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0月号第10辑
整理 fcs2002
1. “中国式减负”何以叫好不叫座？
2. “本科生遛狗员”，平凡岗位的自我实现？
3. “统一城乡医保”以公平覆盖更多国人
4. 女子公交车哺乳遭骂究竟是谁的尴尬
5. 流量消耗速度过快，运营商出来走两步
6. “游客同罚”讨论更应凝聚共识
7. 应对“供暖式雾霾”不应坐以待毙
8. 为治学生逃课发红包，是长久之计吗？
9.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
10. 谁来检查检查“奇葩作业”？
11.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
12. 拜托，别对“感人请假条”惯性而“喷”
13. “阎肃被死亡”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
14. “天价虾贝”灼伤旅游中国梦
15. 差点被“敢公示就不怕查”的勇气打动
1. “中国式减负”何以叫好不叫座？
汪昌莲
近日，有篇文章在朋友圈尤其是家长圈掀起不小的波澜。这篇文章的标题颇有噱头——《残忍但诚实的忠告：你没钱就不要掺和这事了》。此文间接提出的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学校在实施减负，但是因为升学压力不减，家长又纷纷为孩子增负。有专家评论，只要应试教育还在，真正的减负只是“看上去”很美。（10月25日《现代快报》）
回顾“中国式减负”历程，从国家到地方，尽管各级教育部门的减负政令，锲而不舍地推出了数十年，却难见实效。而在此前，来自教育部的小学生减负“十条新规”，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围绕减负新规的争议却持续不断，官方释放的减负利好消息，似乎并未收到多少舆论赞许。特别是，家长更是为此焦虑不安：面对重重的升学压力和择校竞争，给孩子们“放羊”，会不会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式减负”叫好不叫座的症结所在。 换言之，即便是学校执行了“减负令”，也难以阻止“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发生。有人说，假期是“第三学期”，很多孩子在假期并不能从书山题海中解脱出来，而要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比如，一名家长在暑假给孩子报了7个补习班，可以说是对“减负令”的绝妙讽刺。然而，这些所谓的“补习班”、“辅导班”、“兴趣班”，大多不是孩子自己的兴趣使然，而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厢情愿地“为孩子好”， 希望有此“小灶”的喂养，今后孩子能进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
可见，要给学生“减负”，必须给家长“补课”。首先，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好家长的参谋，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同时，要告诫家长：既然让孩子健康、快乐、幸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美好愿景，那就应该顺其自然，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不要“好心”反而扭曲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特别是，教育“减负令”，应增加处罚条款，不仅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家长违反了“减负令”，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惩戒，以此倒逼他们善待自己的孩子。
特别是，若想“中国式减负”叫好又叫座，必须拿应试教育“开刀”。对基础教育而言，
当务之急是更新教育观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中高考招生要打破“唯分数是举”的选才机制，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以此倒逼学校回到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正常轨道。（汪昌莲）
2. “本科生遛狗员”，平凡岗位的自我实现？
杨朝清
大学本科学历，有爱心、责任心、做事认真；月薪3000元，不必坐班。辽宁沈阳市一家企业开出这样的条件，招聘的竟是专职“遛狗员”。企业负责人表示，招聘属实，但尚无人应聘，招“遛狗员”实为经理助理储备人选。（10月25日《华商晨报》）
伴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一些新兴职业不断进入公众视线。“小三劝退师”也好，“遛狗员”也罢，说到底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现；正是有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才导致“另类招聘”的层出不穷。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本科生遛狗员”不可避免会引发舆论关注。
很多人认为，“本科生遛狗员”大材小用，既是对人才的不尊重，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赞成者却觉得，“本科生遛狗员”从底层做起，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尽管双方各执一端，“本科生遛狗员”却遭遇了求职者的“冷眼”——招聘启事发出近一个月之后，还没有应聘者，目前企业已将招聘启事撤下。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从事着许多看起来低端的职业。不论是“硕士女城管”，还是大学生矿工，抑或“硕士卖凉皮”，这样的“高低配”表面上是一种“下嫁”，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对接”。只有实现社会需要和个体价值追求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年轻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才会有更多机会和渠道。
著名作家方方在其长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伤悲》中写道，“当下的许多年轻人都以升官、发财、出名为成功目标，那些通过努力获取的平凡生活，却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看似不起眼的遛狗员，其劳动并非没有价值，劳动者也并非没有尊严；“本科生遛狗员”只要脚踏实地，也同样可以“实现价值、发挥作用、赢得尊重”。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承载着许多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期望。只不过，在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今天，“知识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变长。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倒逼年轻人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和价值排序的更新：只有走出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认知误区，懂得珍惜平凡岗位、热爱简单生活，在平凡的岗位一步步自我实现，才能实现“向上爬”的阶层跨越。
作家路遥先生在小说《平凡的世界》曾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在一个浮躁、功利和焦虑的社会里，只有塑造强大的内心世界和笃定的价值追求，我们才能超越不平凡，走向不平凡。就此而言，“本科生遛狗员”需要的不是“有色眼镜”，而是超越身份标签的人生突破。（杨朝清）
3. “统一城乡医保”以公平覆盖更多国人
王传涛
为适应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海将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现对象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经办服务的“四个统一”，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海市民无论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将有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农村居民待遇将有明
显提高。（10月26日《新闻晨报》）
上海将在明年统一全国医保，无疑对于上海城乡居民而言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公平。而在此之前，一家人存在多种医保的现象，也可能就此画上句号。而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也已经有多个省市都已经完成了统一城乡医保的并轨工作，这些都需要称赞，但也需要看到，仍然有许多省市总是拖改革的后腿，迟迟不能按中央的顶层设计精神进行这样的改革，这不免让人失望。
所谓“统一城乡医保”，简言之，就是实现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并轨。长期来，参加新农合的农村人口，不仅仅在看病时报销比例低，更是在进城看病方面承担着非常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新农合进入到大城市的“省级三甲医院”看病时，报销比例平均只有30%左右。这样不公平、不合理的医保制度，让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也让不富裕的生活进一步平添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几率。
新农合并入城市居民医保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看病成本。以上海为例，在提高了筹资标准之后，看似缴费的基数增加了，实际上，在看病的总额上线、门诊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高。而这也完全符合“取消城乡户籍差异、统一为居民户口”的改革初衷。
十八大以来，中央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2013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这样的改革任务：整体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职能，逐步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此后，据调查发现，至少已经有天津、青海、山东、重庆、广东、宁夏、浙江等七个省份或社保统筹地区完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该说，这是践行中央有关改革精神的直接体现，也为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并轨工作提供了样本。
破除城乡户口差异，不能仅改一个名称——将依附在城乡户籍上的社会福利统一化，才是本质要求。而上海现在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工作，应该说不算早也不算晚。需要重申的是，在还原社会公平正义这事上，从来没有迟到之说，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还有没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并轨的地区，要抓紧推动这一政策的落地，以让公平正义覆盖更多的国人。（王传涛）
4. 女子公交车哺乳遭骂究竟是谁的尴尬
凌国华
日前，新晋妈妈“则卷猫丸子”在公交车上给孩子喂奶，却遭遇了同车乘客的指责。“我看到周围人对孩子的哭声已经很不耐烦了，急得没办法，只好撩起衣服就给宝宝哺乳。”“则卷猫丸子”说，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让她倍感委屈，旁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羞耻，丢人丢到外面了„„”（10月26日《中国青年网》）
因为怀里的婴孩哭闹不止引起周边乘客的不耐烦，公交车上的年轻母亲急得没办法只好当众给宝宝哺乳。如此情形确实够尴尬的，对于喂奶的年轻母亲和周围的乘客皆如此。尽管公交车当众哺乳引发了公共尴尬，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情形并非那位年轻母亲所愿：宝宝哭闹不止已经引起其他乘客不耐烦，为了安抚宝宝只好“从权”当众哺乳。
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引发公众的尴尬，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对这种尴尬的当事者进行“不知羞耻”之类的人身攻击，则不仅显得没有涵养，而且这批判的标靶无疑找错了。我们知道，引发这场尴尬的虽然是年轻母亲当众哺乳孩子，但将批判的矛头一准指向这位年轻母亲，确实瞄错了目标。孩子哭闹引发周围乘客不耐烦，“当众哺乳”无疑是安抚孩子的
权变行为。
平心而论，对当众哺乳感到尴尬的不只是周边乘客，还有那位当事的年轻母亲，而且这位年轻母亲的尴尬甚至是最大的。“平时我也是个挺注意形象的人，在这种公共场合喂奶，尤其是人挤人的公交车上，难道是我故意为之吗？孩子哭个不停，如果不是因为心疼孩子，我也不希望被人窥伺自己的隐私和身体啊。”帖子透露出这位年轻母亲的无奈和委屈，一览无余。
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孩子被斥责“不知羞耻”，将公共场所哺乳这种尴尬置于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位置。对于那些将哺乳的年轻母亲当做标靶的言论来说，无论是“不知羞耻”的浅薄指责，还是泡奶粉替代、提前把奶挤出来放奶瓶喂孩子等“站着说话不害腰疼”的旁观，都忽视了这里面的公共责任。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在公共场所理应为哺乳期女性提供可以进行哺乳的公共设施，这不仅体现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更体现出社会的人性温度。一味谴责女性当众哺乳甚至斥责其“不知羞耻”，不仅浅薄，而且冷漠。
