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岛写作——“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现象
1921年，洪弃生（洪月樵）游历大陆各地，饱览祖国风光，写作了文言散文集《八洲游记》，另外还写成了文言诗集《八洲游草》，1924年，此诗集在连横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发表。
1927年，林献堂率其两子及林茂生（林耕南）等游历欧美，其间著文言散文《环球游记》。林献堂是台中雾峰望族，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环球游记》是台湾文化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较早的著作之一。
林华光、杨浩然曾在大陆参加“秋野社”的文学活动，并曾经在1927年在《秋野》月刊上著文介绍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 台湾绘图本散文家陈炳煌（笔名鸡笼生），1916年赴大陆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8年就读香港拔萃书院。后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东南亚长期旅游，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台湾新民报》社上海支局长，并陆续在该报的文艺版上发表《海外见闻录》、《大上海》、《百货店》与《漫画集》等作品。
1930年代，许多台湾青年，如新竹人郑连捷、台中人何非光和台南人刘灿波（后改名刘吶鸥）等，到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并获得成功。何非光集演、编、导诸才艺于一身，1934年曾与阮玲玉合作演出《再会吧，上海》，1940年编导了揭露日军暴行的《东亚之光》。
吴浊流在1941年曾经来到大陆，先后到过南京与上海，曾任南京《新大陆报》记者。周定山（一吼）则曾经担任过《漳州日报》的编辑。
一些在台湾岛外书写的作品文本，又或早或晚地回到台湾，产生影响。这种因山河破碎和外族胁迫而流离异乡的文学现象，国外常称其为流散（diaspora ）写作，而此种美学现象，西方理论则称之为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所谓“归岸之响”，则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概念。一方面，台湾的离岛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岛外产生反响，或者有时又会通过某种渠道再返回岛内而传播流传；另一方面，有一些台湾岛外的其他地区作家却又来到台湾，留下他们的墨宝。这种特殊的处于台湾文学的外围的文学现象，谓之“归岸文学”，此种“归岸文学”之流播，则谓“归岸之响”。 二、 离台内渡写作
（一）台湾作家的内渡写作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抢夺了台湾，为使自己在台湾的统治不受阻碍，在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 中国 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日本政府以占有土地为原则，给台湾人两年时间的考量，台湾人在限期之内可以离开台湾，不做“日本臣民”。《马关条约》规定的“住民去就决定日”，1897年5月8日为最后期限，据统计，在此之前，因“义不臣倭”而离去的台湾人，有 6456 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即满含义愤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泣血上奏：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了台湾民众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这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士绅在家乡沦日后，许多人满怀悲愤内渡大陆。这些内渡的台湾文化人与迁居地民众友好相处，有的还与在地人家结为美好姻缘，如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1园主夫人龚云环是清末泉州翰林龚咏樵（显增）的女儿，龚家和林家由此成为亲家。菽庄花园创设了菽庄吟社，经常举办寿菊酬唱、华诞贺词、饯别放歌等文学活动。1924年，花园主人林尔嘉往台湾、日本旅游，并寄寓瑞士，1931年又返回鼓浪屿。林尔嘉爱菊成癖，在园中种植数
千盆各种菊花。每逢菊花盛开，便邀请菽庄吟社诗友作寿菊雅集。
许南英（1855 -1917），字蕴白，一作允白、子蕴，号窥园主人，台南府（今台南市）安平县人，祖籍广东揭阳。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三甲第61名进士。1895年离台，寄籍漳州，居漳州海沧墟，将其宅命名为“借沧海居”。他常到厦门参加菽庄吟社的诗钟吟会，后曾远渡南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回国，历任广东徐闻、阳春、三水知县，曾调署阳江同知。民国初，曾担任福建龙溪知事。1916年（民国五年）返台，停留数月后，又应邀赴苏门答腊棉兰为侨绅张鸿南编辑“事略”。1917年，因穷愁怀乡抑郁而死。因其台南赤嵌城故居有地数亩，许南英名其为“窥园”，其诗集由此得名《窥园留草》。1914年（民国三年），台湾北部矿业界巨子颜云年、颜国年兄弟新居环镜楼在基隆落成时，柬邀全省诗人，在其新居举行击钵吟会，参加者有100多人，许南英也从厦门归台，被邀请主持诗盟，“与会者乃议轮值举行联吟大会，日据时期吟风之盛，可谓此为契机也。”2
