们探测女性无意识隐秘欲望的切入口，她们对女性身体器官及其感觉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器官感觉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这种私人化写作的身体叙事挣脱了现代国家、民族等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叙事模式，女性作家从身体入手，完成了对女性意识的阐释。她们笔下的身体是被女性化、私人化、唯美化了的女性身体，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外化。“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解构男权话语的叙事策略，旨在表现女性真实的自我，对抗女性“被书写”的命运，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文本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19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女性身体也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身体成了消费市场的最大卖点。从最初的染发、美容、减肥到现在流行全球的隆胸、整容，身体不断被整形、重塑。商家只要瞄准女性的身体需要，从内
在到外在，从营养品、保健品、化妆品到首饰、服装、各种小饰品，甚至避孕、节育、人流，各种性药品和器械等等，时尚杂志、减肥药、健身房、美容院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物质层面上的女性身体消费高烧持续不退，从而激起了文化生产领域对女性身体消费的极大热情，而陈染、林白们的女性个人化叙事具有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浓厚的纯文学意味，无法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于是，“身体写作”与“美女经济”联手打造了“美女作家”一夜成名的神话，商家（出版社）赚取了大把的钞票，“美女作家”也名利颇丰。
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发表之后，“身体写作”成为专有名词，专指那些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和性感体验的文本，后现代“身体写作”的主题词是酒吧、毒品、性交、性高潮、快感、酒精、吸烟、狂舞、尖叫、迷乱、纵欲等等，代表作有卫慧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卫慧、棉棉们不再对女性的身体进行诗意化叙述，而是直接把性作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来表现，身体被圈定在肉欲的小世界。这与世纪末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为没有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她们这一代绝没有张贤亮、刘恒、苏童等人笔下人物所体验的饥饿感，所以性饥渴就成了她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困惑，朱文笔下的性饥渴多是写男性，“身体写作”则是写女性的性体验。特纳说：“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
“美女作家”们对女性肉体的浓厚兴趣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叙事策略。但文本中充斥着吸毒、滥交、同性恋、花样繁复的性交体验等内容，弥漫着颓废、虚无、绝望、堕落的世纪末情绪。主人公们沉迷于物质享受的温柔陷阱之中，任性娇纵，追求感官享受与刺激，稍不如意，就愤世嫉
俗、空虚绝望、自暴自弃。现代人早已意识到肉体接触和性放纵并不能彻底消除现代性的孤独本身，缓解人的物化与异化，身体写作在解放身体的同时，也暴露了时代精神的匮乏，《废都》的“两性相悦”、朱文的“美元”（《我爱美元》）、林白们诗意化的身体叙事都没能消除现代人的孤独感，实现主体的自我拯救，卫慧们自然更做不到。九丹、木子美等则走得更远，其文本将女性的隐私、身体、欲望暴露于低俗的男性阅读市场，彻底放逐了精神和理性，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息，“身体写作”使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和低俗。
从实质上说，“下半身”写作是人类欲望膨胀、羞感丧失的必然结果。舍勒指出：“羞固然是性生活的一种审判性‘良知’，一般而言，它同时也是良知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泉源。”旧约神话关于人类偷食禁果的叙述就将羞感反应看作善恶知识的起源，小孩成长时最初的良知冲动也是羞感反应。丧失羞感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这一判断彻底解构了传统的英雄主义，在挑战现行秩序的同时，也对良知这一人类属性进行了放逐和颠覆，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以欲望为中心，从上半身一路下行走向下半身。试想，如果人类都用下半身思考，文学只表现下半身，那人类岂不要回到洪荒时代吗？
欲望与写作
欲望是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公有制决定了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的形式，从根本上取消了人对物质的非分要求，人的本能欲望和个人情感也被排除在文学表现的视野之外，稍有越轨就会招致批判。 “文革”期间，人的日常生活被高度政治化，政治欲望空前膨胀，人与人的关系成为纯粹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欲望话语叙述被搁置，身体在文本中处于“缺席”的状态。
新时期文学欲望话语叙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复苏过程，源自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发现，并由此发展到对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具有思想和文化启蒙的意义。欲望叙事是在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承志、邓刚、张炜等对人的原始生命 力的歌颂，张欣辛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对原始生命本能的确认，在思想启蒙、人性解放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上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食”与“性”两个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本能，证明了人不仅是精神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物质的存在。小说以主人公深切的肉体和精神体验对一个人的原始本能欲望和主体的内在精神追求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叙事结构沿袭了中国古代主体人格成长的传统模式，即将他者对主体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作为对主体的考验与磨砺，作为主体道德完善的必经之路，对欲望的具体描述采用了审美化的形式，艺术表现唯美、含蓄而节制。在