在我国，公共场所缺乏母婴服务设施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暴露出公共治理的巨大提升空间。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的职责所在，更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而公共场所缺乏专门的“母婴室”之类公共设施，不仅造成了有哺乳女性的尴尬，更是造成周边人群公共尴尬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哺乳女性的尴尬，甚至被斥责“不知羞耻”；如果任由公共治理短板导致的负效应加诸个人身上，这不仅仅会造成公共场所的尴尬，更是公共治理的悲哀。在公共场所为哺乳女性设置“母婴室”“哺乳室”，方便女性哺乳、给孩子换尿布等，不需要多么艰深的技术，也不需要多么庞大的资金，主要就看公共治理是否能够脱去冷冰冰的僵硬姿态，植入必要的人性温度。
其实，针对公共场所女性哺乳难题，人们不无察觉，一些地方也曾在“世界哺乳喂养周”上演过“哺乳秀”等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哺乳尴尬问题。如果说“哺乳秀”是专门策划的公共行为艺术，那么“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被骂‘不知羞耻’”的新闻，则是以更为刺痛现实的方式，凸显出公共场所设置“哺乳室”等为母婴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之必要性了。只是，不知这样的尴尬能否唤醒公共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呢？（凌国华）
5. 流量消耗速度过快，运营商出来走两步
陈广江
三大电信运营商自10月1日推出“流量不清零”政策已有20多天，但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反倒是，有一些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吐槽流量消耗速度太快，“9天用完了平时30天的量”。业内人士称，无论是不是运营商使用技术手段修改流量数据，或是消费者安装的软件“偷流量”，运营商都应该站出来自证清白。（10月26日 央广网）
天算不如人算。在李克强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流量不清零”终于破冰，哪成想政策尚未满月，手机党们的“喜大普奔”就被泼了一瓢冷水，丰满的理想再次遭遇骨感的现实。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相关部门知道吗？三大运营商，出来走两步吧。
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如果说10月1日以后个别消费者出现了流量消耗过快的情形，尚且可以理解，而现在是很多消费者不约而同地吐槽流量消耗过快，这也过于巧合了，人们怀疑运营商动了手脚，手机流量里有猫腻，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流量不清零，但消耗速度快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小算盘打得太精了。
跟强势的运营商打交道，弱势的消费者总摆脱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手机网络流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计费装置是否合格、是否存在“偷流量”等问题，完全由运营商说了算，运营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消费者只有挨宰
的份儿。此外，运营商设计的产品既专业又复杂，消费者不可能对流量情况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
当然，嫌疑再大也只是嫌疑，况且还存在消费者安装不良软件“偷流量”的情况。但基于上述原因，到底是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冤枉了运营商，还是个别运营商干出了“鸡鸣狗盗”的丑事，三大运营商必须站出来给社会一个说法和解释。对运营商来说，把流量说清楚，打消社会疑虑，以自证清白，举手之劳而已。
比“偷流量”更可怕的，是电信运营商自己监督自己、流量计量监管空白的尴尬现实。移动互联时代，通信计量是公众最关注的民生计量问题之一，也是消费纠纷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而监管却不存在，即使出现了纠纷，消费者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目前，浙江已立法监管网络流量计量，明确赋予了计量主管部门对电信运营商网络流量计量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此举应在全国推广。
总之，面对流量为何消耗如此之快、究竟谁是背后的“小偷”、流量计费是否存在猫腻、消费者该如何维权、流量计量监管空白何时填补等问题，三大电信运营商不能沉默，相关部门更不能沉默。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也是违法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陈广江）
6. “游客同罚”讨论更应凝聚共识
李劭强
近期发生的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殴致死事件，北京一旅游团参加低价港澳游要求旅行社退赔事件，让“不合理低价”旅游团再度引起关注。针对屡禁不止的零、负团费旅游团及其所带来的强制购物、消费等问题，国家旅游局提示，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也将受到处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处理办法。（10月25日《新京报》）
在游客同罚的讨论中，人们容易陷入两种普遍的观点：一是，认为鉴定不合理低价团不是游客的义务，规定游客同罚是一种责任倒置；一是，认为不合理低价团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若游客不克服这种心理，必然为低价团推波助澜，自然要一起受到处罚。两种观点两个立场，容易截然相反。但现实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综合因素的整体作用，极端地突出其中一个，或者武断地指责其中一个，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起舆论的站队，让真正的问题成为口水战的牺牲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
因此，在讨论游客同罚时，必须珍惜那些可能达成的共识，以共识推动公共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首先，必须看到理性消费的重要性。尽管，理想的消费环境是，市场是规范的，市场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是经过检验的，人们只要随心所欲地消费即可，他们所购买的每一个商品和每一份服务，都不会隐藏任何风险。但是，这只是理想情形，即便一个市场监管再严厉，也会存在违规和违法的经营。一方面，这是因为逐利之心，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有时难以应对所有情形。就像低价团，很多低价团之所以猖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鉴定是复杂的，而游客与他们之间又有合同。所以，最后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此时，市场需要的是消费理性——人们依靠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一项消费是否可以选择。虽然，具体到一项消费时，人们可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但不能就此说，消费理性就不需要，消费理性既是对个人消费行为负责，也是对整体市场环境负责。因为，消费理性可以引导市场优胜劣汰，而不是助长逆淘汰。所以，引导消费者培养消费理性没有问题，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规范的市场，离不开人们的消费理性。如果游客明知商品和服务有问题，还因为种种目的选择消费，那么这种不理性消费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至于这种代价有多大，可以讨论，但这个常识不该忘记。
其次，必须看到责任义务的次序性。规定游客同罚之所以引起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一种担心——管理部门是否出于一种推卸责任的心理，把责任推给游客，让游客自己负责？这种担心是因为没有看到责任义务的次序性。即便游客有责任，与欺骗游客的商家相比，责任会有多大，是否会导致游客花钱买罪受？即便游客有责任，职能部门在处理时是否可以因此而松懈，它们又承担怎样的责任，是否可以为负有责任的游客做主，讨回公道？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只是抛出一个游客同罚，游客自然会紧张。既然强调对称，就应该强调责任义务的次序性——所有关联的个体、部门都应该排好次序，该是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不能因为游客有责任，就次序不分，责任不究。
说实话，不合理低价团鉴定是个复杂的事情，低价团也不太可能销声匿迹，完全消除。此时，消费理性和制度监管将成为应对不合理低价团的两个措施，缺一不可。消费理性是一种事先的预防，是一种市场的调控；制度监管是一种事后的处罚，是一种行政的管理。虽然，对于游客同罚的讨论可以继续和深入，但是基本的常识不该忘掉：消费理性需要培养，监管责任不能靠后。需要讨论的其实是细节：如何让游客处于信息对称的情境，以便做出理性判断；游客需要承担怎样责任，监管部门如何表现出制度的刚性？只要共识存在，细节的商讨就不至于“鸡同鸭讲”。（李劭强）
7. 应对“供暖式雾霾”不应坐以待毙
王传涛
10月25日零时，长春全面开栓供热，就在广大市民在室内享受温暖时，室外雾霾却悄然而至。根据长春市环境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数据，昨日上午至中午，长春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一度达到500爆表值，级别为严重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和PM10。早晨5—7点，烟霾浓度最高的时候，市内能见度仅有0.3公里。当日，长春市一度处于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最差排名第一位。（10月26日《新文化报》）
年年岁岁雾相似，岁岁年年霾相同。又到一年供暖时，看到率先已经供上了暖气的长春的空气质量污染指数达到爆表的消息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各地的居民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供暖式雾霾”从我国东北地区开始“发作”，将以缓慢但不失条理的节奏向南蔓延，等到11月中下旬，我国北方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可能出现空气污染指数爆表的情况。现在是长春，下一个将是沈阳，再下一批就是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
雾霾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在供暖导致的雾霾世界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权利嘲笑其他地方。因为很显然，在北方，“供暖式雾霾”是一种无死角、全覆盖的雾霾。它会让人无处可逃。因此，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准备好一些口罩、空气净化器之类的物品，静静等待雾霾的到来，然后重新编些段子，霾中作乐。
眼下的问题是，对于供暖式雾霾，除了“等风来”这种传统的、古典的、节省成本的“土方法”，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对于这一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在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前，先要把污染源找到。毫无疑问的是，冬季到来之所以大气环境质量是最差的季节，是因为广大的北方地区采暖燃用的是大量劣质煤炭。眼下而言，变“燃煤”供暖模式为清洁能源供暖比如烧天然气等并不现实。
但对于绝大部分地区的热电厂而言，降低排放的标准却应该是近一两年可以做到的。众所周知的是，燃煤排放的烟气，需要进行脱硫脱硝和除尘的处理才能降低污染系数。但是，对于这一常识，许多地区的环保部门以及热电厂却并没有严格执行。眼下，国内煤炭价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热电厂的经营成本，而现在也应该是确保所有热电厂上马脱硫脱硝及除尘设备的最好时机，关键要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有没有严格的执行力度。
除此之外，对一些排放超标的污染企业，各地政府也应该依据“最严环保法”进行处罚，
该关停就关停，该处罚就处罚，不要手软。而且，需要地方政府的领导清楚的是，如果不关停或是处罚相关污染大户，自己可能就要被问责。近期以来，《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等制度均已发布，官员如果不环保，自己的乌纱帽就有可能不保。
雾霾来袭，多数城市的政府部门都会发布不同级别的预警。但这类预警，就只像是天气预报，而之如中小学停课、汽车限单双号等做法，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的问题还要看燃煤排放气体能否得到有效的处理。况且，盛会时屡屡出现的蓝天白云，都已表明，政府治霾从来不缺办法，只缺态度与决心。因此，应对“供暖式雾霾”，各地政府不应坐以待毙。（王传涛）
8. 为治学生逃课发红包，是长久之计吗？
龙敏飞
“微信抢红包”很多人都喜欢玩，而老师因为上课给学生发微信红包，的确是个稀罕事。这个好潮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发微信红包的老师是学院实训中心主任焦世奇。因为焦老师的“新招”，他的课学生没有一个翘课，课堂气氛很活跃。而且，他的班级，师生关系好到爆表，他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很多学生叫他“老大”。（10月26日《扬子晚报》）