黄宗鼎（黄彦威，1862-1954）1895年曾与汪春源、罗秀惠、叶题雁、李清琦等向都察院上书，抵制割台之议。台湾沦陷后，黄宗鼎、黄彦鸿兄弟被迫离台内渡，归籍于福建侯官。后黄宗鼎曾任山西朔州知州，夏县、大宁、蒲县、永济等县知县，福建建宁、河南兰丰县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审判分厅厅长、北京财政部科员，1953年曾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浣月斋吟稿》3。黄彦鸿则曾于1898年中为进士，后为翰林。黄宗鼎、黄彦鸿诗画皆承家学渊源。他们的后人黄正襄、黄畲、黄均皆为诗人、画家。黄宗鼎的儿子黄正襄1926年生于台湾淡水，1943年随父到北平居住，现任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协会会员、齐白石 艺术 函授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教授。
汪春源、汪受田（汪艺农）父子在大陆写作了大量诗歌，惜大多散逸难觅。汪春源、汪艺农父子曾经共同参加厦门菽庄吟社的击钵联吟活动。汪春源曾为许南英《窥园留草》作“汪序”，文曰：
汪序
春源蚤岁获交于允白许君，彼此观摩，遂成益友。维时台学使灌阳唐公文治方新，礼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讲院；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院中月课，春源与君辄冠曹偶。君少孤，家贫力学，天资挺特；春源驽钝，常恐祖生先我着鞭。未几，君果以会魁授兵部主事。春源勉从君后，虽幸而得售，迄未能与君春秋同榜齐年，深以为恧。
君以崖自号，胸之所寓，笔之于诗。赤嵌城南故居有地数弓，杂莳花木，署曰“窥园”，日与朋侪觞咏；间或写梅弄翰以自娱，君盖淡于仕进者。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终以劳燕分飞，一行作吏粤东、江右，不相见者几二十稔。辛亥鼎革，春源与君先后还山，同入菽庄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何意君之老健崛强犹昔，将为九万里图南之鹏，竟乘桴而居夷以死也！吾道之穷，宁仅诗人然也！
君诗不事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春源固陋，何足以序君之诗！回念数十年：陵谷沧桑，陆沉天醉，死生聚散于泯棼杂乱中者，君诗历历在心目焉。矧附相知之末，能无酸辛乌邑于山阳之笛、黄公之垆？读君之诗，屋梁落月，犹见颜色也！
岁在重光作噩（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嘉平月祀灶日，如弟汪春源拜序。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号少羲，晚号柳塘，台南人。汪春源曾经在1910年3月26日，在江西省南康府安义知县任上，寄给其妹婿吴汝吉一封信，文中对其妹妹的去世表示了哀悼，叙述了自己“沧桑变后，琐尾流离”、“寄居厦岛，颠沛龙溪县因寄籍”，他“承示家六嫂及舍侄等困苦情形，读竟涕下”，本想“挈其内渡”，但是自己虽任知县，却“清风两袖，力不从心”4。信中还问询了蔡玉屏等亲友的近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日据初期，这种来自大陆的家书对于台湾亲友来说无啻于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春源此信及其另外7封书信原件为台南吴氏家族所珍藏，直到2004年为台湾学者发现。汪春源之子汪
受田则曾任《漳州日报》主笔，是闽南地区知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爱国进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辛亥老人。
相对于扎根于大陆的老一辈文化人，张我军等是内渡求学、往返于陆台之间的新一代台湾文化人的代表。
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祖籍福建省南靖县。5他1921年到厦门协助林木土创设新高银行支店，并在厦门同文书院学习汉文，此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名为张我军。自1921年起，张我军即往返于陆台之间，其作品也或发表于台湾；或发表于大陆；也有的发表于日本，而后又随该报刊返回台湾而发生影响。可以说，张我军是“离岸写作”与“归岸之响”的典型代表。1923年5月，他的第一首作品、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发表于《台湾》杂志。1923年7月10日，其第一篇日文随笔作品《排华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杂志发表。1923年10月，律诗《咏时事》发表于《台湾》杂志。