文本中，欲望不是目的，而是人性表达和主体精神成长的工具，有意凸显欲望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审美观念都处于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期，信仰迷失、道德沦丧、金钱至上、快乐主义、感官主义、性泛滥等现象普遍存在。人的欲望具有多样性与生成性的特征，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题材和叙事策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注重表现权欲的“官场小说”，有刻意表现物欲追逐的“商场小说”，有张扬情欲的“情爱小说”，有专门表现女性意识的“女性写作”，有关注身体的“身体写作”，等等。欲望穿越了题材、性别、家族、地域等外在叙事表征，成为文学叙事的核心，欲望化写作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创作模式。以陈染、林白、徐坤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作家把身体和“性”作为叙事的焦点，身体是她们探测女性无意识隐秘欲望的切入口，她们对女性身体器官及其感觉的描述，没有停留在器官感觉的表面，而是深入到女性的潜意识。这种私人化写作的身体叙事挣脱了现代国家、民族等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叙事模式，女性作家从身体入手，完成了对女性意识的阐释。她们笔下的身体是被女性化、私人化、唯美化了的女性身体，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外化。“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解构男权话语的叙事策略，旨在表现女性真实的自我，对抗女性“被书写”的命运，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文本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19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女性身体也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身体成了消费市场的最大卖点。从最初的染发、美容、减肥到现在流行全球的隆胸、整容，身体不断被整形、重塑。商家只要瞄准女性的身体需要，从内
在到外在，从营养品、保健品、化妆品到首饰、服装、各种小饰品，甚至避孕、节育、人流，各种性药品和器械等等，时尚杂志、减肥药、健身房、美容院遍布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物质层面上的女性身体消费高烧持续不退，从而激起了文化生产领域对女性身体消费的极大热情，而陈染、林白们的女性个人化叙事具有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浓厚的纯文学意味，无法满足文化市场的需要。于是，“身体写作”与“美女经济”联手打造了“美女作家”一夜成名的神话，商家（出版社）赚取了大把的钞票，“美女作家”也名利颇丰。
1999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发表之后，“身体写作”成为专有名词，专指那些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和性感体验的文本，后现代“身体写作”的主题词是酒吧、毒品、性交、性高潮、快感、酒精、吸烟、狂舞、尖叫、迷乱、纵欲等等，代表作有卫慧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卫慧、棉棉们不再对女性的身体进行诗意化叙述，而是直接把性作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来表现，身体被圈定在肉欲的小世界。这与世纪末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因为没有超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身体，她们这一代绝没有张贤亮、刘恒、苏童等人笔下人物所体验的饥饿感，所以性饥渴就成了她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困惑，朱文笔下的性饥渴多是写男性，“身体写作”则是写女性的性体验。特纳说：“人的肉体表现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没有超越社会，也不是处在社会之外。”
“美女作家”们对女性肉体的浓厚兴趣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种叙事策略。但文本中充斥着吸毒、滥交、同性恋、花样繁复的性交体验等内容，弥漫着颓废、虚无、绝望、堕落的世纪末情绪。主人公们沉迷于物质享受的温柔陷阱之中，任性娇纵，追求感官享受与刺激，稍不如意，就愤世嫉
俗、空虚绝望、自暴自弃。现代人早已意识到肉体接触和性放纵并不能彻底消除现代性的孤独本身，缓解人的物化与异化，身体写作在解放身体的同时，也暴露了时代精神的匮乏，《废都》的“两性相悦”、朱文的“美元”（《我爱美元》）、林白们诗意化的身体叙事都没能消除现代人的孤独感，实现主体的自我拯救，卫慧们自然更做不到。九丹、木子美等则走得更远，其文本将女性的隐私、身体、欲望暴露于低俗的男性阅读市场，彻底放逐了精神和理性，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息，“身体写作”使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和低俗。
从实质上说，“下半身”写作是人类欲望膨胀、羞感丧失的必然结果。舍勒指出：“羞固然是性生活的一种审判性‘良知’，一般而言，它同时也是良知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泉源。”旧约神话关于人类偷食禁果的叙述就将羞感反应看作善恶知识的起源，小孩成长时最初的良知冲动也是羞感反应。丧失羞感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这一判断彻底解构了传统的英雄主义，在挑战现行秩序的同时，也对良知这一人类属性进行了放逐和颠覆，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以欲望为中心，从上半身一路下行走向下半身。试想，如果人类都用下半身思考，文学只表现下半身，那人类岂不要回到洪荒时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