都说“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是完整的大学”，但很多人一逃课便会发现，逃课是一件“很上瘾”的事情，根本停不下来。于是，为了将学生留在课堂上，老师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魏骁勇，上课从不点名，但自带“刷脸机”查考勤；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老师孟祥斌则采取“上下课合影”的方式；而在浙江一高校，就是直接在APP 上“签到”„„再加上如今这“发红包”的举动，老师们为留下学生听课，也是蛮拼的。
这些做法，大多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学生出勤率高”也成为一种现实。但你不得不承认，通过刷脸机、上下课合影、APP 上签到、发红包等方式留下学生，留下的只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有没有留下，仍然不得而知。为何呢？因为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学生们只能无奈地留在课堂上，至于是留在课堂上发呆还是听课，最终还得看这课上得有没有意思，若是没有意思，哪怕天天将学生按在课堂上，他们也肯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去留学生，绝非长久之策。这位老师也说了，自己的红包很小，那么学生们一开始的参与与热情，或许只是因为好玩与新鲜，久而久之，这些很小的红包还有没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而除此之外，这般做法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功利性，给人一种不好的暗示，那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用金钱来衡量一番。虽然这种负面暗示的辐射面可能不大，但这种不良的导向仍然是不能忽略的。
或许也有人会说，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若想吸引学生的关注，要么是男神女神老师，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要么是实用性很强的课堂，比如恋爱课、创业课等。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现实也并非如此势利，只要课上得好，还是受学生欢迎的。比如江西师大的孟范昆教授，他用打快板的方式上政治课，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趣，学生们非常喜欢；再比如南京大学的苏维宜教授，认真教学，带着特有的教学方法和人格魅力为学生上课，也赢得学生们极大的尊重。
这些都足以说明一点，很多情况下学生的逃课，往往是因为课堂了无生趣。而拷问现实便可知道，很多老师往往忙于论文忙于科研而忽略教学，在教学上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导致很多情况下只是照本宣科，这样的课堂，老师好意思留下学生误人子弟吗？当然，老师们这样的选择，也与当前的考核机制有关，因为“重科研轻教学”是尴尬的现实。当老师们为
了前途致力于科研之后，的确没有太多时间花在教学上了。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治学生逃课发红包不如提高教学质量。在当前的氛围下，希望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不再是一场梦，如此，高校老师致力于教学才会成为一种可能，他们提高教学质量吸引学生也才更加现实。（龙敏飞）
9.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
朱昌俊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26日对记者表示，2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活动由于存在浪费食物情况，其挑战纪录无效。（10月26日 新华网）
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官方正式回应前，扬州的“最大份炒饭”就先在舆论场遭遇了沸沸扬扬的争议。从是否浪费到是否炒作，从有无必要到创意贫瘠，“最大份炒饭”的眼球效应和话题性确实赚够了，但由此带来的是否全是正面形象，却不得不打上一个疑问号。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最终将该记录认定为无效，对于参与的各方来说，这碗最大份炒饭吃起来，恐怕就更显得五味杂陈了。
“最大份炒饭”被宣布记录无效了，但还有多少本就“无效化”和病态化的吉尼斯纪录有待鉴定和还原呢？这些年在中国有关吉尼斯纪录的挑战层出不穷。最大的月饼，最重的咖喱饭，人数最多的相亲会„„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拼数量、拼规模式的人海战术。看起来，这些记录的申请成功，蕴含了申请者的各种精心组织和谋划。但就记录价值而言，却愈发存疑。简单的道理在于，这类记录中的绝大多数，都只需建立在一定的财物和资源的投入之上即可完成，任何地方和商家只要有心，都可以做到，唯一的区别是愿不愿意做而已。既然如此，又何以有“挑战极限”之价值？
于是，记录本身的价值在式微，吉尼斯记录愈来愈显示其工具性。这些年各类吉尼斯记录申请的兴起，其背后往往少不了商家和官方的直接或间接的推波助澜。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动中，类似多少人同吃，多少人同做的记录挑战，几乎成了活动的开胃菜，申请吉尼斯记录本身成为一个获取关注的工具和快消品。对于商家来说，这是吸引游客、媒体关注的仪式，对于一些政府部门而言，参与这样的记录申请，也是一种可以间接拿来炫耀的文化政绩。比如这次“最大份炒饭”活动的主办单位，除了商家，就还有当地的旅游、商务等部门。这样一种商家与权力部门的联姻，在时下的吉尼斯记录申请中颇具代表性，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风气的流行。
“最大份炒饭”因为存在浪费情况而被吉尼斯官方宣布无效，而在社会视角下，即便该活动不存在浪费情况，也同样难逃诟病。首先，这不过是一种被滥用了的方式，在创新的角度，人们通过观察这样的营销行为，也可以从中感知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但算不上成功的营销，反倒拉低了城市的品味和格调。再说，以申请吉尼斯的方式来捞取关注的做法，其边际效应也已经大不如从前，公众对此已明显呈现出审丑疲劳。如扬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要推销城市，其实大可不必凑这样的热闹，而应该有更具创新力和更具传播实效的做法。
除了商家和地方权力部门的合谋，吉尼斯记录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其背后也与一些微妙的社会心态有关。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素来对“高大全”、“第一”等有着近乎偏执的审美追求，甚至发展到今天，不乏有人还将吉尼斯记录的多寡与爱国情感联系在一起，仿佛这样的记录越多，越能彰显爱国自豪感。而加之吉尼斯记录又源自国外，就更助长了一些人的虚无爱国情感。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表示，该纪录对大型食品类的记录有严格规定，要求用于挑战的食品最终均为供民众食用，不得有任何浪费。在这个标准来看，那些动辄以重量和规模来创造
的食品类记录到底有无浪费，其实都值得疑问。这次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成绩是因为“不道德”记录而被取消，而那些更多有权力参与的申请行为，其所面临的质疑，恐怕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问题了。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这里的“无效化”不仅是指被吉尼斯官方宣布无效的“违规”挑战，更是那些徒有其名而无实质价值的病态化申请。“最大份炒饭”挑战被宣布无效，那些各怀他念的申请行为和热情也该降降温了。（朱昌俊）
10. 谁来检查检查“奇葩作业”？
邓海建
马上又临近西方的“万圣节”了，各个幼儿园都开始为万圣节做准备。北京一名家长为了给3岁女儿完成万圣节作业——制作南瓜灯，一不小心竟刺破指动脉，立即送往医院。当这名家长把事情发上微博，引起了不少家长共鸣，不少家长质疑：“这么高难度的幼儿园作业到底是留给孩子的还是留给父母的? ”（10月27日《法制晚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家长吐槽各类奇葩作业似乎已成了一个潮流。学校以各种高难度的作业彰显“特色”，而家长只能在这种有苦无处说的“特色”中东奔西走。比如一二年级要你做PPT 、还要拍微视频、做电子模型还要能出声，比如幼儿园要做十字绣、要做端午香包、要做各种剪报„„这也就难怪家长要感慨：连小朋友的作业都进入了全面拼爹妈的时代。
“入门级”、“困难级”、“变态级”，各种标新立异的作业，为难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身后的家长。以前，值得警惕的是幼教小学化、小学奥赛化，题海战术从来就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在人文与创新的旗帜下，低龄学生的作业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形的题目化为无形的“为难”，科任老师比赛似地想着办法折腾家长。说起来，这也不是没道理的事：比如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与思维能力，比如让孩子接触了课堂之外的社会，再不济，还有个“培养亲子关系”的安慰奖兜底呢。可问题是，就比如手工繁复的南瓜灯，如果永远是家长OEM ，然后孩子贴牌签名而已，这样的作业，恐怕还不如让孩子自己捏个橡皮泥有趣。
奇葩作业成为潮流，实际上折射了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教学权力失去边界，自然就有滥用之虞。什么样的作业是合理的，什么样的作业是不靠谱的，“最终解释权”其实还在教师手里，家长一般是不敢妄自议论的。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明目张胆对抗老师的作业、言之凿凿不听老师的安排，就不怕平日的教育教学中，人家给孩子“穿小鞋”？这样的担心，似乎还不算杞人之忧。这就像员工是不会问老板讨要加班费一样，双方话语权不在一个级别上，孰轻孰重还是能分清的。因此面对奇葩作业，家长基本也是敢怒不敢言，大不了，在微信朋友圈发发牢骚而已。
第二，面对家长连篇累牍的吐槽，校方及教育主管部门不声不响、不闻不知，这算不算另一种失职渎职？对于老师布置下去的作业，量上固然要监控，内容上也不能放任不管。作业过多过滥固然是个问题，而超过孩子能力范围的作业，恐怕也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来规范规范。教育深改或创新，也要有个谱、也要循个度。最起码，让家长不要为作业费难、甚至弄出生命危险，这恐怕也是作业的底线。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挑老师固然不是好习惯，但起码说明，自古至今，规制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事。类似“雾霾天要求学生数星星”、“幼儿园要学生造电视”等作业，有人非要解读出各种发散思维的说辞来规避“奇葩”本色——莫非，家庭作业都要用脑筋急转弯来求解？
孩子的作业，老师要检查；老师布置下去的奇葩作业，谁来检查检查呢。
11.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
堂吉伟德
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今天透露，从2016年开始，要加强对未就业毕业生的统计和服务，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的统计机制。其中，包括不就业毕业生的统计工作。比如，第二年考研出国的学生，“统计的目的就是进行精准的服务和帮扶”。（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就业服务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尽之职。教育部门和高校辅助大学生就业，属于一项法定职责。而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也成为高校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关系到经费的拨付，专业的设置等核心利益。当然，由此也出现了为完成就业指标而出现的各种造假事件，以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出现了“内外两张皮”的现象。
目前，囿于各种利益因素，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理想。在统计数据自我上报，而又很难核实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率造假就难以避免。为此有人总结出高校就业率十大造假方法，包括金钱诱惑、政策强逼、自主就业等。比如毕业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与用人单位的签约，那么到就业中心交一份自主就业申请，也可以作为已就业的证据，由此也让一些高校的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在历年的“最难就业季”中，官方公布的就业率与公众的经验判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初次就业之后就失业的大学生，其数量更是相当惊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2014年，据某招聘门户网站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大学毕业头3年内的跳槽率高达70%。一边是为了凑就业率的数据注水和程序作假，另一边则是就业之后频繁跳槽和再次失业，统计大学生未就业情况，确实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
数据的准确性，才能为细分化服务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到“不落下每一个人”。 美国就业率统计以多个统计主体多维评估体系为特点，并对毕业时的就业率、毕业3个月后的就业率、毕业9个月后的就业率进行追踪统计，保证统计的准确性。日本以成熟的后续服务著称，一方面依靠学校进行统计汇总，另一方面则依靠第三方咨询公司进行以调查问卷的方式统计，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如此看来，这些国家在统计就业率上有着相当成熟的经验，不仅通过第三方的参与让数据更为准确，而且采取跟踪统计的方式，让其更为全面。最终呈现出来的就业状况不仅有某个节点的数据，还有一个时间段的整体情况。自然，统计数据的精准和全面，也为后续的跟踪服务创造了条件。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得采取“因人而异”的原则。统计出的未就业学生的数据，既要有总量呈现，也要有结构剖析，包括专业、性别、地域和学校种类，未就业的原因是基于主观还是客观，都应进行细化，然而根据分析出来的原因而提供解决的方法。有的放矢作好针对性的服务与帮助，大学生就业才不会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这需要相关部门在提高认识和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工作方式和优化服务质量。统计未就业是统计方式的重大调整，也是优化服务的良好开端，若其思路得到延续，那么大学生就业服务的前景就值得期待。（堂吉伟德）