1924年1月12日，他在上海“台湾人大会”严词谴责日本驻台湾的内田总督的暴政。1924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结识了后成为其妻子的定居北京的湖北姑娘罗文淑。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兼任了《台湾民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其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沉寂》便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台湾民报》。1924年10月因遣散费用尽，返回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1925年，张我军再度赴北京求学，考入中国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张我军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于1926年8月11日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送鲁迅《台湾民报》四册，得到鲁迅的勉励。鲁迅在当天日记写道：“张我权（按：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一年后还追忆此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61929年张我军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该校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担任日语讲师。抗战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任教时期转而从事日语教材编写及翻译。1929年，张我军还曾再次看望了回北京探望病母的鲁迅。1938年，张我军曾在北平担任《中国文艺》主编。张我军1921年到大陆，1946年台湾光复后才回台湾。
张我军在“1934年10月记于北平”7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8译者序中曾提及自己在翻译此书时，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洪炎秋的合作：“第一章与第五章系我军所译；第二第三第四
第六章为炎秋所译。”9洪炎秋（1902-1980），洪弃生之子，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
张深切（1904-1965），号楚女，南投埔里人。幼时受父母影响，极具抗日思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因为坚持使用台湾方言，被勒令退学。退学后赴日留学，在日本就读小学、中学、 工业 学校、青山学院，但均肄业，后返回祖国大陆，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就学期间与林文程、张秀哲等组织广东革命青年会。后因从大陆向台湾传播革命思想，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与赖明弘等人推进台湾新文学运动，筹设台湾文艺大学，创办中日文文艺杂志《台湾文艺》。后又到沦陷中的华北，创办《中国文艺》杂志，与张我军交好。1939年左右华北沦陷时期曾任《中国文艺》杂志社长、主编。《中国文艺》杂志后因宣传民族思想遭到日军的查禁。台湾光复后张深切返回台湾，发表了多种著作。其中较著名者有《遍地红》等。电影剧本《遍地红》原题《雾社樱花遍地红》，描写了雾社事件，歌颂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抗日精神。作者谓其为“在大陆沦陷前为西北影片公司写的电影剧本”10，作于“七七事变”之前。
钟理和（1915-1960）在日据时期的创作主要完成于大陆。钟理和，屏东高树乡广兴村（旧称“大路关”）人，祖籍广东梅县。1940年，因同姓结婚为乡里、父亲反对，偕钟台妹远渡大陆，奔逃沈阳。1941年迁居北平，写《泰东旅馆》（未完稿）。1944年写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等。1945年写成《逝》、《门》，并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其第一本创
作集《夹竹桃》。1946年，他携家眷回到台湾。
刘呐鸥在20世纪大陆文学史上曾掀起了一阵新感觉派热潮。刘呐鸥（1905－1940），本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呐呐鸥。台南柳营人，生于日本，长于台湾。家境富裕，16岁长荣中学毕业后，离台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学习日文文学。1926年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中国大陆，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与杜衡、戴望舒、施蛰存是同学。