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上，不惟利；只惟实，只惟民。陶铸同志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松树的风格。
陶铸湖南祁阳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58年“大跃进”后，报纸上公布的粮食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粮食没处放，农业形势“一片大好”。可，没过多久，农村四处告急。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揭不开锅，水肿病开始蔓延。
对于这种情况，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之类的话。意思是说，粮食是有的，只是被农民藏了起来。
很快，全国掀起“反瞒产”运动高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也亲自带队到广东的“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更举例说他在某村反瞒产，在晒谷场，他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袁溥之出来唱反调。她说：“陶铸同志！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会后，众多工作组被派往农村开展“反瞒产”。不过，陶铸再三交代下乡人员，一定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到真实情况。
工作组回来后果然得到真实情况，他们向陶铸汇报：农民的米缸确实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一些谷仓里确实有谷，但那是代集体保管的种子粮，没有队长命令，谁都不准动用。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想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炉灶，粗声粗气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念一想，忽地过身去，顺手掀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工作队员看到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1959年3至4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汇报得出结论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分析原因：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由此制订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大量浪费。
据此，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说，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报告提出的改进方法，并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毛泽东欣赏广东省委的勇气，承认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在1959年4月27日，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此信印发到省、地、县、社的同时，还破例发给最基层的生产队。他在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他要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反瞒产”运动就此停止。
而陶铸也于1959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
不惟上，不惟利；只惟实，只惟民。陶铸同志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松树的风格。
陶铸湖南祁阳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职。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58年“大跃进”后，报纸上公布的粮食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粮食没处放，农业形势“一片大好”。可，没过多久，农村四处告急。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揭不开锅，水肿病开始蔓延。
对于这种情况，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之类的话。意思是说，粮食是有的，只是被农民藏了起来。
很快，全国掀起“反瞒产”运动高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也亲自带队到广东的“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更举例说他在某村反瞒产，在晒谷场，他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袁溥之出来唱反调。她说：“陶铸同志！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会后，众多工作组被派往农村开展“反瞒产”。不过，陶铸再三交代下乡人员，一定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到真实情况。
工作组回来后果然得到真实情况，他们向陶铸汇报：农民的米缸确实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一些谷仓里确实有谷，但那是代集体保管的种子粮，没有队长命令，谁都不准动用。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想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炉灶，粗声粗气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念一想，忽地过身去，顺手掀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工作队员看到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1959年3至4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根据汇报得出结论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分析原因：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由此制订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大量浪费。
据此，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说，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报告提出的改进方法，并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毛泽东欣赏广东省委的勇气，承认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在1959年4月27日，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此信印发到省、地、县、社的同时，还破例发给最基层的生产队。他在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他要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反瞒产”运动就此停止。
而陶铸也于1959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