12. 拜托，别对“感人请假条”惯性而“喷”
司马童
近日，一张令人唏嘘不已的请假条迅速走红网络。其请假事由写着：“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我想去看看”。这位女士从10月18日至27日共请了10天假，要从济南途径西安去
拉萨看望他的丈夫。从假条的抬头“中铁20局集团有限公司”来看，这应该是一对长期分在两个项目的一线工地夫妻。（10月27日新华网）
请假条很短又很寻常，而把它写得戳动泪点、感动众人，并且立马成了网络关注的焦点，自然让人想起了那封“最具情怀”的辞职信。而显然，比起“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理由，今天这句“忘了老公模样”的请假措辞，听了则更让广大普通劳动者为之动容。按着网上的一种说法，便是“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呐！”
应该说，“感人请假条”既非玩幽默，更不是装可怜，而恰恰映衬和折射了一些基层劳动者的现实痛点和哀怨。为此，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网友，已然发出声音，称这在他们业内是正常现象，经常一年半载待在项目一线工地回不了家。换言之，“忘了老公模样”的请假条，不仅反映了某些特殊工作环境的辛苦常态，同时也揭示了许多平凡者敬业爱岗的可贵奉献。
也算是“光明者看到光明”，不必讳言的是，被称之“最不忍拒绝”的“感人请假条”一事传开后，网上很快也有人由此及彼地找到了“喷点”，认为这是佐证职工休假权保障落实不力的最新实例；进而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迅速演绎成了一篇条分缕析、义正词严的高调时论。可我以为，“感人请假条”固然存在“有假难休”的保障缺憾，但却不必动辄当作天然适用的维权“喷点”。而且，这种经验化和习惯性的闻风而“喷”，除了重复一些不痛不痒的老生常谈，其实反会冲淡了“为大爱舍小爱”的凡人亮点。
“感人请假条”莫当维权新“喷点”，这倒并不是说，同样一桩新闻事实，就不允许有相左的观点与看法了；而是讲，看要多看积极一面，评要评到精当之处。即使透过“感人请假条”，我们未必不能窥出职工休假权益的有待不断落实与提高，但也需要实事求是，善意认识在一些特殊工作条件和环境下，为了国家或企业的建设发展大局，有不少的普通劳动者，常常在用他们的敬业奉献，甘愿舍弃“小家”之福，努力换来“大家”之福！
我还觉得，不看情况、不作细虑，对“感人请假条”的惯性作“喷”，可能非但无助于从大的范围起到多少促进之效，就小的方面来讲，有此“前车之鉴”，或许将来哪怕有人写了更戳泪点、更为感人的“不忍拒绝”请假条，某些领导也不敢“从善如流”地马上签字同意了。毕竟，就算再懂得“人性化管理”的当头为长者，总也忌讳“好心无好报”的舆情胡喷和滥批。（司马童）
13. “阎肃被死亡”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
龙敏飞
10月27日凌晨，歌唱家于文华微博爆料称，阎肃老先生去世。于文华在微博中写道：“一位快乐的老者、一位为大家带来无数优秀作品的大家——阎肃老师，因病，今日于空军总医院去世。愿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一路走好。”这一时掀起千层浪，一些媒体平台纷纷进行转载并给予评论。不过这则消息很快被证实为假消息，于文华稍晚也发文澄清，并且进行了道歉。（10月27日新华社）
国宝级的“阎肃老先生”被传去世，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闹剧，这是又一起“抢新闻”的现实注脚。事实上，像阎肃一般“被去世”的名人，这些年并不少：去年3月18日，李宇春因整容失败死亡的假消息引起坊间热议；去年6月，六小龄童也遭遇“被死亡”的尴尬；而刘晓庆在2002年和2010年曾两次传出自杀传言的假消息；至于金庸老先生，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被死亡”20多次了„„而在这些假新闻传播的背后，一些主流媒体也参与其中，这不禁令人叹息。
客观来说，于文华女士无意间发布的一条假消息并不可怕，阎肃儿子也表示，“父亲情况在变好，别苛责于文华传假消息”，这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华传播了假消息，而
是一些媒体平台的跟风。作为媒体，真实性是其生命线。可如今一些媒体平台，却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进行了传播。更可怕的是，一些媒体平台已经知道是假消息，还假借“正义”的旗号对相关消息进行“二次传播”，这背后，对阎肃老人的关怀是假，博人眼球为自己的平台炒作宣传才是真。
在此事上，于文华和阎肃老先生一样，都是受害者。于文华不是医生，去世不去世不是她可以定论的；于文华也不是媒体人，不具备最起码的媒介素养完全可以理解；而一些媒体平台不加核实就进行传播，那就不妥了。而事实上，真正将“阎肃去世”炒红的，肯定还是一些媒体平台。诚如资深媒体人吕催谷所言，“人们往往在过度悲伤或极度兴奋的时候，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我想于文华应该属于前者，有些新闻需要抢，而有一些需要克制，拖延往往是对新闻本身的尊重。”
是的，就好比前不久的青岛大虾事件，卖大虾的商贩不是关键，关键是事后反思相关的监管机制。就在此事上，于文华不是关键，关键是个别媒体平台如何反思。当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对媒体公信力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新闻需要时效性，但真实性比时效性更重要，没有真实性就没有新闻可言。也就是说，此事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媒体平台，其当如何对当事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应该有切实的应对之策了。
简而言之，“阎肃被死亡”拷问的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对于个体而言，或许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对谣言缺乏必要的辨识度，比如于文华这种；但对媒体平台而言，对于新闻的来源、真实性等最基本的要素，“严格把关严格核实”是最起码的底线。唯有如此，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媒体平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公信力。（龙敏飞）
14. “天价虾贝”灼伤旅游中国梦
朱永华
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余温尚未退去，又出现了一个三亚版本。昨天，据三亚市工商部门通报，10月20日晚，消费者刘先生在网上爆料称：写着“蒜蓉粉丝蒸扇贝每份15元”，下单后商家说是每个15元。知道详情后想要退款遭遇拒绝，卖家还冒充美团外卖客服不同意退款。与此同时，刘先生还曝光了在美团外卖网站上在线支付的页面截图，其中涉及的商家名称为“港轩茶餐厅”（据10月26日《京华时报》）。
今年国庆长假，青岛天价大虾事件无疑成了这个国庆，比景区看人，高速拥堵更热的话题，青岛数十年竖立起来的国际旅游城市形象，居然被一盘天价大虾毁于一旦，正如一位网友所评论的那样：一只大虾毁了青岛这座城，更毁了山东省旅游系统数亿元砸出来的“好客山东”品牌。然“天价虾”风波为平，三亚“天价扇贝”再次触痛人们的神经。因为38元一只天价虾，店家因此受到9万元的“天价处罚”，按说身处旅游景区的餐饮经营户，都应当从中引以为戒，不应当再出现类似现象。然恰恰相反，青岛这边还没谢幕，三亚那边“天价扇贝”又粉墨登场，两地虽相距千余公里，但欺诈行为如出一辙，同样，店家也被当地工商部门做出停业整顿处理，并对消费者做了退款和道歉。
相比起青岛“天价大虾”的“偶发”，欺诈、坑害消费对于三亚而言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家常便饭”，无论是黄金假期还是日常迎客，打开网页搜索，都能发现有诸多被坑游客的投诉。而与此同时，三亚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对景区乱象的治理，甚至还在全国率先组建的专职的“旅游警察队伍”，结果伴随着旅游警察成立的脚步，天价扇贝事件却又“横空出世”，这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
盘点两期事件由发生到曝光查处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一份海鲜“论个卖”，那边38元一份大虾最后强制让消费者按38元一只付费，这边明码标价15元一份的扇贝最后被说成是15元一个。同样是消费者被坑后投诉遇到扯皮，同样是网络曝
光后店家受到的严肃查处，同样引发社会热议，同样被当地“举一反三”。至于这样的查处有多少诚意，类似现象还会不会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再次上演，答案恐怕同样不会让人乐观。 尽管在不少人眼里，我们的旅游市场“乱象重重”，但对旅游市场有监管责任和履行执法处罚的部门比任何行业都只多不少，国家既有专门的法规，各地方更不乏有相应完善的监管制度，按说在监管“十面埋伏”的情况下，旅游市场不应当出现这么多问题，尤其是旅游景区的餐饮业，不仅景区管理部门有权监管处罚，还有餐饮业自身的管理部门包括工商、卫生、环保，甚至消协，游客遭遇景区餐饮企业、摊点欺诈消费，向任何一个部门进行投诉，只要按制度要求进行及时查处，不但能让游客满意，不良影响也会缩小到最低范围。然青岛大虾的消费者在被欺诈之后，多个部门对游客投诉进行推脱，甚至连到场的警察都表示无权处理，直到游客无奈进行网络曝光引发媒体关注之后，当地相关部门才“高度重视”。
虽然媒体没有披露“天价扇贝”消费者是否向当地相关部门进行过投诉，但可想而知，任何一位游客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注定都会向当地管理部门求助，网络曝光通常都是“求助无门”或得不到及时处理之后的被迫选择。报道中也透露，三亚工商部门是在对舆情监测时，发现游客微薄爆料引发关注后才“高度重视”，并迅速成立调查组和旅游警察一起进行调查取证。这就不难看出，两地对各自事件的查处都是建立在网络爆料“闹大了”的前提下，才不得不“高度重视”，最终的严肃处理也不过是游客“闹大了”所倒逼的结果。其中有多少主动查处和维护游客利益乃至旅游健康环境的诚意，相信任何人都能衡量出一二。
准确的说，旅游景区只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平台，景区自身不应当作为一项产业，尤其是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里，不但把“平台”打造成了产业，滋生出近乎“罪恶”的门票经济。更在这种逐利思维的惯性作用下，衍生出大大小小欺诈收费乱象，而政府与商家在景区利益上畸形交融，即使商家明显出现坑客宰客等违规行为，出于“共同利益”的维护，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对其往往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体现出不争的事实既是只见治理，不见结果，“赶走咬人的狼，换来吃人的虎”。
因此，治理旅游市场，地方政府要从景区利益中“脱身”，确立自己应当扮演的管理角色，既要表现出对景区乱象治理的足够诚意，更要对任何乱象有“零容忍”的态度，切忌不能再等游客爆料“闹大了”才重视，一只“天价虾”可以毁掉青岛、甚至山东的旅游形象，可以让数亿广告费打水漂，同样，一个无足“天价”扇贝也可以让三亚的旅游形象体无完肤，再不彻底拿出足够的诚意，彻底根治，还局限于个案曝光的严肃查处，纵容天价“虾贝”不断呈现，既损伤中国“旅游梦”，国家的旅游形象在世界面前也会黯然无光，这绝不是杞人忧天。（朱永华）
15. 差点被“敢公示就不怕查”的勇气打动
王传涛
10月27日，中共泰州市委组织部公布了一批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处现任处长秦某某，拟任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就在前一天，泰州当地论坛上出现了一则网帖，文中曝出秦某某名下房产价值超过2000万，引来网友们围观和吐槽。对此，秦某某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称，他的父亲是一名地产商人，名下房产都是父母赠予的，自己敢这么公开就可以调查。（10月28日《现代快报》）
“敢公示就不怕查”的表态中，既有诚意，又有勇气，尤为可赞。更何况，这位秦某某是把自己名下2000多万的房产公示，面对如此巨额的资产，公众难免不去质疑。同时，即便秦某说其父母从事房地产开发生意，而其在建设部门任职也必然会招来一些猜疑。可即便如此，秦某某仍然大大方方地公示了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其坦诚与实在，是许多任前官员需要学习的。
但是，“敢公示就不怕查”的意义也仅仅限于此了。一者，这本应是所有任前官员的正常表现，若没有诚意，缺少勇气，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就会被架空。更要知道，官场之中从来也应该缺少这样的“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坦荡心理。二者，我们从来不缺少“敢公示不怕查”，我们缺少的是，如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落实地不得力，或者直接说官员在填报相关信息时如果有瞒报、漏报事项，我们的纪检监察制度到底有多少核实的空间，这才真正值得思考和玩味。
更核心的问题是，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的语境里，这类的任前公示，到底对反腐倡廉建设以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能起到多少实质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十八大之后，在中央要求下，各地组织部门、人事部门都非常重视任前公示制度，从上至下，我们的官场以及纪检部门也非常依仗这种制度。但说到底，官员任前财产公示、官员个人事项报告，都不过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初级形式，不是原版，更不是高级形式。因此，看到“敢公示不怕查”就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官员监督制度，有些自欺欺人。