1928年，他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编辑发行杂志《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无轨列车》刊载新感觉派小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又经营水沫书店, 出版了一些进步书刊, 也翻译过《艺术社会学》以及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入其八篇小说，是我国第一本较多地采用 现代 派手法的短篇小说集。 刘呐鸥在日本学习多年，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响。他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心理分析方法、象征讽喻手法以及两男追一女的三角恋爱情节，并往往把故事场景定位在舞厅、咖啡室、汽车上，借此突显都市文明象征。其小说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潜意识，恰切地揭示人物的心理。
刘吶鸥还表现出对电影的特别兴趣。1931年，他与人合编《现代电影》，并自编自导言情片《永远的微笑》。1934年，他发表《现代表情美造型》，高度赞美了好莱坞影星琼? 克劳馥和葛丽泰? 嘉宝，认为这种表情是最能打动男子的心。1936年，刘吶鸥曾为“艺华”制片厂编导《初恋》，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剧《密电码》。艺华影业公司1938年4月首映了由刘呐鸥编剧，徐苏灵导演的电影《初恋》。这部影片被左翼电影运动称为“软性电影”爱情题材影片的代表作。
刘呐鸥1940年遇刺身亡，遗体归葬台湾。1943年当时红极一时的李香兰(山口淑子) ，奉令到台湾参加拍摄《沙鸯之钟》15，曾到台南祭祀刘呐鸥。李香兰在抗战期间生活于伪满洲国，后定居日本，现为日本议员，她对刘呐鸥的祭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呐鸥的亲日倾向，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同样沦陷于日本军国势力铁蹄之下的“满洲地区”与台湾的相似的不幸遭遇，以及未能把握住正确方向的文化人共同的悲情与遗憾。
鸡笼生，本名陈炳煌，漫画作家。曾就读于上海，居住上海数十年，将上海的里弄生活、风土人情，细致描绘成漫画，并加文字说明，1943年在《兴南新闻》日报（《台湾新民报》改刊而成）副刊连载，后汇成《大上海》一书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台湾文学青年曾经游学大陆。比如，在《鲁迅日记》中就曾经记述了1927年2月至3月间他与台湾在大陆青年张秀哲、张死光等的交往。张秀哲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就读，曾著有《毋忘台湾》（与杨成志合著。）等作。时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 科学 长的郭沫若曾经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张死光即此后在台湾文坛颇为活跃的作家张深切，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1927年，当时在广州的台湾文学青年如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也曾拜访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向他求教求文。
一、离岛写作——“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现象
1921年，洪弃生（洪月樵）游历大陆各地，饱览祖国风光，写作了文言散文集《八洲游记》，另外还写成了文言诗集《八洲游草》，1924年，此诗集在连横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发表。
1927年，林献堂率其两子及林茂生（林耕南）等游历欧美，其间著文言散文《环球游记》。林献堂是台中雾峰望族，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环球游记》是台湾文化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较早的著作之一。
林华光、杨浩然曾在大陆参加“秋野社”的文学活动，并曾经在1927年在《秋野》月刊上著文介绍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 台湾绘图本散文家陈炳煌（笔名鸡笼生），1916年赴大陆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918年就读香港拔萃书院。后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东南亚长期旅游，后到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台湾新民报》社上海支局长，并陆续在该报的文艺版上发表《海外见闻录》、《大上海》、《百货店》与《漫画集》等作品。
1930年代，许多台湾青年，如新竹人郑连捷、台中人何非光和台南人刘灿波（后改名刘吶鸥）等，到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并获得成功。何非光集演、编、导诸才艺于一身，1934年曾与阮玲玉合作演出《再会吧，上海》，1940年编导了揭露日军暴行的《东亚之光》。
吴浊流在1941年曾经来到大陆，先后到过南京与上海，曾任南京《新大陆报》记者。周定山（一吼）则曾经担任过《漳州日报》的编辑。
一些在台湾岛外书写的作品文本，又或早或晚地回到台湾，产生影响。这种因山河破碎和外族胁迫而流离异乡的文学现象，国外常称其为流散（diaspora ）写作，而此种美学现象，西方理论则称之为流散美学（diaspora aesthetic）。所谓“归岸之响”，则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概念。一方面，台湾的离岛作家的文学作品可以在岛外产生反响，或者有时又会通过某种渠道再返回岛内而传播流传；另一方面，有一些台湾岛外的其他地区作家却又来到台湾，留下他们的墨宝。这种特殊的处于台湾文学的外围的文学现象，谓之“归岸文学”，此种“归岸文学”之流播，则谓“归岸之响”。 二、 离台内渡写作
（一）台湾作家的内渡写作
1895年4月17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抢夺了台湾，为使自己在台湾的统治不受阻碍，在第五款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 中国 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日本政府以占有土地为原则，给台湾人两年时间的考量，台湾人在限期之内可以离开台湾，不做“日本臣民”。《马关条约》规定的“住民去就决定日”，1897年5月8日为最后期限，据统计，在此之前，因“义不臣倭”而离去的台湾人，有 6456 人。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即满含义愤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汪春源泣血上奏：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了台湾民众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这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台湾士绅在家乡沦日后，许多人满怀悲愤内渡大陆。这些内渡的台湾文化人与迁居地民众友好相处，有的还与在地人家结为美好姻缘，如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1园主夫人龚云环是清末泉州翰林龚咏樵（显增）的女儿，龚家和林家由此成为亲家。菽庄花园创设了菽庄吟社，经常举办寿菊酬唱、华诞贺词、饯别放歌等文学活动。1924年，花园主人林尔嘉往台湾、日本旅游，并寄寓瑞士，1931年又返回鼓浪屿。林尔嘉爱菊成癖，在园中种植数
千盆各种菊花。每逢菊花盛开，便邀请菽庄吟社诗友作寿菊雅集。
许南英（1855 -1917），字蕴白，一作允白、子蕴，号窥园主人，台南府（今台南市）安平县人，祖籍广东揭阳。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三甲第61名进士。1895年离台，寄籍漳州，居漳州海沧墟，将其宅命名为“借沧海居”。他常到厦门参加菽庄吟社的诗钟吟会，后曾远渡南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回国，历任广东徐闻、阳春、三水知县，曾调署阳江同知。民国初，曾担任福建龙溪知事。1916年（民国五年）返台，停留数月后，又应邀赴苏门答腊棉兰为侨绅张鸿南编辑“事略”。1917年，因穷愁怀乡抑郁而死。因其台南赤嵌城故居有地数亩，许南英名其为“窥园”，其诗集由此得名《窥园留草》。1914年（民国三年），台湾北部矿业界巨子颜云年、颜国年兄弟新居环镜楼在基隆落成时，柬邀全省诗人，在其新居举行击钵吟会，参加者有100多人，许南英也从厦门归台，被邀请主持诗盟，“与会者乃议轮值举行联吟大会，日据时期吟风之盛，可谓此为契机也。”2
黄宗鼎（黄彦威，1862-1954）1895年曾与汪春源、罗秀惠、叶题雁、李清琦等向都察院上书，抵制割台之议。台湾沦陷后，黄宗鼎、黄彦鸿兄弟被迫离台内渡，归籍于福建侯官。后黄宗鼎曾任山西朔州知州，夏县、大宁、蒲县、永济等县知县，福建建宁、河南兰丰县知事，山西北路高等审判分厅厅长、北京财政部科员，1953年曾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浣月斋吟稿》3。黄彦鸿则曾于1898年中为进士，后为翰林。黄宗鼎、黄彦鸿诗画皆承家学渊源。他们的后人黄正襄、黄畲、黄均皆为诗人、画家。黄宗鼎的儿子黄正襄1926年生于台湾淡水，1943年随父到北平居住，现任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协会会员、齐白石 艺术 函授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教授。
汪春源、汪受田（汪艺农）父子在大陆写作了大量诗歌，惜大多散逸难觅。汪春源、汪艺农父子曾经共同参加厦门菽庄吟社的击钵联吟活动。汪春源曾为许南英《窥园留草》作“汪序”，文曰：
汪序
春源蚤岁获交于允白许君，彼此观摩，遂成益友。维时台学使灌阳唐公文治方新，礼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讲院；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院中月课，春源与君辄冠曹偶。君少孤，家贫力学，天资挺特；春源驽钝，常恐祖生先我着鞭。未几，君果以会魁授兵部主事。春源勉从君后，虽幸而得售，迄未能与君春秋同榜齐年，深以为恧。