任前财产公示制度至少有两大缺点：一是，这类的公示，只适用于新提拔的领导干部，而绝非是无死角、全覆盖，说得好听一些叫减少落实工作的阻力，但说得难听一些，这种“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做法，就是一种妥协退让，也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有效保护，距离政府真正阳光下行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只要有公示就要有落实，新提拔官员虽说不怕查，但我们的纪检部门也不妨查一下这超过2000万的财产究竟有没有涉嫌违规的现象，要给那些质疑“官员亲属从商”的网友一个明确的答复。
归为一言，“敢公示就不怕查”故然可赞，但更需要我们的官员财产监督制度跳跃到“不公示也要查”的高水平阶段。然而，或许让人悲观的是，从2009年开始，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都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也都曾掀起舆论波澜，但都难逃“人走政息”的命运。这是很大的遗憾。说到底，压缩腐败和寻租的空间，就不能满足于一个推行难度并不大的任前财产公示，而是要致力于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更高级形式。（王传涛）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0月号第10辑
整理 fcs2002
1. “中国式减负”何以叫好不叫座？
2. “本科生遛狗员”，平凡岗位的自我实现？
3. “统一城乡医保”以公平覆盖更多国人
4. 女子公交车哺乳遭骂究竟是谁的尴尬
5. 流量消耗速度过快，运营商出来走两步
6. “游客同罚”讨论更应凝聚共识
7. 应对“供暖式雾霾”不应坐以待毙
8. 为治学生逃课发红包，是长久之计吗？
9.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
10. 谁来检查检查“奇葩作业”？
11.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
12. 拜托，别对“感人请假条”惯性而“喷”
13. “阎肃被死亡”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
14. “天价虾贝”灼伤旅游中国梦
15. 差点被“敢公示就不怕查”的勇气打动
1. “中国式减负”何以叫好不叫座？
汪昌莲
近日，有篇文章在朋友圈尤其是家长圈掀起不小的波澜。这篇文章的标题颇有噱头——《残忍但诚实的忠告：你没钱就不要掺和这事了》。此文间接提出的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学校在实施减负，但是因为升学压力不减，家长又纷纷为孩子增负。有专家评论，只要应试教育还在，真正的减负只是“看上去”很美。（10月25日《现代快报》）
回顾“中国式减负”历程，从国家到地方，尽管各级教育部门的减负政令，锲而不舍地推出了数十年，却难见实效。而在此前，来自教育部的小学生减负“十条新规”，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围绕减负新规的争议却持续不断，官方释放的减负利好消息，似乎并未收到多少舆论赞许。特别是，家长更是为此焦虑不安：面对重重的升学压力和择校竞争，给孩子们“放羊”，会不会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中国式减负”叫好不叫座的症结所在。 换言之，即便是学校执行了“减负令”，也难以阻止“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现象发生。有人说，假期是“第三学期”，很多孩子在假期并不能从书山题海中解脱出来，而要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比如，一名家长在暑假给孩子报了7个补习班，可以说是对“减负令”的绝妙讽刺。然而，这些所谓的“补习班”、“辅导班”、“兴趣班”，大多不是孩子自己的兴趣使然，而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一厢情愿地“为孩子好”， 希望有此“小灶”的喂养，今后孩子能进重点小学、中学和大学。
可见，要给学生“减负”，必须给家长“补课”。首先，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好家长的参谋，引导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家庭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同时，要告诫家长：既然让孩子健康、快乐、幸福成长，是每个做父母的美好愿景，那就应该顺其自然，不要违背自然法则，不要“好心”反而扭曲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特别是，教育“减负令”，应增加处罚条款，不仅针对教育部门和学校，家长违反了“减负令”，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惩戒，以此倒逼他们善待自己的孩子。
特别是，若想“中国式减负”叫好又叫座，必须拿应试教育“开刀”。对基础教育而言，
当务之急是更新教育观念，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中高考招生要打破“唯分数是举”的选才机制，代之以全面综合的考量，既要重视学生的成绩，更要关注学生的创造力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以此倒逼学校回到义务教育和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正常轨道。（汪昌莲）
2. “本科生遛狗员”，平凡岗位的自我实现？
杨朝清
大学本科学历，有爱心、责任心、做事认真；月薪3000元，不必坐班。辽宁沈阳市一家企业开出这样的条件，招聘的竟是专职“遛狗员”。企业负责人表示，招聘属实，但尚无人应聘，招“遛狗员”实为经理助理储备人选。（10月25日《华商晨报》）
伴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和精细化，一些新兴职业不断进入公众视线。“小三劝退师”也好，“遛狗员”也罢，说到底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现；正是有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才导致“另类招聘”的层出不穷。然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本科生遛狗员”不可避免会引发舆论关注。
很多人认为，“本科生遛狗员”大材小用，既是对人才的不尊重，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赞成者却觉得，“本科生遛狗员”从底层做起，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考验和锻炼。尽管双方各执一端，“本科生遛狗员”却遭遇了求职者的“冷眼”——招聘启事发出近一个月之后，还没有应聘者，目前企业已将招聘启事撤下。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从事着许多看起来低端的职业。不论是“硕士女城管”，还是大学生矿工，抑或“硕士卖凉皮”，这样的“高低配”表面上是一种“下嫁”，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对接”。只有实现社会需要和个体价值追求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年轻人“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才会有更多机会和渠道。
著名作家方方在其长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伤悲》中写道，“当下的许多年轻人都以升官、发财、出名为成功目标，那些通过努力获取的平凡生活，却得不到足够的尊重”。看似不起眼的遛狗员，其劳动并非没有价值，劳动者也并非没有尊严；“本科生遛狗员”只要脚踏实地，也同样可以“实现价值、发挥作用、赢得尊重”。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承载着许多家庭向上社会流动的期望。只不过，在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今天，“知识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周期性变长。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倒逼年轻人实现发展观念的转变和价值排序的更新：只有走出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认知误区，懂得珍惜平凡岗位、热爱简单生活，在平凡的岗位一步步自我实现，才能实现“向上爬”的阶层跨越。
作家路遥先生在小说《平凡的世界》曾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在一个浮躁、功利和焦虑的社会里，只有塑造强大的内心世界和笃定的价值追求，我们才能超越不平凡，走向不平凡。就此而言，“本科生遛狗员”需要的不是“有色眼镜”，而是超越身份标签的人生突破。（杨朝清）
3. “统一城乡医保”以公平覆盖更多国人
王传涛
为适应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海将于2016年1月1日实施《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实现对象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水平、经办服务的“四个统一”，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上海市民无论城镇户籍还是农村户籍，都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将有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农村居民待遇将有明
显提高。（10月26日《新闻晨报》）
上海将在明年统一全国医保，无疑对于上海城乡居民而言实现了更进一步的公平。而在此之前，一家人存在多种医保的现象，也可能就此画上句号。而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也已经有多个省市都已经完成了统一城乡医保的并轨工作，这些都需要称赞，但也需要看到，仍然有许多省市总是拖改革的后腿，迟迟不能按中央的顶层设计精神进行这样的改革，这不免让人失望。
所谓“统一城乡医保”，简言之，就是实现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并轨。长期来，参加新农合的农村人口，不仅仅在看病时报销比例低，更是在进城看病方面承担着非常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新农合进入到大城市的“省级三甲医院”看病时，报销比例平均只有30%左右。这样不公平、不合理的医保制度，让我国的农村户籍人口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也让不富裕的生活进一步平添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几率。
新农合并入城市居民医保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看病成本。以上海为例，在提高了筹资标准之后，看似缴费的基数增加了，实际上，在看病的总额上线、门诊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高。而这也完全符合“取消城乡户籍差异、统一为居民户口”的改革初衷。
十八大以来，中央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2013年5月，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了这样的改革任务：整体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职能，逐步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民医保体系。此后，据调查发现，至少已经有天津、青海、山东、重庆、广东、宁夏、浙江等七个省份或社保统筹地区完成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整合，并建立起统一的、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应该说，这是践行中央有关改革精神的直接体现，也为全国其他地方进行并轨工作提供了样本。
破除城乡户口差异，不能仅改一个名称——将依附在城乡户籍上的社会福利统一化，才是本质要求。而上海现在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并轨工作，应该说不算早也不算晚。需要重申的是，在还原社会公平正义这事上，从来没有迟到之说，因此，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还有没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并轨的地区，要抓紧推动这一政策的落地，以让公平正义覆盖更多的国人。（王传涛）
4. 女子公交车哺乳遭骂究竟是谁的尴尬
凌国华
日前，新晋妈妈“则卷猫丸子”在公交车上给孩子喂奶，却遭遇了同车乘客的指责。“我看到周围人对孩子的哭声已经很不耐烦了，急得没办法，只好撩起衣服就给宝宝哺乳。”“则卷猫丸子”说，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让她倍感委屈，旁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羞耻，丢人丢到外面了„„”（10月26日《中国青年网》）
因为怀里的婴孩哭闹不止引起周边乘客的不耐烦，公交车上的年轻母亲急得没办法只好当众给宝宝哺乳。如此情形确实够尴尬的，对于喂奶的年轻母亲和周围的乘客皆如此。尽管公交车当众哺乳引发了公共尴尬，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情形并非那位年轻母亲所愿：宝宝哭闹不止已经引起其他乘客不耐烦，为了安抚宝宝只好“从权”当众哺乳。
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引发公众的尴尬，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对这种尴尬的当事者进行“不知羞耻”之类的人身攻击，则不仅显得没有涵养，而且这批判的标靶无疑找错了。我们知道，引发这场尴尬的虽然是年轻母亲当众哺乳孩子，但将批判的矛头一准指向这位年轻母亲，确实瞄错了目标。孩子哭闹引发周围乘客不耐烦，“当众哺乳”无疑是安抚孩子的
权变行为。
平心而论，对当众哺乳感到尴尬的不只是周边乘客，还有那位当事的年轻母亲，而且这位年轻母亲的尴尬甚至是最大的。“平时我也是个挺注意形象的人，在这种公共场合喂奶，尤其是人挤人的公交车上，难道是我故意为之吗？孩子哭个不停，如果不是因为心疼孩子，我也不希望被人窥伺自己的隐私和身体啊。”帖子透露出这位年轻母亲的无奈和委屈，一览无余。
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孩子被斥责“不知羞耻”，将公共场所哺乳这种尴尬置于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位置。对于那些将哺乳的年轻母亲当做标靶的言论来说，无论是“不知羞耻”的浅薄指责，还是泡奶粉替代、提前把奶挤出来放奶瓶喂孩子等“站着说话不害腰疼”的旁观，都忽视了这里面的公共责任。一个健康成熟的社会，在公共场所理应为哺乳期女性提供可以进行哺乳的公共设施，这不仅体现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更体现出社会的人性温度。一味谴责女性当众哺乳甚至斥责其“不知羞耻”，不仅浅薄，而且冷漠。
在我国，公共场所缺乏母婴服务设施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暴露出公共治理的巨大提升空间。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公共部门的职责所在，更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而公共场所缺乏专门的“母婴室”之类公共设施，不仅造成了有哺乳女性的尴尬，更是造成周边人群公共尴尬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导致哺乳女性的尴尬，甚至被斥责“不知羞耻”；如果任由公共治理短板导致的负效应加诸个人身上，这不仅仅会造成公共场所的尴尬，更是公共治理的悲哀。在公共场所为哺乳女性设置“母婴室”“哺乳室”，方便女性哺乳、给孩子换尿布等，不需要多么艰深的技术，也不需要多么庞大的资金，主要就看公共治理是否能够脱去冷冰冰的僵硬姿态，植入必要的人性温度。
其实，针对公共场所女性哺乳难题，人们不无察觉，一些地方也曾在“世界哺乳喂养周”上演过“哺乳秀”等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哺乳尴尬问题。如果说“哺乳秀”是专门策划的公共行为艺术，那么“年轻母亲公交车当众哺乳被骂‘不知羞耻’”的新闻，则是以更为刺痛现实的方式，凸显出公共场所设置“哺乳室”等为母婴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之必要性了。只是，不知这样的尴尬能否唤醒公共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呢？（凌国华）
5. 流量消耗速度过快，运营商出来走两步
陈广江
三大电信运营商自10月1日推出“流量不清零”政策已有20多天，但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反倒是，有一些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吐槽流量消耗速度太快，“9天用完了平时30天的量”。业内人士称，无论是不是运营商使用技术手段修改流量数据，或是消费者安装的软件“偷流量”，运营商都应该站出来自证清白。（10月26日 央广网）
天算不如人算。在李克强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流量不清零”终于破冰，哪成想政策尚未满月，手机党们的“喜大普奔”就被泼了一瓢冷水，丰满的理想再次遭遇骨感的现实。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相关部门知道吗？三大运营商，出来走两步吧。
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巧合。如果说10月1日以后个别消费者出现了流量消耗过快的情形，尚且可以理解，而现在是很多消费者不约而同地吐槽流量消耗过快，这也过于巧合了，人们怀疑运营商动了手脚，手机流量里有猫腻，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流量不清零，但消耗速度快了，“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小算盘打得太精了。
跟强势的运营商打交道，弱势的消费者总摆脱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手机网络流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计费装置是否合格、是否存在“偷流量”等问题，完全由运营商说了算，运营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消费者只有挨宰
的份儿。此外，运营商设计的产品既专业又复杂，消费者不可能对流量情况做出相对精准的判断。
当然，嫌疑再大也只是嫌疑，况且还存在消费者安装不良软件“偷流量”的情况。但基于上述原因，到底是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冤枉了运营商，还是个别运营商干出了“鸡鸣狗盗”的丑事，三大运营商必须站出来给社会一个说法和解释。对运营商来说，把流量说清楚，打消社会疑虑，以自证清白，举手之劳而已。
比“偷流量”更可怕的，是电信运营商自己监督自己、流量计量监管空白的尴尬现实。移动互联时代，通信计量是公众最关注的民生计量问题之一，也是消费纠纷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而监管却不存在，即使出现了纠纷，消费者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目前，浙江已立法监管网络流量计量，明确赋予了计量主管部门对电信运营商网络流量计量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权力，此举应在全国推广。
总之，面对流量为何消耗如此之快、究竟谁是背后的“小偷”、流量计费是否存在猫腻、消费者该如何维权、流量计量监管空白何时填补等问题，三大电信运营商不能沉默，相关部门更不能沉默。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也是违法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陈广江）
6. “游客同罚”讨论更应凝聚共识
李劭强
近期发生的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殴致死事件，北京一旅游团参加低价港澳游要求旅行社退赔事件，让“不合理低价”旅游团再度引起关注。针对屡禁不止的零、负团费旅游团及其所带来的强制购物、消费等问题，国家旅游局提示，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也将受到处理，目前正在研究相关处理办法。（10月25日《新京报》）
在游客同罚的讨论中，人们容易陷入两种普遍的观点：一是，认为鉴定不合理低价团不是游客的义务，规定游客同罚是一种责任倒置；一是，认为不合理低价团利用的就是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若游客不克服这种心理，必然为低价团推波助澜，自然要一起受到处罚。两种观点两个立场，容易截然相反。但现实问题的解决，通常需要综合因素的整体作用，极端地突出其中一个，或者武断地指责其中一个，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起舆论的站队，让真正的问题成为口水战的牺牲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
因此，在讨论游客同罚时，必须珍惜那些可能达成的共识，以共识推动公共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首先，必须看到理性消费的重要性。尽管，理想的消费环境是，市场是规范的，市场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都是经过检验的，人们只要随心所欲地消费即可，他们所购买的每一个商品和每一份服务，都不会隐藏任何风险。但是，这只是理想情形，即便一个市场监管再严厉，也会存在违规和违法的经营。一方面，这是因为逐利之心，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法律是刚性的，有时难以应对所有情形。就像低价团，很多低价团之所以猖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鉴定是复杂的，而游客与他们之间又有合同。所以，最后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此时，市场需要的是消费理性——人们依靠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一项消费是否可以选择。虽然，具体到一项消费时，人们可能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但不能就此说，消费理性就不需要，消费理性既是对个人消费行为负责，也是对整体市场环境负责。因为，消费理性可以引导市场优胜劣汰，而不是助长逆淘汰。所以，引导消费者培养消费理性没有问题，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规范的市场，离不开人们的消费理性。如果游客明知商品和服务有问题，还因为种种目的选择消费，那么这种不理性消费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至于这种代价有多大，可以讨论，但这个常识不该忘记。
其次，必须看到责任义务的次序性。规定游客同罚之所以引起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一种担心——管理部门是否出于一种推卸责任的心理，把责任推给游客，让游客自己负责？这种担心是因为没有看到责任义务的次序性。即便游客有责任，与欺骗游客的商家相比，责任会有多大，是否会导致游客花钱买罪受？即便游客有责任，职能部门在处理时是否可以因此而松懈，它们又承担怎样的责任，是否可以为负有责任的游客做主，讨回公道？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说清楚，只是抛出一个游客同罚，游客自然会紧张。既然强调对称，就应该强调责任义务的次序性——所有关联的个体、部门都应该排好次序，该是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不能因为游客有责任，就次序不分，责任不究。
说实话，不合理低价团鉴定是个复杂的事情，低价团也不太可能销声匿迹，完全消除。此时，消费理性和制度监管将成为应对不合理低价团的两个措施，缺一不可。消费理性是一种事先的预防，是一种市场的调控；制度监管是一种事后的处罚，是一种行政的管理。虽然，对于游客同罚的讨论可以继续和深入，但是基本的常识不该忘掉：消费理性需要培养，监管责任不能靠后。需要讨论的其实是细节：如何让游客处于信息对称的情境，以便做出理性判断；游客需要承担怎样责任，监管部门如何表现出制度的刚性？只要共识存在，细节的商讨就不至于“鸡同鸭讲”。（李劭强）
7. 应对“供暖式雾霾”不应坐以待毙
王传涛
10月25日零时，长春全面开栓供热，就在广大市民在室内享受温暖时，室外雾霾却悄然而至。根据长春市环境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数据，昨日上午至中午，长春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一度达到500爆表值，级别为严重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和PM10。早晨5—7点，烟霾浓度最高的时候，市内能见度仅有0.3公里。当日，长春市一度处于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最差排名第一位。（10月26日《新文化报》）
年年岁岁雾相似，岁岁年年霾相同。又到一年供暖时，看到率先已经供上了暖气的长春的空气质量污染指数达到爆表的消息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各地的居民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供暖式雾霾”从我国东北地区开始“发作”，将以缓慢但不失条理的节奏向南蔓延，等到11月中下旬，我国北方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可能出现空气污染指数爆表的情况。现在是长春，下一个将是沈阳，再下一批就是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
雾霾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在供暖导致的雾霾世界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权利嘲笑其他地方。因为很显然，在北方，“供暖式雾霾”是一种无死角、全覆盖的雾霾。它会让人无处可逃。因此，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准备好一些口罩、空气净化器之类的物品，静静等待雾霾的到来，然后重新编些段子，霾中作乐。
眼下的问题是，对于供暖式雾霾，除了“等风来”这种传统的、古典的、节省成本的“土方法”，到底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对于这一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在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前，先要把污染源找到。毫无疑问的是，冬季到来之所以大气环境质量是最差的季节，是因为广大的北方地区采暖燃用的是大量劣质煤炭。眼下而言，变“燃煤”供暖模式为清洁能源供暖比如烧天然气等并不现实。
但对于绝大部分地区的热电厂而言，降低排放的标准却应该是近一两年可以做到的。众所周知的是，燃煤排放的烟气，需要进行脱硫脱硝和除尘的处理才能降低污染系数。但是，对于这一常识，许多地区的环保部门以及热电厂却并没有严格执行。眼下，国内煤炭价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热电厂的经营成本，而现在也应该是确保所有热电厂上马脱硫脱硝及除尘设备的最好时机，关键要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有没有严格的执行力度。
除此之外，对一些排放超标的污染企业，各地政府也应该依据“最严环保法”进行处罚，
该关停就关停，该处罚就处罚，不要手软。而且，需要地方政府的领导清楚的是，如果不关停或是处罚相关污染大户，自己可能就要被问责。近期以来，《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等制度均已发布，官员如果不环保，自己的乌纱帽就有可能不保。
雾霾来袭，多数城市的政府部门都会发布不同级别的预警。但这类预警，就只像是天气预报，而之如中小学停课、汽车限单双号等做法，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的问题还要看燃煤排放气体能否得到有效的处理。况且，盛会时屡屡出现的蓝天白云，都已表明，政府治霾从来不缺办法，只缺态度与决心。因此，应对“供暖式雾霾”，各地政府不应坐以待毙。（王传涛）
8. 为治学生逃课发红包，是长久之计吗？
龙敏飞