君以崖自号，胸之所寓，笔之于诗。赤嵌城南故居有地数弓，杂莳花木，署曰“窥园”，日与朋侪觞咏；间或写梅弄翰以自娱，君盖淡于仕进者。亡何割台祸起，时春源以公车诣阙上书，不报；君与台帅同仇戮力，赍志不酬，恝然为蹈海之举。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终以劳燕分飞，一行作吏粤东、江右，不相见者几二十稔。辛亥鼎革，春源与君先后还山，同入菽庄吟社于鼓浪洞天者又数载。何意君之老健崛强犹昔，将为九万里图南之鹏，竟乘桴而居夷以死也！吾道之穷，宁仅诗人然也！
君诗不事涂饰，栩栩然自镜其元象。春源固陋，何足以序君之诗！回念数十年：陵谷沧桑，陆沉天醉，死生聚散于泯棼杂乱中者，君诗历历在心目焉。矧附相知之末，能无酸辛乌邑于山阳之笛、黄公之垆？读君之诗，屋梁落月，犹见颜色也！
岁在重光作噩（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嘉平月祀灶日，如弟汪春源拜序。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号少羲，晚号柳塘，台南人。汪春源曾经在1910年3月26日，在江西省南康府安义知县任上，寄给其妹婿吴汝吉一封信，文中对其妹妹的去世表示了哀悼，叙述了自己“沧桑变后，琐尾流离”、“寄居厦岛，颠沛龙溪县因寄籍”，他“承示家六嫂及舍侄等困苦情形，读竟涕下”，本想“挈其内渡”，但是自己虽任知县，却“清风两袖，力不从心”4。信中还问询了蔡玉屏等亲友的近况。文章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日据初期，这种来自大陆的家书对于台湾亲友来说无啻于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柱。因此，汪春源此信及其另外7封书信原件为台南吴氏家族所珍藏，直到2004年为台湾学者发现。汪春源之子汪
受田则曾任《漳州日报》主笔，是闽南地区知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爱国进步，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辛亥老人。
相对于扎根于大陆的老一辈文化人，张我军等是内渡求学、往返于陆台之间的新一代台湾文化人的代表。
张我军（1902-1955），台北板桥人，祖籍福建省南靖县。5他1921年到厦门协助林木土创设新高银行支店，并在厦门同文书院学习汉文，此时期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改名为张我军。自1921年起，张我军即往返于陆台之间，其作品也或发表于台湾；或发表于大陆；也有的发表于日本，而后又随该报刊返回台湾而发生影响。可以说，张我军是“离岸写作”与“归岸之响”的典型代表。1923年5月，他的第一首作品、律诗《寄怀台湾议会请愿诸公》发表于《台湾》杂志。1923年7月10日，其第一篇日文随笔作品《排华政策在华南》在《台湾》杂志发表。1923年10月，律诗《咏时事》发表于《台湾》杂志。1924年1月12日，他在上海“台湾人大会”严词谴责日本驻台湾的内田总督的暴政。1924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结识了后成为其妻子的定居北京的湖北姑娘罗文淑。在北京读书期间，他兼任了《台湾民报》社驻北京通讯员。其第一首国语（白话）诗歌《沉寂》便发表在1924年3月25日《台湾民报》。1924年10月因遣散费用尽，返回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栏编辑。1925年，张我军再度赴北京求学，考入中国大学文学系，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张我军曾与鲁迅有过交往。他曾于1926年8月11日到鲁迅寓所拜访，并赠送鲁迅《台湾民报》四册，得到鲁迅的勉励。鲁迅在当天日记写道：“张我权（按：张我军之笔误）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一年后还追忆此事：“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61929年张我军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后在该校及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大学担任日语讲师。抗战期间，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任教时期转而从事日语教材编写及翻译。1929年，张我军还曾再次看望了回北京探望病母的鲁迅。1938年，张我军曾在北平担任《中国文艺》主编。张我军1921年到大陆，1946年台湾光复后才回台湾。
张我军在“1934年10月记于北平”7的《中国人口问题研究》8译者序中曾提及自己在翻译此书时，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洪炎秋的合作：“第一章与第五章系我军所译；第二第三第四
第六章为炎秋所译。”9洪炎秋（1902-1980），洪弃生之子，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
张深切（1904-1965），号楚女，南投埔里人。幼时受父母影响，极具抗日思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曾因为坚持使用台湾方言，被勒令退学。退学后赴日留学，在日本就读小学、中学、 工业 学校、青山学院，但均肄业，后返回祖国大陆，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就学期间与林文程、张秀哲等组织广东革命青年会。后因从大陆向台湾传播革命思想，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与赖明弘等人推进台湾新文学运动，筹设台湾文艺大学，创办中日文文艺杂志《台湾文艺》。后又到沦陷中的华北，创办《中国文艺》杂志，与张我军交好。1939年左右华北沦陷时期曾任《中国文艺》杂志社长、主编。《中国文艺》杂志后因宣传民族思想遭到日军的查禁。台湾光复后张深切返回台湾，发表了多种著作。其中较著名者有《遍地红》等。电影剧本《遍地红》原题《雾社樱花遍地红》，描写了雾社事件，歌颂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抗日精神。作者谓其为“在大陆沦陷前为西北影片公司写的电影剧本”10，作于“七七事变”之前。
钟理和（1915-1960）在日据时期的创作主要完成于大陆。钟理和，屏东高树乡广兴村（旧称“大路关”）人，祖籍广东梅县。1940年，因同姓结婚为乡里、父亲反对，偕钟台妹远渡大陆，奔逃沈阳。1941年迁居北平，写《泰东旅馆》（未完稿）。1944年写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等。1945年写成《逝》、《门》，并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其第一本创
作集《夹竹桃》。1946年，他携家眷回到台湾。
刘呐鸥在20世纪大陆文学史上曾掀起了一阵新感觉派热潮。刘呐鸥（1905－1940），本名刘灿波，笔名洛生、呐呐鸥。台南柳营人，生于日本，长于台湾。家境富裕，16岁长荣中学毕业后，离台赴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学习日文文学。1926年日本应庆大学毕业后回中国大陆，在上海震旦大学插读法文特别班，与杜衡、戴望舒、施蛰存是同学。1928年，他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编辑发行杂志《无轨列车》和《新文艺》，《无轨列车》刊载新感觉派小说，他也由此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他又经营水沫书店, 出版了一些进步书刊, 也翻译过《艺术社会学》以及日本新感觉派小说集。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收入其八篇小说，是我国第一本较多地采用 现代 派手法的短篇小说集。 刘呐鸥在日本学习多年，深受日本新感觉派的泛现代主义特征的影响。他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心理分析方法、象征讽喻手法以及两男追一女的三角恋爱情节，并往往把故事场景定位在舞厅、咖啡室、汽车上，借此突显都市文明象征。其小说善于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展示人物的潜意识，恰切地揭示人物的心理。
刘吶鸥还表现出对电影的特别兴趣。1931年，他与人合编《现代电影》，并自编自导言情片《永远的微笑》。1934年，他发表《现代表情美造型》，高度赞美了好莱坞影星琼? 克劳馥和葛丽泰? 嘉宝，认为这种表情是最能打动男子的心。1936年，刘吶鸥曾为“艺华”制片厂编导《初恋》，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编剧《密电码》。艺华影业公司1938年4月首映了由刘呐鸥编剧，徐苏灵导演的电影《初恋》。这部影片被左翼电影运动称为“软性电影”爱情题材影片的代表作。
刘呐鸥1940年遇刺身亡，遗体归葬台湾。1943年当时红极一时的李香兰(山口淑子) ，奉令到台湾参加拍摄《沙鸯之钟》15，曾到台南祭祀刘呐鸥。李香兰在抗战期间生活于伪满洲国，后定居日本，现为日本议员，她对刘呐鸥的祭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呐鸥的亲日倾向，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同样沦陷于日本军国势力铁蹄之下的“满洲地区”与台湾的相似的不幸遭遇，以及未能把握住正确方向的文化人共同的悲情与遗憾。
鸡笼生，本名陈炳煌，漫画作家。曾就读于上海，居住上海数十年，将上海的里弄生活、风土人情，细致描绘成漫画，并加文字说明，1943年在《兴南新闻》日报（《台湾新民报》改刊而成）副刊连载，后汇成《大上海》一书出版。
此外，还有一些台湾文学青年曾经游学大陆。比如，在《鲁迅日记》中就曾经记述了1927年2月至3月间他与台湾在大陆青年张秀哲、张死光等的交往。张秀哲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就读，曾著有《毋忘台湾》（与杨成志合著。）等作。时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 科学 长的郭沫若曾经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张死光即此后在台湾文坛颇为活跃的作家张深切，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就读。1927年，当时在广州的台湾文学青年如郭德金（刚军）、林剑腾（赤剑）等，也曾拜访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向他求教求文。