“微信抢红包”很多人都喜欢玩，而老师因为上课给学生发微信红包，的确是个稀罕事。这个好潮很好玩的事情发生在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发微信红包的老师是学院实训中心主任焦世奇。因为焦老师的“新招”，他的课学生没有一个翘课，课堂气氛很活跃。而且，他的班级，师生关系好到爆表，他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很多学生叫他“老大”。（10月26日《扬子晚报》）
都说“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是完整的大学”，但很多人一逃课便会发现，逃课是一件“很上瘾”的事情，根本停不下来。于是，为了将学生留在课堂上，老师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魏骁勇，上课从不点名，但自带“刷脸机”查考勤；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老师孟祥斌则采取“上下课合影”的方式；而在浙江一高校，就是直接在APP 上“签到”„„再加上如今这“发红包”的举动，老师们为留下学生听课，也是蛮拼的。
这些做法，大多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学生出勤率高”也成为一种现实。但你不得不承认，通过刷脸机、上下课合影、APP 上签到、发红包等方式留下学生，留下的只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有没有留下，仍然不得而知。为何呢？因为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学生们只能无奈地留在课堂上，至于是留在课堂上发呆还是听课，最终还得看这课上得有没有意思，若是没有意思，哪怕天天将学生按在课堂上，他们也肯定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去留学生，绝非长久之策。这位老师也说了，自己的红包很小，那么学生们一开始的参与与热情，或许只是因为好玩与新鲜，久而久之，这些很小的红包还有没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而除此之外，这般做法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功利性，给人一种不好的暗示，那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用金钱来衡量一番。虽然这种负面暗示的辐射面可能不大，但这种不良的导向仍然是不能忽略的。
或许也有人会说，在一个浮躁的时代，若想吸引学生的关注，要么是男神女神老师，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要么是实用性很强的课堂，比如恋爱课、创业课等。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现实也并非如此势利，只要课上得好，还是受学生欢迎的。比如江西师大的孟范昆教授，他用打快板的方式上政治课，让枯燥的课堂变得生趣，学生们非常喜欢；再比如南京大学的苏维宜教授，认真教学，带着特有的教学方法和人格魅力为学生上课，也赢得学生们极大的尊重。
这些都足以说明一点，很多情况下学生的逃课，往往是因为课堂了无生趣。而拷问现实便可知道，很多老师往往忙于论文忙于科研而忽略教学，在教学上没有投入太大的精力，导致很多情况下只是照本宣科，这样的课堂，老师好意思留下学生误人子弟吗？当然，老师们这样的选择，也与当前的考核机制有关，因为“重科研轻教学”是尴尬的现实。当老师们为
了前途致力于科研之后，的确没有太多时间花在教学上了。
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治学生逃课发红包不如提高教学质量。在当前的氛围下，希望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不再是一场梦，如此，高校老师致力于教学才会成为一种可能，他们提高教学质量吸引学生也才更加现实。（龙敏飞）
9.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
朱昌俊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26日对记者表示，23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活动由于存在浪费食物情况，其挑战纪录无效。（10月26日 新华网）
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官方正式回应前，扬州的“最大份炒饭”就先在舆论场遭遇了沸沸扬扬的争议。从是否浪费到是否炒作，从有无必要到创意贫瘠，“最大份炒饭”的眼球效应和话题性确实赚够了，但由此带来的是否全是正面形象，却不得不打上一个疑问号。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最终将该记录认定为无效，对于参与的各方来说，这碗最大份炒饭吃起来，恐怕就更显得五味杂陈了。
“最大份炒饭”被宣布记录无效了，但还有多少本就“无效化”和病态化的吉尼斯纪录有待鉴定和还原呢？这些年在中国有关吉尼斯纪录的挑战层出不穷。最大的月饼，最重的咖喱饭，人数最多的相亲会„„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拼数量、拼规模式的人海战术。看起来，这些记录的申请成功，蕴含了申请者的各种精心组织和谋划。但就记录价值而言，却愈发存疑。简单的道理在于，这类记录中的绝大多数，都只需建立在一定的财物和资源的投入之上即可完成，任何地方和商家只要有心，都可以做到，唯一的区别是愿不愿意做而已。既然如此，又何以有“挑战极限”之价值？
于是，记录本身的价值在式微，吉尼斯记录愈来愈显示其工具性。这些年各类吉尼斯记录申请的兴起，其背后往往少不了商家和官方的直接或间接的推波助澜。一些地方性的文化活动中，类似多少人同吃，多少人同做的记录挑战，几乎成了活动的开胃菜，申请吉尼斯记录本身成为一个获取关注的工具和快消品。对于商家来说，这是吸引游客、媒体关注的仪式，对于一些政府部门而言，参与这样的记录申请，也是一种可以间接拿来炫耀的文化政绩。比如这次“最大份炒饭”活动的主办单位，除了商家，就还有当地的旅游、商务等部门。这样一种商家与权力部门的联姻，在时下的吉尼斯记录申请中颇具代表性，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风气的流行。
“最大份炒饭”因为存在浪费情况而被吉尼斯官方宣布无效，而在社会视角下，即便该活动不存在浪费情况，也同样难逃诟病。首先，这不过是一种被滥用了的方式，在创新的角度，人们通过观察这样的营销行为，也可以从中感知一个城市的品味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但算不上成功的营销，反倒拉低了城市的品味和格调。再说，以申请吉尼斯的方式来捞取关注的做法，其边际效应也已经大不如从前，公众对此已明显呈现出审丑疲劳。如扬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要推销城市，其实大可不必凑这样的热闹，而应该有更具创新力和更具传播实效的做法。
除了商家和地方权力部门的合谋，吉尼斯记录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其背后也与一些微妙的社会心态有关。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素来对“高大全”、“第一”等有着近乎偏执的审美追求，甚至发展到今天，不乏有人还将吉尼斯记录的多寡与爱国情感联系在一起，仿佛这样的记录越多，越能彰显爱国自豪感。而加之吉尼斯记录又源自国外，就更助长了一些人的虚无爱国情感。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表示，该纪录对大型食品类的记录有严格规定，要求用于挑战的食品最终均为供民众食用，不得有任何浪费。在这个标准来看，那些动辄以重量和规模来创造
的食品类记录到底有无浪费，其实都值得疑问。这次的“最大份炒饭”挑战成绩是因为“不道德”记录而被取消，而那些更多有权力参与的申请行为，其所面临的质疑，恐怕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问题了。
还有多少“无效化”的吉尼斯记录？这里的“无效化”不仅是指被吉尼斯官方宣布无效的“违规”挑战，更是那些徒有其名而无实质价值的病态化申请。“最大份炒饭”挑战被宣布无效，那些各怀他念的申请行为和热情也该降降温了。（朱昌俊）
10. 谁来检查检查“奇葩作业”？
邓海建
马上又临近西方的“万圣节”了，各个幼儿园都开始为万圣节做准备。北京一名家长为了给3岁女儿完成万圣节作业——制作南瓜灯，一不小心竟刺破指动脉，立即送往医院。当这名家长把事情发上微博，引起了不少家长共鸣，不少家长质疑：“这么高难度的幼儿园作业到底是留给孩子的还是留给父母的? ”（10月27日《法制晚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家长吐槽各类奇葩作业似乎已成了一个潮流。学校以各种高难度的作业彰显“特色”，而家长只能在这种有苦无处说的“特色”中东奔西走。比如一二年级要你做PPT 、还要拍微视频、做电子模型还要能出声，比如幼儿园要做十字绣、要做端午香包、要做各种剪报„„这也就难怪家长要感慨：连小朋友的作业都进入了全面拼爹妈的时代。
“入门级”、“困难级”、“变态级”，各种标新立异的作业，为难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身后的家长。以前，值得警惕的是幼教小学化、小学奥赛化，题海战术从来就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现在，在人文与创新的旗帜下，低龄学生的作业正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形的题目化为无形的“为难”，科任老师比赛似地想着办法折腾家长。说起来，这也不是没道理的事：比如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与思维能力，比如让孩子接触了课堂之外的社会，再不济，还有个“培养亲子关系”的安慰奖兜底呢。可问题是，就比如手工繁复的南瓜灯，如果永远是家长OEM ，然后孩子贴牌签名而已，这样的作业，恐怕还不如让孩子自己捏个橡皮泥有趣。
奇葩作业成为潮流，实际上折射了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教学权力失去边界，自然就有滥用之虞。什么样的作业是合理的，什么样的作业是不靠谱的，“最终解释权”其实还在教师手里，家长一般是不敢妄自议论的。尤其是低龄的孩子，明目张胆对抗老师的作业、言之凿凿不听老师的安排，就不怕平日的教育教学中，人家给孩子“穿小鞋”？这样的担心，似乎还不算杞人之忧。这就像员工是不会问老板讨要加班费一样，双方话语权不在一个级别上，孰轻孰重还是能分清的。因此面对奇葩作业，家长基本也是敢怒不敢言，大不了，在微信朋友圈发发牢骚而已。
第二，面对家长连篇累牍的吐槽，校方及教育主管部门不声不响、不闻不知，这算不算另一种失职渎职？对于老师布置下去的作业，量上固然要监控，内容上也不能放任不管。作业过多过滥固然是个问题，而超过孩子能力范围的作业，恐怕也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来规范规范。教育深改或创新，也要有个谱、也要循个度。最起码，让家长不要为作业费难、甚至弄出生命危险，这恐怕也是作业的底线。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挑老师固然不是好习惯，但起码说明，自古至今，规制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事。类似“雾霾天要求学生数星星”、“幼儿园要学生造电视”等作业，有人非要解读出各种发散思维的说辞来规避“奇葩”本色——莫非，家庭作业都要用脑筋急转弯来求解？
孩子的作业，老师要检查；老师布置下去的奇葩作业，谁来检查检查呢。
11.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
堂吉伟德
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今天透露，从2016年开始，要加强对未就业毕业生的统计和服务，建立未就业毕业生的统计机制。其中，包括不就业毕业生的统计工作。比如，第二年考研出国的学生，“统计的目的就是进行精准的服务和帮扶”。（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就业是民生之本，做好就业服务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尽之职。教育部门和高校辅助大学生就业，属于一项法定职责。而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也成为高校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关系到经费的拨付，专业的设置等核心利益。当然，由此也出现了为完成就业指标而出现的各种造假事件，以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出现了“内外两张皮”的现象。
目前，囿于各种利益因素，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理想。在统计数据自我上报，而又很难核实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率造假就难以避免。为此有人总结出高校就业率十大造假方法，包括金钱诱惑、政策强逼、自主就业等。比如毕业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完成与用人单位的签约，那么到就业中心交一份自主就业申请，也可以作为已就业的证据，由此也让一些高校的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在历年的“最难就业季”中，官方公布的就业率与公众的经验判断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初次就业之后就失业的大学生，其数量更是相当惊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2014年，据某招聘门户网站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大学毕业头3年内的跳槽率高达70%。一边是为了凑就业率的数据注水和程序作假，另一边则是就业之后频繁跳槽和再次失业，统计大学生未就业情况，确实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
数据的准确性，才能为细分化服务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到“不落下每一个人”。 美国就业率统计以多个统计主体多维评估体系为特点，并对毕业时的就业率、毕业3个月后的就业率、毕业9个月后的就业率进行追踪统计，保证统计的准确性。日本以成熟的后续服务著称，一方面依靠学校进行统计汇总，另一方面则依靠第三方咨询公司进行以调查问卷的方式统计，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如此看来，这些国家在统计就业率上有着相当成熟的经验，不仅通过第三方的参与让数据更为准确，而且采取跟踪统计的方式，让其更为全面。最终呈现出来的就业状况不仅有某个节点的数据，还有一个时间段的整体情况。自然，统计数据的精准和全面，也为后续的跟踪服务创造了条件。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得采取“因人而异”的原则。统计出的未就业学生的数据，既要有总量呈现，也要有结构剖析，包括专业、性别、地域和学校种类，未就业的原因是基于主观还是客观，都应进行细化，然而根据分析出来的原因而提供解决的方法。有的放矢作好针对性的服务与帮助，大学生就业才不会成为“被遗忘的群体”。
统计未就业之后的服务更为重要，这需要相关部门在提高认识和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工作方式和优化服务质量。统计未就业是统计方式的重大调整，也是优化服务的良好开端，若其思路得到延续，那么大学生就业服务的前景就值得期待。（堂吉伟德）
12. 拜托，别对“感人请假条”惯性而“喷”
司马童
近日，一张令人唏嘘不已的请假条迅速走红网络。其请假事由写着：“快忘了老公长啥样了，我想去看看”。这位女士从10月18日至27日共请了10天假，要从济南途径西安去
拉萨看望他的丈夫。从假条的抬头“中铁20局集团有限公司”来看，这应该是一对长期分在两个项目的一线工地夫妻。（10月27日新华网）
请假条很短又很寻常，而把它写得戳动泪点、感动众人，并且立马成了网络关注的焦点，自然让人想起了那封“最具情怀”的辞职信。而显然，比起“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理由，今天这句“忘了老公模样”的请假措辞，听了则更让广大普通劳动者为之动容。按着网上的一种说法，便是“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呐！”
应该说，“感人请假条”既非玩幽默，更不是装可怜，而恰恰映衬和折射了一些基层劳动者的现实痛点和哀怨。为此，那些有着相似经历的网友，已然发出声音，称这在他们业内是正常现象，经常一年半载待在项目一线工地回不了家。换言之，“忘了老公模样”的请假条，不仅反映了某些特殊工作环境的辛苦常态，同时也揭示了许多平凡者敬业爱岗的可贵奉献。
也算是“光明者看到光明”，不必讳言的是，被称之“最不忍拒绝”的“感人请假条”一事传开后，网上很快也有人由此及彼地找到了“喷点”，认为这是佐证职工休假权保障落实不力的最新实例；进而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迅速演绎成了一篇条分缕析、义正词严的高调时论。可我以为，“感人请假条”固然存在“有假难休”的保障缺憾，但却不必动辄当作天然适用的维权“喷点”。而且，这种经验化和习惯性的闻风而“喷”，除了重复一些不痛不痒的老生常谈，其实反会冲淡了“为大爱舍小爱”的凡人亮点。
“感人请假条”莫当维权新“喷点”，这倒并不是说，同样一桩新闻事实，就不允许有相左的观点与看法了；而是讲，看要多看积极一面，评要评到精当之处。即使透过“感人请假条”，我们未必不能窥出职工休假权益的有待不断落实与提高，但也需要实事求是，善意认识在一些特殊工作条件和环境下，为了国家或企业的建设发展大局，有不少的普通劳动者，常常在用他们的敬业奉献，甘愿舍弃“小家”之福，努力换来“大家”之福！
我还觉得，不看情况、不作细虑，对“感人请假条”的惯性作“喷”，可能非但无助于从大的范围起到多少促进之效，就小的方面来讲，有此“前车之鉴”，或许将来哪怕有人写了更戳泪点、更为感人的“不忍拒绝”请假条，某些领导也不敢“从善如流”地马上签字同意了。毕竟，就算再懂得“人性化管理”的当头为长者，总也忌讳“好心无好报”的舆情胡喷和滥批。（司马童）
13. “阎肃被死亡”拷问媒体的社会责任
龙敏飞
10月27日凌晨，歌唱家于文华微博爆料称，阎肃老先生去世。于文华在微博中写道：“一位快乐的老者、一位为大家带来无数优秀作品的大家——阎肃老师，因病，今日于空军总医院去世。愿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一路走好。”这一时掀起千层浪，一些媒体平台纷纷进行转载并给予评论。不过这则消息很快被证实为假消息，于文华稍晚也发文澄清，并且进行了道歉。（10月27日新华社）
国宝级的“阎肃老先生”被传去世，最终被证明是一场闹剧，这是又一起“抢新闻”的现实注脚。事实上，像阎肃一般“被去世”的名人，这些年并不少：去年3月18日，李宇春因整容失败死亡的假消息引起坊间热议；去年6月，六小龄童也遭遇“被死亡”的尴尬；而刘晓庆在2002年和2010年曾两次传出自杀传言的假消息；至于金庸老先生，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被死亡”20多次了„„而在这些假新闻传播的背后，一些主流媒体也参与其中，这不禁令人叹息。
客观来说，于文华女士无意间发布的一条假消息并不可怕，阎肃儿子也表示，“父亲情况在变好，别苛责于文华传假消息”，这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华传播了假消息，而
是一些媒体平台的跟风。作为媒体，真实性是其生命线。可如今一些媒体平台，却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进行了传播。更可怕的是，一些媒体平台已经知道是假消息，还假借“正义”的旗号对相关消息进行“二次传播”，这背后，对阎肃老人的关怀是假，博人眼球为自己的平台炒作宣传才是真。
在此事上，于文华和阎肃老先生一样，都是受害者。于文华不是医生，去世不去世不是她可以定论的；于文华也不是媒体人，不具备最起码的媒介素养完全可以理解；而一些媒体平台不加核实就进行传播，那就不妥了。而事实上，真正将“阎肃去世”炒红的，肯定还是一些媒体平台。诚如资深媒体人吕催谷所言，“人们往往在过度悲伤或极度兴奋的时候，容易说错话做错事，我想于文华应该属于前者，有些新闻需要抢，而有一些需要克制，拖延往往是对新闻本身的尊重。”
是的，就好比前不久的青岛大虾事件，卖大虾的商贩不是关键，关键是事后反思相关的监管机制。就在此事上，于文华不是关键，关键是个别媒体平台如何反思。当类似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对媒体公信力的打击也是不言而喻的。新闻需要时效性，但真实性比时效性更重要，没有真实性就没有新闻可言。也就是说，此事更值得反思的是一些媒体平台，其当如何对当事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应该有切实的应对之策了。
简而言之，“阎肃被死亡”拷问的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对于个体而言，或许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对谣言缺乏必要的辨识度，比如于文华这种；但对媒体平台而言，对于新闻的来源、真实性等最基本的要素，“严格把关严格核实”是最起码的底线。唯有如此，在新的“互联网+”时代，媒体平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公信力。（龙敏飞）
14. “天价虾贝”灼伤旅游中国梦
朱永华
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余温尚未退去，又出现了一个三亚版本。昨天，据三亚市工商部门通报，10月20日晚，消费者刘先生在网上爆料称：写着“蒜蓉粉丝蒸扇贝每份15元”，下单后商家说是每个15元。知道详情后想要退款遭遇拒绝，卖家还冒充美团外卖客服不同意退款。与此同时，刘先生还曝光了在美团外卖网站上在线支付的页面截图，其中涉及的商家名称为“港轩茶餐厅”（据10月26日《京华时报》）。
今年国庆长假，青岛天价大虾事件无疑成了这个国庆，比景区看人，高速拥堵更热的话题，青岛数十年竖立起来的国际旅游城市形象，居然被一盘天价大虾毁于一旦，正如一位网友所评论的那样：一只大虾毁了青岛这座城，更毁了山东省旅游系统数亿元砸出来的“好客山东”品牌。然“天价虾”风波为平，三亚“天价扇贝”再次触痛人们的神经。因为38元一只天价虾，店家因此受到9万元的“天价处罚”，按说身处旅游景区的餐饮经营户，都应当从中引以为戒，不应当再出现类似现象。然恰恰相反，青岛这边还没谢幕，三亚那边“天价扇贝”又粉墨登场，两地虽相距千余公里，但欺诈行为如出一辙，同样，店家也被当地工商部门做出停业整顿处理，并对消费者做了退款和道歉。
相比起青岛“天价大虾”的“偶发”，欺诈、坑害消费对于三亚而言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家常便饭”，无论是黄金假期还是日常迎客，打开网页搜索，都能发现有诸多被坑游客的投诉。而与此同时，三亚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对景区乱象的治理，甚至还在全国率先组建的专职的“旅游警察队伍”，结果伴随着旅游警察成立的脚步，天价扇贝事件却又“横空出世”，这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
盘点两期事件由发生到曝光查处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一份海鲜“论个卖”，那边38元一份大虾最后强制让消费者按38元一只付费，这边明码标价15元一份的扇贝最后被说成是15元一个。同样是消费者被坑后投诉遇到扯皮，同样是网络曝
光后店家受到的严肃查处，同样引发社会热议，同样被当地“举一反三”。至于这样的查处有多少诚意，类似现象还会不会在当地或其他地方再次上演，答案恐怕同样不会让人乐观。 尽管在不少人眼里，我们的旅游市场“乱象重重”，但对旅游市场有监管责任和履行执法处罚的部门比任何行业都只多不少，国家既有专门的法规，各地方更不乏有相应完善的监管制度，按说在监管“十面埋伏”的情况下，旅游市场不应当出现这么多问题，尤其是旅游景区的餐饮业，不仅景区管理部门有权监管处罚，还有餐饮业自身的管理部门包括工商、卫生、环保，甚至消协，游客遭遇景区餐饮企业、摊点欺诈消费，向任何一个部门进行投诉，只要按制度要求进行及时查处，不但能让游客满意，不良影响也会缩小到最低范围。然青岛大虾的消费者在被欺诈之后，多个部门对游客投诉进行推脱，甚至连到场的警察都表示无权处理，直到游客无奈进行网络曝光引发媒体关注之后，当地相关部门才“高度重视”。
虽然媒体没有披露“天价扇贝”消费者是否向当地相关部门进行过投诉，但可想而知，任何一位游客在利益受到损害时，注定都会向当地管理部门求助，网络曝光通常都是“求助无门”或得不到及时处理之后的被迫选择。报道中也透露，三亚工商部门是在对舆情监测时，发现游客微薄爆料引发关注后才“高度重视”，并迅速成立调查组和旅游警察一起进行调查取证。这就不难看出，两地对各自事件的查处都是建立在网络爆料“闹大了”的前提下，才不得不“高度重视”，最终的严肃处理也不过是游客“闹大了”所倒逼的结果。其中有多少主动查处和维护游客利益乃至旅游健康环境的诚意，相信任何人都能衡量出一二。
准确的说，旅游景区只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平台，景区自身不应当作为一项产业，尤其是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但在很多地方政府眼里，不但把“平台”打造成了产业，滋生出近乎“罪恶”的门票经济。更在这种逐利思维的惯性作用下，衍生出大大小小欺诈收费乱象，而政府与商家在景区利益上畸形交融，即使商家明显出现坑客宰客等违规行为，出于“共同利益”的维护，地方政府行政部门对其往往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体现出不争的事实既是只见治理，不见结果，“赶走咬人的狼，换来吃人的虎”。
因此，治理旅游市场，地方政府要从景区利益中“脱身”，确立自己应当扮演的管理角色，既要表现出对景区乱象治理的足够诚意，更要对任何乱象有“零容忍”的态度，切忌不能再等游客爆料“闹大了”才重视，一只“天价虾”可以毁掉青岛、甚至山东的旅游形象，可以让数亿广告费打水漂，同样，一个无足“天价”扇贝也可以让三亚的旅游形象体无完肤，再不彻底拿出足够的诚意，彻底根治，还局限于个案曝光的严肃查处，纵容天价“虾贝”不断呈现，既损伤中国“旅游梦”，国家的旅游形象在世界面前也会黯然无光，这绝不是杞人忧天。（朱永华）
15. 差点被“敢公示就不怕查”的勇气打动
王传涛
10月27日，中共泰州市委组织部公布了一批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处现任处长秦某某，拟任泰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就在前一天，泰州当地论坛上出现了一则网帖，文中曝出秦某某名下房产价值超过2000万，引来网友们围观和吐槽。对此，秦某某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称，他的父亲是一名地产商人，名下房产都是父母赠予的，自己敢这么公开就可以调查。（10月28日《现代快报》）
“敢公示就不怕查”的表态中，既有诚意，又有勇气，尤为可赞。更何况，这位秦某某是把自己名下2000多万的房产公示，面对如此巨额的资产，公众难免不去质疑。同时，即便秦某说其父母从事房地产开发生意，而其在建设部门任职也必然会招来一些猜疑。可即便如此，秦某某仍然大大方方地公示了自己的财产。毫无疑问，其坦诚与实在，是许多任前官员需要学习的。
但是，“敢公示就不怕查”的意义也仅仅限于此了。一者，这本应是所有任前官员的正常表现，若没有诚意，缺少勇气，官员任前公示制度就会被架空。更要知道，官场之中从来也应该缺少这样的“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坦荡心理。二者，我们从来不缺少“敢公示不怕查”，我们缺少的是，如果官员任前公示制度落实地不得力，或者直接说官员在填报相关信息时如果有瞒报、漏报事项，我们的纪检监察制度到底有多少核实的空间，这才真正值得思考和玩味。
更核心的问题是，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的语境里，这类的任前公示，到底对反腐倡廉建设以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能起到多少实质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十八大之后，在中央要求下，各地组织部门、人事部门都非常重视任前公示制度，从上至下，我们的官场以及纪检部门也非常依仗这种制度。但说到底，官员任前财产公示、官员个人事项报告，都不过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初级形式，不是原版，更不是高级形式。因此，看到“敢公示不怕查”就认为这就是最完美的官员监督制度，有些自欺欺人。
任前财产公示制度至少有两大缺点：一是，这类的公示，只适用于新提拔的领导干部，而绝非是无死角、全覆盖，说得好听一些叫减少落实工作的阻力，但说得难听一些，这种“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做法，就是一种妥协退让，也是对既得利益者的有效保护，距离政府真正阳光下行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只要有公示就要有落实，新提拔官员虽说不怕查，但我们的纪检部门也不妨查一下这超过2000万的财产究竟有没有涉嫌违规的现象，要给那些质疑“官员亲属从商”的网友一个明确的答复。
归为一言，“敢公示就不怕查”故然可赞，但更需要我们的官员财产监督制度跳跃到“不公示也要查”的高水平阶段。然而，或许让人悲观的是，从2009年开始，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多个地区都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也都曾掀起舆论波澜，但都难逃“人走政息”的命运。这是很大的遗憾。说到底，压缩腐败和寻租的空间，就不能满足于一个推行难度并不大的任前财产公示，而是要致力于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更高级形式。（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